吴海燕口述演戏是我幸福的时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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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燕口述演戏是我幸福的时光

吴海燕口述演戏是我幸福的时光

　　我从小有股韧劲，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只要能把生活中最美最感人的事迹反映在银幕上，再苦再累，我也甘之如饴。

――吴海燕

　　那是个夏日周末的午后，和吴海燕相约在上海音乐学院门口。

汾阳路上，两边茂密的梧桐叶和音乐学院不时传出的袅袅琴声，让人顿感清凉。

吴海燕，一袭红衣，款款走来，比年轻时银幕上的形象略显清瘦。

不过招呼时，从她矍铄的眼神中还是能感受到，风采依然。

原来，吴海燕每周六下午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声乐。

　　《海霞》――不堪回首的往事

　　吴海燕出生于一个充满艺术气氛的家庭。

她的父亲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干部，曾任上海京剧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等职务。

她的母亲是苏南军区文工团的主要演员。

1975年公映的电影《海霞》是她登上银幕的第一部作品，饰演女主角、女民兵排长海霞。

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年代里，她是一只报春的燕子。

　　之前也有媒体采访过我，让我谈《海霞》的拍摄过程，将近40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那段经历，心情还是难以平静。

　　当年北影厂有一位著名的摄影师钱江，他是共产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钱壮飞的儿子。

钱壮飞牺牲之后，他的儿女还小，是在周总理夫妇的关心下成长起来的。

　　1974年，《海霞》在全国选演员，钱江来到福州。

当时，我是福建省京剧院的演员，正在演一出话剧，还演了京剧《龙江颂》；他看了我的演出，给我拍了一组照片，海霞的扮演者就剩下我和谢芳老师。

　　到北京的时候，我年龄还小，又瘦又高。

江青说我长得有点像“小谢芳”。

谢芳老师是我年轻时特别崇拜的演员。

她晚上试镜，我白天试镜。

试镜结束后我就回福建了，不久接到通知，让我到北京报到。

后来才知道是江青定我演海霞。

当时我们京剧团有个机会，让我学演《杜鹃山》的柯湘，我还觉得失去这个机会挺可惜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会走进影视圈。

　　我们先是在福建海边的一个岛上拍摄。

刚一上岛，就碰到恶劣天气，每天刮风下雨，根本无法拍摄，所以，就让我们训练、下生活。

我演的是海岛上的渔家姑娘、民兵排长，由于我那时青春年少，长得太过白净细嫩，所以，让我每天去晒太阳。

我非常高兴和渔民打成一片，50多度的高温下，在沙滩上打靶，出海去打鱼，为了体验角色，我在生活中担任了民兵班长，每天训练完，都由我把所有的枪收拾好，扛到仓库去；有时其他演员都吃饭去了，我还要擦枪。

训练虽然艰苦，但我心里觉得非常充实。

没想到后来发生的变化，就像是一场噩梦。

　　那是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海霞》实际拍摄仅3个月，阶级斗争却搞了整整3年。

这部影片的第一任导演是凌子风，用的是很珍贵的伊斯曼胶片。

可是不知为什么凌导挨整了，说他工作不到位，演员也选得不好，反正一无是处。

我们都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才知道是北影厂的军宣队要整这些老知识分子，凌子风没干多少日子就撤了，由钱江、陈怀皑、王好为三人执导，最后谢铁骊导演也亲自上阵执导，结果谢导也挨整了。

　　剧组按照江青指示批判“黑线回潮”，阶级斗争从批判老知识分子扩大到整个剧组，青年演员也不能幸免，大家相互揭发，斗私批修，搞得人人自危。

有时候我们正在爬山训练，也会突然一声令下，全体到山下集合。

我们连滚带爬来到山下，动作稍微慢点，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小姐”。

我演的是女一号，自然是斗私批修的重点对象。

那时候我年轻，不善言辞，比较木讷，没有其它爱好，就喜欢看书。

海岛上蚊子多，我就点了蚊香夜读，没想到我在东海边的一举一动北京都知道，我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大学生”的帽子。

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只是觉得这样无休无止的争斗实在很无聊，就给我们京剧院领导写了信，说是不想拍电影了，想回去。

但领导回信说不可以，这是中央领导亲自抓的片子，让我好好锻炼，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不要多说……我只好重新打起精神，投入工作。

　　拍摄的过程并不复杂，基本上都是一遍过。

钱江和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妈妈的关系非常好，经常会去中南海看望他们。

一次，邓妈妈问他最近在忙些什么，钱江说电影《海霞》拍完了。

过些日子，他把样片送到邓妈妈那里，他们在小剧场里看，觉得挺好，邓妈妈又推荐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又推荐给邓小平看，邓小平看完也觉得很好，还说了一句话：

“好山、好水、好姑娘。

”没想到就是这句话惹恼了江青。

后来，全国上下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被批判。

《海霞》和《创业》这两部电影也成为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所谓重磅炮弹。

《海霞》摄制组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更险恶的政治漩涡。

　　一天晚上，摄制组所有成员被集中到北影厂的摄影棚，一个硕大的聚光灯照着我们。

有人开口就问：

“谁把《海霞》给中央首长看了？

”大家屏声敛气，谁都不说话。

接着进来几个打手模样的人，场面极其恐怖，有些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也憋屈得哭了。

后来钱江就站出来承认了，说是他送给中央首长看的。

于是，《海霞》的胶片全部被拿走，片库也被查封了。

当天晚上，钱江和谢铁骊等一些人还被抄了家。

　　解散后，我莫名其妙地被关进了北影厂招待所的一个小屋子里，一步不能离开，吃饭有人送。

原来和我一起玩的那些女孩子突然都不理我了。

我不明白这事为什么会牵扯到我。

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因为我是这部影片的主角，所以也在劫难逃。

　　第二天，宣传队找我谈话，要我揭发那些所谓的当事人。

那时我才十几岁，思想单纯，不懂得斗争为什么这么复杂，但却一直秉承做人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也许和我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有关。

我觉得那些老同志、导演、摄影师都挺好的，实在揭发不出什么。

他们便说我是女主角，受这些人的毒害太深。

我回答他们说，我没有受什么毒害，我是来向工农兵学习的。

他们白天不让我走出屋子，只许晚上偶尔在院子里散散步。

我很想找人说话，可是摄制组的人都不敢理我，我连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

宣传队轮番找我谈话，晚上不让我睡觉，让我揭发，但我一直坚持说不知道、不了解。

　　这样的胶着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

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海霞》中的不少镜头要重新补拍；说海霞在电影中哭哭啼啼的，是资产阶级的，给我扣了一大堆帽子，限我们20天要补拍300多个镜头，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一天补拍我的戏，可能是我那段时间缺乏营养，精神状态也不好，犯贫血，一下子从楼上滚了下来，身上摔了很多瘀血。

化装师问我怎么搞的，我委屈得嚎啕大哭，不敢说半句心里话。

虽然我离开了那间禁锢我的小屋子，但补拍的镜头都不理想，状态不对，人也变形了。

　　补拍终于完成了，但他们依然不放我过关，又把我送回那个小屋子，要我继续揭发。

一天半夜，我突然被叫醒，到外面一看，黑压压的一片人，敲锣打鼓，拿着红本本高喊着口号游行。

我抬眼望去，只见电影厂的大烟囱上垂着一条大幅标语：

“吴海燕是资产阶级大学生，一批大小姐，不能上革命历史舞台！

”我彻底绝望了！

直到“文革”结束后我才知道，我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把我与宣传队说的话原模原样写在里面：

“破鼓乱人捶！

我不知道的不能乱揭发。

我只有通过大家的揭发，来提高我的认识……”现在想想，我当时太天真，把自己往虎口里送。

后来江青带着一些昆曲名家，到大寨骑马、游玩、作报告，张口就说：

“吴海燕是资产阶级大学生，一批大小姐，不能上革命历史舞台！

”没多久，我就被人从北京送回福州戴罪工作……

　　《等到满山红叶时》――中国民族式的爱情故事

　　经历了一番波折的吴海燕，1977年被调到上影厂演员剧团，拍摄了《绿海天涯》等影片。

1980年上映的影片《等到满山红叶时》，使她的演技和声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1981年，应埃及电影作家、评论家协会主席姆拉赫的邀请，吴海燕和导演汤化达代表中国电影团赴埃及参加了第五届开罗国际电影节。

放映《等到满山红叶时》时，上座率竟高达百分之百，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时的埃及总统萨拉特的夫人也非常喜欢这部影片，称之为表现了真正的中国民族式的爱情。

　　有时想来人的命运也是千变万化的。

这部影片原来并不是安排我出演女主人公――朝云客轮三副杨英，而是演一个叫吴素琴的电影演员，而且汤化达导演还有点犹豫，迟迟没有决定是否起用我。

巧的是，就在此时，上影《庐山恋》摄制组也在选演员。

导演黄祖模经常在厂里看到我，就说：

“我不试镜了，就是她了！

”黄导可能觉得我身上有一种大学生的气质，和他心目中的人物有吻合之处。

如果当年黄导起用我，《庐山恋》就会是另一种版本了。

谁会想到，一直有点犹豫不决的汤导也就在此时决定由我出演杨英。

　　后来有人对我说，我当初如果选择拍摄《庐山恋》，也许影响会更大。

但说实话，这两个剧本和我要扮演的人物，我都喜欢。

当时我把剧本拿回家给我爸爸妈妈看，爸爸更倾向于我演《等到满山红叶时》，他觉得这是在演绎我们民族特有的爱情观。

我也觉得杨英这个角色特有的那份纯真、忧伤、顽强，更接近我的个性。

汤导最初的犹豫，可能是因为觉得我太洋气、太都市化，担心我表现不出杨英年轻时那种农村姑娘的纯朴和善良。

其实对我来说，塑造杨英这个角色，还是有生活经历的。

小时候，爸爸把我当男孩子养。

“文革”时，因为不肯和父母“划清界限”，我小小年纪就被“下放农村”了。

我对杨英的理解，和我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另外，虽然我平时不怎么善于和人打交道，但是我喜欢在生活中观察各色人物，把他们的言行、举止、表现，积攒在心里，慢慢揣摩。

　　杨英的生活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段是她从小在农村的经历，那时她的性格质朴、纯净、美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再一段就是她学校毕业后到了船上工作，又遭遇到感情上巨大的挫折――恋人、信号员杨明在转移航标灯时不幸殉职，要表现出她沉静、忧伤、坚毅的一面。

演员塑造角色，关键要身历其境，相情度理，不管是在船上船下，都要注意观察当时当地人的表情和言行。

我们到长江上游的信号台和江轮上去体验生活，发现船上的大副、三副们就是专注开船，不苟言笑的，也很少跟人交流。

这时候，就要仔细揣摩他们，从他们身上去发现杨英的影子。

船员们工作时漠无表情，并不说明他们内心没有情感波澜。

有时候人物内心在经历了巨大的伤痛之后，他的外表恰恰会呈现一种反常的宁静。

杨英就是这样一种典型。

她外表沉静，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与义兄杨明由“兄妹”之情延伸到爱慕，最终发展为妹妹对哥哥未竟事业的执著热爱，演员必须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通过细节刻画，有变化、有层次、鲜明地、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

　　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对爱情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更多地表现在对工作的敬业上。

也许生活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喜剧色彩，而更多的就是像杨英这样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以及对爱情的那份质朴、纯净的憧憬。

所以，杨英年代的那种价值观和爱情观，我是非常认同的。

杨明的扮演者丁嘉元也说，他演杨明这个人物不感到累，可能就是因为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缘故吧！

　　《白莲花》――差点命绝山崖

　　从性格内向的杨英，到热烈豪放的白莲花，吴海燕开始挑战自我。

1980年拍摄的《白莲花》，被人称作是“新中国第一部武打片”，有人向她投来疑虑的目光。

但吴海燕说：

“这个角色让我拓展了戏路，也充分调动了我的京剧积累，只有兼收并蓄，才能触类旁通。

”

　　上影厂找《白莲花》女主角白莲花的扮演者找了一年多，在我拍摄《等到满山红叶时》就已经寻找了，等我拍摄完了，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但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扮演这个角色，因为总觉得白莲花离我太远了，气质、个性、经历完全不符。

我很难想象，一贯性格内向、文静的我，如何在银幕上塑造一个杀富济贫、替父报仇的绿林女豪杰？

我更不敢想象，白莲花下山参加红军后，在一次战斗中，身陷绝境，纵马飞向绝谷，壮烈牺牲，这些场景我将怎样完成？

　　但是，这部电影已经有20多个国家订购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过了一段日子，摄制组让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们再试镜头，这回也通知了我。

我心里还是直犯嘀咕，认为自己绝对不行。

演员剧团团长铁牛也认为我不太合适这个角色，因为我以往演的角色都是偏柔弱、偏文静、偏学生气的。

后来张瑞芳老师把我找去了，说哪有那么多的“满山红叶”啊？

去试镜，试也得试，不试也得试。

　　《白莲花》中有不少武打场景，我回家就找我爱人帮忙，他是个京剧演员，能帮我设计武打动作。

再说，我的老本行毕竟也是京剧演员，武戏也演过，还演过《红灯照》中林黑娘这样的巾帼英雄。

我们夫妻俩就一块儿揣摩白莲花这个人物的性格、行为、言语，吸收了京剧中某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造型和动作，如斜盘辫子、腰扎宽带、甩斗篷等。

我还设计了白莲花头戴一朵大白花，象征白莲花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使人物从内在性格到外在气质和形体动作，具有那种既粗犷硬朗，又艳丽动人的绿林女侠气概。

　　试镜没几天，剧组就通知由我来演白莲花。

我从小有股韧劲，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只是没想到这部戏拍得如此辛苦，最后连命都差点丢了！

　　要过的第一关是骑马，剧组给我找的是原来拍《吉鸿昌》用的一匹大白马。

我们经常在河边开阔地练马，但那里遍地都是小碎石，人经常会从马上摔下来。

拍摄的第三天，我们正在河边练马，没想到一块大石头把马给绊了，我连人带马一块儿摔了下来。

还没等我站起来，就感觉有一个大铁锤朝我脑袋狠狠地砸了一下，一会儿我就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血流了下来。

原来那匹马被绊倒后，它的蹄子被缰绳缠住了，它想挣脱缰绳，马蹄子就直接朝我脑袋上砸了下来。

剧组马上把我送到医院，缝了八针。

导演和制片到医院看了我一下，怕我娇气，不利于角色创造，一句安慰的话都没说，五天后继续拍摄。

　　最危险的事情在后面。

马有时其实比人娇气，我骑的那匹大白马那段时间正好病了，有点拉肚子，住了几天医院，回来后有点异样，对面山上有爆炸声，它就很容易受惊。

那阵子是在陕西的山区里拍摄，那条山路，一边靠山，一边就是悬崖。

有一场戏是讲白莲花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追赶。

我骑在马上朝叛徒开了一枪，那马原本就病了，枪一响它就受惊了，拼命地跑；我拽住缰绳使劲地勒它，不小心手上的枪走火了，一枪打在了马脖子上，它跑得更加疯狂，马蹄子还不停地打滑，因为它不是靠着山壁跑，而是挨着山涧跑，我觉得自己时刻有掉下山崖的危险。

山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根本勒不住马，真的开始绝望，准备和马同归于尽了。

就这样，人和马一路飞奔了近10分钟。

忽然我看见前面山路弯道口停了一辆我们摄制组的车，很远就看见扮演肖烈的宫喜斌站在车边，我拼命地喊：

“宫喜斌……”，他意识到出了问题。

那大白马平时一直都是他训练的，他和马很熟。

那一瞬间他也豁出去了，飞奔过来一下拽住缰绳，跟我说别慌，然后冲着马叫喊：

“大白，站住！

”大白马根本不理他，还是拼命往前跑，边跑边用马尾甩他，宫喜斌死死地拽着它。

也是我命不该绝，前面山路上靠山涧处出现了一块大石头，我们俩都看到了，宫喜斌说，“别着急，有救了！

”我也使出吃奶的劲儿勒住马，宫喜斌拽着马和它一起往石头上撞，马终于停了下来，总算是化险为夷！

我已经脸色煞白，腿脚发软，同志们把我从马上扶了下来。

宫喜斌真可以说是我的救命恩人！

　　演戏――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之后几年，吴海燕接连拍摄了许多电影和电视剧：

《检察官》《还乡》《妹子厂长》《特区姑娘》《加州来客》《同龄女友》《阿满的喜剧?

笑出来的眼泪》《你好，太平洋》等等。

她在《加州来客》中扮演的梅秀云，获得了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第2届“学会奖”。

但是，就在她声誉雀起的时候，她来了个华丽的转身，把目光投向了话剧舞台，演出了《女画家的前半生》《国门内外》。

好莱坞影星英格丽?

褒曼和索菲娅?

罗兰在拍电影之余，每年都要登台演一部话剧，以期提高自己的表演能力，吴海燕对此深有感触。

　　在《加州来客》中，我扮演的梅秀云年龄跨度很大，要从16岁演到60岁。

她是个童养媳，丈夫被人贩子骗到美国淘金，一去30年，杳无音信；后来她与一位扫盲老师相互爱慕，但为了守“节”，只能割断情丝，守着瘫痪的婆婆和被人遗弃的孤女，过着凄苦和孤寂的日子。

这是个内心十分复杂却又不爱言语的女人。

　　在《特区姑娘》中，我扮演的陈颖，是个敢想敢干的知识青年，她经营的深圳光明农场，专养出口的迪高鸭，为国家赚取外汇。

从她身上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对现代女性的影响。

　　在《你好，太平洋》中，我扮演的是一位香港女企业家冯洁仪，又是一类现代女性形象。

这许多身份各异、个性不同的角色，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和锻炼。

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电影演员，要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必须到舞台上去锤炼。

我在话剧《女画家的前半生》中，演了潘张玉良。

一次，画家刘海粟来看戏，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

“你就是当年的潘张玉良”。

我在话剧《国门内外》中，演一位武警中校，从上海一直演到北京，诗人贺敬之鼓励我说：

“你演了一个现代女英雄！

”

　　近年来，我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剧本创作和电影纪录片摄制上，通过深入生活和到各地采风，拍了20集《风雨巾帼》纪录片，每一集介绍一个人物，其中有辛亥革命先驱者宋庆龄，也有102岁的工人运动领袖帅孟奇；创作和摄制纪录片的工作是很艰苦的，但是，能把生活中最美最感人的事迹反映在银幕上，再苦再累，我也甘之如饴。

当然，如果有合适的剧本，我还会为观众奉献新的艺术形象。

　　本文图片由吴海燕和本刊资料室提供

　　责任编辑/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