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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个代表”思想；理论创新；内涵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62（2003）20-0018-0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不是单层面而是多层次的，不是单向度而是全方位的。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中国当代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体系。
这里择其要点谈谈四个方面内涵的创新：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
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
第一，从对生产力的一般性理解到提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观点。
从上个世纪中叶之后，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着整个世界。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在阐述生产力的历史作用时，并不主张盲目发展一切生产力，而是要发展“先进”生产力。
很明显这个“先进生产力”指的是生产力系统中代表历史前进趋势的那部分生产力，是对社会进步推动力最强劲的那部分生产力，是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起决定作用的那部分生产力。
它既包括了作为起决定作用的主体性要素的劳动者，也包括了作为实体性要素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既包括了作为渗透性要素的科学技术，也包括了作为媒介性要素的教育；既包括了作为运筹性要素的生产运输和管理，也包括了作为流通性要素的经济信息和资本。
江泽民同志所讲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指的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指的是现实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包括了与生产力相关联、被生产力决定又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
第二，从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相作用，到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自觉调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方法的思想。
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江泽民同志的论述充满时代精神，更贴近中国当代的实际。
第三，从提出一切为了群众、向人民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到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这种创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过去强调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人民群众同时也应当首先是拥有者和享有者，强调拥有者与享有者的高度统一。
二是从更宽广的视野来探讨实现人民利益的方法，强调“三个一致性”，江泽民同志指出：
“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三是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重要性。
江泽民同志作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的重要论断，要求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面前进。
这些论述是对党的群众观点的重大发展。
第四，从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到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综合性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
江泽民同志指出：
“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发展越全面，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就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更好的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不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相互并列、相对独立、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
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性质、宗旨、历史任务作出的新概括，涵盖了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全面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
第一，从“忠实代表”到“三个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
以往谈到党的先进性时，一般是从阶级的先进性和政党的历史使命来认识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把党过去宣示的“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地、整体地、从更高层次上对党的先进性进行了概括，把三个方面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进行论述，完整体现了党的先进性。
特别重要的是，江泽民同志强调“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把对党的性质的阐释上升到了认识论的层面。
第二，从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党的先进性认识。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奠定了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党的阶级基础需要增强。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新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江泽民同志一方面强调重点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一方面提出，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党的阶级基础决定着我们党与其他政党的本质区别，党的群众基础是我们党除了自己的阶级基础之外必须拥有的力量源泉。
用江泽民同志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两个先锋队”的提法，深刻反映了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和新考验，对自身性质更完整、更深刻、更科学的认知和把握。
第三，从“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检验党的建设成败得失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衡量党的建设成就的生产力标准，他说：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邓小平同志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形势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
这个标准既包括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包括了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还包括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成为衡量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准。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第一，从“第一阶段”到“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在预料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时，曾经把它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
后来列宁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
关于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列宁曾经提出过“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至于更具体的发展阶段和过渡办法，列宁说他不知道。
毛泽东经过探索指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
后来邓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
他指出“在这个长期过程中，我们已经经历了若干具体的发展阶段，还要继续经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
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
在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论述使得初级阶段的理论更加具体、更加清晰。
第二，从“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特征和内涵的认识。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征和内涵，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是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
邓小平同志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还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江泽民同志在此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三大文明的观点，并以三大文明的协调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和内涵做出了新的概括。
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法律上政治上提供政治保证，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提供思想引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江泽民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实践。
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一个新进展。
第三，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第一要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
一是深化了关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邓小平同志把发展称为硬道理，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江泽民同志把发展与执政兴国联系起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发展为己任，以兴国为目标，阐明了发展与执政、执政与兴国的内在联系。
把发展放在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位置，说明我们党在所有重大任务中，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任务，是中心任务，是根本任务，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党和国家的其他任何事务都必须围绕这一要务进行。
二是深化了对发展内涵的认识。
江泽民同志讲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面的发展观。
第四，从“基本方针”到“治国方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制思想。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不允许有任何动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一基本方针。
在这个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
“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把法治提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
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
“我们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也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思想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发展了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强化了对德治重要性的认识。
这一系列的论述无不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第一，从否定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到承认劳动者拥有自主财产的合理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富民思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随着改革的深化，江泽民同志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指出：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财产也逐渐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财产怎么得来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这一论断阐明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拥有自主财产的合理性。
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对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二，从只承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能构成社会经济制度，到倡导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
江泽民同志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后，明确指出：
“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他还强调：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不同于过去强调坚持公有制时具有的排它性；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同于过去把非公有制经济仅仅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当然更不同于主张私有化；它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第三，从以按劳分配为惟一形式到倡导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他在十六大报告中再一次明确强调：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是对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新发展。
创造价值的惟一来源是劳动，但其他必要条件是劳动创造价值不可缺少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也是创造价值不可缺少的，因此，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完全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
这个理论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保护社会各个方面的切身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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