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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的全球化约束与政治传统张力
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的全球化约束与政治传统张力——俄罗斯政治制度重构的主导因素
徐坡岭
2013-02-2721:
11:
31 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
【内容提要】 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政治制度转型，以自由主义导向为起点，经过十多年的政治重构，却走向目前的权威主义政治结构。
为什么政治进程会偏离初始的目标?
本文的分析表明，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面临外部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和内部权威主义政治传统的双重约束。
在俄罗斯政治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与转型时期特殊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同时，也是为了完成转轨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重建任务，俄罗斯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再一次发挥了主导作用。
【关键词】 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全球化约束；政治传统
【作者简介】 徐坡岭，1966年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沈阳 邮编:
110036）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4）08-0019-06
在一个多文明并存的全球化时代，如何解读前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
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登上权力宝座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仿佛真有一种先验的“普世文明”[1]在引导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政治模式仿佛就要成为世界上惟一的政治制度范本。
[2]但仅仅过了十多年，当西方某些政治家欢呼自由主义“胜利”的余音仍未散尽，俄罗斯已经重新在政治生活中建立起权威主义的政治结构。
这一趋向再次激起西方世界的担忧和责难。
那么，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为什么会从自由主义回归到权威主义，什么是转型国家政治制度重构的主导因素?
本文试图在分析俄罗斯政治经济转型过程的基础上对此进行解释。
一 全球化约束与俄罗斯政治经济转型
（一）俄罗斯转型的原因与全球化约束
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原因的认定可以在多个层次上展开。
俄罗斯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过多次的“跳跃”和挫折，这种沧桑增添了原因认定的历史感和学术思考的层次。
在纯粹政治层面上，苏联集权的社会政治结构和苏共执政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失误被看做是苏联解体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我们认为，前苏联政治制度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应该从经济层面上寻找。
[3]
苏联在74年的社会主义生命历程中，前45年是辉煌和充满活力的，并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作为榜样影响了一大批国家。
但是，在通过集中资源完成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赶超任务之后，苏联社会向后工业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任务却是其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无法完成的。
尽管苏联对经济制度的改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但体制内的局部调整始终无法为社会经济发展造就足够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当20世纪80年代主要西方国家步入后工业化转型的轨道之后，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全球竞争中越来越难以抵御市场经济制度在效率上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在政治上的攻势，终于在90年代初发生剧变。
苏联解体和社会政治制度剧变本身说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中，经济上的低效率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这些问题要求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进行创新，对不适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制度进行替代。
这种需要是内生性的，具有历史强制性。
在制度创新和制度替代无法以边际演进的方式在原有制度内部渐进完成时，剧变和强制移植可能将成为制度更新的可行途径。
这是我们孤立观察俄罗斯转轨进程时，对苏联解体和社会剧变原因的基本判断。
[4]
毫无疑问，从基础原因看，俄罗斯社会1992年开始的自由主义导向的全面转型，是基于俄罗斯社会对经济效率的诉求。
但是，仅仅是效率诉求很难准确回答下列问题:
为何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转轨进程突然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爆发?
是什么因素启动了转轨?
转轨的基本方向为什么是自由主义导向的?
实际上，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约束。
那么，外部因素是否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
回答是肯定的。
在许多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被看做新一轮全球化的开始。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在80年代以后成为世界经济领域的突出现象，是因为8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同时，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对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的清算也引发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浪潮。
西方国家从国家干预向市场自由化的改革与政治生活中治理权力从国家层面向“非国家层面”（如民间组织）和“超国家层面”（如超国家制度安排）的转移，成为当时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西方国家以此为主要特征展开的政治经济变革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对原计划经济国家构成巨大压力，成为计划经济国家展开转轨进程的外部诱因和约束条件。
（二）全球化约束与俄罗斯转型的进程和方向
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是在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的主导下展开的，引导转型进程的旗帜是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
1992年俄罗斯经济上的“休克疗法”改革和确立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架构的1993年宪法都是西方自由主义逻辑的产物。
经济制度上放弃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倾向，政治制度上彻底摈弃苏联宪法和从西方引进宪法制度的做法，是俄罗斯社会政治转型的起点。
从进程上看，俄罗斯的全面转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992年至1993年为经济浪漫主义时期和宪政政治重构时期，1993年至1998年为经济制度调整时期和政治结构权威化时期，1999年至今为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模型化时期和政治权威主义的加强时期。
在这三个阶段中，全球化约束的痕迹均清晰可见。
从时间顺序看，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是在政治转型主导下进行的。
由于在计划体制框架内经济体制改革受阻，戈尔巴乔夫启动了政治改革进程。
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以“民主”和“公开性”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新思维”为自由主义在前苏联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5]
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全球政治经济生活的核心，以美国和英国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为代表。
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自由化改革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走出滞胀的陷阱，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榜样。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公开性改革为西方用自由主义思潮“和平演变”苏联政权提供了机会。
前苏联的政治改革进程迅速演变为自由主义对集权政治的讨伐，并导致俄罗斯激进民主派利用1991年的“8·19”事件登上权力舞台。
政治自由主义成为俄罗斯社会政治转型的基本工具和强大武器。
此后，在浪漫的自由主义思想引领下，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构成俄罗斯经济制度转型的核心内容。
俄罗斯激进民主派取得权力后，在政治制度构建问题上，虽然存在议会制宪政和总统制宪政的激烈斗争，但主导政治力量基本同意，彻底摧毁前苏联集权的政治经济基础，建立西方化的宪政结构是当时俄罗斯政治制度重构的主要任务。
1992年至1993年的政治经济转轨进程正是沿着这一脉络展开的，但政治转轨进程受到经济转轨进程和转轨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分层的制约。
俄罗斯转轨的突变性和强制制度移植的特征造成俄罗斯1992~1993年的经济严重衰退和政治混乱。
为了保持政治权力的合法基础，叶利钦不得不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向左派让步，起用切尔诺梅尔金代替盖达尔，重新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在政治上，叶利钦领导的占据政府的右派力量与占据议会的左派力量展开激烈较量。
1993年下半年的宪法危机成为一个契机，叶利钦利用1993年10月的“白宫流血事件”，在议会解散、没有新的立法机构的情况下，利用全民公决通过了总统制宪法，从而大大加强了总统权力。
应当指出，虽然1993年以后叶利钦一再以是否符合自由主义为标准来判断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和经济政策的方向，但1993年的俄罗斯宪法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它既不符合激进民主派倡导的政治自由主义精神，也没有遵循西方民主的基本分权原则。
1993~1998年的经济转轨进程沿着既有轨道前进，但叶利钦的自由主义主张限制了国家干预的进一步回归。
切尔诺梅尔金在1997年被撤换表明，“华盛顿共识”[6]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叶利钦的基本价值取向。
但在政治建设进程中，叶利钦并没有使自己的行动与其宣扬的自由主义相一致，而是通过制造金融工业集团和利用金融工业寡头在1996年进入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并使权威主义总统制进一步制度化。
2000年以来，普京推行以“强国战略”为核心的施政纲领。
在经济领域里，普京把提高经济效率和完善自由市场制度同推进广泛的社会保障政策相结合，积极寻找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适度干预的结合点。
在政治领域，则通过打击分离主义、打击寡头干政和控制媒体，进一步加强了权威主义政治倾向。
总体上，在自由主义的国际大背景下，权威政治是俄罗斯一段时间内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走向。
那么，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转轨为什么会出现由自由主义向权威主义的回归呢?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叶利钦面临的政治困境和普京的个人魅力等偶然因素造成的。
实际上，这与俄罗斯的社会政治传统和转轨时期特殊的社会分层以及经济走势密切相关。
二 自由主义对俄罗斯权威政治的影响及其时代特征
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成熟和式微，权威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与尝试，构成了国际政治领域制度建构和演变的基本线索。
[7]在俄罗斯现代化的进程中，专制主义主线下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构成了俄罗斯近现代史的基本轮廓。
[8]
（一）俄罗斯的权威政治传统与自由主义的传播
从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看，自由主义与俄罗斯的改革和社会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
从17世纪自由主义在俄国出现萌芽，到19世纪一些现代自由主义主张的出现，自由主义在俄国的传播非常曲折。
皇权思想和权威政治一直是俄罗斯民族社会的基本政治传统。
之所以这样说，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一直没能触动俄罗斯社会的皇权思想和专制制度。
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始于彼得大帝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俄国的实践，这是西学在俄国开始传播和俄国化的开始。
但是，彼得大帝在引入西方发展模式的同时，并没有引入公民平等、权力划分、立法和选举等当时在英国、荷兰已经实施的政治制度，而是继续巩固和扩大无限的君主权力；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倡法治，但也仅限于贵族圈内，并不触及皇权；19世纪50~7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曾掀起“废除农奴制”的自由主义改革浪潮，但这种改革也并不缩小专制权力的基础；当斯托雷平的改革威胁到皇权时，尼古拉二世就将其终止了；20世纪初的二月革命曾经引入西方民主制度，但苏维埃革命后，斯大林建立的集权模式又统领俄罗斯民族60年。
[9]叶利钦在1993年以后建立的专权机制，是俄罗斯权威政治的延续。
第二，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是依靠政权自上而下推动的，从而造成自由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依赖政权的特殊局面。
从彼得大帝的改革到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甚至苏维埃时期赫鲁晓夫的改革无不如此。
[10]转轨以来，从叶利钦到普京，改革的推动和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也具有政府强制的特征。
对此，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明确指出，强大的国家政权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二）转轨时期自由主义在俄罗斯传播的性质和特征
从实用角度和政治结构的实际走向看，转轨时期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那里自由主义是俄罗斯的传播是工具导向性的，并不完全是俄罗斯权力精英们的基本价值追求。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倡导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是西方范式的问题视角，对诸如俄罗斯等非标准西方文化社会（包括阿拉伯世界）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的主流意识并不把自由视为最高的或第一位的价值追求。
相反，在全球化约束下，自由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和西方主要国家减少干预的政策主张对俄罗斯的示范效应是，经济民主化和减少控制可以成为民族振兴的手段。
如果自由主义仅仅作为一种手段，作为解除旧体制束缚的一种手段，是否能从根本上动摇权威政治这一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值得怀疑的。
[11]以上两点说明，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历史是一条时断时续、影影绰绰的线条，由人文主义者承载的俄罗斯自由主义传播，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执著于自己的理想和浪漫色彩。
面对权威政治传统的强大基础和实践精神，自由主义运动如果不能与俄罗斯的现实实践相结合，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因此，到目前为止，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是工具导向性的。
俄罗斯政治传统的张力仍然决定着俄罗斯宪政体制的基本结构，这并不因为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发生根本改变。
三 俄罗斯政治传统的张力与俄罗斯的宪政建构
在自由主义旗帜下展开的俄罗斯政治转型却回归到权威主义的老路上，这种权威主义进一步被俄罗斯目前的宪政结构所确立。
那么，俄罗斯目前的宪政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俄罗斯宪政结构的构建
俄罗斯在自己的民族认同问题上，是面向西方还是面向东方，抑或是如俄罗斯国徽所示采取双头鹰取向，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宪政作为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它对俄罗斯而言不是完全内生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舶来品。
俄罗斯符合现代宪政精神的立宪活动出现在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苏联时期的宪法缺乏权力制衡的基本要素。
转轨开始后，俄罗斯开始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立宪活动，但由于一系列原因，目前俄罗斯的宪政模式仍然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宪政模式。
1993年俄罗斯宪法的产生是宪法危机的产物。
在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发表《国家主权宣言》时，已经提出制定新宪法的任务，并成立以叶利钦为首的宪法委员会，负责起草新宪法。
但在围绕制定新宪法问题上，是制定议会制宪法还是制定总统制宪法，各派政治力量展开激烈斗争。
到1993年，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演变成以议会为一方和以总统与中央政府为另一方的直接政治对抗。
1993年6~7月，叶利钦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制宪会议”，自任主席，力图通过一部新宪法。
但由于左派控制的议会与总统的严重对立，使得这一目标按照正常的立法程序难以实现。
1993年8月之后，议会与总统之间以“弹劾”和“解散”相互威胁，终于演变成1993年10月2日的“白宫流血冲突”。
议会与总统之间的对立最终以武力方式解决。
1993年12月，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叶利钦利用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
1995年5月，俄罗斯议会通过了新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规定了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组织、程序和方法。
至此，俄罗斯现行的政治制度架构基本完成。
[12]
（二）俄罗斯宪政结构的特点
俄罗斯1993年宪法在许多地方吸收了西方宪法制度的原则，形成了既带有法国总统制的许多特征，又具有俄罗斯自己特色的宪法构架。
一方面，俄罗斯的强力总统制既不同于美国式的总统制又与法国的半总统制有所区别。
它吸纳了法国总统制和美国总统制中有利于加强总统权力、减少对总统权力制约的成分和机制。
例如，根据俄罗斯1993年宪法，俄罗斯总统在政府组成上的权力范围大大超过美国总统，而在解散议会上的权力又大大超过法国总统。
作为联邦元首的总统拥有众多权力，其权力范围大于美、法两国总统，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今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强总统，弱议会”的现象。
这一体制导致立法、总统、政府、司法相互制衡的严重不对称，故此有人称其为“超级总统制”。
“叶利钦时代”向“普京时代”的平稳过渡使这一体制有了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时间。
另一方面，俄罗斯宪法中带有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文化的深刻烙印。
例如，俄罗斯社会对个人权利的推崇并不随俄罗斯民主进程的进展而消失，相反，把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与总统相联系的倾向十分明显，希望由一个铁腕总统引导社会走向稳定的民意十分强烈。
其结果是，虽然俄罗斯宪法中规定了三权分立这种西方权力制衡原则，但所谓的三权中，行政权是指政府，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属于法院，总统则超越于三权之上，而且可以影响和参与三权的行使。
[13]
（三）俄罗斯权威宪政结构的成因
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张力和转型期经济政治结构造就了其权威宪政结构。
俄罗斯这种权威政治的宪政结构的形成原因，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分析。
第一，从政治视角看，俄罗斯权威政治宪政结构的形成，与转型的时代特点密切相关，与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就时代特点而言，在转型时期，俄罗斯的政党政治还非常幼稚，大多数政党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纲领，临时结盟性的“朋党”和其他一些小党派无力促进和代表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进行有效的公共选择活动。
[14]在这种情况下，政权因素在政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为总统大权独揽提供了条件。
就俄罗斯的政治文化而言，民族主义政治和精英政治的色彩十分浓厚。
民族主义的道德排他性和精英主义对民主的批判，是两种消解自由主义的重要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而这两种倾向在俄罗斯社会、特别是在俄罗斯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它为权威主义宪政结构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
就社会结构而言，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是旧的社会分层已经解构而新的公民社会仍未形成的社会结构断层时期，此时对社会结构的利用和操纵更容易倾向于民族主义、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导向。
第二，从经济层面看，俄罗斯权威主义宪政结构的形成符合转轨时期主要公共选择力量的利益。
首先，经过1992~1994年的“大私有化”和1994~1996年的“小私有化”，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掌握大部分社会财富的政治经济精英，以金融工业寡头为代表的俄罗斯“新贵”为了保护自己在混乱中取得的财产，需要一种政治保护。
而能够提供这种保护的既不是以俄罗斯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也不是以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激进民族主义力量，而是发动私有化的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
同时，叶利钦在政治斗争中也需要倚重这些大企业主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事实上，叶利钦正是在俄罗斯金融工业寡头的支持下才成功赢得连任。
在这里，叶利钦建立权威政治的需要和大企业主需要政治权威提供保护的意愿结合在一起，成为俄罗斯权威主义宪政结构建立并被确定下来的重要社会因素。
目前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中都存在着强调这些利益集团影响政治结构和政府政策的倾向。
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社会分层中每一个具有政治行为能力的利益集团都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采取行动。
由于它们具有内聚力，所以它们能够筹集和配置资源，通过影响公共选择过程，持续地追求自己的目标。
它们通过接近政治家及其官员，通过政治支持或撤回政治对抗影响政治进程，通过与政治家达成非正式的政治交易，促使政治结构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变。
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交易也可以带来收益，就是选票和政治支持。
而普通公民和选民虽然也知道利益集团一旦当道，自己的利益就将受到威胁，但由于力量分散，分别获取信息的成本很高，形不成有效的压力，结果他们被排斥在政治游戏之外。
由此就形成了利益集团与政党结盟的政治结构，并在经济政策中形成了一股持续不断的通过干预满足利益集团要求的政策取向，这往往是一种带有权威主义特点的反自由主义政治结构。
其次，权威主义政治结构与经济增长并不矛盾。
在经济增长成为一个国家主要任务的特殊历史时期，通过权威政治确立一种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可能促进经济增长，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观察东亚经济增长和政治结构之间关系时得出的结论。
俄罗斯转轨初期的政治混乱和经济衰退在俄罗斯民众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因此，他们并不担心普京加强总统权力的种种举措。
从实际政治选举的结果看，俄罗斯民众似乎宁愿选举出一位“好沙皇”，也不需要无休止的民主斗争。
同时，通过权威主义政治结构确立的稳定的社会形势为外资流入提供了较好的环境，而且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也可以为经济主体的长期投资提供一个稳定的未来预期，它有利于经济增长。
当然这种权威主义政治结构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还需要其他一些充分条件，比如政治清明等。
再次，迄今为止的俄罗斯政治进程，既没有成长出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治程序，也没有成长出成熟的民主政治空间。
俄罗斯转轨进程开始后，各种政党纷纷涌现，又不停地分化组合，其共同特点是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纲领，政党参与公共选择的过程是无序的。
同时，转轨造成的社会重新分层和财富重新分配导致的贫富对立，也使俄罗斯民众对激进民主派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思想缺乏认同，民主政治空间并没有真正覆盖俄罗斯社会。
因此，无论从政治博弈规则建设的角度看，还是社会政治分层看，“俄罗斯缺乏成熟的民主政治程序和民主政治空间”这种判断都是成立的。
[15]
四 结语:
转型时期政治制度重构的主导因素
以市场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从外部启动了俄罗斯自由主义导向的政治经济制度转型，也规定了其转型的初始方向。
但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结构随后就开始了向权威主义政治结构的回归，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政治制度演变轨迹?
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特定的民族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框架内，与内部规则差异较大的外部因素并不能主导这个社会的政治进程和方向。
就俄罗斯的案例而言，其权威主义政治传统的形成，是与俄罗斯近代以来的追赶型国家发展道路密切相关的。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种政治传统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
反过来，它又成为当前俄罗斯国家政治结构重构的主导因素。
俄罗斯转型时期政治制度重构的实践再次表明，国家制度是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必须适合于本民族“理念”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每个民族都有着具有自身特点的政治制度，要想把某一民族的国家政治制度强加给另一个民族，或不顾本国历史传统，简单照搬或套用别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往往是徒劳无益的。
[16]
同时，俄罗斯的案例也启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即使自由主义成为国际潮流，但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在非西方社会传播，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消解这个社会自己的民族“理念”。
特别是，如果自由主义在某个社会的传播是被作为工具而不是价值目的使用的，那么，传统政治文化的张力必定会阻止其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目的，从而使这种外部因素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演进中成为边缘化因素。
注释：
[1]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对V.S.Naipail在1990年提出的“普世文明”（UniversalCivilization）的含义、来源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是否会在一种“普世”价值观的引导下走向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全方位趋同，成为分析当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7页。
[2]弗兰西斯·福山就把当时的进程看做是“全球范围的自由主义革命”，他认为这种革命代表着通向未来的长远历史趋势的最新阶段:
自由民主的进步，及与之相伴的经济自由主义，是过去400年中最值得关注的宏观政治（macro-political）现象。
……目前的自由主义革命更进一步证明，存在着某种基本的力量，使所有社会都遵循共同的进化模式。
……简而言之，人类的普遍的历史都是通向自由民主。
这一发展过程中，当然有高峰，也有低谷，但是，这种周期和中断，并不能影响其方向和普遍适用性。
[3]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学术界有诸多分析，可以说是见仁见智。
有“经济发展落后说”、“政治体制僵化说”、“苏共蜕变说”、“民族冲突说”，还有“西方和平演变说”、“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说”等等。
详细综述可以参见刘国华、薛晓荣:
《苏联解体原因十年研究综述》，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6期，第75~81页。
[4]徐坡岭:
《俄罗斯经济转轨进程的理论探析》，载《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3期，第21页。
[5]参见邢广程:
《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5）第七卷:
“戈尔巴乔夫时期”，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09页。
[6]指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批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推荐的以“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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