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风的衍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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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风的衍变
建安诗风的衍变
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建安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是用“建安风骨“加以概括的。
“建安风骨”一词，虽然是出自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但在解释“建安风骨”时，基本上是沿用刘勰《文心雕
龙》的说法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
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此其所同也。
（《明诗》篇）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
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
雅好慷慨；良由世
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时序》篇）
这两段话，由于受骈体的限制，有的地方表述得不很清楚，也不尽符合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
首先，建安时期诗歌的内容和题材范围，并不都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类。
试想，一班吟风弄月、流连光景，只顾在诗歌中述说恩宠荣耀的际遇，描绘宴集酣饮的盛景的诗人及
其创作，怎么可能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这种诗的情辞格调又怎么会“梗概而多气”呢?
很显然，在这里，刘勰除忽视了时间上的阶段性和文体上的发展演变以外，他在《时序》篇提出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系列精辟见解，并未完全贯穿到对于建安诗歌的论述中去，他没有着眼于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变化，而把“建安之初”和“建安之末”混为一
谈。
其次，刘勰不提魏武对建安诗歌的开创之功，只讲他“雅爱诗章”是不够的。
对“文帝、陈思”的评述，也过于笼统。
“建安之初”，曹氏兄弟尚在童年时期。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丕仅十岁，曹
植只有五岁。
即使史籍中关于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文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的记载是事实，也不能把他们列在“纵辔以骋节”的领衔地位上。
就是到了建安中、后
期，曹丕、曹植也不能一概而论。
曹丕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写作五言诗上，甚至可以说不在诗歌方面，主要是在文学理论的建树上；曹植虽然大量写作五言诗，但他最好的五言诗即不是“建安之初”写的
，也不是建安年间写的，而是在魏文帝黄初至魏明帝太和年间产生的。
再次，“建安”作为年号纪年是二十五年，即公元196年至220年，但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它的上限应早于196年，而下限应延长至魏明帝太和年间，即曹植去世为止，大约有四十多年。
在
这段时间内，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同样，在文学上，也有一个衍变过程。
一
建安诗歌的衍变过程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185年至189年）开始。
这一阶段的时代特点是：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
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多相食，州里萧条……”（《资治通鉴》卷六十二）。
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曹操应运而生。
曹操是历史上罕见的桢干之材。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他是“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鲁迅也说：
“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而已集’魏
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兼并群雄，统一了北方。
他思想先进，忧时悯乱，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感受和见解敏锐深刻。
又是一个“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三国志·魏书》卷
二《文帝纪》裴注引），长年勤学专思的人。
得力于此，他才能写出《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一类作品。
钟惺评《薤露行》说：
“道尽群雄病根……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古诗归》卷七）刘履说《苦寒行》是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选诗补注》卷二）而成的“乐章”。
《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则是作者进取精神、理想及胸襟的
艺术表现。
对于曹操诗的特色，历代诗论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用“自然沉雄”（周履靖）、“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沈德潜）、“古直悲凉”（方东树）等词语加以称许。
曹操这种诗风的形成是与他的思想
境界和生活态度分不开的。
胡应麟概括曹操其人其诗说：
“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非衰运人物。
”（《诗薮》外编卷一）而“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陈琳等人的
早期创作，则与曹操的诗风相近。
王粲“文若春华，思若涌泉”（《曹集铨评·王仲宣诔》）。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也称他“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着诗、赋、论、议
垂六十篇。
”王粲十三四岁在长安时，受到左中郎将蔡邕的赏识。
说他“有奇才”，蔡氏“倒屣迎之”，把家藏的书籍文章，都送给了他。
他是汉朝三公之胄，但他生不逢时，十六七岁时，从长安逃到
荆州，投奔刘表，在那里滞留15年，不受重用，深昧奋进之路被阻之苦。
《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和《登楼赋》“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
情眷眷而
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较深刻地反映了动荡的社会现实，抒发了他的坎坷不遇和内心痛苦，以其与曹操的作品相比，尽管有壮阔、纤巧之别，但胸襟怀抱、思想格调确有相通之处。
可以说，归曹以
前，王粲的诗是具有“建安风骨”的。
无疑，陈琳的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也属同一类。
刘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诗人，钟嵘誉之为“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卷上）。
这既是刘桢的诗格，也是他的人格。
个性是艺术的灵魂。
但人们常常以此对刘桢评价不高
。
其实这是不当的。
我们并不推崇类似孔融的那种疏狂、迂腐的个性，也不能提倡那种带有某种个人主义色彩的所谓的自我表现。
但是不能不承认刘桢的《赠从弟三首》一类诗，是宏响铮铮，动人心魄
的。
其中第二首：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写得质朴自然。
诗中临风傲霜的松柏，正是那个因“独平视”甄氏，
被曹家以“不敬”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来又改作劳役的诗人的写照。
这种“真骨凌霜”的气势，雄健挺拔的格调，也是建安初期诗风的一个特征。
二
建安13年（公元208年）冬，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
建安诗歌也随之发展到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延续到建安末年。
以“三曹”、“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士集团的形成和消亡，标志着建安诗坛的兴衰
和诗风的演化。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说：
“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幽忧子集》卷六《南阳公集序》），是看到了这一文学新体的特点和诗风的变化。
陈琳是曹操击败袁绍后，约在建安六、七年
归附的，曹操使与阮璃俱管记室。
这说明阮璃是在此之前入曹幕的。
建安八年或稍后刘桢归曹。
建安十一、二年前后徐斡、应瑒分别归附曹操。
“七子”中，王粲归曹幕最晚，是在建安十三年曹操战败
刘表之后。
同年，邯郸淳及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等，也相继喁喁归向曹幕。
此时，曹丕、曹植兄弟也已成长，并显露文才。
邺中文坛出现了“俊才云蒸”，“彬彬之盛”（钟嵘《诗品序》）的局面。
这时，经济恢复、生产发展，社会环境相对安定，诗歌内容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对战争的描写就与曹操不同，暴露性的内容已被颂武、凯旋所代替。
建安十二年，陈琳《神武赋》、应瑒《撰征
赋》是颂扬曹操征乌桓事。
十三年秋，曹丕随父征刘表，有《述征赋》。
同年，陈琳、杨修、应瑒、王粲等均有《神女赋》，称颂是年曹操征刘表取胜，记置酒汉滨事。
十四年，繁钦从曹操征孙权，有
《撰征赋》。
十六年，徐斡有《西征赋》。
十九年，曹操东征，杨修有《出征赋》，曹植守邺，有《东征赋》。
二十年曹操西征引军还邺，王粲有《从军诗》一首，以美其事。
次年征孙权，王粲又有《
从军诗》四首，内容大都是对曹操的称誉。
在邺中文人笔下，不仅描写战争的诗以美操为主，其他内容亦大致如许。
以王粲为例，他的诗风就与前期大不相同了。
归曹后，曹操的文治武功使他倾慕，更因曹公对他“以腹心委之”（葛立方《
韵语阳秋》卷八）；《七哀诗》中原有的“下泉”之悟，转化成了颂圣之辞。
葛氏指出：
“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锡之命，公知众情未顺，终其身不敢称尊。
而粲诗已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
之语”（同上）。
诚然，王粲《公宴诗》的“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
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以及《从军诗》其四的“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等，完全是对曹操的颂扬。
刘桢作于建安十四年
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的“元后”指曹操。
这当然也是一首颂诗。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要一般地去否定颂诗。
曹操受命于危难之秋，对
国家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是值得称颂的。
至于建安诗歌中的那些应景诗，对当代和后世产生的某种消极影响，那是另一码事，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
曹氏兄弟与邺下文士相处友好，政局辑定，诸人游宴过从，吟诗作赋。
曹丕《与吴质书》追忆说：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至
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邺下文士生活优裕，诗歌多为欢宴赠答而作。
建安十七年春，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曹丕、曹植并有《登铜雀台赋》。
植下
笔成章，美捷当时，“太祖甚异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
可以想见，露才扬己的曹子建，是时好不得意。
这期间，诗歌的题材比前一阶段有所扩大，特别是以曹魏为主体的上层统治者的生活，在诗歌中得到普遍反映。
只有在这时才可能出现“怜风月，狎苑池，述恩荣，叙酣宴”的五言诗“腾踊”的局
面。
曹植《名都篇》描绘的“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
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胎鰕，寒鳖炙熊蹯”的京洛少年，恐怕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子的人，或者是自身
的写照。
这种五光十色的贵族生活是邺下诗歌的主要内容，尤以同题赠答为甚。
曹丕曾命陈琳、王粲并作《玛瑙赋》，他如《槐赋》、《柳赋》、《出妇赋》等也都竞相制作。
建安十七年，曹丕于西园
宴宾客，作《芙蓉池作》一诗。
同年或稍前，阮、王、应等均有以《公宴》为题的唱和。
写得较好的是曹氏兄弟和刘桢的三首。
同是《公宴诗》，上述王粲的一首其状卑乞，管弦、佳肴落人老套。
刘桢的：
“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
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
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
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
华馆寄
流波，豁达来风凉。
”诗中不仅没有谀辞，也没有通常宴飨中杯盏、珍羞散发的酒肉气，倒是一首清新别致的风景诗。
曹植的同题诗与刘桢的一样，都是曹丕《芙蓉池作》的和诗，二者除了清新流畅的
共同特点外，曹诗用字工巧，写得更讲究。
单是“朱华冒绿池”的“冒”字，竟惹得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江淹等摹拟不已。
“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二语，方东树称为“神到之句”（《昭
昧詹言》卷二），宝香山人说“写得出，画不出。
”（《三家诗》曹集卷一）这位宝香山人很有眼力，“画不出”的诗更富于神韵。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曹植《七哀》）这一联的下旬，恐怕也“
画不出”。
“丹青难写是精神”。
这类句子可以说是景语的升华。
刘桢的《公宴诗》句句是实景，曹诗虚实间出，似是刘诗的转续和发展。
那么，写景日多，情景交融，形神兼备，是建安诗歌衍变到第
二阶段上的特征之一。
假如把曹氏父子对比一下，可以看出上述一、二阶段诗风的明显不同。
在治行理事方面，曹丕和曹操不一样，他效法汉文帝，想作仁君，放弃了乃父摧抑豪强的政策，当了七年富贵平安皇帝。
一个
事业上不求进取，生活中随意享乐的人，纵有“才秀藻朗，如玉之莹”（《曹集铨评·文帝诔》）的文采，也难以写出曹操的那种述志报国、蒿目时艰的诗章。
他作品的题材狭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在《杂诗二首》中虽有“郁郁多悲思”的句子，但那只是望乡之悲，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的断肠之痛，是两种味道。
“欢愉之词难工”的说法，
在一定意义上是成立的。
曹丕诗的内容多半是流连光景，宴饮赠答，佳人怀远，游子思乡；与曹操描写的生杀予夺，步艰履险的场景大相径庭。
曹氏二祖的诗除了题材内容的差别外，与此相关联的艺术风格也大不一样。
他们都写过《短歌行》，曹操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有股生气、霸气；曹丕的“仰瞻帷
幕，俯察几筵。
其物如故，其人不存。
神灵倏忽，弃我遐迁。
靡瞻靡恃，泣涕涟涟……我独孤茕，怀此百离。
忧心孔疚，莫我能知。
人亦有言，忧令人老。
嗟我白发，生一何早”却写得悱侧静约。
同是
《善哉行》，曹操张口伯叔让国，闭口“齐桓之霸”；曹丕却是：
“有美一人，宛如清扬。
妍姿巧笑，和媚心肠。
知音识曲，善为乐方。
哀弦微妙，清气含芳。
流郑激楚，度宫中商。
感心动耳，绮丽难
忘。
离鸟夕宿，在彼中洲。
延颈鼓翼，悲鸣相求。
眷然顾之，使我心愁。
嗟尔昔人，何以忘忧。
”表现出了“武帝之武，文帝之文”（《古诗归》卷七）；或称一则“强梁跋扈”，一则“中正和平”（黄子
云《野鸿诗的》）。
用沈德潜的话说就是“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古诗源》卷五）。
刘桢《赠五宫中郎将》有“君侯多壮思”句。
如果把其中的“壮”字，理解成强壮、雄壮，把“壮
思”解释成雄浑壮阔的意思，那就与曹丕的诗风不合了。
这里的“壮”字是肥硕之意。
《礼记·月令》谓仲夏之月“养壮佼。
”孔颖达疏：
“壮谓容体盛大。
”曹丕的诗联想丰富，立意委婉，构思精密
，韵味隽永。
这种种特色的组合，不正是接近于“容体盛大”的引申之意吗?
所以沈德潜说的“悲壮”和刘桢所说的“壮思”，尽管都有个“壮”字，含义却完全不同。
这正是曹操、曹丕诗风区别之所在
。
曹丕的诗歌与曹操不能类比。
《观沧海》和《燕歌行》都是好诗，前者恢弘，后者细腻，格调迥别，在《薤露行》、《蒿里行》与《杂诗二首》、《燕歌行》之间，另有一种区别。
这种区别表现在
前者“过于质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仿佛只是一种社会历史资料，是对史事的刻板记叙，埒于史乘，而缺少诗情。
诗在特定意义上犹如心灵的足音。
淋漓尽致的感情抒发、细致入微的心理刻
画，比写实性的描摹外界生活，更符合诗美的要求。
处在“文学的自觉时代”，又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曹丕，无疑是认识到这一点的。
所以，他提出“
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主张。
他的诗不再是枯燥的叙事、言志，而是非常讲究语词的娟秀、抒情的和婉。
这样的诗自然能够陶冶性情。
沈德潜称之为“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
。
从艺术上看，这是诗歌发展的一种进步表现，也可以说曹丕的诗比曹操，由古直到丰润，由外表向心灵深处扩展了。
对比一下《薤露行》和《燕歌行》，是不难看出诗艺的进展的。
曹丕与曹植相比，看来可以同意钟嵘赞美曹丕“‘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诗品》卷中）的说法，但不能附和王夫之的“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姜斋诗话》卷
下）的话。
曹植的诗不仅思想内容比曹丕充实深刻，艺术性也比曹丕的高。
只是在某种表现形式方面，曹丕有所独创。
比如，他不仅工于五言诗，六言、杂言也写过，《燕歌行》还被称为“七言之祖”（
何焯）。
曹植写得最多最好的是五言诗。
兄弟俩都没有写出像他父亲《观沧海》那样好的四言诗。
三曹的长短是相对的，不好笼统地说谁压倒谁。
前人说“魏文资近美媛，远不逮植’，（徐祯卿《谈艺录
》）。
如果这是就作者气质与创作关系而言，有一定的道理。
曹丕像美女，其诗妍丽。
曹操是英雄，其诗“沉深古朴，骨力难侔”（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
曹植则兼得父兄之长，文采风流，雄姿英发
。
胡应麟和成书倬云分别把三曹做了比较，说曹丕“高古不如魏武，宏赡不及陈思”（同上外编卷一）；“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
”（
《多岁堂古诗存》卷三）。
曹操开创的“建安风骨”，在曹丕、曹植身上发生了嬗变。
三
随着“七子”的零落、曹操的死、曹丕的称帝，建安诗歌继往开来的任务便落到了曹植的肩上，第三个阶段（从黄初元年到太和七年，公元220年至233年）的代表人物，只能是曹植。
曹植是建安诗人中最年少的。
以建安25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为分界线，曹植的创作可以划分为前后期。
前期从出生算起有28年，属建安诗歌发展的第二阶段。
后期约13年，属第三阶段。
对于曹植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历来有不同看法。
刘勰曾站在曹丕方面打抱不平，认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
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
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
于先鸣。
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
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文心雕龙·才略》）刘勰一方面回护曹丕，．一方
面又高度评价曹植。
“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这一说法，言之符实。
《明诗》篇又说：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华实异用，惟才所安。
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
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
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
”无疑，这是把曹植推举到四言诗之“本”，五言诗之“宗”的地位，说他兼有张衡之“雅”，嵇康之“润”，张华之“清”
，张协之“丽”。
这是对曹植诗的一种很高的称赏。
比起刘勰来，钟嵘偏爱曹植。
《诗品》把他列为上品，说：
“魏陈思王植。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诗人能够得到一个有见地的诗
评家这样的评价，十分光宠。
由于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所具备的这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点，与沈约论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
）的观点是一致的，正是建安诗歌发展衍变到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
说到这里，又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
由于人们没有注意到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特征时表现出的笼统、含混等毛病，认为他的话对这一时期的每个作家同样适用，又认为“建安风骨”只是指那些反
映世乱民瘼、表现进取精神，情辞慷慨、格调刚健的作品。
所以在评论曹植时，为了证明他具有“建安风骨”，就把《泰山梁甫行》、《门有万里客行》、《送应氏诗二首》（其一《步登北邙阪》）拿来
，说这些歌唱时代乱离的诗篇是曹植的贡献，言外之意是这几首诗最重要。
但是，从诗歌的发展和流变上分析，这是对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的一种机械理解。
无非认为这些诗思想性高罢了。
我认为曹
植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不在于他那些描摹外部世界，给后代留下了一些时代灾难的影像的作品所显示的认识价值，而在于他展示内心世界时进发出的精神力量；不在于思想多么进步、理想多么远大，而
在于他的思想善于凭借文学的彩翼驰骋翱翔。
曹植地位的确立主要的不是靠上述作品，而是靠《洛神赋》、《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美女篇》、《杂诗六首》等等。
不是说曹植身上没有“
慷慨”、“磊落”的特点，只是说曹植的这种特点，主要不是通过《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等反映的。
《赠白马王彪》表达的“恨”与“愤”，正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揭露；《野田黄雀行》塑造
的拔剑削罗的少年形象，也寄寓着作者反抗迫害、渴望冲出罗网的抗争精神……这些难道不都是对于早期“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吗?
如果把三曹的诗作一个总体比较，那么，在曹丕那里，难得找到一
点一般意义上的“建安风骨”，而在曹操、曹植那里，“建安风骨”的具体内容，又是很不一样的。
诗歌内容的这种多样性和多变性，除了时代背景和作者方面的原因外，诗歌自身的运动规律是不可忽
视的。
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建安诗风也不例外。
曹植诗的内容和风格就是对其父兄的变异和发展。
遗憾的是刘勰论建安文学，尽管看到了诗歌内容、风格的多样性，却没有充分地注意到
“时序”的不同、“世情”的变化，以及诗人的差异、诗风的演进，因而在理论概括上，就产生了笼统、含混，甚至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
理论一旦脱离了实际，那么它一定会表现出某种欠
缺和谬误。
高明的刘勰也不能幸免。
对于三曹诗的异同，前面作过比较。
这里再引述陈祚明的一段话：
“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尽变，魄力厚于子桓。
要之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
人攀仰莫及。
”（《采菽堂古诗选》卷六）这段话以变化的眼光看待三曹，又能抓住各自的主要特点，是可取的。
同时，这里的“凌厉之才”、“藻组之学”与《诗品》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又何其
相似。
应该说钟、陈都准确地指出了曹植诗的两个方面的特点。
但是，对钟嵘从“骨气奇高”和“词采华茂”两方面揄扬曹植是有不同凡响的。
一般在肯定曹植“骨气奇高”时，没有顾虑，认为这正是“建安风骨”的同义语。
而在涉及“词采华茂”时，却有两
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是把六朝以来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归罪于曹植。
这是贬低曹植一派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
另一种是褒曹（植）派的做法。
为了维护曹植的“名声”，这一派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曹植
“词采华茂”，仿佛要替他隐恶的样子。
这是对建安诗歌和曹植的一种片面理解。
如果只讲“慷慨”、“磊落”，那么建安诗人就只有曹操和早期的王粲等人，以及半个曹植，曹丕根本配不上。
论曹植
假若只讲“骨气奇高”，不谈“词采华茂”，曹植就不是在文学史上留名的问题，他会不会被人误解成一个硬骨头的英雄，也未可知。
当然这是题外话。
作为一个诗人，被冠以“词采华茂”这是桂冠，
是钟嵘真心实意的称誉。
文学研究工作者不应该惧怕或者瞧不起“词彩华茂”这个词。
一个诗人能够“摛翰振藻”（《南齐书·丘巨源传》），写出词采华茂的诗章，不是短处。
同样的道理，对“错彩镂
金”也应具体分析。
像有的人不喜欢富贵裱艳的牡丹花一样，你可以不喜欢文学上“错彩镂金”的绚烂词藻。
但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贬义词。
在建筑上只有能工巧匠才有错彩镂金的本领。
这个词的原义
就是指雕绘工丽的建筑物。
钟嵘在《诗品》卷中引汤惠休，把谢灵运的诗比作出水芙蓉，把颜延之的诗说成错彩镂金，只是说明在诗坛上颜谢“词采齐名”（《宋书·颜延之传》）而异趣，并不是要否定
颜诗。
至于用“词采华茂”来形容曹植，联系他的最富盛名的《洛神赋》一类作品来理解，会感到再恰切不过了。
这说明钟嵘在评价建安文学最有资格的代表人物时，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不带框框。
如果我们再玩味一番“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
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
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
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彩，长
啸气若兰”（《美女篇》）这种情辞柔媚的诗句，就会感到钟嵘对曹植的评价是多么中肯。
总括以上各点的简短结论是：
建安诗歌，由曹操的雄壮古直，经曹丕的嬿婉委蛇，衍变而为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不到半个世纪，诗歌创作长足发展，出现了“门户各立”、“群彦蔚起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之五）的盛况，这固然得之于曹操的右文兴化之功、曹丕的延揽俊彦之力，但曹植以其独占天下八斗的才力，对建安诗坛的贡献更不能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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