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千年前後.docx
《公元一千年前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公元一千年前後.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公元一千年前後
公元一千年前後
⊙孫隆基
*
本文另有刪節本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5年四月號）。
我在千年之交曾於本刊上發表一篇「應景」文章〈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千年〉（總64號，2001年4月），長篇則放在網上雜誌《世紀中國》。
當時受時限拘束，只能說個粗枝大葉，細節有待落實，如今以公元1000年作起步點。
縱使開了個頭，千年史計劃過於龐大，不知有生之年能否完成？
有鑒於網上長篇已在國內引起讀者回應，因此把「公元一千年」的提綱先行發表，希望能再起拋磚引玉之效。
2001年之文也沒把方法學交待清楚。
當時採取多元的解釋結構，其中資本主義的萌芽是一條主線。
然而，從1980年代開始，經濟決定論已經式微，甚至整個「宏大敘事」的學統都受到詬病。
千年史計劃有從方法學上加以整頓的必要。
一 從事「大歷史」的幾個根本問題
中國儒家的史觀從歷史中汲取道德教訓，零碎的史實因能「資治」而被提升至普遍原理的高度。
中國人對史學的高度評價也與「易」的宇宙觀有關：
法則性和不變性兩者間非但沒劃上等號，反認為法則性見於變易之中。
西方思想對法則性的追求卻是走了帕曼尼底斯和柏拉圖路線，把它和不變性和永恒性等同，待希臘哲學演變為近代西方的知識論，則變成對超脫特殊時空的「共相」的追求，因此，零碎的史實如何具有「知識」資格被問題化。
早期的亞理士多德和笛卡兒的反歷史觀點且不說，自從19世紀以來，由於實證主義的興起，一直都有把歷史臣屬於自然科學的嘗試。
它造成對超脫特定時空的法則性的追求，亦即是把歷史事件當作「非本質」的特例，用來論證一些普遍原理。
可想而知，歷史學者對這類嘗試不具好感，他們會認為自己的身份不致如此低微，是只替歷史哲學甚或社會科學提供原料。
然而，只關注獨特事件的歷史學者會淪於偏窄。
其實，任何解釋都必含「共相」，否則連把這些史實的意義傳達給第二者都發生問題。
這個偏窄性是今日專業主義的通病，固不限於歷史學，但後者是研究「在時空裏只發生一次的獨特事件」，其偏窄性會更趨嚴重。
另一方面，探索歷史法則性的嘗試也有其自身的問題。
今日已無人服膺19世紀式用一個動因──辯證法、階級鬥爭、物競天擇、生命衝力──來解釋歷史全程的做法。
甚至如20世紀上葉湯因比、史賓格勒的文明學思維也只能當作失敗的教訓。
他們固然能照顧到歷史的特殊相，但對「法則性」的理解是同一類事件在不同的文明裏的重復出現，讓歷史學家也像科學家般有預測能力。
我在美國講授歷史哲學的課程，曾舉例說明在歷史解釋裏的因果律是怎麼一回事：
1605年，英國的天主教徒陰謀用炸藥炸毀國會、行刺國王，萬一成事，我們該用怎樣的因果關係去解釋這個事件？
我把這個因果律公式化如下：
C1+C2+C3+CN.....=E
在這裏，C1是"火柴"、C2是"火藥"、C3是"天主教徒對英國國教的仇恨"，物理學家會選擇第一因、化學家會選擇第二因，歷史學家則會選擇第三因。
問題在於：
用一根火柴點燃火藥，在任何時空裏都會引起爆炸，如果不是歷史學家、新聞記者、刑事警察，不會講究它發生的特定時空。
對歷史學家來說1605年的英國是其關注的全部。
從純假想的角度出發，只需把「1605年的英國」這個條件複製，也可以建立準確的預測性。
但如此對待歷史，無疑犯了「無情的謬誤」（apatheticfallacy），蓋吾人對待歷史好比是閱父母傳記或對愛人的回憶，只有唯一的才有意義。
美國黑人懷念他們的領袖金恩博士，閱讀其生平，如把金恩博士複製二十八個，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
因此，把歷史事件納入普遍性的因果律框架，只是為了解釋獨一無二的過去，並非在多個時空裏預測未來。
湯因比、史賓格勒等人的毛病正是混淆了「年代學」和「邏輯的前後性」。
後者是設定不論任何時地「因」必先於「果」的預測性格式。
前者指某一個特定時空的事件繼起於另一事件之後，它可以包含前因後果，也可以只是編年敘事。
正因為這個混淆，史賓格勒認為古典文化的亞歷山大在西方文化裏的對應物就是拿破侖、克倫威爾則是西方文化裏的謨罕默德，而湯因比慨歎六千年的文明史過短、能令他掌握的文明只有二十一個，他發現的法則性有待標本的累增方能全面確立。
即使一個國會炸藥案，其因果關係已經是千頭萬緒，乃一個獨特的複合體。
湯、史等人卻以整個文明為單位，去尋找同步調的法則性，那基本上是對因果律和預測性的誤解。
我的千年史計劃反其道而行，把「在時空裏只發生一次的獨特事件」提升為「本質性」，而不是將其淪為某項普遍性法則的「例子」。
但我的嘗試並非羅列一系列孤立事件，而是讓「在時空裏只發生一次的獨特事件」呈現出普遍性。
「普遍性」只是一個用語，並非指不受任何時空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保證，是連愛因斯坦都不敢開的。
本文設定的時段限制是近一千年、空間限制是新大陸還未登場前的全球，本文羅列的史實因參與這個「全球千年史體系」而獲得普遍性意義。
作為起端的公元1000年只是耶穌紀元的一個整數，如根據回曆，這個點不該是公元1000年，而今日也非第三個千年之始。
然則，公元1000年有何特別？
四年前，我因紀念千禧年才圍繞這個點做文章，發現它像很多條水流匯聚成的一個漩渦，在歷史的長河中激起清晰可辨的漣漪泡沫。
這樣的漩渦在歷史上會偶爾出現1。
一位有數學素養的學者建議我應用「渾沌學說」，他提出了歷史長河的比喻。
但目前來說，這頂多是一項比喻。
現在讓我們由西到東環球地考察公元1000年。
二 千年之交：
歐洲列國的誕生
按照一般教科書，西羅馬亡於476年，此後即進入黑暗時代，也是中世紀的濫觴。
其實，法蘭克族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與羅馬教廷合作，在800年左右還想恢復「羅馬帝國」。
他的卡洛林王朝一統江山瓦解後，今日歐洲的列國才出現。
查理曼的孫子去世後，帝國分裂為三，東部即後來的日爾曼。
在查理曼時代，它還是異教徒地域，查理曼的多次征伐，就是為了把當地的薩克遜族納入基督教會的版圖。
很反諷地，在962年，卻是薩克遜王朝的奧圖大帝（OttotheGreat）即「神聖羅馬皇帝」位，取代查理曼後裔在東法蘭克地方的統治，為今日的德國之始。
公元987年，巴黎伯爵、也是奧圖的妹夫休卡佩（HughCapet）被西法蘭克地方的王公們公舉為法蘭西國王，取代該地查理曼後裔的王位，為法國之濫觴。
早在公元9世紀中期，卡洛林王朝已無法保衛西歐海岸免於北歐的異教徒維京人的侵略。
在911年，西法蘭克的國王曾采以夷制夷措施，把諾曼第半島割讓給一位維京人首領，利用他去防衛疆土。
他的後代逐漸壯大，在1066年，這些已經基督教化的「諾曼人」征服了英國，奠下今日英國的基礎。
伊比利亞半島在公元8世紀被回教徒征服，成為大食帝國的一部分，當時沒人預料它會成為歐洲文化的一員。
但後來大食帝國內部改朝換代，導致巴格達「黑衣大食」政權的誕生，在哥多瓦的回教國則擁立原先的「白衣大食」政權宣告獨立，成為伊比利亞歷史的重心。
但哥多瓦政權的最後一位強人曼蘇爾（Al-Mansur）在1002年去世後，半島的歷史動力開始轉移到殘存在北部山區的基督教諸國，他們的「光復運動」（Reconquista）固然經歷數世紀始大功告成，但千年之交乃基督教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催生期。
現在讓我們轉向東歐。
波蘭自身的國史傳統把建國定於996年：
是年梅什科（Mieszko）大公代表全體臣民接受基督教，並且直接從羅馬教廷處而不經由日爾曼教會受洗，這些措施都是為了避免被強鄰奧圖大帝併吞。
在付出這個代價後，波蘭在作為日爾曼的附庸之同時，卻能自成一國。
這個安排多多少少界定了此後一千年波蘭與德國和羅馬的三角關係，也能說明至今波蘭和教廷關係仍特別親近。
972年，奧圖大帝封馬札爾人的酋長給札（Géza）為「匈牙利國王」，後者於985年受洗為基督徒，但心中仍然是異教徒。
待到他的兒子聖王史蒂芬（Stephen）繼任後，至997年始收拾異教的王公們，方才鞏固對馬札爾各族的統治，並於1000年獲教皇賜贈後來成為匈牙利國象徵的「聖史蒂芬王冠」──這是匈牙利的立國。
北歐人（維京人）的基督教化較晚後，在10至11世紀之間（但非最末，殿后的是立陶宛人，在14世紀）。
挪威在名王奧略夫二世（OlafIIHaraldsson）（995-1030）期間，大致上統一了挪威，因此他得以在全國推廣基督教。
丹麥則在980年前後為藍齒哈羅德（HaroldBluetooth）統一，約在同時他決定改宗基督教。
瑞典在1008年由國王奧洛夫（OlofSkötkonung）帶頭，全國開始脫離異教，但建國則在12世紀逐漸完成。
大致上由挪威移民建立的冰島之國會則於公元1000年委任一名族長為全國挑選宗教，以避免宗教內戰，他選了基督教。
俄羅斯的歷史較為人熟知：
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PrinceVladimir）於988年決定從拜占廷處接受希臘正教，讓臣民脫離原始宗教，這個決定固由於俄羅斯和拜占廷通商關係特別密切，但也由於在上一個世紀聖濟利祿（St.Cyril）和聖默多狄（St.Methodius）已成功地試製了斯拉夫字母，俄國得以接受高級宗教，既無懼拜占廷之希臘化，也不畏羅馬之拉丁化，能創造自身之文化認同步入文明。
這一步使俄羅斯成為歐洲基督教世界的一員，但從君士坦丁堡而非羅馬處受洗，也埋下日後異化於歐洲列國的伏筆。
1056年拉丁教會與希臘正教正式分裂，俄羅斯與西歐分途發展遂成定局。
上述是否只是一些孤立事件的羅列？
如果後來有一塊隕石從外太空掉落在歐洲這個地帶，把它的歷史中斷掉，它和我們的千年史體系就不發生關係。
既然沒發生這事，西歐和俄羅斯到了千年後期成為主宰全球的勢力，它們在1000年前後形成期的細流就特別重要，蓋其後來匯為海嘯巨浪。
三 處於轉型期的回教世界
千年之交的回教世界是怎個模樣？
它的轉化是多重的，既平行，也交疊，同時造成連鎖反應。
首先，在西亞細亞，是伊朗人在融合了回教後擺脫阿拉伯文化的陰影，出現文藝復興，開創近一千年的新伊朗文化。
其二，西亞從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共同掌權的大食帝國轉換成突厥人稱雄的局面。
其三，巴格達中心地位的喪失，讓北非萌長成自成一體的回教地帶。
其四，在千年之交，非洲東西兩岸都首次出現黑人回教國家。
其五，除了非洲，千年之交在另外兩個地方也是起步點：
它是中亞成為回教化的「土耳其斯坦」之韌始，也是回教取代佛教成為印度兩大勢力之一的起步點。
大食帝國和唐帝國是公元第一個千年中後期崛起于西亞和東亞的雙峰，是古羅馬帝國和漢帝國輝煌的後繼者。
它們相繼瓦解於公元10世紀。
晚唐的中央長期受制於掌禁軍的宦官，在地方上則交困于節度使，終亡於907年。
巴格達的哈里發政權則在9世紀起受制於由突厥人奴隸組成的禁軍，中央政權的弱化造成地方政權紛紛獨立，在東部最強大的是薩曼統領國（SamanidEmirate）2，它鎮守鹹河間地帶（後來還併吞東伊朗的呼羅珊），代表伊斯蘭向中亞的突厥族進行「聖戰」，其實從大量販賣突厥人俘虜到各地當奴隸兵而盈利。
伊朗文藝復興即發生在薩曼統領國境內，其名城薩馬爾罕尤其是一個中心。
公元7世紀以來，阿拉伯憑回教的狂熱征服了文化比它高的伊朗，政府、宗教、文學一律都采阿拉伯文，伊朗文化被淹沒達四個世紀，但這種情形在中央比在邊遠地區嚴重，因此，伊朗文藝復興順理成章地形成於東伊朗和河間地帶。
除了科學和哲學出現新成就，還締造了以中古波斯文為底，但用改良阿拉伯字母書寫的「新波斯文」，繼而用它創作的文學大量出籠。
最具代表性的是菲爾多西（Firdausi）的《列王紀》（Shahnameh），記載的是伊斯蘭征服以前的伊朗史跡。
這是一部荷馬級的國民史詩，因為人人引用之故，具有把新波斯文以及伊朗文化認同穩定至今的作用。
菲爾多西的生卒年份為835-1020年，學者一般認為成書年代在公元1000年左右。
至於巴格達的中央，經歷了869年爆發連續14年的層期（Zanj）黑奴大起義後，與經歷了黃巢之亂（874-884）的唐朝一般，氣數已盡。
唐覆亡於907年，大食則苟延殘喘，但阿拉伯人的統治無疑在收攤，包括巴格達京畿在內的各地都落入伊朗人手裏。
在945年，一個來自裏海南岸的什葉教派布夷（Buyid）集團掌控了巴格達，從奴隸軍手中「拯救」了哈里發，大食政權名存實亡，哈里發僅以名義上的伊斯蘭共主身分殘存。
但伊朗人恢復了的天下好景不長。
同屬伊朗人領導的薩曼統領國高舉保衛正統遜尼派的大旗，與西部的伊朗人布夷抗衡。
另一方面，薩曼捍衛伊斯蘭東疆的事業「成功」過了頭，中亞的突厥族大量皈依伊斯蘭，造成「聖戰」無名，來自各地的聖戰士紛紛解散3。
在962-977年，一位服務於薩曼統領國的奴隸將軍分裂出去，在阿富汗建立伽色尼（Ghaznavid）政權，乃大食領域內第一次出現的突厥人國家4。
從992年開始，中亞黑汗（Karakhanid）突厥人南下，薩曼統領國在南北突厥人的交侵下，亡於公元999年。
此時，黑汗帝國早已皈依回教。
公元1000年左右，中亞的塞爾柱突厥人（Seljuks）也回教化，並於1028-1038年大舉南下，將伽色尼政權逐出呼羅珊。
1055年，他們消滅布夷政權，佔領巴格達，其領袖號「蘇丹」，仍奉哈里發為傀儡。
這些新皈依的聖戰士立即西向進攻拜占廷帝國，於1071年重創後者於曼濟科特（Manzikert），開始在小亞細亞殖民，挑起西歐的十字軍東征。
塞爾柱突厥人為今日土耳其、土庫曼、烏茲別克和阿塞拜疆的居民奠下基礎，這是就民族組成而言。
對回教世界來說，突厥人的來臨為回教心腹地帶帶來了生力軍，此後一千年的軍事擴張都是由他們推動的，阿拉伯提供的是宗教，伊朗則提供高級文化。
以權力中心論，阿拉伯的「哈里發」則為突厥的「蘇丹」所取代。
四 回教非洲的冒現與非洲鐵器時代的成熟
伴隨哈里發政權的衰亡，是各地什葉教派的興起，這不難理解，蓋哈里發乃正統遜尼派的維護者，因此造反派多宗「旁門左道」。
這個趨勢在北非尤其明顯。
北非在8世紀初成為大食帝國的省份，當地的柏柏爾人大量皈依伊斯蘭，並成為回教進軍伊比利亞半島的生力軍。
但他們卻一直被阿拉伯人當作二等人，因此先擁抱分離分子哈瓦利吉（Khawarij）派5，繼而成為什葉派的溫床。
在此基礎上，909年出現了阿拉伯人領導的法蒂瑪（Fatimid）王朝。
969年，這個什葉派政權併吞埃及，973年建新都開羅，成立另一個哈里發帝國，即中國史書上的「綠衣大食」。
但什葉派一旦成為當權派，就成為北非柏柏爾人造反的對象。
這一次，他們倒向了遜尼派的馬力克（Maliki）聖律學派。
埃及以西地區紛紛宣告獨立：
摩洛哥（980）、東阿爾及利亞（1014）、突尼西亞與的黎波里坦（今之利比亞）（1049）。
開羅政權為了懲罰他們，遂放任兩組不久前從阿拉伯搬過來的遊牧群BenuHilal與BenuSulaym橫掃北非，唯進抵摩洛哥時才被擋在門外。
待塵埃落定，今日北非的樣子大致成形。
北非原為柏柏爾人地帶，但今日除了在摩洛哥柏柏爾人佔半數以上，其東一概是阿拉伯人佔上風。
馬力克聖律學派也從此支配北非，並由此傳入西非。
它與另外三派地域分明：
哈乃斐（Hanafi）派主要盛行於前土耳其帝國領域，罕百里（Hanbali）派只流行於阿拉伯半島、沙菲儀（Shafi'i）派聖律則涵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中亞和高加索部分地區。
因此，說北非的區域性認同形成於1000年前後，實不為過。
回教世界極西之有柏柏爾人有如極東之有突厥人，都是剛入夥的生力軍。
不同之處是：
突厥人的回教是伊朗版本的，而柏柏爾人的則是阿拉伯版本的，並締造了北非特色。
柏柏爾人又將北非版傳到西非去。
撒哈拉沙漠西部的遊牧民桑哈迦（Sanhaja）柏柏爾人在9世紀末才皈依回教，但在1036年已開始創立狂熱的修道院士運動（theAlmoravids），向塞內加爾河流域的黑色非洲進行「聖戰」。
在彼輩施壓力下，加納王國的黑人統治階層采權宜之計，在1075年前後皈依回教。
但在1040之前，鄰居的塔庫魯（Takrur）已經比較誠心地擁抱了回教。
西非的回教化始於第二個千年之初，雖然給土著宗教留下了很多餘地，但以高級宗教論是回教獨霸，此局面只有在近世西方殖民者引入基督教後才打破。
如果伊斯蘭在西非是囊括了異教民族，在東非海岸則是締造了新的民族。
在面臨印度洋的東非沿岸一帶，很早就有阿拉伯和伊朗商旅建立基地，並與土著交媾，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斯瓦希里（Swahili）民族，其語言以本土的班圖（Bantu）語為底，加入不少阿拉伯字，並以阿拉伯字母書寫。
970至1050年之間，斯瓦希里文明開始盛開，它參加印度洋的商業網，造就了不少沿海城邦，例如成立於1000年前後的名城木骨都束（今之摩加迪沙，Mogadishu）。
回教以外的非洲又如何呢？
它絕大部分是班圖語諸民族的天下──是他們的移民將鐵器散佈於撒哈拉以南的黑色非洲各地。
非洲史泰斗戴維森（BasilDavidson）把公元1000年當作一個分水嶺：
至此，鐵器的傳播大致完成，此後，黑色非洲進入「成熟鐵器時代」，連帶社會經濟發生大變動，出現較複雜的政治組合，形成較龐大的區際商業網絡。
五 內亞洲歷史的分水嶺與南亞史的里程碑
兩個千年之交是中亞突厥化與回教化的緊要關頭。
中國人稱作「西域」地區的民族自古以來以印歐語系的「吐火羅」為主，至唐代，其文化則是佛教、景教、摩尼教的混合。
這塊多元的「吐火羅斯坦」（Tokharistan）是怎樣變成今天回教獨尊的「土耳其斯坦」6？
中亞最早皈依回教的政權是黑汗帝國，位於新疆西部和喀什額爾地區，建國者為葛邏祿人（Qarluqs），原先與回紇人同屬鐵勒部落同盟。
這個改宗發生在10世紀中期。
在10世紀末，後來南下雄霸回教心腹地帶的塞爾柱族也改奉回教。
這些人都是突厥（土耳其）民族。
當然，公元1000年只是開了個頭，土耳其斯坦的徹底回教化，至14世紀在察哈台汗國底下方完成。
前面已經提到：
這個變化與大食帝國的內亞洲防線崩潰息息相關。
突厥人皈依回教，使薩曼統領國「聖戰」師出無名，反令突厥人大量湧入回教世界，造成反客為主局面。
一位薩曼叛將在阿富汗建立伽色尼政權，是為大食境內第一個突厥人回教政權。
後來，它把軍事奴隸制和回教一起輸入北印度。
因為大食帝國和中亞的這個質變，令公元1000年也成為印度的一個巨大轉捩點。
公元7世紀，當玄奘訪問北印度期間，佛教的「第三波」已經在醞釀，那就是「密教」。
在佛教的老家印度，演變為佛教的密宗與印度教漸不可分，導致佛教的式微，而印度教內部則吠檀多運動和虔誠派（bhakti）興起，後者變成大眾運動，至公元第一個千年之末已壓倒佛教。
從公元997年開始，伽色尼從阿富汗不斷地入侵北印度，對印度教徒大加殺戮。
但在12世紀初，一個繼起於阿富汗的回教廓爾（Ghorid）政權入侵北印度，對佛教實行同樣的摧殘後，根基已大不如前的佛教從此在其本家一蹶不振7。
在1211年，征服者在印度建立德裏的奴隸蘇丹政權（SlaveSultanateofDelhi）。
回教代表一種很難被印度種姓制度吸收的新文化，造成今日南亞印回兩大派對峙的形勢，取代了公元第一個千年印佛兩大宗競爭之局。
伊斯蘭的攻勢如此淩厲，簡直可囊括整個中亞和蒙古草原，甚至席捲東北亞而有之。
這並非無稽之談。
在這以前，源自西亞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已傳入內亞洲，甚至遠及東亞8。
突厥帝國有祆教影響之跡，摩尼教成為回紇帝國的國教，景教則幾乎贏取了蒙古征服集團。
蒙古國書來自回紇文，後者源自與阿拉伯文字同根的中亞粟特文，兩者皆脫胎西亞的阿拉米亞字母，而初祖則是腓尼基字母。
後來的滿洲文字又是從蒙古國書改裝而成。
伊斯蘭是古代西亞文化的集大成者，它接收這份西亞對東亞的文化霸權是順理成章的。
但「順理成章」卻無「水到渠成」，乃由於藏傳佛教起了防火牆作用。
這把我們的視線移向內亞洲另一環節：
千年之交的西藏。
西藏曾於七世紀松贊干布執政時代（與唐太宗同時）引入佛教，曰「前弘期」，但並未生根，後來遭朗達瑪滅佛，佛教陷入衰微。
至978年，西藏第二次引進佛教，即所謂「後弘期」，傳入的就是佛教第三波的密教，也可說是易地點燃了印度佛教熄滅掉的燈火。
它與本土因素融合，成為今日西藏的文化認同，並從該地傳遍蒙古草原。
在內亞洲，藏傳佛教遂與回教平分了秋色。
六 今日東南亞的奠基期
公元1000年前後，東南亞的重大事故計有：
越南擺脫中國統治成為獨立國家，中南半島除了越南之外，其餘都轉向上座部（舊稱小乘）佛教，換而言之，今日該地區的文化認同實始於此時。
東南亞巴利文系的上座部佛教主要受斯里蘭卡影響，但南洋的島嶼國家卻在1000年前後逐漸擺脫印度的影響，為後來回教的輸入鋪路。
建立緬甸的緬族原先信奉一種阿利（Ari）教，乃傳自吐蕃的變形佛教，但從中國南下時侵佔了緬北驃族人的地方，開始認識上座部。
他們于849年建首都蒲干（Pagan）城，但一般公認的緬甸建國者是阿奴律陀（Anawratha）王，他的統治期從1044至1077年。
他任內南下併吞了文化較先進的孟族諸國，採用了他們的得楞（Talaing）字母，始有文字。
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後，孟族國家仍與斯里蘭卡保持聯繫。
阿奴律陀繼承了這個政策，常派遣工匠至斯里蘭卡幫助維修佛教文物，而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Sinhalese）的君主則回贈以佛牙。
阿奴律陀致力於傳播上座部佛教於中南半島，除了越南都受其波及。
當時暹羅人的國家還未興起，緬甸的東鄰是高棉人建立的真臘帝國，其文化基調是大乘佛教和印度教的混合。
從耶蘇跋摩一世（YasovarmanI,889－900）首建吳哥城至蘇利耶跋摩二世（SuryavarmanII,1113－1150）建立新吳哥，真臘進入全盛期，勢力伸展至眉南河流域。
換而言之，千年交接前後兩個世紀正是吳哥文化的鼎盛期。
但上座部的傳播否定了對菩薩的信仰，並動搖王權的宗教基礎，助成真臘帝國的解體。
在唐朝覆亡後，被中國統治一千年的越南在939年宣告獨立，但建國初期七十年局面極不穩定，待1009年李朝成立，才算真正的建國，號稱「大越」。
此後，越南除了在1407至1428年之間被明朝佔領，保持獨立至被法國人統治為止，達一千年。
但不同於中南半島其他國家濡染印度文化那般深，越南屬於中國文化圈，在佛教信仰方面維持了大乘的影響。
在南洋的島嶼，千年之交是三佛齊的盛世。
這是馬來人建立以蘇門答臘的巨港（Palembang）為中心、控制馬來半島和馬六甲海峽的商業帝國，長期以來是唐朝對海外通商的中間人。
它的壟斷地位引起南印度注輦（Chola）帝國的不滿。
南印度的印度教文化與伊斯蘭化的北印度基本上屬兩個世界。
後者主要是印歐語系，在歷史上是內亞洲的一個延伸。
南印度主要是達羅毘荼語系，面對的是印度洋。
早在1007年，注輦帝國的羅闍羅闍一世（RajarajaI）就揚言遠征三佛齊，卻待他的繼承人羅闍因陀羅一世（RajaendraI）征服斯里蘭卡、烏荼（Orissa）、孟加拉、恒河三角洲，成為孟加拉灣的霸主後，方圓此夢。
他于1024年率領海軍攻陷巨港，廢三佛齊王室，樹立傀儡政權。
後來馬來人起來復國，把注輦人驅逐出馬六甲海峽。
這是馬來民族史的轉捩點：
從此印度宗教文化走下坡而幾至消失，至十三世紀回教文化開始抬頭，漸成為主流。
這一次，伊斯蘭的傳入是和平的，多賴商旅和傳教活動，類似上述東非斯瓦希里海岸的回教化過程，不過其發源地則為印度海岸的回教商旅據點，而非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
這一東一西兩個回教新入夥者，將決定千年之交後印度洋逐漸演變成回教內海的命運。
這是就文化霸權而言，在經濟發展方面，公元1000年開始的印度洋之蓬勃有賴宋人的來臨。
中國與伊斯蘭在南洋的此消彼長，至15世紀鄭和「下西洋」後始見分曉。
鄭和之壯舉反映中國在整個印度洋勢力之極峰，國威遠揚至斯瓦希里海岸。
此舉在印度洋成為回教內海的前夜，但中國派了一個回教徒代表天朝是否偶然？
七 東北亞步上世界史舞台
公元1000年以前東北亞已有史可載，但作為一個整體──即以日本海為內海的歷史單位──之興起則在千年之交。
日本經唐化而轉入本土化、今日疆域範圍的韓國之形成、東胡系和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