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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杨绛的文章整理DOC
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翻译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1911年出生，她是著名翻译家，代表译作有西班牙文学经典《堂吉诃德》；也是著名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著有《称心如意》《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更是一位德高、学厚、情真的知识分子。
丈夫钱锺书，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1998年过世；女儿钱瑗（原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1997年过世。
苏东坡有诗：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一个人如果要隐居，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最好的地方。
杨绛称自己就是“万人如海一身藏”。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
她的保姆吴女士说：
“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
”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
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
“就我脸皮厚些，敢坐上半个小时”，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郑土生笑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
说来心酸，女儿钱瑗无子女，所以杨绛膝下没有孙辈。
邻居严欣久记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杨先生您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答：
“活那么久太苦。
”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
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说：
“杨先生今年多次入院，教师节前后刚出院回到家中。
”
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
“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
”朱虹说：
“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
“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
”胡真才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
”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
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
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
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
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
”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
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外圆内方的才女
“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
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
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
后来，规矩变了，不叫乘客下车，而是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
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
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
杨绛大怒，喝道：
“岂有此理！
”
车上顿时鸦雀无声。
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
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
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
车开动后，乘客们像死而复生一样，议论纷纷，杨绛的同事说：
“啊唷，你吓死我啦，你发痴啦？
！
”
杨绛半晌没有开口，第二天，她就换了一条远路去学校。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
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
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
钱锺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
为了让钱锺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
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
家里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恰在此时，陈麟瑞、李健吾请他们夫妻俩下饭馆，这两人都是写剧本的，鼓动杨绛也写一出戏。
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就是班上的笔杆子，听好友一说，心动了，很快编了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讲述了一群“上流人物”的下流品性。
女孩李君玉因为失去父母前来投靠亲戚，却遭到各位舅舅的排挤，最终得到了舅公的爱怜，认作孙女，继承遗产，让等着舅公遗产的舅舅们都落了空。
杨绛觉得故事的结局可谓称心如意，便取了个标题《称心如意》。
这就是她的处女作。
几天后，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打来电话：
“你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了，马上排演，就要出广告了，你用什么名字？
”杨绛的本名是杨季康，她不敢用本名，怕出丑，忽然想起家人说快了，会把“季康”叫成“绛”，就回答李健吾：
“叫杨绛吧！
”1943年，黄佐临执导、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台喜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红遍上海。
生计问题就此解决了。
杨绛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馆子，自己家里也能吃上酱鸡酱肉，六七岁的女儿钱瑗已经“三月不知肉味”，高兴得吃完了肉又找肉。
挨批斗：
“怒目”之余，还有幽默
有时候，政治就像海上的大风浪，避也避不开。
到了这时节，“年轻人”眼中“和颜悦色、温文尔雅”的杨先生，就会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了。
但和多数人不同，杨绛是一种智慧的、带着点儿幽默的“怒目”。
在清华大学时，有一次大礼堂开会，忽然有个杨绛从未见过的女学生跑上讲台，挥手顿足地控诉杨绛“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教导我们恋爱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大家一听，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目光满场搜寻这位“专谈恋爱”的教师。
杨绛气坏了，“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
第二天一早，她特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拎个菜篮子，专门到校内菜市场人最多的地方去转悠，看看不敢理她的人怎么避她。
第二次“怒目”是在“文革”初期。
郑土生回忆：
“1966年，有人污蔑钱锺书先生，说他的桌上不愿意放毛主席的著作，并贴出大字报。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罪名。
杨绛先生觉得冤枉。
那天晚上天快黑了，她带着钱先生，拿着手电筒和浆糊，把写好的一张小字报贴在大字报的下面，申明没有这回事。
当时，我看到了这一幕，他们也不避我，但是彼此间都不敢说话，贴完小字报就走了。
”
反贴大字报，这还得了。
“所有老干部和‘老先生’都不敢在人家批评自己的大字报下面反驳，杨绛先生立刻被拉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
”革命群众要她低头认罪，谁知杨绛竟和革命群众顶嘴了，还跺着脚说：
“就是不符合事实！
”郑土生说：
“整个‘文革’期间，敢和革命群众发脾气的，外文所只有她一人。
她晚年谈起这事还不无得意，因为她坚持不认假账、不说假话，爱护了钱锺书先生的名誉。
”
后来，何其芳等“黑帮”挨斗，杨绛和钱锺书坐在台下陪斗。
早就熟悉这套程序的杨绛感到“困倦异常”，低着头打瞌睡。
忽然有人大喝：
“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
”杨绛忙睁目抬头，心里有些慌张，可是过一会儿又瞌睡了，结果夫妇两人都被叫上台戴高帽子。
“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眉眼全罩在帽子里，形成自然低头式。
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九十度的直角才行。
”这聪明的小诀窍，让人看到了杨绛苦难中的乐观。
郑土生还记得，1966年8月27日对杨绛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天。
白天，在办公室，她被迫交出即将完成的《堂吉诃德》全部译稿，未留底稿。
晚上，在宿舍大院，她被剃成“阴阳头”，一半头发被剃掉。
钱锺书见状，比她还着急：
“明天怎么出门啊？
”那时“牛鬼蛇神”是不准请假的，得天天等候挨斗。
杨绛却灵机一动，找出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用钱锺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
足足费了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
第二天早晨开始，她就戴着这顶假发出门，还能很幽默地想着：
“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
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
”
董衡巽用一句话概括了杨绛的“怒目”与幽默：
“杨先生这个人，没事，绝不去惹事；有事，也绝不怕事。
”
觅不朽：
用最难的学问，忘记最深的痛苦
杨绛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至晚境时争分夺秒地工作，因劳累过度，身体很快虚弱。
1993年的一天，钱锺书整理完自己的《诗存》后，对杨绛说：
“咱们就这样再同过10年。
”杨绛脱口而出：
“你好贪心啊！
我没有看得那么远，3年、5年就够长的了。
”钱锺书听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
他一向不会系表带，都是杨绛帮他戴，从这天起，他乖乖地让杨绛教他自己戴。
杨绛总是自责，认为自己这话让钱锺书愁出了病，1994年便住进了医院。
钱锺书的堂弟钱钟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郑土生也说：
“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锺书先生要周到。
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
”钱锺书的愁是有道理的，他不能想象，没有杨绛，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病中，钱锺书向杨绛交代，他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
杨绛说：
“我自己，这样办得到；你嘛，就很难说了。
”钱锺书说：
“那就要看我身后的人喽！
”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锺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
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锺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
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
“你放心，有我呐！
”
社科院时任院长李铁映闻讯赶来，杨绛转述了钱锺书的交代：
“领导如果不同意，我会坚持向你请求按照钱锺书本人的意愿行事，我会没完没了地向你请求。
”她一路说到电梯口，李铁映最终说：
“你给我出难题了，这事我做不了主。
”
晚上，在孑然一人的家中，杨绛接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电话，他对钱锺书的去世表示哀悼。
“杨绛同志，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
”
钱锺书火化那天，“杨先生没流泪，最后我把钱先生推到火化炉前，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不忍离去，好多人都走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
”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薛鸿时曾回忆说。
“逃逃逃逃逃！
”这是杨绛八妹童年时的口头禅，杨绛记忆深刻。
如今，“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
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
“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
”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之后，在那张钱锺书曾伏案工作的写字台上，杨绛完成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工作。
2003年出版3卷《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11年出版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现在，还有100多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
一位103岁的老人，仍在坚韧地、静默地“打扫现场”。
“无所不能的贤妻”
她从来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心甘情愿做“灶下婢”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
1990年，根据钱锺书小说《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国内播出，每一集的片头都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吟诵。
用一座“围城”比喻普通人对生活中大多事物的感受，形象生动，流传至今。
很少有人知道，这段话是杨绛写的。
夫妇间能对彼此的作品了解如此深刻，体味如此准确，这样的婚姻当然不是“围城”。
文学理论家夏志清曾将他们的婚姻誉为：
“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钱杨夫妇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夫妻了。
”
杨绛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1911年出生在北京，排行老四。
杨绛出生时，父亲杨荫杭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后来历任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
杨绛的母亲生于生意人家，小名细宝，婚后杨荫杭给她改名唐须嫈（音同英），很是古雅。
以后，杨绛在无锡、上海、苏州等地求学。
1928年，她进入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
1932年，她和孙令衔等4名同学北上求学。
杨绛的老同学、已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费孝通心仪她多年，把他们接到燕大参加借读考试。
考试一完，杨绛急着去清华大学看望老朋友，孙令衔也急着去清华看望表兄。
这位表兄正是钱锺书。
晚上，孙令衔和表兄一起来清华女生宿舍古月堂接杨绛回燕大，杨绛和钱锺书第一次见面。
这匆匆一见，彼此竟相互难忘。
杨绛觉得钱锺书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
孙令衔却告诉她，表兄已经和叶家小姐订婚了。
钱锺书觉得杨绛与众不同，孙令衔又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有男朋友，指的是费孝通。
然而钱锺书自有一种“痴气”，不管不顾定要说清楚，他写信给杨绛，约她在清华大学工字厅相见。
见面后，钱锺书第一句话是：
“我没有订婚。
”杨绛说：
“我也没有男朋友。
”方知一场误会：
叶小姐自有男朋友，只不过钱、叶两家父母有牵红线的意思；费孝通自认最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也是一厢情愿。
两人从此用英文写信交流。
钱锺书越写越勤，一天一封。
那时，钱锺书已在清华学习了3年，杨绛则从燕大转入清华借读，后来又考入清华外文系研究院。
钱锺书跟杨绛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
钱锺书去世多年后，杨绛面对丈夫留下的无数手稿、笔记，感慨道：
“这个志愿不大，却也不小了。
”
“见她之前，从未想结婚；娶她之后，从未后悔”
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在无锡举行婚礼。
当时，钱锺书已经考取庚子赔款资助的第三届中英公费留学。
婚后不久，他们便到英国去了。
钱锺书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读文学。
杨绛本打算进女子学院研修文学，但名额已满，于是她自修西方文学，有时间就钻进图书馆，按照文学史的顺序，一个个经典作家的作品往下读。
“作为锺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
”“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
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
”
钱锺书不擅家务，到了英国，家事全由杨绛操持。
两人初到牛津时，吃房东做的饭。
开始伙食还好，后来越来越糟，钱锺书饿得面黄肌瘦。
杨绛决定改租一套带炉灶厨具的住房，自办伙食。
她悄悄寻觅报纸广告，自己跑去找房。
等终于找到满意的，再带着钱锺书来看。
钱锺书看了很喜欢，随后就搬入新居。
有了厨房，杨绛就“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
钱锺书吃得饱了，人也快活许多。
1937年，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小名圆圆。
钱锺书致“欢迎辞”：
“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痴气”的钱锺书不想别的孩子跟钱瑗分享父母的爱，也不想杨绛再受生育之苦，没再要孩子。
杨绛产后虚弱，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
钱锺书常在家闯些小祸，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
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总是回答:
“不要紧。
”钱锺书一听就放心了。
果然，杨绛回到家，把桌布洗得干干净净，台灯、门轴也一一修好。
多年后，杨绛回忆道：
“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
他写道：
1.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2.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3.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我把这段话读给锺书听，他说：
‘我和他一样。
’我说：
‘我也一样。
’”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最后一次见女儿是1997年3月3日。
第二天下午，钱瑗就在安睡中去世了。
杨绛还得到医院看钱锺书，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
她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告诉钱锺书。
百般思量，起初继续装作女儿依然安好。
过了4个月，见钱锺书身体较好，杨绛才花了一个星期，一点一滴说出来。
“圆圆现在没病了”“她没痰了”“她不咳嗽了、能安眠了”，以及她如何比爸爸舒服。
其实杨绛第一天说时，钱锺书心里就明白了，但到第七天明说“她已去了”，钱锺书还是体温立即上升。
不过，钱锺书从此也就心安了。
杨绛问他：
“若我聪明点，还能骗你吗？
”当时已经不能说话的钱锺书摇头。
杨绛又说：
“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
”钱锺书点头表示同意。
一年后，钱锺书去了。
杨绛兑现对钱锺书的话，开始写《我们仨》。
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与妈妈相依相偎。
写到动情处，杨绛的泪水落在纸上，不能自已。
2003年，《我们仨》出版，扉页上一句“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叫多少人读之泪下。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杨绛曾这样感叹一家人的失散。
在《我们仨》的结尾处，杨绛把自己比作一个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
杨绛：
她和谁都不争，和谁争她都不屑
文·梅子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译
这是英国诗人兰德的《我和谁都不争》。
因为杨绛，其为诸多中国读者所熟知。
杨绛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
这首“不争”，窃以为更因其暗合了杨绛的心性，熔铸了她对生命与生活的个性审美与深沉情感，才被译得这般熨帖。
它确是寄寓了杨绛的“魂”，以致几乎成了杨绛淡泊人生与高尚人格的最简确的写照。
杨绛的文字大多不动声色，不示阴晴，平白朴素，又异常的简净从容。
即便悲伤，也不会恸哭；即便愤怒，也不会咆哮；即便是女儿钱媛去世，她在文字里也没有呼天抢地，大放悲声，而是用一种竭力的退缩和节制，努力维持着冷静而饱含苦痛的叙述，真切地传达着一位年迈的母亲失去女儿内心无以复加的凄楚悲怆和无以躲闪的揪心疼痛。
读来几次落卷于案上，伏泣不止，欲放悲声。
我第一次感到震撼——平白如斯的文字，竟可以产生这样巨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国外的留学生活，干校的改造生活，文革风暴的缩影，对父亲和姑母的深情回忆，对女儿钱瑗一生的心疼追忆，对那些“披着狼皮的羊”的真诚感念……点点滴滴，娓娓道来。
她以简淡的文字，叙述着平凡的日子，看似不着气力，不事铺张，无数看似琐碎的细节描写，却如四月的春雨，于无觉中浸湿我眼，润泽我心。
平和，冷静，恬淡，内敛，是杨绛文字的一贯风格，杨绛这样表达彼时彼境中一位文弱知识女性内心的豁达和不屈：
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
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
“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有体面的人。
”
杨绛纵然是一介柔弱的女子，却一样脊背英挺，不逊须眉，沉着秉持着一位真正的读书人的节操和匹夫不可夺志的气概，令人仰视。
陈丹青说，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
对此，我深度认同。
杨绛对于动物的描写无不在表达自己的心性与喜恶，对于人性善恶的抑扬，昭然表露于字里行间。
她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交际，懒于应酬，也拒绝“示众”，她只想安安静静地读书写字，过平淡无扰的生活。
在清华教书时，为了避开诸多无谓的会议，节约零散宝贵的时间，她拒绝接受一纸聘书，宁愿做一位卯上无名的“散工”。
在这个人人都想显身露面、不甘受轻忽的尘世上，杨绛说，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的“陆沉”。
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盈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
她甘愿隐没于低处。
许多别人如获至宝的东西，在杨绛却一文不值。
在杨绛看来，真正的聪明是“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
”大智若愚，韬光养晦，不张不扬，本色做人。
她说：
“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
杨绛的人生半径很大。
她随丈夫同到英国牛津、法国巴黎留过学；文字的汪洋里，她似一条深水游鱼，可以自由地跨越语种、民族与疆域，在抽象而浩淼的时空中，实现着精神的遨游与智慧的共享。
杨绛的世界又很小。
小到只有他们仨。
他们在同一片屋檐下读书行文做学问，各安一隅，互不干扰。
工作学习之余，他们一起去“探险”（散步），一起去吃馆子，逛公园看动物……他们做游戏，互相赠诗；他们彼此分享对方大把的“石子”（日记）……他们互为父母，互为手足，彼此扶助，相依相守。
不论风雨多大，天气多冷，他们仨偎在一起，就是一个可靠的家，天就很蓝，心就很暖，生命就充满了活着的乐趣。
在杨绛娓娓而洁净的文字里，我读到了一个知识女性单纯而温馨的小世界。
杨绛的人生经历很丰富。
她经历过三反，五反，鸣放，反右，四清，十年文革；下过干校，住过窝棚，扫过厕所，剃过阴阳头，戴过高帽子，游过街，出过丑，经历过很多人世变故，天灾人祸，但她总能处乱不惊，安然度过。
悲伤或是欢喜，逆境或是顺境，在杨绛的笔下终究都沉定为一种恬静与淡然。
如夕照里朴素的芦花，如月光里静卧的村落。
她用一双明眸慧目静观万事万物，用一颗悲悯善良的心默默感知着这个世界，默默疼惜着身边的每一个生命。
在她平白朴素、简淡从容的文字里，总有一些句子不经意触中你的心灵之机，触疼了你心中的某一处柔软。
她用自己的风雨人生启示我们：
人生是双程的。
青春年少时，我们满怀理想、抱负、追求，一路马不停蹄向前奔。
慢慢的，我们老了，脚步渐渐变得迟缓，人生便也在不觉中迈入归程——记忆的回溯。
我们会有大把的光阴，在余辉落满大地的黄昏，坐在铺满桐叶的老街边，静静反刍岁月；我们会在寂寥残冬午夜梦回，独听夜雨敲清寒，静静追怀往事……在这些或温柔或冷寂的日子里，缓慢地理性地去审视曾经的过往。
和一位百岁老人相比，我依然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
何其幸运，在我尚且无知的时候，有这样一位智者及早地提醒我：
为了回来时坦然从容一些，去的时候不妨走得慢一点，慎重点。
为了归程中坦然从容一些，去的时候不妨走得慢一点，慎重点，力免“隔夜痛”。
对杨绛的阅读，暂告一个段落了。
但是对于杨绛的思考和理解，却似乎在掩卷的一刻才真正渐渐醉入。
我一直坚信，一个读书人一生都会保有读书人最基本的操守和气节。
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感到深深的失落和迷茫。
直到读了杨绛，我才恍然明白：
“读书的人”，不等于“读书人”。
不是我的信仰出了问题，只是我对“读书人”误解太深。
在，每每在现实或虚拟的世界里，遇见那些爱在精神的世界里修篱种菊的女子，总是忍不住说，读读杨绛吧。
她会教我们如何读人、阅世、为我，把自己放到最低。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守住人的底线，唯真理与良心之首是瞻，做你该做的人，做你想做的人，写你想写的字。
九蒸九焙，九死而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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