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红中文定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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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红中文定稿

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

SocialDividendbasedonOverproduction

[内容摘要]目前，由政府给国民发钱的事例很多，但其资金来源仍然非常有限。

本文认为，以生产过剩作为社会分红的物质基础，通过货币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充分拓展社会分红的资金来源，还可以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

[Abstract]Atpresent,therearemanyinstancesinwhichthegovernmentsdistributemoneytothecitizensworldwide,butthesourcesoffundarestilllimited.Thispaperthinks,thesocialdividendwithoverproductionasthematerialbasiscannotonlyfullyexpandthefundsourceforsocialdividend,butthoroughlyresolvethebasiccontradictionofoverproductionofcapitalismthroughmonetarysystemreforms,tograduallyrealizesocialistpublicownership.

[关键词]社会分红，生产过剩，货币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基本收入

[Keyword]Socialdividend,Overproduction,Monetarysystemreform,Socialism,Basicincome

[JELcode]P11，P21，E58

1．前言

2008年1月，中国上海市的一名政协委员邢普先生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提案：

建议研究向全国每人发1000元以抵御物价上涨。

这份提案被媒体报道以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几乎全国各大报纸及网站都报道了此事，同时也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文章，成了2008年中国人街谈巷议的热点。

针对邢普的提案，一部分评论指出，按人发钱的建议初听起来有点离奇，但细想一下还是好的，是让民众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最直接办法。

支持者还援引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等地的事例为证。

不过，也有部分经济学家表示，这个建议根本不可行，他们认为采取建立社会福利体系或减税的办法更好。

目前,中国面临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就是收入分配不均等及缺乏福利的问题。

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写入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内容，并提出要致力于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GDP为24.66万亿元，财政收入5.13万亿，比上年增长30%，占GDP的比例为20.8%。

有学者指出，如果加上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财政收入会达到9万亿，约占全部国民产出的36%。

虽然这个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这些钱很大部分用于行政开支，而用于社会福利的部分很少。

政府用这些钱修建了超豪华的办公大楼，购买了高级轿车，以及供官员出国旅游和大吃大喝。

逐年增长的财政收入与少得可怜的公共福利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中国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2005年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0.8%,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44.7%（UNDP，2006），由一个非常平均的社会（mostequalitariansocieties）很快转变成一个极度不平等（inequality）的社会。

中国学者粗略估计认为，目前中国的分配比例是政府及官僚占40%、资本家占40%、工人占10%、农民占10%。

中国的左派幻想着“公有制”，而右派大力鼓吹“市场化改革”，也就是私有制。

但是，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人们无法选择支持“公有”还是私有。

因为支持“公有”等于支持官僚权贵所有，而支持私有，等于是支持资本家所有，而广大劳动群众只有出卖劳动力一条路。

人们抱怨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价格太高，微薄的收入上不起大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把这三项称为新的“三座大山”。

第二，就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导致中国“流动性过剩”及物价上涨。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作用下，大量热钱涌入中国。

中国的外汇储备到2008年5月底，达到1.797亿美元。

面对流动性过剩及物价上涨，中国政府采取了tightmonetarypolicy（与美国实行的扩张的货币政策正好相反）。

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至今共1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17.5%，同时也使用了加息的措施，经过2007年的6次加息，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提高到目前的4.14%。

由于中国的居民存款利率已经高出美国大约2个百分点，因此，央行继续加息的空间不大。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于2008年4月10日升破7元大关。

自2005年7月21日晚间中国央行宣布汇改，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到1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达到14%。

每年大约6.5%的升值收益，再加上中美两国大约2%的利差的收益，保守的收益在8.5%以上。

今年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明显加快，丰厚的收益进一步刺激热钱加速流入中国。

巨额的美元储备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中国政府目前在汇率问题上处于极度两难的局面。

最近中国学者告诫政府，一旦人民升值到顶，热钱就会迅速撤出，这将导致巨额外汇损失。

有人估计涌入中国的热钱高达1万亿美元。

打个比方说，如果这些热钱进来时以1美元兑换7.5元人民币，那么他们手中就持有7.5万亿人民币。

如果等到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换5元人民币时撤出，那么，他们手中的7.5万亿人民就可以换到1.5万亿美元，中国将因此净损失5千亿美元。

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的风险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选择不升值，就无法缩小贸易顺差，无法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中国学者抱怨说，中国向世界出口廉价产品导致国内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得到的却是不断贬值的美元。

美元贬值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遭受损失。

第三，就是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问题。

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达到了41.6%。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应为80%左右。

因此，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是抑制投资过快增长。

但是，在不改变分配比例的情况下，抑制了投资，也就抑制了消费。

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根源，在于工资占GDP的比例太低，在于工资与利润的分配比例太悬殊，在于剩余价值率太高。

因此，提高工资，改善各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中国政府近年来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实施了一系列令人民群众欢迎的政策，如对城乡小学到初中的9年义务教育全部免费，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实施补贴，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城乡低收入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等等。

2．社会分红的理论与实践

2.1与社会分红相关的理论

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大概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JamesMeade，他毕生追求的“自由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很相似。

Meade（1936）提出了“社会分红”的构想：

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Meade的“社会分红”是每个公民不附加任何其它条件就可以获得的免税的社会红利。

设立社会红利有两个基本考虑：

（1）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基本的、无条件的收入来促进平等；

（2）提供一部分不受劳动市场灵活性影响的收入，以减小个人风险。

Meade（1938）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在经济萧条时期起到扩大消费作用。

1978年，以米德为首的“米德委员会”发表了改革英国税制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当代税制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有严重缺陷。

例如，虽然名义上英美等国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但有着极为复杂的减免条件，富人有很多合理的避税途径，而工薪阶层则成为纳税主体。

更重要的是，当代西方税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员会”经测算后认为，可以选择不太低的单一税税率，废除现有的税收减免，并同时对每个公民进行无条件的社会分红。

这种“单一税（flattax）”加“社会分红”，比起现行的名义上的累进所得税，更能促进效率与公平。

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

“有条件”是指，“失业了”才能领救济，而且失业者还得证明自己在不断地找工作。

“社会分红”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

乍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分红”似乎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加削弱接受低报酬职业的积极性。

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

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则再加20元。

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取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的无条件的社会分红。

因此，只要外面的工作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被激励去工作。

把一部分收益用于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有多种益处。

除前面提到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简化税制外，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可以加强人们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

米德所设想的社会分红的来源并不止税收，还包括公有资产的收入。

米德认为，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市场收益，只能依赖税收。

但税率过高则会降低个人、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以香港为例，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机会。

但香港之所以能够承受低利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即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

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Meade（1993）还提出了“labour-capitalpartnerships”的设想。

欧洲推动按人发钱的运动更为强大，他们把它叫做“基本收入”。

Abasicincomeisanincomeunconditionallygrantedtoallonanindividualbasis,withoutmeanstestorworkrequirement.Inafewcountriessomemajorpoliticians,includingfrompartiesingovernment,arealsobeginningtosticktheirnecksoutinsupportofit.Atthesametime,therelevantliterature-ontheeconomic,ethical,politicalandlegalaspects-isgraduallyexpandingandthosepromotingtheidea,orjustinterestedinit,invariousEuropeancountriesandacrosstheworldhavestartedorganizingintoanactivenetwork.The12thBIENCongressonBasicIncomewasheldon20-21June2008inDublin,Ireland.ThethemeofthisWorldCongresswas:

"InequalityandDevelopmentinaGlobalisedEconomy-TheBasicIncomeAlternative".

“BasicIncomeisasimpleandpowerfulideaforthe21stcentury”（VanParijs,2000）.ManyprominentEuropeansocialscientistshavenowcomeoutinfavourofbasicincome.WinnersoftheNobelPrizeinEconomicsthatfullysupportabasicincomeincludeSimon（2000）,FriedrichHayek,JamesMeade,RobertSolow,andFriedman（1962）.Simon（2000）认为，不仅resources,physicalandintellectua中的很大一部分应该被全民共享，而且“socialcapital”也不应当被少数人独占。

Tomlinson（2003）认为，theincreasinglytargetedsocialsecuritysystemwithexpandedbreachingandimposedobligationshasremovedanysecurityfromthesocialwelfaresafetynet.Privateprovision,whetherbyunemploymentinsurance,superannuation,oremployment,cannotensureincomesecurityforthebulkofthepopulation.

然而，通过本文后面的分析就会发现，基本收入政策仍然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

一是因为它仍然停留在财政政策的范畴，无法解决伴随着货币增长而增长的债务问题，二是因为它是“Basic”收入，故它在数量上仍然不足以消化生产过剩。

在货币理论方面，很多西方学者研究指出，Thereisnoneedforgovernmentto“borrow”orotherwiseincur“debt”inordertoexpandthemoneysupplyinlinewithrealeconomicgrowth--seeforstretton（1999）,Bell（2000）,BellandWray（2003）andAbbaLerner（1947）.中国学者Luo（2003）长期研究“解决发展中国家货币资金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货币先行规律”，认为只要有“闲置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货币，充分挖掘企业的生产潜力。

他认为发钞票好过发国债，还认为，“国家要办多少事，就有多少钱”。

他主张发行货币给政府，让政府搞经济建设。

中国学者Dang于2000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大量撰文呼吁“按人发钱”，中国的很多网民都很熟悉。

Dang,etal（2004）全面论述了“按人发钱”的思想，他们指出，在资本家欲将卖不掉的“牛奶”倒掉的时候，如果政府按照人头数平均发放适当数量的货币，让资本家把“牛奶”卖给穷人，使穷人免于匮乏，使资本家免于破产，使国家免于动荡，这显然是生产过剩条件下的一个帕累托改进。

Dang，etal（2004）的“按人发钱”与Meade的“社会分红”的相同之处在于全民一律按人头平均发放，不同点在于：

米德强调发钱的前提是有财政盈余、或国有企业有利润，而Dang（2004）主张只要有闲置的生产要素，就可以由央行来发。

Dang,etal（2004）与Luo（2003）主张发钱的基础是相似的，不同之处是Luo（2003）强调发钱给政府，用于搞建设，Dang，etal（2004）强调发钱给个人，增加消费。

中国学者Lu（2007）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凯恩斯《通论》中把新钞票埋入废矿的思想，提出了模拟金矿的理论。

她指出，在贵金属货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下，构建一个具有良好操作性的模拟金矿理论，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

中国学者Cui（2006）长期跟踪研究国有资产问题，他以Meade提出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基础，并以美国阿拉斯加“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了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想。

即，自然垄断行业的高垄断收益应造福全体人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

如果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并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Meade（1936，1938）、Cui（2006）、PuXin的建议大致属于财政范畴，而Dang,etal（2003）、Luo（2003）、Lu（2007）等人的理论已经超出了财政范畴，包含着货币制度的改革。

还有学者Cai（2008）提出了以人民币升值红利为基础给全民发钱的建议，Liu（2008）提出了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帐户制度”的建议。

参与这方面研究的中国学者于2008年5月份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媒体也作了报道。

2.2政府给民众发钱的众多事例

目前，由政府给国民发钱的事例很多，依其资金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发钱的事例基本上属于临时性的，其资金来源是财政收入或财政盈余，属于财政政策范畴。

西方发达国家把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可以看成是发钱的一种。

另外，如果财政收入有盈余，还可以通过减税或直接发钱，让社会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香港政府于2008年2月27日公布了财政预算案，封面特地选了温暖的橙色。

在财政盈余取得超预期的1156亿港元时，香港政府向全体市民发钱合计超过1500亿港元，其宗旨是“藏富于民、支持弱势、促进长远发展”，具体用于减税、补贴、基建、医疗等。

3月1日，香港财政官员在解释其思路时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语：

“不患寡而患不均”。

他认为公共财政首先必须考虑社会利益分配与社会目标，以人为本，“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新加坡政府给老百姓发钱的做法大概有超过5年的历史了。

2007年新加坡经济成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

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新元将分两次在2008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本国居民，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中国澳门特区政府今年4月22日宣布，拨出逾20亿元盈余还富于民，永久居民获发一份5000元的“红利”、非永久居民获发一份3000元的“红利”，争取在2008年7月实施。

澳门特区政府称全民派发红利的目的是为了舒缓高通货膨胀的压力。

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东莞市于2008年6月份宣布，由财政拿出1.2亿多元向12.2万低收入的本地居民发放每人1000元的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获得了舆论的好评。

不过，很不幸，发生了作者事先就担心的事情:

报道说有些地方的居民为了抢这份红包导致纠纷甚至打架。

日本为了刺激经济，于2001年对15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2万日元“Local（Regional）PromotionCoupons”。

第二类发钱的事例属于Meade（1936，1938）倡导的社会分红，它的资金来源并不仅仅是税收，还包括公有企业的利润和出售公有土地的收入。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从1978年起已经实现了社会分红制度，所有的阿拉斯加公民每个月都能从政府那里收到一张支票，它就是几百美元的社会分红，分享阿拉斯加公共油田贮备的收入。

　　英国在布莱尔政府的推动下，已经向社会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英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新生儿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

这些都和失业不失业没有关系。

据Cui（2006）介绍，委内瑞拉、以色列和美国的新墨西哥等州，均已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会分红的主张。

中国仍然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这些资产属于全民所有。

然而，这些资产的收益权一直没有落实到每一个国民。

我们知道，一项产权的价值，是和它的收益密切相关的。

没有收益权的产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是假的。

3.基于生产过剩的社会分红

3.1以生产过剩作为社会分红的来源

本文要论述的社会分红，其资金来源与本文第二节提到的两项有很大的区别，它的资金来源不仅包括财政盈余和公有企业利润，还可以来自中央银行。

这项社会分红的设想着眼于生产过剩的现实，认为只要有生产过剩，就可以透过改革货币制度，给国民分红，从而消化生产过剩，化解经济危机，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社会造福。

Manyanalystsagreethatoverproductionisabasiccharacteristicofcapitalism.虽然现代资本主在克服生产过剩方面作出了各种努力，但始终没有摆脱生产过剩的痼疾，只不过是在生产过剩的形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最早期的生产过剩的形式是产品过剩，它起因于大规模的无计划的生产。

当企业按照订单生产以后，产品过剩的情形得到缓解，于是，生产过剩的形式就转化为由投资过度引起的产能过剩。

当政府干预过度投资以后，产能过剩的情形得到缓解，于是，生产过剩的形式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过剩——具体表现为失业增加及资本过剩。

目前三种形式同时存在，只不过在某些时段某种形式表现得更加显著一些罢了。

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扰。

3.2货币的信用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

当货币（money）与金属脱钩以后，就完全变成了一种信用货币。

只要市场交换关系存在一天，货币就会流通一天，政府根本不需要赎回，也没有能力赎回。

从货币的演化史来看，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信用货币的使用上，市场具有自组织（self-organizition）的功能，而政府法令仅仅起到类似于导火线的作用。

这就是说，货币体系演化到今天，几乎可以脱离政府而独立运转。

虽然政府应该像维护社会稳定一样维护货币体系的信用，但并不是一定要通过无限赎回的方式来维护。

有些政权垮台以后，它发行的货币仍然在流通。

新政权建立以后，一般仍要用新的货币兑换旧的货币，货币体系仍然得以延续。

名目主义者（chartalist）认为，货币的信用基础并不在其内在价值，而在于使用它以后会给我们带来诸多便利与好处。

我们知道，货币的使用，可以节省交易费用、节省储藏费用和折旧费用，这是它在商品交换关系中涌现出来的初级功能，而促进分工、提高劳动效率，是它涌现出来的更高级功能。

货币的各种功能和属性，是在人类社会的商品交换关系这个高级层次（hierarchy）上的一种从无到有的涌现。

社会分工越专业、越深化，则越有必要进行交换，于是货币的信用基础就越牢固。

也就是说，货币的信用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而不断强化。

同时，货币体系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效率，形成良性反馈。

因此，本文认为，真正维持货币信用的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而不仅仅限于黄金、外汇储备以及政府持有的资产。

一个社会拥有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则它的财富产出能力也越高，于是，它的货币的信用等级就越高；反之亦然。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纸币的信用，就完全摆脱了固有的、狭隘的以政府信用为保障的观念，极大地拓宽了货币的信用基础。

目前实际的货币体系，也正是依据这个非常宽大的信用基础而运行。

3.3现行货币制度的两难

　　目前，货币是由国家垄断发行的。

货币的增加，必然导致政府负债的增加，这一点与金属货币的发行截然不同。

金属货币的增加，并不会导致任何机构或个人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