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红中文定稿.docx

1、社会分红中文定稿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 based on Overproduction内容摘要目前，由政府给国民发钱的事例很多，但其资金来源仍然非常有限。本文认为，以生产过剩作为社会分红的物质基础，通过货币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充分拓展社会分红的资金来源，还可以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s distribute money to the citizens worldwide, but the s

2、ources of fund are still limited. This paper thinks, the social dividend with overproduction as the material basis can not only fully expand the fund source for social dividend, but thoroughly resolve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over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through monetary system reforms, to gradual

3、ly realiz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关键词社会分红，生产过剩，货币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基本收入Keyword Social dividend, Overproduction, Monetary system reform, Socialism, Basic income JEL code P11，P21，E581前言2008年1月，中国上海市的一名政协委员邢普先生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研究向全国每人发1000元以抵御物价上涨。这份提案被媒体报道以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几乎全国各大报纸及网站都报道了此事，同时也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文章，成了2008年

4、中国人街谈巷议的热点。针对邢普的提案，一部分评论指出，按人发钱的建议初听起来有点离奇，但细想一下还是好的，是让民众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最直接办法。支持者还援引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等地的事例为证。不过，也有部分经济学家表示，这个建议根本不可行，他们认为采取建立社会福利体系或减税的办法更好。目前,中国面临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第一，就是收入分配不均等及缺乏福利的问题。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写入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内容，并提出要致力于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GDP为24.66万亿元，财政收入5.13万亿，比上年增长30%，占GDP的

5、比例为20.8%。有学者指出，如果加上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财政收入会达到9万亿，约占全部国民产出的36%。虽然这个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这些钱很大部分用于行政开支，而用于社会福利的部分很少。政府用这些钱修建了超豪华的办公大楼，购买了高级轿车，以及供官员出国旅游和大吃大喝。逐年增长的财政收入与少得可怜的公共福利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2005年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0.8%,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44.7%（UNDP，2006），由一个非常平均的社会(most equalitarian societies)很快转变成一个极度不平等（i

6、nequality）的社会。中国学者粗略估计认为，目前中国的分配比例是政府及官僚占40%、资本家占40%、工人占10%、农民占10%。中国的左派幻想着“公有制”，而右派大力鼓吹“市场化改革”，也就是私有制。但是，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人们无法选择支持“公有”还是私有。因为支持“公有”等于支持官僚权贵所有，而支持私有，等于是支持资本家所有，而广大劳动群众只有出卖劳动力一条路。人们抱怨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价格太高，微薄的收入上不起大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把这三项称为新的“三座大山”。第二，就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导致中国“流动性过剩”及物价上涨。在人民币升值预

7、期的作用下，大量热钱涌入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到2008年5月底，达到1.797亿美元。面对流动性过剩及物价上涨，中国政府采取了tight monetary policy（与美国实行的扩张的货币政策正好相反）。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至今共1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17.5%，同时也使用了加息的措施，经过2007年的6次加息，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提高到目前的4.14%。由于中国的居民存款利率已经高出美国大约2个百分点，因此，央行继续加息的空间不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于2008年4月10日升破7元大关。自2005年7月21日晚间中国央行宣布汇改，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到1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至今，人

8、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达到14%。每年大约6.5%的升值收益，再加上中美两国大约2%的利差的收益，保守的收益在8.5%以上。今年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明显加快，丰厚的收益进一步刺激热钱加速流入中国。巨额的美元储备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中国政府目前在汇率问题上处于极度两难的局面。最近中国学者告诫政府，一旦人民升值到顶，热钱就会迅速撤出，这将导致巨额外汇损失。有人估计涌入中国的热钱高达1万亿美元。打个比方说，如果这些热钱进来时以1美元兑换7.5元人民币，那么他们手中就持有7.5万亿人民币。如果等到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换5元人民币时撤出，那么，他们手中的7.5万亿人民就可以换到1.5万亿美元，中国将因此净损

9、失5千亿美元。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的风险是很大的。但是，如果选择不升值，就无法缩小贸易顺差，无法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中国学者抱怨说，中国向世界出口廉价产品导致国内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得到的却是不断贬值的美元。美元贬值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遭受损失。第三，就是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问题。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达到了41.6%。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应为80%左右。因此，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是抑制投资过快增长。但是，在不改变分配比例的情况下，抑制了投资，也就抑制了消费。投资与

10、消费比例失衡的根源，在于工资占GDP的比例太低，在于工资与利润的分配比例太悬殊，在于剩余价值率太高。因此，提高工资，改善各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中国政府近年来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实施了一系列令人民群众欢迎的政策，如对城乡小学到初中的9年义务教育全部免费，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实施补贴，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城乡低收入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等等。 2社会分红的理论与实践 2.1与社会分红相关的理论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大概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 James Meade，他毕生追求的“自由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很相

11、似。Meade（1936）提出了“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Meade的“社会分红”是每个公民不附加任何其它条件就可以获得的免税的社会红利。设立社会红利有两个基本考虑：（1）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基本的、无条件的收入来促进平等；（2）提供一部分不受劳动市场灵活性影响的收入，以减小个人风险。Meade（1938）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在经济萧条时期起到扩大消费作用。1978年，以米德为首的“米德委员会”发表了改革英国税制的报告，

12、该报告认为，当代税制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有严重缺陷。例如，虽然名义上英美等国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但有着极为复杂的减免条件，富人有很多合理的避税途径，而工薪阶层则成为纳税主体。更重要的是，当代西方税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员会”经测算后认为，可以选择不太低的单一税税率，废除现有的税收减免，并同时对每个公民进行无条件的社会分红。这种“单一税（flat tax）”加“社会分红”，比起现行的名义上的累进所得税，更能促进效率与公平。 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有条件”是指，“失业了”才能领救济，而且失业者还

13、得证明自己在不断地找工作。“社会分红”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乍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分红”似乎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加削弱接受低报酬职业的积极性。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则再加20元。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取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的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的工作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被激励去工作。把一部分收益用于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有多种益处。除前

14、面提到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简化税制外，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可以加强人们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 米德所设想的社会分红的来源并不止税收，还包括公有资产的收入。米德认为，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市场收益，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则会降低个人、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以香港为例，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机会。但香港之所以能够承受低利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即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

15、者作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Meade（1993）还提出了“labour-capital partnerships”的设想。欧洲推动按人发钱的运动更为强大，他们把它叫做“基本收入”。 A basic income is an income unconditionally granted to all on an individual basis, without means test or work requirement.In a few countries some major politici

16、ans, including from parties in government, are also beginning to stick their necks out in support of it.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 on the economic, ethical, political and legal aspects - is gradually expanding and those promoting the idea, or just interested in it, in various Europ

17、ean countries and across the world have started organizing into an active network. The 12th BIEN Congress on Basic Income was held on 20-21 June 2008 in Dublin, Ireland. The theme of this World Congress was: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sed Economy - The Basic Income Alternative.“Basic Inc

18、ome is a simple and powerful idea for the 21st century”(Van Parijs,2000). Many prominent European social scientists have now come out in favour of basic income. Winners of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that fully support a basic income include Simon(2000), Friedrich Hayek, James Meade, Robert Solow,

19、and Friedman(1962). Simon(2000)认为，不仅resources,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中的很大一部分应该被全民共享，而且“social capital”也不应当被少数人独占。Tomlinson（2003）认为，the increasingly target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expanded breaching and imposed obligations has removed any security from the social welfare safety net.Private pr

20、ovision, whether by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uperannuation, or employment, cannot ensure income security for the bulk of the population.然而，通过本文后面的分析就会发现，基本收入政策仍然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一是因为它仍然停留在财政政策的范畴，无法解决伴随着货币增长而增长的债务问题，二是因为它是“Basic”收入，故它在数量上仍然不足以消化生产过剩。在货币理论方面，很多西方学者研究指出，There is no need for governmen

21、t to “borrow” or otherwise incur “debt” in order to expand the money supply in line with real economic growth- see for stretton(1999), Bell(2000), Bell and Wray(2003) and Abba Lerner(1947).中国学者Luo（2003）长期研究“解决发展中国家货币资金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货币先行规律”，认为只要有“闲置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货币，充分挖掘企业的生产潜力。他认为发钞票好过发国债，还认为，“国家要办多少事，就有多少

22、钱”。他主张发行货币给政府，让政府搞经济建设。中国学者Dang于2000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大量撰文呼吁“按人发钱”，中国的很多网民都很熟悉。Dang, et al（2004）全面论述了“按人发钱”的思想，他们指出，在资本家欲将卖不掉的“牛奶”倒掉的时候，如果政府按照人头数平均发放适当数量的货币，让资本家把“牛奶”卖给穷人，使穷人免于匮乏，使资本家免于破产，使国家免于动荡，这显然是生产过剩条件下的一个帕累托改进。Dang，et al(2004)的“按人发钱”与Meade的“社会分红”的相同之处在于全民一律按人头平均发放，不同点在于：米德强调发钱的前提是有财政盈余、或国有企业有利润，而Dang（2

23、004）主张只要有闲置的生产要素，就可以由央行来发。Dang,et al(2004)与Luo(2003)主张发钱的基础是相似的，不同之处是Luo(2003)强调发钱给政府，用于搞建设，Dang，et al(2004)强调发钱给个人，增加消费。 中国学者Lu（2007）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凯恩斯通论中把新钞票埋入废矿的思想，提出了模拟金矿的理论。她指出，在贵金属货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下，构建一个具有良好操作性的模拟金矿理论，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 中国学者Cui（2006）长期跟踪研究国有资产问题，他以Meade提出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基础，并以美国

24、阿拉斯加“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了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想。即，自然垄断行业的高垄断收益应造福全体人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如果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并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Meade（1936，1938）、Cui（2006）、Pu Xin的建议大致属于财政范畴，而Dang, et al(2003)、Luo(2003)、Lu(2007)等人的理论已经超出了财政范畴，包含着货币制度的改革。 还有学者Cai（2008）提出了以人民币升值红利为基础给全民发钱的建议，Liu（2008）提出了建立“公

25、民基本收入帐户制度”的建议。参与这方面研究的中国学者于2008年5月份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媒体也作了报道。2.2 政府给民众发钱的众多事例 目前，由政府给国民发钱的事例很多，依其资金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发钱的事例基本上属于临时性的，其资金来源是财政收入或财政盈余，属于财政政策范畴。西方发达国家把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可以看成是发钱的一种。另外，如果财政收入有盈余，还可以通过减税或直接发钱，让社会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香港政府于2008年2月27日公布了财政预算案，封面特地选了温暖的橙色。在财政盈余取得超预期的115

26、6亿港元时，香港政府向全体市民发钱合计超过1500亿港元，其宗旨是“藏富于民、支持弱势、促进长远发展”，具体用于减税、补贴、基建、医疗等。 3月1日，香港财政官员在解释其思路时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他认为公共财政首先必须考虑社会利益分配与社会目标，以人为本，“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新加坡政府给老百姓发钱的做法大概有超过5年的历史了。2007年新加坡经济成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新元将分两次在2008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本国居民，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27、。中国澳门特区政府今年4月22日宣布，拨出逾20亿元盈余还富于民，永久居民获发一份5000元的“红利”、非永久居民获发一份3000元的“红利”，争取在2008年7月实施。澳门特区政府称全民派发红利的目的是为了舒缓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东莞市于2008年6月份宣布，由财政拿出1.2亿多元向12.2万低收入的本地居民发放每人1000元的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获得了舆论的好评。不过，很不幸，发生了作者事先就担心的事情:报道说有些地方的居民为了抢这份红包导致纠纷甚至打架。 日本为了刺激经济，于2001年对15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2万日元“Local(Regional) Pr

28、omotion Coupons”。第二类发钱的事例属于Meade（1936，1938）倡导的社会分红，它的资金来源并不仅仅是税收，还包括公有企业的利润和出售公有土地的收入。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从1978年起已经实现了社会分红制度，所有的阿拉斯加公民每个月都能从政府那里收到一张支票，它就是几百美元的社会分红，分享阿拉斯加公共油田贮备的收入。英国在布莱尔政府的推动下，已经向社会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英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新生儿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这些都和失业不失业没有关系。据Cui（2006）介绍，委内瑞拉、以色列和美国的新墨西哥等州，均已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会分红的主张。中

29、国仍然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这些资产属于全民所有。然而，这些资产的收益权一直没有落实到每一个国民。我们知道，一项产权的价值，是和它的收益密切相关的。没有收益权的产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是假的。3. 基于生产过剩的社会分红3.1 以生产过剩作为社会分红的来源本文要论述的社会分红，其资金来源与本文第二节提到的两项有很大的区别，它的资金来源不仅包括财政盈余和公有企业利润，还可以来自中央银行。这项社会分红的设想着眼于生产过剩的现实，认为只要有生产过剩，就可以透过改革货币制度，给国民分红，从而消化生产过剩，化解经济危机，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社会造福。Many analysts agree that overpr

30、oduction is a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capitalism. 虽然现代资本主在克服生产过剩方面作出了各种努力，但始终没有摆脱生产过剩的痼疾，只不过是在生产过剩的形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最早期的生产过剩的形式是产品过剩，它起因于大规模的无计划的生产。当企业按照订单生产以后，产品过剩的情形得到缓解，于是，生产过剩的形式就转化为由投资过度引起的产能过剩。当政府干预过度投资以后，产能过剩的情形得到缓解，于是，生产过剩的形式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过剩具体表现为失业增加及资本过剩。目前三种形式同时存在，只不过在某些时段某种形式表现得更加显著一些罢了。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产

31、能过剩的困扰。3.2 货币的信用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当货币（money）与金属脱钩以后，就完全变成了一种信用货币。只要市场交换关系存在一天，货币就会流通一天，政府根本不需要赎回，也没有能力赎回。从货币的演化史来看，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信用货币的使用上，市场具有自组织（self-organizition）的功能，而政府法令仅仅起到类似于导火线的作用。这就是说，货币体系演化到今天，几乎可以脱离政府而独立运转。虽然政府应该像维护社会稳定一样维护货币体系的信用，但并不是一定要通过无限赎回的方式来维护。有些政权垮台以后，它发行的货币仍然在流通。新政权建立以后，一般仍要用新的货币兑换旧的货币，货币体系仍

32、然得以延续。名目主义者（chartalist）认为，货币的信用基础并不在其内在价值，而在于使用它以后会给我们带来诸多便利与好处。我们知道，货币的使用，可以节省交易费用、节省储藏费用和折旧费用，这是它在商品交换关系中涌现出来的初级功能，而促进分工、提高劳动效率，是它涌现出来的更高级功能。货币的各种功能和属性，是在人类社会的商品交换关系这个高级层次（hierarchy）上的一种从无到有的涌现。社会分工越专业、越深化，则越有必要进行交换，于是货币的信用基础就越牢固。也就是说，货币的信用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而不断强化。同时，货币体系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效率，形成良性反馈。因此，本文认为，真正维持货币信用的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而不仅仅限于黄金、外汇储备以及政府持有的资产。一个社会拥有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则它的财富产出能力也越高，于是，它的货币的信用等级就越高；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纸币的信用，就完全摆脱了固有的、狭隘的以政府信用为保障的观念，极大地拓宽了货币的信用基础。目前实际的货币体系，也正是依据这个非常宽大的信用基础而运行。3.3 现行货币制度的两难目前，货币是由国家垄断发行的。货币的增加，必然导致政府负债的增加，这一点与金属货币的发行截然不同。金属货币的增加，并不会导致任何机构或个人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