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先在于识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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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之先在于识人
用人之先，在于识人
古人云：
为治以知人为先。
即是指治理国家以了解、识别人为最首要的事情。
可以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
这很富有哲理的良言告诉世人，不了解人就能不很好地使用人。
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因为没有了解人。
所以，得人之道，在于识人。
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越深刻，使用起来就越得当。
历来人们者认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
也就是说，帝王的作用，没有比识别人才更重要的了。
如果一个国君，有贤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这是一个国家三种不祥之兆的表现。
所以，作为一个明君，最在的隐患就在于不能知道和识别人才。
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
一旦知道和识别到了人才，如果不及时推荐和提拔使用，则为失才的表现；同样，一旦了解和识别的人既缺德又缺才，如果不及时从其责任的位置上撤职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罢免，仍将其使用，这必然是国家之祸，使人民受害，后患将是无穷的。
正因为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对识人重要看得非常之清楚，所以都产生了共识：
要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
总之，国之兴亡，务在得人，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何世无才，患在不识。
不能识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
这是识人学的第一要义。
可以不识字，不可不识人
"得人者兴，失人者亡"，自古以来是人们共识的一条真理。
从识字与识人的重要性
相比较而言，我们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
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天下所须者才，而才诚难知也。
普天下所需要的是人才，而人才确实太难了解、识别了。
可以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但我们不能因为识人难，就不识天下才了。
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几方皋。
如果我们对社会存在的贤者不识，那就是国不祥之兆了。
因为治国需要贤才。
而平凡的人，难以发现杰出的人才。
"唯知贤，唯圣知圣，凡人安能知凡人邪？
正因为只有贤德的人才能了解贤德的人，圣明的人才能了圣明的人，平庸之贤怎么能够了解杰出失物呢？
所以，对于识人者来说，要识贤，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提高自己的综合分析能力，才能为国家需要提供所需要的贤才。
知贤不用，国不祥
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知贤不易。
然而知贤却不用贤，这实在是人才的在大浪费，是国家的一种不祥之兆。
古人说：
"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
"也就是说，国家大政，没有贤才就得不到治理；天下大事，没有贤才就不能成功。
说明治理国家要任用贤才。
我们讲识贤也正是为了举贤。
常言道：
"为国入宝，不如能献贤。
"这就是说，给国家送宝物，不如去推荐贤才。
其实，贤才，就是国之宝也。
换言之，"国之宝器，其在得贤。
"我们"以贤为宝，不以珠玉为宝"，即说明人才是国家的珍宝，其价值远远高于珍珠玉器。
正因为如此，古人和今人善观于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而是观其用人之贤否。
贤能才能昌盛发达，人民必须依靠贤能才能得到治理，事物必须依靠贤能才能顺利发展。
但历史上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凡是贤能之才，没有不想得到使用而为国效力的，但没有识贤的人推荐，所以被当时埋没遗弃。
刘向《说苑·君道》记载了姜太公（即辅佐周武王灭纣的吕尚）和武王关于得贤失的两则谈话。
一则是谈得贤而国家危亡的原因：
武王问太公：
"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
"太公答：
"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
"武王问：
"其失安在？
"太公答：
"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功，其国见于危亡。
"武王说：
"善。
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
"
在这则谈话里，姜太公指出君主举贤而国危亡的原因是"用小善"，即"君好誉而不恶谗也"，这是说君王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却不厌恶小人的进谗言，于是贤佞易位，是非颠倒：
以佞为贤，以恶为善，以奸为忠，以伪为信。
因而赏罚不明：
有功不赏，有罪不罚，使小人经结党营私，排挤贤臣。
结果是忠臣无罪而死于诽谤，小人无功因互相吹捧而得到奖赏。
历代危亡之国，莫不由此。
另一则谈的是为何得贤敬而国不治：
武王问太公：
"得贤敬士，或不能以为治者，何也？
"太公答：
"不能独断，以人言断者，殃也。
"武王问：
"何为'以人言断'？
"太公答：
"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所赏，以人言赏；贤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
"武王说：
"善！
其为国何如？
"太公答：
"其为人恶闻其情，而喜闻人之情，恶闻其恶，而喜闻人之恶，是以不必治也。
"武王说：
"善！
"
在这则谈话里，姜太公指出君主得贤敬士而国不治的原因是：
君主不能独断，而一切事都靠别人所说的决定。
这样就贤佞不分，既不能知贤者而用之，也不知佞者而退之。
而君主厌恶听说自己的错误，而喜欢听说别人的错误，这就必然喜欢人阿谀奉承，和听取对别人的谗毁，这就必须疏远贤人，受小人所操纵，国家哪能治理得好。
以上姜太公的两则谈话，辩证地说明：
不知贤则不能用贤，不能用贤也就不能知贤，其结果是贤人遭殃，小人得志，这便是国不治以至危亡的原因。
船夫讽喻晋平公好养士而不知贤
春秋时晋国国君平公乘船游于黄河西部，船到中流，他感叹说：
"嗟乎！
安得贤士与共此乐乎？
"船夫固桑答道：
"君言过矣。
夫剑产于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山，此三宝者，皆无足而至。
今君好，则贤士至矣！
"平公说：
"固桑来！
吾门下食客者三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谓不好士乎？
"固桑答道：
"鸿秸（天鹅），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翮（天鹅的羽茎）。
夫腹下之毳（细毛），背上之毛，增去（减）一把，飞不为高下。
不知君之食客，是翮耶？
将腹背之毳也？
"晋平公默然，无话可说。
（《亲序·杂语》）。
这位船夫固桑对晋平公所说的话，妙在讽喻：
剑、珠、玉者是远地的宝物，因平公爱好，三宝没有脚也来了，而平公好士的放，贤士有脚自然是会来的。
平公认为他养士达三千之多，哪能说他不好士。
船夫提出质疑：
这三千食客究竟是天鹅的羽茎，还是它腹背的细毛，是羽茎，增减对天鹅的飞高低才有影响，如是腹背的细毛，增减一把都是不足轻重的。
意是说，是羽茎才是贤才，如是腹背的羽毛，虽多也是无用的。
孔子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晋平公养士三午，其中定有真贤，为什么平公却感叹没有贤才辅佐、与之共乐呢？
这是因平公养士是为博得好士的声誉，而没有去考察和发现其中的贤士，予以提拔和重用，因而食客三千，没有一人脱颖而出，都是混饭食过日子。
这说明养士，徒有养士的虚名而已，养士虽多，何益于晋国。
而平公以人民的赋税，供这三千人白吃，于民是有害的。
晋平公的先祖晋文公是春秋有名的霸主这一，传位到平公父亲悼公以后国势日衰，而晋平公只知养士而不知贤用贤以辅已，致使晋国政权落入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三家之手，终导致三家分晋，晋亡。
燕昭王知贤用贤而兴
《韩诗外传》卷七论及知贤用贤而兴和得贤失贤而亡的史事：
"纣杀王子比干，箕子被发佯狂。
陈灵公杀泄治，邓元去陈以族从。
自此以后，殷并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邓元也。
"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从齐魏至，于是兴兵而攻齐，栖闵王于莒。
燕度地计众；不与齐均也。
故无长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昌，失贤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
燕昭王得郭隗、邹衍、乐毅等人而兴，很能说明知贤用贤的重要作用。
燕国是战国时的小国，土地狭窄，人口稀少，因国内乱，齐国趁机入侵，杀死燕王哙，占领了蓟地八座城池。
燕国岌岌可危。
燕照王即们后，为了招人才，强齐国以报齐仇，求计于谋士郭隗，郭隗说：
"请先自隗始。
"昭王便为郭隗筑黄金台，拜之为师。
邹衍、乐毅等名士见昭王如此敬重贤臣，便分别从齐国、魏国来投燕国。
在他们的辅佐下，燕国富强。
昭王派东毅北军破齐，连下七城，齐闵王兵败逃到莒（今山东省莒县），后被杀。
齐国是大国，在人力物力上，燕国是无法与之拟的。
因昭王能知贤而用贤，使国富兵强，终于打败齐国。
而历史上的亡国，都是因得贤不用之故。
纣王是商朝最后一个君主，他沉湎酒色，奢侈荒淫，残虐人民。
箕子、比干者是贤臣，是纣王的叔父，箕子早料纣王将腐化，屡次进谏，不听，便佯狂出走；比干为挽救国家，多次犯颜冒死诤谏，纣王不听，反认为比干是圣人，其心与人不同，便剖开其心来看。
纣王如此残暴，尽失人心，武王趁机起兵灭纣。
陈灵公是春秋末年的陈国君，其人荒淫，大夫泄治极谏不听，反将这杀死。
大夫邓元便率族人离开陈国。
陈灵公势孤，被人杀死，陈亡，并入楚国。
这确是：
"无长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昌，失贤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
项羽为何有奇士不能用
项羽是秦末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懂得兵法，力能举鼎，勇冠三军。
他"破釜沉舟"，于巨鹿与秦主力决战，九占九胜，大破秦军，诸侯震栗；楚汉相争，他屡战屡胜。
他总结其一生战绩时说：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战绩时说：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逐霸有天下。
"（《史记·项羽本记》）可是，这位盖世英雄却在垓下一战即溃，最后自刎于乌江，其故安在？
说到底还是知人用人问题，正如陈平所说：
"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才不能用。
"奇士是谁，即韩信、陈平、他俩原事项羽，因不被信任后归汉。
韩信在楚是卫士，归汉升为大将，他"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横扫楚国势力，从后方严重威胁项羽。
陈平是恐被项羽所杀才投汉，刘邦对他充分信任，言听计从，给他四万斤金用以离间楚君臣，使之上下离心，互不信任，最后，边谋主范增也被迫出走了。
而项羽所亲信的人又怎样？
诸项及妻之昆弟未见有什么能耐的人物，倒是有一个"食内帮外"人物，这人就是项羽的叔父项伯。
项羽入函谷关后，决定明早攻击刘邦军，彼此力量悬殊，刘邦军是不堪一击的。
项伯因与张良相好，夜往见之，叫他速离开，以免与之俱死，张良邀项伯往见刘邦，刘邦与之结为儿女亲家，求他回去与项羽说情。
项伯回去对项羽说：
"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
今人有大功，击之不祥。
"项羽听项伯的话，果不攻击。
在鸿门宴上，范增使项庄舞剑杀刘邦，项伯拔剑起舞以身护刘邦，项庄不得击。
刘邦被封为汉王，都巴蜀，项伯得刘邦金百镒、珠二斗，便代请给汉中地。
刘邦不被项羽所杀，并增加封地得以积蓄力量与项羽争天下，项伯是有大功的。
奇才在身边不知而不用，所信任的亲人又帮倒忙，这便是项羽用人唯亲的结果。
最后项羽成为孤家寡人，在垓下大败而自刎，这是势所必然的事了。
有贤不知，国不祥
"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
无论哪个时代都是英雄辈出，就怕没有识才的眼光。
俗眼不识神仙，只有伯乐最了解什么样的马是骏马，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君子。
人生相遇贵相知，孰谓世间无伯乐。
也就是说，人生相遇贵在彼此能够了解，谁说世间说没有识别千里马的伯乐呢？
如果相马的人忽视了瘦马，便会把千里马遗漏了。
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
观察评定一匹好马，往往因为它表面上瘦弱而错认为是一匹劣马；评价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因为贫穷和没有地位而错误地认为不可取。
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眼光来看待人，则无人才可言；如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用发展的观点来看人才，人才到处都存在，无才也会成为有才。
"得贤则昌，失贤则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这就是说，得到贤人，国家就会昌盛；失掉贤人，国家就会衰亡，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
这种见识得到众多人的赞同而产生了共鸣。
如古代著名思想家范仲淹在《选任贤能论》中也指出：
"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
"这意思是说，得到贤明和杰出的人才，国家就安定而有秩序；抛弃了贤明和杰出的人才，国家就混乱。
所以，世人常说：
"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
""国之需贤，譬车之恃轮，犹舟之椅楫也"。
"政以得贤为本，治去秽为务。
"这里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
治理天下，端正社会风气。
应以得到贤才为根本。
国家需要贤良之才，就如同车依靠轮子，船离不开船离不开船桨那样。
治政以得到贤才为根本，治理社会以除去坏人为首要事务。
鉴古察今，贤才对于国家来说，就像利器对于高明的工匠、绳墨对于灵巧的木匠一样必不可少。
如果缺乏贤才，就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
国家缺乏贤能之才，如同凤凰缺少翅膀，而想直上云霄、背负青天一样，终究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国家如果没有贤才，就像天鹅没有翅膀一样，虽然有飞至千里的愿望，还是不能达到自己心中想要的地方。
如果国家有众多贤才，就如同乘上造父驾驭的马车，搭坐越人制作的舟船，自己不费力就可以到达千里之外，脚不行走而能到达蓬莱岛。
如果"治世不得真贤，譬如治疾不得真药也"。
所以，人们总结了古今中外的治国之道，得出了治理国家的方法中有三个要点，一是树立雄心大志；二是督促所任用的人积极工作；三是访求贤才。
那么，什么是贤才呢？
古代思想家庄子在区分什么是圣人与贤人时说过：
"以德分人谓之圣，以才分人谓之贤。
"
帝王之善，莫大于知人
百里奚是个奴隶，因被秦穆公赏识而重用之，后与蹇叔等辅佐秦穆公建立霸业。
《史记·秦本纪》记载：
晋献公消灭虞、虢两国，俘虏虞君及其大夫百里奚。
晋与秦联婚，以百里奚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送入秦国。
之后，百里奚逃到楚国宛县，被楚国人抓住做奴隶，穆公知百里奚是个贤人，想用重金去赎，又怕楚国知其身价不给，便降低其身价按照奴隶价格去赎，派人到楚国说：
"吾媵臣（陪嫁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羚羊（公羊）皮赎之。
"楚人便将他囚而送回。
这时，百里奚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
穆公很高兴，敬佩其才，任之国政，号称"五羚大夫"。
百里奚谦让说：
"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不知。
臣赏游困于齐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
臣困而欲事齐君无知，蹇叔止臣。
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诚私利禄爵，且留。
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以知其贤。
"于是，穆公派使以重金聘请蹇叔，任为上大夫。
秦穆公能用奴隶百里奚，并得百里奚推荐而用蹇叔，说明了两点：
一是知人能用人，这是因虞君不知百里奚，故不相信他。
不用其策。
晋国俘虏百里奚，却用他为陪嫁臣，说明也不知百里奚。
而楚人用百里奚为奴隶，是把百里奚视为最贱之人了。
只有秦穆公慧眼识人，能知百里奚，一到则委之国政。
二是贤人才知贤人，才能推荐贤人。
百里奚穷到无饭食而乞食于齐地时，是蹇叔收留了他。
世人不知蹇叔贤，百里奚在人与蹇叔对他多次规劝中知蹇叔的才能胜过自己。
百里奚因穷困先后想事齐君无知、周王子，因蹇叔认为非所事之人力加制止，百里奚听他的话才免于难。
事虞君也被蹇叔劝止，百里奚因穷贪其禄爵而留任，但虞君不听其谋，及虞灭及已被俘，才知蹇叔见识高明。
而百里奚虽知蹇叔才能超已，不妒忌而力荐，足见百里奚是贤者。
任用一贤者，必将有更多的贤者来，这就是"物以类聚"。
事实说明：
秦穆公并没有知错人，用错人，百里奚、蹇叔为穆公竭智尽力，对秦国政治、军事、外交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促使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史记·郦食其传》记载：
郦食其，陈留高阳（今河南省杞县南）人。
他好读书，家庭贫穷，无以为活，只好在里中当看门人。
因其人性情与一般人有异，人们都称他"狂生"。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响应，各国将领为略地经过高阳的有数十人之多，郦生与之接触，觉得他们眼光短小，只顾眼利益而没有远志；讲究繁琐礼节，自以为高人一等，跟他们谈深谋奇策也听不入耳。
因此，郦生深自藏匿。
他听人说沛公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
他认为刘邦正是他愿意追随的人，恨无人代他介绍。
沛公刘邦略地到陈留，其麾下有与郦生同乡的一个骑士归来，郦生便拜托他转告沛公：
"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
"骑士说：
"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其冠，溲溺（拉尿）其中，与人言，常大骂。
未可以儒生说也。
"这位骑士归去，把郦生托他说的话转告给刘邦。
刘邦到高阳驿站寓所，派人召郦生，郦生入见，这时，刘邦正坐在床上让两个美女代他洗脚，郦生仅作揖，而不跪拜，立道：
"足下欲助秦功诸侯乎？
且欲率诸侯破秦也？
"刘邦发火骂道：
"竖儒！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
"郦生说：
"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再见长者。
"刘邦立即停止洗脚，起来穿戴好衣帽，请郦生上座并向他道歉。
郦生就跟刘邦讲六国合纵抗秦的故事，刘邦听了高兴，问：
"计将安出？
"郦生说：
"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
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
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
"刘邦采纳其计，立即派他去说陈留县令，率兵随其后，陈留县令果听郦生而归附刘邦。
刘邦封郦生为"广野君"。
郦生是个很有才智的儒士。
在逐鹿中原的乱世，不只主择臣，臣也择主，郦生观察起义众将，察其言行，都不能成气候，没有一个值得为之效力，于是深自藏匿。
他后来主动要求人传话使能投在刘邦的麾下，主要是因为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
因平易近人，则能团结人，可以与之相处；能采纳计谋，自己的才智才能发挥，辅佐他必以成大事。
郦生并没有知错人，择错主，尽管一见面，刘邦傲态毕露，又破口骂他是贱儒，可是他批评其错误后，刘邦知错能改，并向他道歉，以礼相待，虚心请教。
郦生一献取陈留之计，刘邦立即采纳执行。
后来刘邦能图天下，也正因他有这两超人的优点，即能团结和用五湖四海的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有众才智之士为之出谋献策，而他能采纳；能"解衣衣人"，慷慨分土封官使众多猛将为之奋战沙场，终于打败项羽而创建西汉王朝。
郦生在刘邦初起时便赏识其人，不计较他傲慢骂人，能从大处看人，可说善于知主。
君之治，患用而不知
明君之治，患不知人。
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例如，唐太宗使用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贤相，所以开成了一斗米只值三钱，夜不闭户的清平盛世；唐玄宗用杨国忠、李林甫这样的奸臣，所以造成了安史之乱，蒙受了尘土飞扬中仓皇迁移出逃的祸害。
又如，唐玄宗当政之初任用姚崇、宋璟，国家得了治理，后来任用不当而形成了混乱。
以一个人的任用不同，而有如此大的利害悬殊。
这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明君之治，患不知人。
作为一国之君，要想使国家得到治理，就必须识人。
做到"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辨而易治。
换句话说，就是有才能的人不可以埋没，败坏事情的人不可以粉饰，被吹捧的人不能提拔，遭诽谤的人不要排斥，那么，在君臣之间，贤遇功罪，分别辨明，治功自成。
所以，君主要做到知人善任，所审者三：
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
即君主所要审察的问题有三个：
一是大臣的品德与地位不相称，二是大臣的功劳与俸禄不相称，三是大臣的能力与官职不相称。
对于明君来说，知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贤。
换句话说，作为君主应知人者智，自知者才是明君，而知者莫大于知贤，就是指没有发现和了解贤者更重要了，对于主持政务的人来说，没有比任用贤者更重要的了。
这说明君知贤、任贤极为重要。
可以这样说，明君之治，患不知人，明君之德，莫在于知人。
秦穆公能起用百里奚以称霸，并非穆公直接赏识他，而是由公孙枝的推荐。
如果没有公孙枝的推荐，百里奚之个大才将会埋没，将在楚国当奴隶了其一生，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
公孙枝让位推荐百里奚的故事见《吕氏春秋·慎人》。
百里奚曾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
晋找败虞国，他这个虞国大夫当了俘虏，后又被晋国将他当陪嫁臣送到秦国，在秦国喂牛；他逃亡被楚人抓住，被人用五张羊皮买了当奴隶。
作国大臣公孙枝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知道百里奚是个大才，建议秦穆公以五张羊皮将他赎回，让他担任自己的大臣职位。
穆公说：
"买之五羊皮而属事焉，无乃为天下笑乎？
"公孙枝答道：
"信贤则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
君为明君，臣为忠臣。
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
"穆公听之，便派人将百里奚赎回。
可见，秦穆公开始是反对起用百里奚，因这百里奚是楚人的奴隶，用奴隶为大臣，将会闹笑话。
可是，公孙枝情愿让自己的大臣职位给百里奚，这非忠于国家的人是做到的。
在公孙枝的力荐下，秦穆公终于同意用百里奚。
当然，秦穆公能同意用奴隶百里奚为大臣，也是明主才能做的事。
正如公孙枝所说，信任贤臣，哪会闹笑放。
后来的事实，确是如此！
每个时代者有百里奚这样的贤臣，问题是否有公孙枝这样忠于国家的人肯让位推荐，和秦穆公这样的明于用人的人用之罢了。
《元史·不忽木传》记载：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不忽木被召入中书省任中。
当时，依附奸臣桑哥的榷茶转运使卢世荣向元世祖说，如能任用他，则国赋可增加十倍。
世祖征求不忽木意见，不忽木说：
"自昔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惑时君，始者莫不谓之忠，及其恶稔显著，国与民俱困，虽悔何及？
臣愿陛下无纳其说。
"世祖不听，任世荣为右丞相。
不忽木愤而辞去参议中书省的职务。
世荣只任一年，便因罪被杀，世祖对不忽木说：
"朕殊愧卿。
"升不忽木任吏部尚书。
元世祖忽必烈是元朝的建立者，他为加强中央集权，重视财经改革，以增加收入，但被一些聚敛之臣的花言巧语所惑，提拔重用他们，卢世荣就是其中一人。
不忽木因卢世荣依附奸臣桑哥，其人可知，而他所说如用他可增加国赋十们，而国赋从何增加，无非重剑于民；又鉴于历史上一些聚敛之臣往往操利术以惑君而被重用，结果使国与民俱困的教训，不忽木一眼就看穿卢世荣的本质，故坚决反对任用卢世荣。
元世祖被其利术所迷竟升其任右丞相，不忽木愤面临辞职以示抗议，确是大义凛然。
卢世荣公任职一年便暴露其真面目：
他主持财政，为增加国赋，重敛于民被其他大臣弹劾其言行不符，苛刻诛求，使民间凋耗、天下空虚。
元世宜虽被惑于一时，及发觉其罪行，将之杀了，并向不忽木承认自己的错误，因认为不忽木知人，将其升为吏部尚书，掌管全国人事工作。
元世祖知错认错，因服不忽木有知人之明，而赋予人事大权，不愧是一有为之主。
知恶不黜，则为祸始
古人说得好，"国之大事，莫大于用贤，退不贤，赏功罚罪矣。
"这不是说，国家的大事，没有比任用贤能，黜退不肖之徒，奖赏有功者，惩罚犯罪者更大的事情了。
因这，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有退；国之将亡，贤不隐，乱臣贵。
这就告诉人们，君子受用，小人被黜，这是国家兴旺的吉兆；贤人隐退，乱臣道，这是国家灭亡的征候。
再说，使用贤者，那么社会上做好事的就会多起来；任用不贤者，那么社会上的怨苦声就会大作。
当好人受气，坏人吃香的局面出现，国家不乱才是怪事。
所以，前人从切身的经历中得出血的教训；知恶不黜，则为祸始。
古人历来认为，如果任职之臣多不得当，贤者退黜而不肖者升进，忠直者疏远而谗佞者亲近，天下就十分危险。
任用人才必须得当，否则会危及天下。
我国历代军事家还比较重视对军事人才的考核。
在历史上有"考绩"、"考察"、"考课"、"考成"等记载。
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就强调要通过考核来"罢不能"，"废无用"，即罢免无能和不称职的官吏；"捐不急之官"即除掉那些无关紧要的官。
管仲更明确地提出：
"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
"意思是说，即使有才干的确的人，不经过考核和试用，也不能轻率地录用。
我国三国时期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把考核作为军事人才官职的升降、赏罚的根据。
如曹操说的：
"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
"同时他还强调要做到公平合理地进行赏罚，就得进行有效地考核，没有正确地考核，就谈不上正确的赏罚，因而就不利于人们改错立功。
这种考核观念发展到魏明帝的时候，逐渐形成了"考课之法七十二条"制度。
自古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然后XX修，庶绩凝，方夏安，奸宄消伏，戎锹不敢轻侮中国，百王由之，若出一轨。
贤者任之，奸邪者不任之，则任贤之道尽矣。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有功者进，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者职其旧--如是可以劝而惩过。
秦始皇出游到沙丘病死，其幼子胡亥在赵高策谋、李斯支持下，矫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杀秦始皇遗诏要立的长子扶苏。
胡亥登上皇位后，想的不是如何治国安民，而是如何才能享尽人间的富贵。
他和赵高的一段对话，显示了这位"二世祖"的本色。
胡亥对赵高说：
"夫人生居世间也，壁犹骋六骥过决隙也。
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可乎？
"意思是说，人生苦短，既为皇帝，如何才能享尽人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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