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建构研究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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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建构研究1

国际关系建构研究

（1）

摘要：

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个角度概括出国际体系属性，归纳国际体系的动态变化的动力，分析出欧洲历史上国际体系的变化模式，并探讨出现代国际体系的过渡格局以及国际体系发展趋势-泛区化国际组织的特点。

关键词：

国际体系；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泛区化

国际体系和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及建构主义

国际体系及其涵义而言，实际上是指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所造成的结构和体系。

对于这种体系，赫德利·布尔有一个界定：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决策可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那么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就出现了。

”布尔的界定有两个要点：

第一，国际体系是国家互动的产物；第二，这种互动达到了影响彼此政策的程度。

布尔的界定没有涉及非国家行为体，其实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也参与了造就国际体系的过程。

国际体系是理论概括的产物而非经验的事物。

事实上当今国际政治理论中已成鼎足之势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国际体系的解释，可以形成不同的国际体系观，从而较全面概括出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属性。

按照现实主义理论，所谓国际体系，就是无政府状态下以国家为主角的权力政治。

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由于不存在可以实施法律和建立秩序的世界政府或普遍权威，因此暴力与战争是普遍现象。

这种状态就是所谓的“自然状态”。

面对这种状态，国家要维持生存，就必须自己照料自己的利益。

这种自助的特性决定国家是利已的而不是利他的。

国家参与国际互动的根本宗旨是加强权力与安全，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则主要靠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军事能力。

在这样的一种权力关系中，一方的力量发生变化，相关的其他方会马上做出反应，并常常形成所谓的“安全困境”，导致所谓的“霍布斯主义的恐惧”。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尽管国际互动存在权力政治，但相互依赖所导致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体制，包括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也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常态。

这种相互依赖并不是一般的联系，而是一种涉及代价与成本的关系。

这种关系作为国际互动的产物与表现，使得国家间除了冲突的利益之外，还大量存在共同利益或合作利益。

这种共同或合作利益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或改变国家基于实力政治的对外政策行为，并且会形成大量规范化与制度化的东西作为保证。

这种规范化与制度化的东西，不论是否有明确的条约、协定或组织形式，都构成了制约国家互动的结构因素。

尽管这种因素具有脆弱性，常常遇到挑战，但这些挑战不会改变国际体系在总体上所具有的制度主义涵义。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不单是物质现象，而且还是观念现象，在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意义（meaning）与知识的世界，或者说存在一个主体间（意识相互联系的）世界（inter-subjectiveworld）——由共享的知识组成的世界。

这个世界包含了行为体对其周围世界的解释和理解，其具体体现就是政府之间、政治精英之间、学术界之间以及人民大众之间的各种观念交流和思想交锋。

正是通过这样的观念互动，“国家”之间会形成对他方的一定的“看法”和“态度”，而这种“看法”与“态度”的总和，就构成了国际体系的主观结构。

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行为体的互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际体系，最终都是由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与期望决定的。

关于以上国际体系的观点，温特作了这样的概括：

现实主义把国际体系的结构看作是物质力量的分配，自由制度主义把国际体系看作是物质力量加国际制度，而建构主义则把国际体系看作是观念分配。

”如果把这三种理论的国际体系观进一步简化，也可以表述为这样“权力政治”、“制度合作”与“观念互动”，以及构成了国际体系的三个属性。

国际体系的动态变化的动力

一种国际体系的稳定或振荡，取决于它所能达到的协调各成员国的安全需要与他们的公正需要的平衡程度。

用吉尔平的说法，“如果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力求变革国际体系是最有利可图的，这种体系就是稳定的，即处在一种平衡状态；如果可望得到的利益大于所需付出的成本，一个国家就将力图变革这一体系。

因此，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革是由国家或其他行为主体之行为所决定的。

”维也纳体系维持了一百年，凡尔赛体系维持了二十年，雅尔塔体系也只存在了四十年。

西方文明及其国际体系变迁如此之快（相对于历史上的其他体系而言），其秘密是由于快速普及科学文化的渠道和手段，或者说是高速通联的网络导致全球化的结果，其中包括力量的投放，信息截取和思想的扩散，技术传播的速度较以前被成倍的放大了。

但归纳分析，引起国际体系动态变化的动力主要有以下五种：

1.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不平衡，是国际政治体系和格局不断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2.国际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

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直接动力。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而国家之间的相互行为则是一种彼此利益的相互调整和斗争。

3.国际竞争是指各行为主体之间为实现各自的利益和目标而进行的一种竞赛或争胜。

它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最普遍的相互作用形式，存在于所有的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和所有国家间关系中。

4.国际冲突是指行为主体之间为是实现各自的利益和目标而进行的对抗性或敌对行性遭遇或相互作用。

它也是国际关系中最常见的一种相互作用形式，突出地表现在国家间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

5.国际合作是指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基于相互利益的一致或部分一致而在一定的国际领域或双边关系中所做的协调、联合行动乃至结盟或一体化。

国际体系的动态变化的模式

以欧洲为例，国际体系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欧洲的本身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且对于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作用。

因此探讨欧洲国际体系的变迁模式，对于我们理解欧洲及整个世界的国际体系的建议有深刻的意义。

模式一“均势”模式：

近代欧洲国际政治中一个最常见的原则或许要推“力量均衡”或“均势”原则。

这个原则同其他许多外交创端一样，也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微型国际体系。

中世纪后期的亚平宁半岛存在着五个力量大致相等的区域性大国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教皇国和那不勒斯，它们一度承认了无法摧毁它国的现实而都努力争取相与为安。

一些敏锐的学者从这种事态中发现，当几个国家的力量大致相等从而互不构成对它国的威胁时，各国间就能获得和平与安宁，因此，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最重要的目标就应该是保证不出现某个威胁性的霸国。

历史学家圭奇阿尔尼对推广这种思想所作的贡献最大，他在其著《意大利史》中强调：

意大利在15世纪下半叶沐浴于和平与安定之中，仍归功于佛罗伦萨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的出色才干。

美第奇深知，如果意大利任何一个大国过于扩展它们的势力，就将有损于佛罗伦萨共和国及他本人，为此美第奇绞尽脑汁设法把意大利事务安排得完全平衡，使其不致有利于加强任何一方，从而构成了意大利安定的基础“均势”的概念很快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

《意大利史》的英文译者在将他的译著呈献给伊利莎白女王时忠告女王：

“上帝给了您力量的天平仪和法码，让您按您的意愿来反复平衡您所处的时代基督教世界诸国王们的行动和意图”。

这段告白切中了事局的要害，伊利莎白时代英国的反西班牙政策正是为了摧毁哈布斯堡帝国霸权、达成欧洲世界的力量均衡。

三十年代战争后哈布斯堡帝国被削弱，欧洲实现“力量均衡”便有了可能，欧洲列强英、法、奥地利及稍后加入强国行列的普鲁士和俄罗斯把维护均势格局的思想贯彻到了政治现实中。

虽然总有这个或那个国家试图夺取在欧洲国际体系中的优势或霸权地位，但它们却无一例外地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而归于失败。

1713年结束西班牙继承战争的《乌特勒支和约》明文宣布“力量均衡是相互友好和各方持久和谐的最好和最牢固的基础，”本和约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力量均衡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各平与安宁”。

然而，“均势”原则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它并不能够消除战争，而且，它还有可恶的“相互补偿”的一面，即：

当一个强国的力量有所增加时，其他列强就应得到相应的补偿以维持原有的平衡，这势必要以牺牲弱国的利益为代价。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欧洲发生了那么次战争，每次战争总使一些弱国受害。

18世纪中有三个一度显赫的国家西班牙、瑞典和波兰被瓜分，就是“均势”机制之残酷性的佐证。

19世纪中欧洲列强又在维持“均势”的旗号下心安理得地瓜分了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殖民地。

因此，当代的一些国际关系学家理智地评价说：

“均势的主要功效并非保证和平，而是保护国家体系本身”这是颇为中肯的。

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近代国际体系从最早的西欧地区扩展到整个欧洲、继之扩及全世界并能延续到今天，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均势”原则的屡屡应用。

模式之二“大国协调”模式：

“均势”不是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运行原则。

由于战争往往是维持均势的最后必要手段，当一场大规模破坏性的反霸权战争结束后，对战争的代价心有余悸的欧洲政治家们便把试图寻求以合作来替代对抗，此时就出现了“欧洲的协调”。

路易十四之后以“英法协约”为核心的大国协调，曾在数年内有效制止了欧洲的动荡；拿破仑战争之后神圣同盟体系则被看作是最成功的协调机制；有人甚至把19世纪后期的欧洲政治也称为“欧洲的协调”。

在本世纪，“欧洲的协调”也曾在扩大的范围内重现过两次，即1919-1920年“国际联盟”的有效活动期和1945-1946年联合国的创始期。

但所有这些协调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持续时间极为短暂，一当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达到一定的激烈程度是，“协调”便告崩溃，国际体系回复大以力量为依据的均势格局。

近代欧洲的国际体系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有机体，它最初存在于西欧地区、即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度”范围，18世纪初扩及东欧地区。

彼得大帝推行“西化”改革并领导俄罗斯进行一场胜利的对外战争（北方大战1700-1721年），俄国得以加入了欧洲国际体系。

俄罗斯加入后即开始与奥地利合力进攻奥斯曼土尔其帝国，它们的领土扩张又逐渐将巴尔干诸民族纳入欧洲国际体系。

与此同时，西欧各海权国家的海外扩张也日益成功，但由于欧洲列强出于其殖民掠夺本性不能同样平等地对待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因此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还不能说已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而只能说全世界成了欧洲国际体系的外延。

只有到了实际之交，当日本和美国这两个非欧洲强国崛起后，欧洲国际体系才扩展成为一个全球体系；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相对实力下降，“欧洲中心地位”瓦解，欧洲国际体系便完全融入了世界国际体系。

国际体系的过渡性格局和发展趋势

世界呈多极化趋势，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力正在由集中而分散，从核心区域不断向外围地区扩散。

不可能出现那种具有唯我独尊力量的所谓世界盟主。

影响国际秩序建立的必定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种因素。

全球出现了超级、主导、内政、从属四个梯度的地缘政治力量体系，并构成全球力量的金字塔。

这可以看作是国际新秩序建立前的过渡性格局。

超级体系国家（如美国）具有能渗透其他体系的能力和意志，它的主要战略目的就是影响甚至控制其他国家以获得自身的安全。

因此存在着与另外三个体系的尖锐矛盾，久而久之外交回旋余地减小，在政治上则逐步失去道义力量，一旦如此，就成为与主导体系平行的国家。

为了保持惟一超级大国的力量优势，美国愈来愈严重地依赖与一些国家结盟以对付另一些国家。

在欧洲通过北约向东扩张；在亚太则通过强化美日安保条约、重订美澳安全条约来扩大所谓防卫范围。

这两个行动都指向一个目标即亚欧大陆的权力聚汇地----中间地带和大陆腹地----在历史和今天，这两个区域都是地缘政治大国崛起的根据地。

这正是可能出现的全球分裂和对抗之地缘政治因素。

主导体系的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等）在战略上的选择范围和余地最大，它可以与超级体系国家保持冲突又合作的关系，又能与从属体系、内政体系国家联合起来，抵制超级体系的地区性渗透，因此外交的弹性空间很大。

一般来说，这类国家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的就是形成地区经济的高度一体化，而一旦这些区域集团形成，超级体系成为空中楼阁必然崩溃，降为与主导体系平等的区域力量。

内政体系是指如印度、南非等已具备反对超级体系霸权渗透能力的国家，但在所属地区尚缺乏文化感召力和实际力量。

从属体系是指如中东、拉美诸国，它们基本是超级体系的政治、经济附庸。

这个过渡性国际体系处于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时代：

一方面不断分化，另一方面是全球化。

这使得全球充满了因一体化进程带来的贸易摩擦、文化冲突以及区域化演进带来的地缘纠纷、种族矛盾的危险，使得整个世界貌似稳定与和平，实际上潜伏着因局部战争、军备竞赛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动荡和分裂。

区域化政治的出现是全球政治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并不是说各个区域成为封闭而独立的单元，相反，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将更为进步，所不同的不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互动，而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作用关系。

可以说，下个世纪是一个区域组织林立的世界：

东南亚联盟、欧洲联盟、南亚联盟、北美贸易组织、拉美贸易组织等等。

大东盟的出现正在改变亚太地缘战略格局，该组织内部贸易额已占全部贸易额的十分之一。

欧洲联盟的内部贸易也远远超过对外部的贸易。

各个区域组织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

在未来世界，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排除在地区组织之外。

新秩序是区域化（泛区化）的，即由几个自然形成的区域集团组成。

彼此之间的联系方式是经济和文化。

其内部结构不再是垂直方式，而是水平方式的，彼此平等自愿、无需担负任何军事及安全义务。

相互间则因为经济互补而得到利益。

各核心国家将更加注意比如通过改变对手国的粮食、资金、矿产品的流向或思想意识扩散等方式来影响地区力量对比。

文化主权、经济安全仿佛前沿阵地，军事手段渐而降次。

虽然向泛区化发展，尚需要一个漫长的文化、经济、政治整合过程，但是新秩序的端倪已经显露。

冲突固然不断，但是这些局部或有限战争要想同时改变全球每个人的命运则相当地困难。

一般来说，核心国家之间只要不爆发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

所有这些变革预兆，是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标志。

区域化正是对全球文化、政治差异的默认，也宣示单一价值观、文化观、政治观在全世界发生作用的努力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