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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与英国霸权兴起的秘密
[大国战略]宪政和英国霸权兴起的秘密
看英国历史，总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一个莞尔岛国，资源匮乏，民族繁杂，连天气都和它作对，狭窄的英吉利海峡也挡不住强大的入侵者，从恺撒、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维京人到诺曼底人，凶悍的入侵者比比皆是，荷兰人曾炮击伦敦，拿破仑发誓要消灭这个“开铺子的店小二”，希特勒也曾拟定入侵计划，可见英国从来没有因为它是个海岛而免除强敌的威胁。
但就是这么个曾经内战不已的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四处扩张，在维多利亚时代成为日不落帝国，它诞生了培根、达尔文、牛顿、瓦特、亚当斯密这样杰出的科学、思想巨匠，它的大炮打开中国国门，成为我们150年屈辱的开端，它晦涩的语言居然成为我们的考试科目，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老太太因为能用英语说“北京欢迎你”而感到自己是多么老有所为。
究竟是什么让英国手握霸权300年?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不列颠，这就是英国历史上划时代的诺曼征服。
英吉利贵族的土地被无情的没收，威廉把土地分封给入侵时的有功之臣，英吉利社会逐渐形成以土地为基础，以国王为顶尖的金字塔，封建制度在英国正式确立。
国王把土地赐给臣下，换取他们服兵役和缴纳税收，同时，这些封建主还拥有法庭、征税和强征劳役的权利，并且要为国王作战。
臣下还有属下，全国就自然而然形成许多骑士采邑。
在莫尔特的《人民的英国史》中承认：
诺曼人用利剑完成了与经济基础相配合的上层建筑的建设。
1154年，在一系列残酷内战之后，根据《温切斯特妥协合约》亨利二世成为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他统治的地方除了英格兰还包罗欧洲大陆上的诺曼底、安如、阿基坦、曼斯、布列塔尼、加斯科尼，英格兰只是这个零碎的安茹帝国（金雀花王朝）的一个行省，在不列颠岛，英吉利人和诺曼底人都承认他是两个民族的共同国王。
诺曼底离巴黎太近了，法王路易七世自然把金雀花王朝视为最大的威胁，英法矛盾不可开交。
更大的矛盾在英格兰本土，在英国式的封建制度中，国王不只是高高在上的君主，他和臣民之间的关系有一种个人联合的性质，臣民和封建主向他效忠，他为他们提供安全保护。
高踞于封建等级之巅的国王只能依靠分封和效忠的纽带，换句话说，国王和臣民是一种经济和安全的关系。
这种基于个人联合的契约性质的封建制度稍稍带有一点民主制的萌芽味道。
但臣民们都无一例外的信仰上帝，在思想上要服从教会，根子在遥远的意大利，于是英格兰实质上有两个权利中心，国王和主教。
政教冲突是所有欧洲天主教国家普遍矛盾，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军事领袖真真假假的信仰宗教，但他们在行动上却不想向教会交出自己的世俗权利，不过是怕死后下地狱罢了。
亨利二世的对手是英格兰大主教贝克特，此人才华横溢野心勃勃，在布道时总会不厌其烦的描述地狱的惨状，然后对症下药针对某些封建主的所作所为重点恐吓，让他们乖乖的把金币和土地奉献给英格兰教会，以此赎罪。
这哥们如果活在今天绝对是商业奇才或诈骗犯，但贝克特渐渐参与到世俗政治事务中，决心使自己的权利独立于王权之外。
亨利二世颁布《克拉伦顿法规》，规定了教会的权利范围，贝克特不以为然，几个被他吓得实在拿不出钱来赎罪的贵族称此机会在1170年夏天在法国肖蒙刺死了贝克特。
亨利二世是不敢和教会彻底决裂的，杀死主教，直接的后果在国内是教徒的愤怒如排山倒海般向他压来，在国外则是路易七世将联合教皇对他进行宗教战争，这可是名正言顺的开战理由，教皇手里有的是金币和廉价的日尔曼雇佣军，这对金雀花王朝无疑是灭顶之灾。
于是亨利二世选择了妥协，1172年，他和教皇达成了协议，重新修改《克拉伦顿法规》，作出了重大政治让步，作出了王权不干涉教会权利的保证，另外每当贝克特的祭日，亨利二世要赤裸上身任由教士鞭打以此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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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英国形成了一种王权、贵族、教会三种势力互相牵制彼此制约的局面，教会希望通过王权获得经济利益，在世俗政治层面教会要保证国王的权威；国王希望在不削弱王权的前提下和教会建立友谊，一方面免得死后下地狱，一方面又惧怕教皇联合其他国家发动宗教战争。
政教双方互相利用，互相制约。
同时因为国王和贵族间是一种契约关系，贵族效忠国王，为国王服兵役并缴税，但国王也要保证贵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否则贵族将反叛。
在国王和教会发生冲突时，贵族站在国王一边，不过为了挟持国王，贵族又和教会建立联系。
政治力量的互相制约为西方民主制度提供了蓝本，在其后的800年间，各种社会力量时而兴起时而没落，但制衡的手段却被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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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二世对英国最大贡献是在法律和制度方面，他确立的英国习惯法，为后世一些列具有宪法性质文件颁布奠定了基础。
从威廉时代开始，国王给与贵族在领地内设立法庭的权利，贵族只要智商正常自然会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作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人性使然。
领地内的居民自然万分害怕领主贵族，到了亨利二世时代，已经形成一大堆各行其是的私法，对中央集权是个严峻的考验。
亨利二世不能用王权来强制贵族放弃法庭，因为那样意味着内战，他巡视全国，和佃农交谈，现在看起来有些微服私访和下基层调查研究的意思。
根据调查结果，他明白广泛意义上的立法和公正的审理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为了把英格兰所有的案件都吸引到国王法庭，以此来显示他比贵族审理案件更公正，他建立起沿用至今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有12个正值的没有犯罪记录的人组成，既是法官也是证人，在判决前陪审团投票判断案件结果，如果6：
6，亨利二世本人再作决定。
实际应用的效果非常好，于是，陪审团制度正式成为英国法律制度的核心，民众积极参与司法管理，法律来源于人民成为英国法律的神圣准则，也是日后英美法系的立法、执法基础。
亨利二世用毕生的精力推行国王法庭系统的建设，在他死前，英格兰终于完成了法律和审判形式的统一，封建领主再也不可能用私法管理领地，每个人都在法律面前小心翼翼。
丘吉尔对此评价说：
“亨利二世奠定了英国习惯法的基础，使后人得以在这个基础上添砖加瓦，它的图案也许会有变化，但本质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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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悄悄发生了变化，但东方的变化更剧烈，在亨利二世忙于立法活动时，库尔德人撒拉丁统一了穆斯林世界，1187年攻占耶路撒冷。
金雀花王朝另一位伟大国王狮心王理查粉墨登场，他和德意志的红胡子腓特列、法国国王腓力、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列一起杀向东方。
这次十字军东征充满戏剧性效果，腓特列因为盔甲沉重居然在渡河时淹死，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理查鲁莽的上了其余两个心怀鬼胎盟友的恶当，釜底抽薪，留下理查和撒拉丁死战，他艰难的和撒拉丁媾和，理查在撤回英国的时候居然被神圣罗马帝国国王抓起来作为人质向英格兰索要15万马克赎金。
在英格兰国内，理查的弟弟约翰发动叛乱，他是不愿意理查回来的，居然和神圣罗马帝国国王达成一项协议：
每扣押理查一个月，约翰就支付他本人1500马克，同时在英格兰散布理查的死讯。
约翰怎么也没有想到，英格兰人居然愿意为理查做任何事，因为有传言理查被关在德意志境内一个城堡里。
一个叫布朗德尔的游吟诗人以乞讨方式走遍了德意志境内几乎所有的城堡，边走边唱，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城堡里，布朗德尔奇迹般听到了来自理查本人的应和。
这种事在今天很难想象，竟然就发生了，英格兰人居然为了赎回理查踊跃捐款。
当理查踏上英格兰的那一刻，约翰的军队纷纷倒戈。
理查出人意料的宽恕了约翰，并在他死前指定约翰作为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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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理查在内政上并没有什么建树，他好战成性，英格兰人为他永不休止的征战付出了惨重的牺牲和经济代价，但在他死后，却被誉为狮心王，成为英国人在几百年内顶礼膜拜的偶像，他狂暴，却又宽容慷慨，是个好国王、好教徒，是讨伐异族的大英雄。
这种复杂的个性在英国人看来充满人格魅力，从伊丽莎白、维多利亚、黑斯廷斯、丘吉尔这样的大政治家到马尔博罗、纳尔逊、威灵顿这样的战将，甚至克莱武、义律这样的家伙都是理查的粉丝。
有了这样的偶像，就很容易理解英国人后来的所作所为。
丘吉尔对理查做了精辟的勾画：
“理查体现了人们所敬仰的狮子的特性，他既有残忍武士的冷酷心肠，又有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狡猾手腕，虽然他面目狰狞，却时常能以没有人性的冷静头脑策划残暴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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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的继承者约翰也并非饭桶，但他只学到了理查狂暴的一面，却不会掩饰他的反复无常。
他阉割了可能对王位有威胁的亲侄子亚瑟，又和教皇英诺森三世翻脸，导致英格兰停止宗教活动六年，然后又在压力下向英诺森三世屈服，自作主张宣布英格兰成为教皇领地。
这种举动直接触及了贵族的利益，1215年6月在伦尼米德草地，英格兰的贵族聚会拟定了《自由大宪章》，并“客气”地请约翰签署，在大宪章里规定了国王的权利范围和贵族的权利范围以及国王和贵族的关系。
尽管这只是一个贵族纲领，但是第一次向世人昭示王权必须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王权即使在世俗层面也是有限的，必须受到其他权利的制约，国王也是对臣民负有责任的人，如果他不称职，人民有权反抗，甚至可以使用暴力，反抗不称职国王的暴力是合法的。
《自由大宪章》没有详细规定什么民主原则和民权原则，但他确立了法治精神，现在也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将大宪章的精神上升到立宪的地位，在《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中都能看到大宪章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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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约翰因为中风死去，他临死的惨状莎士比亚在《约翰王》中描写的淋漓尽致。
他的继任者亨利三世的处境更不妙，他的妹夫来自法国的贵族孟福尔居然成为他的挑战者，亨利三世决定以军功建立权威，进而收拾不听话的贵族，居然发现在欧洲大陆上他谁也打不过；于是来个急转弯，打算凭借教皇格里高利九世的势力压服贵族，这个教皇急需用钱，打算在英格兰征税，亨利三世还真卖力气，国王变成了教皇的税吏，足够丢人了。
1258年，亨利三世在牛津召开会议研究税制问题，孟福尔率军包围会场，几乎所有的英格兰贵族都参与其中，亨利三世很识实物的通过了贵族草拟的《牛津条例》，它规定：
没有贵族大会议的同意，国王不能没收、分封土地，更不能对外宣战或媾和。
还成立了一个15名贵族组成的会议，国王得不到这个会议的允许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另外还选出一个12人委员会，拥有立法权，一年召开三次会议，与15人会议共同商讨国是。
《牛津条例》的实质是建立了雏形国会，树立了近代国会制原则和国王在法律范畴下的原则，在当时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只能是贵族政治，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的性质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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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后的几年里，根据《牛津条例》的精神，英格兰进行了广泛的立法活动，1263年和1267年制定了两个《威斯敏斯特条例》，在修改后称为《马尔巴勒条例》，对英国社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继承权的规定，明确规定“长子可以得大份或全部”，实际上是排除了家庭成员尤其是贵族在财产继承方面的平均主义，除了长子，其他的家庭成员不可能在从父辈那里继承什么家业，激发了自强自立的个人主义。
以财产为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关系日益松散，家庭成员只能对自己的实力报有希望，而不必讨好父亲，因为以往关于谋杀的法律十分严格，限制了家庭成员间为了谋求长子地位而同室操戈，从这里可以看出英格兰立法活动的联系是很紧密的。
在《马尔巴勒条例》颁布之后，每个人都明白他的未来取决于他是否有高超的生存能力，追逐私利、发家致富、刻苦自律的个人主义风气在英格兰大行其道，成为一种民族精神，进而导致了嫌贫爱富、鄙视弱者、不择手段追求功利、崇尚自由竞争的民族性格，在东方人看起来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毫无人性的，但英格兰人却奉若神明。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英国人能远涉重洋去殖民、不择手段的去搞各种丧尽天良的鸦片贸易和奴隶贸易、可以在外交上毫无顾忌的耍弄各种手段、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在英国泛滥、英国可以在兴起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也可以在衰落时及时调整甚至心安理得的成为美国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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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立法活动后，骑士和市民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英格兰权利重心开始下移。
在亨利三世死后，爱德华一世登基，他是英国历史上负有盛名的英明国王，被后世称为英国的查士丁尼，还他还有一个称号“法律制造者”。
在十几岁时是他就曾对亨利三世说：
“我相信各得其所的道理，必须规定谁该得到什么。
孟福尔为什么叛乱？
是因为他代表的中间阶层的权利和财产受到你为教皇征税的侵犯，只要你还回他们的权利，拥护他的人就不会再闹下去，收拾他只要几个卫兵，而收拾几百个贵族和他们的军队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各阶层就像几只饿狗，统治者必须精明和均衡的根据饿狗的作用和力量强弱，扔出大小不一的骨头，饿狗才会安静下来，否则就会跳起来咬人。
”这一番自白多么坦诚，英国历代政治家都把这番近乎无耻的话奉为统治法宝，最后一个在私下里说这番话的是撒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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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一世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建立起基础广泛而有条理、有操作性的法治，让社会每一各阶层在自己的权限里发挥作用。
这个思想和15人会议一拍即合，1275年颁布《第一威斯敏斯特法规》，规定了官员的职权范围和奖惩办法；1278年颁布的《格罗斯特法规》细化了封建领主的权利和义务；1285年颁布的《温切斯特法规》强调了英格兰法律的统一性和唯一性；1297年最重要的一项法规出台《重申大宪章》，规定了国王无权利调动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军队，同时封建领主也无权在领地内征兵；国王不经过15人会议允许不得征收赋税，封建领主也不得随意征收超过国王征收比例的赋税。
只有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才能逮捕、监禁自由人以及剥夺他们的财产。
这是从法律层面用国会限制了王权，同时也限制了封建领主的权利，保证了自由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英格兰的征兵制从此向雇佣兵制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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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本土文化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以往英格兰人总是到法国接受高等教育，1167年亨利二世下令召回在法国的英格兰学生，在牛津创办了一所大学，1209年在剑桥创办了另一所大学，最开始大学主要宣传神学，但很快在务实的学者带领下成为英格兰人文主义的开端，领导了知识阶层。
涌现了像格罗塞特斯特、罗杰培根、斯各托等著名新学派领袖人物。
他们注重试验，蔑视权威。
罗杰培根曾说：
“在掌握真理方面，主要有四种障碍，权威、习惯、成见、虚夸。
理性只有在根据试验来作论证时才能辨别其真伪，而实验是检验和确实一切科学结论所必需的。
讨论天堂的玫瑰是否长刺和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是傻瓜在消磨时光。
”他的思想被弗郎西斯培根发扬光大，指出人类必须面对自然，反对虚妄的主观臆断，注重实验，尊重科学。
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工业革命能够在英国首先发端，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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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立法活动在这之后告一段落，土地贫瘠的英国无法养活增殖的人口，尤其是长子继承权的确立意味着政府必须要为那些继承不到财产的人提供机会，于是英格兰选择了战争，对法国长达百年的战争。
战争中有人发了横财，有人命丧黄泉，也出现一大批军功贵族，著名的是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这两个家族逐渐把持了英格兰的政治。
1431年，兰开斯特家族的首领人物萨福克公爵为亨利六世操持婚事，新王后是法国国王的侄女马格利特，约克家族对此十分不满。
1448年，在马格利特的鼓动下，亨利六世秘密命令英军放弃极具战略地位的曼恩城堡，消息传出，约克家族大作文章，英格兰群情激愤，士兵的鲜血居然不如一个法国女人的枕头风，他们交的税就这样被践踏。
内战爆发，史称红白玫瑰战争，两大家族两败俱伤，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夺取王位，金雀花王朝寿终正寝，都铎王朝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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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新大陆被发现，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外大发横财，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接踵而至。
英格兰的贵族阶层在红白玫瑰混战中死亡了90％以上，王权大大加强，亨利·都铎不得不从新兴的资产阶级中选拔官吏和人才。
早期的资产阶级自然是追逐利润的商人，他们缺乏君主的政治手腕，却精明狡黠，表面臣服于君主的政治庇护，暗地里却在积攒财富，时刻等待着登上历史舞台。
亨利八世即位后，他首先取悦于商人，他有一句名言：
“我不承认什么贵族，我只承认有实力的人。
”大量财富在战争中被消耗了，他自己对空虚的国库一筹莫展，却亲眼看到在商人的组织下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变成了手工工场，财源滚滚，靠贵族弄不到几个子儿，但靠资产阶级却能弄到真金白银的税收。
这时人文主义已经成为英格兰的主导思想，人们对上帝变得冷淡，既然和上帝距离最近的教士都会死于黑死病，教皇为了躲避鼠疫居然仓皇离开梵蒂冈跑到亚得里亚海的小岛上，说明上帝也没什么实在的本事。
国王和贵族经常被打得屁滚尿流，为了弄几个钱而焦头烂额，说明国王和贵族也不过如此。
普通英格兰人对教会和国王逐渐冷淡，而对人的现实生活和物质利益却日益关心，对货币奉若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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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很清楚的知道，英格兰如果还想看到未来就必须踏出国门，此时的英国人口只有400万，但欧洲大陆已经没有立锥之地，法国、西班牙、南德意志都在向民族国家迈进，欧洲各国的内部纷争已经结束，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已经拉开序幕，英格兰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这个时期英格兰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此前来到不列颠岛的所有民族都已经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他有统一的语言－－英语，同时，第一部英文《圣经》被翻译出来。
亨利八世接受了国会里资产阶级的建议作了重大决策：
第一，宣布和罗马教廷断绝一切关系，他本人自任为英格兰教会的主教，使英格兰摆脱了教皇的控制，此时的教皇也无力发动什么宗教战争，因为欧洲大陆的统治者都在这么做；第二，通过没收教会的财产，充实了国库，这笔钱作为信贷资本大大加强了英格兰商人的本钱，而从商业上得到税收又加强了海军和商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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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中涌现了很多狂热的爱国者，汉弗莱爵士就是最有煽动性的一位，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从西北抵达中国和西印度群岛》，对航海描述的不多，着力煽动扩张的观点：
“一个人如果怕死而不愿为国家效劳，不愿为自己争光，那么他虽生犹死，人终有一死，而荣誉则与世长存”。
如果加上为人民服务，这哥们和伟大领袖有一拼。
伊丽莎白很快意识到这种情绪是可以被利用的，于是她在国会发表演讲：
“我来到你们中间，决心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与你们同生共死，，为了上帝，为了我的王国，为了我的臣民，为了我的荣誉，为了我的祖先，我不惜战死沙场。
我知道自己是个女人，力微体弱，但我有理查王的心胸，藐视胆敢侵犯英格兰利益的任何人，我决不退缩，要拿起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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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要求海军可以在任意海域拦截西班牙商船掠夺财物，1581年海盗头子德雷克向她献上价值50万英镑的黄金，这些黄金是德雷克从十几条西班牙商船上抢来的，她毫不含糊，在德雷克的金鹿号甲板上封德雷克为爵士，这对后世影响巨大，这个举动意味着无论什么样家伙，只要为英格兰贡献赋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勋爵。
这对那些出身低微甚至罪恶的“能人”是个极大地刺激，老实人是办不成什么事的，对外战争或掠夺中，不老实却能名利双收。
1588年，英格兰再次迎来了好运气，无敌舰队在与英格兰海军的战斗中并没有损失太多的军舰，但暴风雨却把庞大的舰队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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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著名诗人斯宾塞写了一首《仙女王》来歌颂伊丽莎白一世，诗中称她为“漂亮的尤物”“美丽的女巫”，如果以东方的观点斯宾塞必定会被凌迟处死，但伊丽莎白一世却欣然接受，并美孜孜的听斯宾塞本人亲自诵读，可见这个时代宽松的气氛。
要么就是他们村都这么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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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六必治 回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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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头号强国，英格兰人的凝聚力空前加强，对王权重新开始敬仰，对伊丽莎白一世的崇拜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603年她去世时英格兰人居然不愿相信女王居然会死。
根据伊丽莎白一世和苏格兰女王玛丽达成的协议，苏格兰和英格兰、威尔士一起组成大不列颠王国，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英国，没有子嗣的伊丽莎白要把她的王位传给玛丽的儿子詹姆斯。
两个表姐妹围绕新教和天主教、苏格兰的独立与自由争夺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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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六必治 回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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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一世即位，他巧妙的利用了英国人因为伊丽莎白一世的功绩重新对王权的尊重和英国需要苏格兰的安定的心理，企图强化王权，他提倡“君权神授”，现实的英国资产阶级对此表现了宽容。
詹姆斯的儿子查理一世企图把君权神授思想变成法律确定下来，英国人就不那么宽容了，首先查理一世没有伊丽莎白一世那样的功绩，却企图建立她的权威，这是很不明智的；其次，他是个天主教徒，在新教为大多数的英国无疑缺少支持；最关键的是他挥霍无度，他通过州长向富人贷款，却从来没有归还，也不给与政治或政策的好处，如果谁拒绝贷款给他，便会立即莫名其妙遭到意外。
这极大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随时会被王权侵犯，人身安全也没有保证。
随着资产阶级手里的资本越来越大，没有人再会选择破财消灾，而是盘算着推翻壑欲难平的国王，建立自己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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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如竹逸 回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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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不过是一个虚拟化的名头，培根在17世纪就直言过，尽可能的要富人带头奢侈，刺激各阶层对财富的渴望，以期促进国民对外扩张的动力。
他也用芥子作为比喻，认为一个国家的兴盛，现有的物质基础并不主要，只有具备了扩张的心态和动力才是主要的。
马其顿在希腊文明辉煌之时不过是他西部山区的一个落后小国；罗马兴起之初不过是散落在台伯河两岸的七个小山丘，秦国是七国之中变革最晚，最落后的、地理位置最偏僻的国家，日本在战前人类4000年历史中，从未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
20世纪初的美国人还被西方大陆称作乡巴佬，
西方的工业文明战胜东方的农业文明，获得世界的统治地位，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贪婪。
嗜利。
西方人对于财富的看法是直白的，坦率的。
而且西方的统治阶级对内也缺乏如中国这样复杂精密的统治文化，于是只好走内部妥协，一致对外的路子。
至于在与他国进行斗争掠夺利益的时候所谓的‘不老实’、‘狡猾’‘无耻’等等，凡是一个正常人都可以做到。
而且不用教育，对于自身利益，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智者’。
中国人缺乏对外斗争中有效的获取利益的手段，甚至经常用放弃利益来‘对外妥协’，那是因为根本来说，那些利益，具体操作人并没有分配到。
在古代，这些利益是皇帝，即使大臣也缺乏和皇帝一起来分蛋糕的资格，（皇）权力的独大，也是近代越来越封闭的原因之一。
到后来，这些利益都是国家的，即使是代表国家具体操纵的官员也没有份分享，因此在大多数时候，他们也乐的做个顺水人情了。
对外扩张，终究要以民间和私有化的私人商业的形式来进行。
政府出面和国企出面的效率远不及私人企业对外的扩张竞争力。
中国政府对海外毫无地位的民间私人资本是不闻不问的，对国有垄断企业太过呵护。
这样下去，民族的扩张力只有下降，国内的老百姓只有离心离德
作者：
黑天六必治 回复日期：
2008-8-2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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