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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范文
新闻评论（范文）
《大鱼海棠》为何与优秀失之交臂
自7月8日上映一周以来，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让国产动画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赴你十二年之约”“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有好作品可以看”——在片方的“情怀”式宣传之下，《大鱼海棠》被寄予厚望。
然而，在其正式搬上大银幕后，票房可观，口碑却毁誉参半。
一半是期待，一半是失望，落差之间，《大鱼海棠》与“优秀国产动画电影”这一称号失之交臂。
即便如此，《大鱼海棠》所引发的种种讨论却引人深思。
显然，《大鱼海棠》正是试图凭借“中国风”来跻身“优秀国产动画”的行列。
可贵的努力和探索足以让其摘取“良心之作”的头衔。
在动画电影行业，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动画电影和以吉卜力工作室为代表的日本动画电影，一个构筑了庞大的童话世界，一个横跨儿童与成人观影群体，对动画电影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近年来，许多国产动画对以上两种模式进行拙劣模仿，粗制滥造的创作让观众频频失望。
而《大鱼海棠》在吸收国外动画创作与制作优点的同时，饱含了中国动画人的匠心。
创作团队在国画、敦煌壁画中捕捉中国传统绘画独有的特征，反复推敲一只凤凰或一团火焰的运动轨迹，影片中一个3秒钟的镜头制作周期长达一个月……可以说，该片在美术创作上追求细腻与精致的匠心，正是国产动画所稀缺的。
此外，符合电影工业逻辑的制作流程与生产机制，也为影片注入了大量的现代元素。
然而，精美的画面却不是成为“优秀国产动画”的全部理由。
上映后，《大鱼海棠》的剧情与人物引发了井喷式吐槽。
整部电影引经据典，精致的美术场景仿佛为观众打开了一扇绮丽大门，但人物与剧情却没有呈现出更深刻丰富的世界，这导致片中众多文化符号都变成了浮光掠影，甚至被批评为“华而不实”。
“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大鱼海棠》与“优秀国产动画电影”失之交臂的原因，或许可以在《庄子》中找到答案。
影片立意的“中国风”只停留在美术审美的层面，剧情与人物都没有体现出真正的东方哲学。
观众对《大鱼海棠》的深层期待，或许是鲲鹏展翅九万里逍遥自由的世界观，或许是《山海经》《搜神记》等志怪作品所记载的中国式魔幻故事，更或许是一个具有中国性格的人物的情感与心路历程。
相比之下，虽然1964年的《大闹天宫》和2015年的《大圣归来》都是对孙悟空这一角色进行再创作，但人物的内核始终是《西游记》中孙悟空所表现出的侠义精神、反叛精神。
这种传承与诠释，让观众的情感诉求和文化追求都得到了回应。
如此说来，《大鱼海棠》对传统文化的解读程度与对优秀国产动画的追求，正是“水浅而舟大”的关系。
在《大鱼海棠》引发的关于国产动画“情怀”的讨论，让人不禁想起“中国动画电影鼻祖”——万氏兄弟。
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资金、技术双重匮乏的环境下，万氏兄弟依然创造出了中国动画史上的多个第一。
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也是因为受《铁扇公主》的影响才提起画笔，开始动画创作。
万籁鸣曾说：
“要使中国动画事业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必须在自己民族传统土壤里生根。
”在中国电影市场高歌猛进，资金充足、技术上升的当下，这种“扎根精神”或许有助于动画人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国际的融通中，走向优秀。
在桐城开出“空白罚单”之前，有的城市的交警也有温情罚单的情况，如四川遂宁一位交警对短暂违停接病人的司机只是口头警告未开出罚单。
山西太原交警任建刚也曾因“温情罚单”而为司机们所熟知和点赞。
温情罚单，本质仍然是罚单，这既是执法的一部分，也是替当事人考虑的一部分。
两者并不矛盾。
这样，作为受处罚者认识到违法行为，执法效果也达到了，也照顾了当事人的特殊情况，收到的社会效果，往往比单纯开出一张罚单效果要好的多。
“空白罚单”，是人性化执法的载体，并不同于任性执法，更不是对交通违法行为的纵容。
空白罚单，只是针对外地车辆的轻微违法，其社会危害性不大，且只针对外地车辆的首次违法行为。
当温情执法提醒作用能够收到效果时，开罚单这种生硬的形式，就可以退居次位。
当然，“空白罚单”不是为交通违法行为背书。
当外地车辆再次交通违法，桐城方面就会依法进行相应的处罚。
这样就会让受处罚者无话可说，其教训可能会更深刻。
交警开罚单，是交警执法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执法是为了首先让交通违法者受到教育，根本上则是保证所有交通秩序中的“人”，这既包括违停者，也包括其他违停之外，任何一个不特定的人。
故此，空白罚单，是掌握了执法为民这个中心，最终的目的是捍卫良好的交通秩序，保证所有人依法平安出行。
交警执法当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空白罚单，作为处罚的一种形式，始终没有偏离法律要求这个中心。
法律并不是没有温情的工具，执法更需有以人性化为参照。
当做到执法力度与违法行为相匹配时，温情的空白罚单，反而会在轻微交通违法者心中引起反省，在社会上引起反思的共鸣，空白罚单的执法效果不是空白也就成为了可能。
遵守规则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近日，发生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老虎袭人事件引爆舆论。
据媒体报道，7月23日，一家四口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内自驾游，其中两名女子突然先后从车上走下，被躲藏在附近的老虎袭击，造成1死1伤。
随着监控视频的公布，舆论场也一步步走向撕裂。
有人指责年轻女子在猛兽区下车属于“作死”“不值得任何同情”，但也有网友指出，在死伤面前动物园也要担责，管理漏洞的存在不应在口水战中被忘却。
不管网友选择如何站队，到底谁该负责无疑是争论的焦点。
监控视频显示，园区门口和园区中均设置有风险提示的警示牌，当事游客在入园前也签订了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自驾入园要锁好门窗、严禁下车。
就在女子下车时，园区管理车也发出了广播警告，并在女子被老虎叼走后几秒钟火速赶到救援。
也正是基于以上这几点，不少网友认为动物园已经尽到了安保责任。
虽然动物园是否有责还有待证实，但考虑到野生动物园的特殊性，呼吁再多改进一些安全保卫工作、再多增设一条安全防线恐怕都不为过。
面对一条生命的逝去和一个家庭的悲剧，老虎“同情说”还是动物园“连累说”都显得太过轻浮和冷血，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对当事人漠视规则的行为视而不见。
虽然下车原因至今不明，但当事者在猛兽区罔顾“珍爱生命、禁止下车”的警示擅自下车的事实是明确的。
老虎吃人是常识，当事人不可能不明白，与其说她是无知无畏，倒不如说是我行我素，在她打开车门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规则。
比如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进入建筑工地要戴安全帽，比如考试不能作弊、看病要排队、竞争要公平透明等。
信守和遵循规则，让个体在社会系统运行中极大地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不可预料的风险，从而得到保护，同时也让社会秩序得以保障。
但总有一些人觉得守规则是“迂腐”“刻板”“不懂变通”，甚至将超越规则视为“走捷径”“头脑灵活”，并以此沾沾自喜、洋洋得意。
可是，结果呢？
或许无视规则确实能在某些场合提高个人“效率”，但伤害的却是公共秩序。
过马路绿灯行红灯也行，可以让你行进得更快，但造成的结果就是路口经常堵成一团，甚至出现交通事故。
作为规则系统中的一分子，一个人对规则的无视甚至践踏常常意味着对旁人的冒犯和对别人权益的侵犯，你没觉察到并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尤其是对一些技术规则来说，背后多是一些客观规律的支撑，违背规则就不免将自己置于对抗规律的危险之中。
有的人总是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就算不遵守规则也不会有什么恶果，或者觉得惩罚不一定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但当灾难真的将临，也许一次就足以摧毁你的一切。
规则被无视必将导致社会失序，失序之下“安有完卵”？
在规则被漠视和践踏的系统里，个人可能是加害者，但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受害者。
对规则的遵守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也是最大的规则。
生命的代价太过沉重，在喧嚣的舆论中，应该激起关于树立规则意识的波澜。
《中国新歌声》是个什么梗？
邓海建：
好声音还在打官司，新歌声翩翩而至。
说真的，虽然转椅变战车、华少变李咏，虽然剪刀手变中国星、“姐弟联盟”变“奶爸联盟”，虽然年年驻场的凉茶一罐都不在了，但很抱歉，我还是好声音和新歌声傻傻分不清。
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说梦想”的导师，“讲故事”的学员，四张红彤彤的椅子，盲选与剪辑的节奏，如果这就是代表中国原创选秀节目的最高水平，估计很多人都要拜托请不要叫咱中国人。
说真的，虽然节目流程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也不能在山寨的时候如此理直气壮还情怀满满。
其实我想说两点：
第一，如果是引进版权，那就遵章守法，花钱买平安。
第二，如果玩原创，就别拿小聪明打酱油，学了那么久的日韩娱乐，也该毕业出师了。
至于人家原版的要钱高啊巴拉巴拉的，怎么不说自己赚的盆满钵满？
让法律的归法律，情感的归情感吧。
如果非要从综艺节目的角度来看新歌声，坦白说这只是好声音的变装版本，至于创新，恩，导师们的衣服是蛮新的。
改头换面容易，洗心革面太难。
新歌声的纠结，恐怕只有一个：
既要搭上上几季的便车，又要寻找不被版权方找麻烦的变通之道。
于是仔细看看，还不如原版的和谐呢。
就像隔壁的小裁缝，买了阿玛尼的衣服，去掉商标，重逢几个线脚，就叫草根创新了？
什么王者归来，什么赢得漂亮，差点以为这些帽子是送给奇葩说等网络综艺的呢。
这让人想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刚刚发布的《关于大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的通知》，核心就有模式引进管理问题。
道理大家都懂得，问题大家都清楚，关键是谁来静下心来做模式呢？
花钱买买买最省事，抄抄改改也不丢人，又没人打屁股，又没人刮鼻子，结果呢，但凡你能看得下去的，基本都是人家费心巴力捣鼓出来的。
有人说，先当学徒嘛，再做大师傅。
不过这话也不见得，当了一辈子学徒的，也大有人在。
再说了，荷兰、韩国、日本人家已经形成了创意、制作、宣传、发行等环节为一体的产业链。
因此，没有野心，没有内生力，没有规则感，学徒怎么能成为创客和工匠？
《中国新歌声》怎么创新这个梗，真的是挠你千百遍也笑不出声了。
遏制网络恶俗传播不能手软
最近，网红沈某某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门前拍摄的一组大尺度照片在网络上疯传。
人们原以为这是光大银行的营销或者炒作，如潮的质疑声涌向光大银行，抨击其策划低俗营销。
对此，光大银行迅速发表声明作出回应，称“从未与沈某某开展任何形式的宣传合作，相关照片均为当事人自行拍摄，与我行无任何关系，我行对相关虚假报道及恶意传播行为表示严厉谴责，同时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光大银行不幸“躺枪”，网红却以“炫底裤”的恶俗方式霸屏。
网友们搜出了这位女网红的“黑历史”：
她通过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不断发布大尺度照片，打造自己的“知名度”，甚至宣称自己要“进军资本市场”。
这次“撩拨”光大银行，大概和她曾经炒作自己“受邀参加某基金公司路演”而获得“金融圈第一女神”的称号有关。
一路无底线的炒作，却能尝遍甜头，这是当下一些网红的真实写照。
网红为何能火？
曾有知名网红如此辩解：
“我是网络红人，我是社会大众捧出来的，是一个个网民顶帖顶出来的。
”诚然，没有网民的力捧与推崇，网络不可能自行产生“红人”。
当下网红有多红？
有报道称，在网络直播行业，顶尖的网红月收入可达70万至80万元，几乎全是网友的“赠送”和“打赏”。
网红甚至影响到一代人的择业取向，同样有报告称，作为跟随互联网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95后”敢于尝试由互联网所催生的各种新鲜职业。
在他们最向往的新兴职业排行榜中，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主播职业。
我们不否认，当下有很多素质良好、形象健康的网红。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网红经济”的存在并非不可容忍。
但是一些网红为出名不惜挑战公序良俗、挑战社会道德底线。
恶劣低俗的炒作加上商业营销的合谋，知名网红往往在年轻网民中成了“成功”的象征。
很多年轻人都朝着网红狂奔，丝毫不在乎到底有没有跑偏。
网络提供了更加宽松自由的空间，每个人都应该珍重自己表达和交流的权利，甚至可以利用网络这种渠道打造自己的形象。
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此次恶劣事件为例，可知“网红文化”已呈现严重病态。
谈及网红，很多人在内心常常会和“三俗”画上等号。
既然如此，网红为何还有如此大的市场和生存空间？
美国作家保罗·福塞尔在《恶俗》一书中曾指出：
“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
它过于造作、矫饰、突兀，不知羞耻和妄自尊大。
它背叛所有人类历史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直觉。
”都知道恶俗有损格调，但恶俗有时候却可以成为“潮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应用复杂化，这种复杂为人们的“迟钝”创造了条件，以至于兜售“恶俗”让人见惯不惊。
遏制网络恶俗传播，有赖于监管部门的监管，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借助公共力量，努力营造有助于公众高品质、高格调健康生活的网络沃土。
有品位、有格调的受众多起来，就可以有力抑制恶俗化趋势。
自律是网络文学主流化的必由之路
近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和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数字阅读工作委员会共同发起了《网络文学行业自律倡议书》，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创新精神贯穿于创作生产过程等多项倡议。
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红袖添香、晋江文学城、掌阅文化、大佳网等全国50余家重点文学网站共同签署了倡议书。
《网络文学行业自律倡议书》的发布，是基于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对文学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也是网络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它标志着中国网络文学在主流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论坛贴吧走出，经过18年发展，网络文学今天已经成为文学艺术原创力和想象力的重要来源。
网络文学及其IP延伸产业，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地位越来越凸显，份额越来越大。
据统计，2015年，约43%的中国网民阅读网络小说，人数多达2.97亿，最走红的网络作家拥有数百万粉丝。
很多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动画片和电子游戏。
截至2015年年底，由网络文学作品转化出版的图书5002部、改编电影515部、电视剧568部、游戏201部和动漫130部。
同时，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文章标题所言，“网络小说成为中国的文化力量”。
网络文学的主流化意味着网络文学的作家、网站管理人员和网站编辑，都肩负着越发重要的社会责任。
倡议书中提出网络文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内在核心；需要永远保持创新能力，不断出现优秀作品等。
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贯要求，作为中国文学事业一个新的、重要的、生机勃勃的组成部分，日益主流化的网络文学自然应铭记文学创作的价值与使命，不能逃避文学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网络文学主流化的过程是不断克服其发展弊病的过程。
无须讳言，我国网络文学发展迅速的同时，其品位不高、抄袭模仿、粗制滥造和片面追求点击率等不良倾向始终存在。
而网络侵权事件也屡见不鲜，某网络文学公司称，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已向侵犯版权的网站投诉约11万次，并对侵犯其权益的网站提起数百起民事诉讼。
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考验着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和综合治理的水平能力，对于网络文学的策略措施、规章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到位。
2015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申明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指导办法，增强了网络文学创作者和网站、运营商、出版商等环节的法律法规意识。
《网络文学行业自律倡议书》是《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有益补充，它更多地是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发出倡议，呼吁网络文学行业从业人员提升自我规范、自我净化的意识。
行业自律往往是一个行业发展成熟的标志。
主流化不仅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更意味着越来越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
这既要求网络文学作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要求网络文学编辑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把好文学品质关，也要求各方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形成有助于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制度和生态环境。
网络文学的主流化趋势和传统文学期刊的回暖势头，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融合提供了利好条件。
文学界当借此东风，以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和精品化进一步推进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用市场手段治理明星天价片酬
年收入过亿元、单片酬劳超千万元，已不再是影视界奇闻。
最近一部改编自网络小说的电视剧《如懿传》，号称男女主角片酬合计将超过1.5亿元，足够拍一部高规格电影。
演员片酬疯涨，是这几年影视圈久攻不下的命题。
明星天价片酬该不该管？
该怎样管？
笔者认为，明星天价片酬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超级明星现象”，简单地出台最高工资管制（如演员“限薪令”）恐难奏效。
政府不必直接进行“工资限制”，但可以通过强化片酬征税实现再分配公平，限制演员经济“寻租”等手段来进行矫正。
“超级明星现象”是指少数杰出人物（如超级明星）在其从事的活动中占据支配地位，并拥有暂时的垄断权力而获得巨大市场份额和超出个人禀赋的高额收入的社会现象，在文化、体育等创意产业最为明显。
产生“超级明星现象”的市场通常有两个典型特征：
一是市场上的每一位消费者都想享受最优生产者提供的物品，二是生产这种物品所用的技术使最优生产者以低成本向每位消费者提供物品成为可能。
影视明星或者体育明星拥有巨大的公众魅力，同时电影的拷贝或电视播出的成本较低，往往成为这种现象的主角。
“超级明星现象”的市场效率尚存在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率的；但多数学者认为，过度的“超级明星现象”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
从我国电影市场来看，虚高的片酬已导致电影票价高企，且电影产业仅靠“看脸经济”很难获得可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应试图用演员“限薪令”等行政或立法的方式来规制超级明星的工资额。
首先，演员片酬存在一定的工资自发调节机制，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如果明星天价片酬的决策最终导致制片方亏损，自然就会调低片酬。
其次，如果用立法等方式来限制片酬，不仅无法精确确定符合市场的片酬水平，最终还会模糊正常情况下社会资源的配置。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无计可施、无所作为了。
政府虽然不应进行直接的“价格管制”，但可以通过其他市场手段进行合理合法的管制。
首先，强化二次分配来规范“超级明星现象”。
我们不必对初次分配过多干预，以免影响效率，但完全可以通过征税或引导明星发展公益事业等方式实现再次分配的目标。
其次，以市场手段调整明星“天价片酬”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
例如对商业大片和小成本影视制定不同的税率；利用补贴、财税等政策保证中小成本影视剧的生存空间，保障公众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再次，坚决打击演员凭借某种特殊地位进行经济“寻租”。
例如影视公司通过股票向演员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导致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以及某些非理性、侵犯第三方利益的广告赞助行为等。
最后，构建健康影院市场。
坚决打击基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不良行为，比如炮制“虚假票房”“粉丝造假”等假数据、假口碑欺骗潜在投资者和观众。
文学与影视应相互成就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亲爱的翻译官》，网络剧《余罪》《老九门》均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带动了影视行业新一轮的文学改编热潮。
然而，这些作品播出后褒贬不一，不少读者观众因为影视版本与原著出入较大而不买账。
实际上，几乎所有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视剧都会或多或少地遭遇“作者不乐意、读者不满意”的情况，进而引发争议、纠纷甚至官司。
那么，文学改编如何才能求得读者和观众的“最大公约数”，画好文学和影视的“同心圆”？
文学艺术是影视艺术的母体，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的重要源流。
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电视剧不胜枚举，据统计，80%以上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改编自文学作品，文学改编也曾帮助中国“第五代”导演创作出多部经典影片。
近年来，随着影视产业市场化的深入和网络文艺的兴起，文学作品改编再次成为行业热点，电影《寻龙诀》、电视剧《琅琊榜》、网络剧《盗墓笔记》等一批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影视作品借助原著积累的人气取得了较高的票房、收视率、点击量，使得文学作品成为投资方竞相追逐的“富矿”，文学改编成为创作者纷至沓来的“捷径”，影视创作呈现出明显的“泛文学化”趋势。
不少文艺理论家都对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做过系统论述，其中以电影理论家杰弗里·瓦格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他将文学改编分为移植式、注释式、近似式三类。
移植式是指影视作品对原著进行忠实的、完整的图解，最大限度地还原文学作品的人物、情节和思想。
例如20世纪末拍摄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电视剧，基本上能够尊重原著，客观地还原文学作品。
注释式是指围绕原著的某个人物或截取某条情节线索重新结构故事，但不必展现原著的全貌。
例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同莫言的原著相比，对其中的一些人物进行了删减和突出，对部分情节进行了放大和集中。
近似式则往往借用与原著大体接近的剧情架构或人物设置，通过自由化的改编对原著进行大幅度调整。
例如电影《东邪西毒》《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作品，与原著相比可谓大相径庭。
坦率地讲，文学作品改编可能是条捷径，也可能是个大坑，改编过程中“一言不合”便可能引起原著作者或读者的不满。
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文学和影视分属于不同的艺术系统。
首先，从艺术语言上看，文学作品使用的是文字语言，诉诸读者的抽象心理；而影视作品采用的是视听语言，诉诸读者的具象感受。
这就意味着影视作品要将无数读者脑中的主观想象凝结为所有观众眼前的客观存在，要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确很难做到。
其次，从创作方式上看，文学写作是个体创作，仰仗作家个人的苦心孤诣；而影视制作是集体创作，需要团队的协同合作。
不少影视作品偏离原著，实际上是由原作者与主创团队间思维方式的差异、创作观念的冲突以及沟通过程中信息的衰减所导致。
再次，从接受形式上看，文学阅读是非即时、非线性的过程，而影视欣赏常常是即时的、线性的。
这种鉴赏方式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作品常常需要回应读者深层次的审美需要，相对而言，影视作品则满足着观众浅层次的消费需求，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美学鸿沟。
除此之外，把一部文学作品搬上银幕或荧屏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不同媒介间的互动与转换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事情，势必需要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多个领域，是一个复杂问题的求解。
面对这一系列棘手的矛盾，影视创作者不能受制于人，也不能为所欲为，文学创作者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撒手不管，双方应当在把握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加强沟通、保持合作。
改编不是争锋和博弈，也并非退让与折中，而是在寻求一种满足必要条件、符合当下状态的再创作、再优化。
文学与影视的关系，不是彼此迁就，而应是相互成就。
让农村教师有更多获得感
日前，一家媒体刊发调查报道，指出现在农村小学的硬件建设提高的同时，学生却越来越少。
乡村小学“减员潮”加速席卷全国，农村父母普遍的做法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送到县城或者更好的城市里读书。
农村家长的这种做法不过是再次反映了教育领域的一个老问题：
教育资源不均衡，众多家长不甘心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因为起跑线涉及整条教育“跑道”，比如它会直接影响孩子就读初中，进而影响孩子的中考乃至高考。
很多地方实施划片招生办法，理论上农村的小学生会升到镇上的初中就读，而县城的小学生会到县城中学读书。
这使得农村孩子从小学就“逃离”农村的动力更为强大。
农村与城市教学质量的差距毋庸讳言。
《中国青年报》刊登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的一份调查指出，农村教师第一学历毕业院校主要为中师和师专，而“985”和“211”高校毕业生只占调研样本的2.46%，即使省属重点本科高校毕业生也只占5.50%。
虽然教学水平并不能和学历完全画等号，但这至少意味着，农村学校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针对农村教师，提出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其中就有拓宽农村教师的补充渠道，增加教师的待遇等举措。
笔者的一位亲戚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据他介绍，现在同级别的农村教师待遇已经和城里相差无几。
但这时候，农村教师也面临着和学生们类似的问题。
城市的生活环境和职业机遇，显然要比农村更多，对城乡教师而言，这是账面工资之外的隐形福利。
笔者那位亲戚举了一个例子：
农村里基本没有办辅导班的，但县城里基本没有不办辅导班的，对很多教师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很多有门路的教师，都会调到县城的小学去。
农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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