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浅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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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浅析

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浅析

摘要：

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横跨明治和大正时期，处于藩阀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过渡。

辛亥革命爆发后，西园寺内阁积极维护日本利权，无奈最终束手无策，采取旁观态度。

西园寺内阁对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一定的宽大态度，工人运动得以有效展开。

明治天皇的去世深刻影响了日本的一代社会风貌，其后的陆军增师事件中，内阁和军部分歧严重，最终导致西园寺内阁垮台。

关键词：

西园寺公望辛亥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上原勇作

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1911.8.30—1912.12.21）是明治时期的最后一任内阁，也是大正时期的第一任内阁，其间经历了中国辛亥革命、东京电车公司职工罢工、明治天皇去世，以及陆军“增师”等重要事件。

大正时期是从藩阀政治向政党政治过渡的开始，作为深受法国自由主义影响的政党政治家，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上承明治国家主义的解体，下启大正民主风潮的肇始，对大正初期政局的转型有着重要影响。

明治后期的日本政局，形成了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对立的局面，即所谓“桂园体制”，两人分别为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的政治继承人，本质上折射出的是明治维新后，国家政权建设是走德国模式还是法国道路的问题。

第二次桂太郎内阁（1908.7.14—1911.8.30）因大逆事件和议会不信任案辞职，桂太郎在辞职时，以小村寿太郎和后藤新平留任为目标，奏荐西园寺为继。

西园寺遂以政友会总裁身份于8月30日组成内阁，但在阁员的人选上，并未将小村和后藤两人留任。

其内阁成员如下：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内阁虽然以政友会为基础，但并不是政党内阁。

来自政友会的阁僚只有原敬、松田正久和长谷场纯孝三人，即使加上后来入党的山本达雄，也只有四个人，先天弱点决定了这届内阁注定不能持久。

山本达雄此前曾任日本劝业银行总裁，伊藤博文在世时，向西园寺公望推荐过他，西园寺后来也曾多次拜会山本达雄，这次请其入阁，既不辜负伊藤的举荐，又能获得财界的支持，更好地实行财政紧缩政策。

日俄战争刚一结束，战争中畸形繁荣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随即遭遇了危机。

明治40年（1907）的经济危机，使劳资纠纷的件数和参加人数都达到了最高峰，不仅工人，农民反对地主剥削、要求减轻地租的斗争也不断扩大和有组织化。

在这种情况下，西园寺内阁的首要任务是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合理整顿行政和财政，但内阁成立不久就遇到了影响东亚局势的重大事件，即武昌发生的辛亥革命。

一、西园寺内阁与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第8镇工程营举行起义，建立了湖北革命军政府并迅速蔓延到其它省份。

辛亥革命甫一爆发，即对日本帝国主义带来了巨大冲击。

日本对于革命态度分为援助清政府派、支持革命党派和不干涉派，内阁、军部、议会和民间浪人等不同政治势力，对革命态度不尽相同，甚至形成相互掣肘之势。

首先，辛亥革命的发生，使大冶铁矿陷入革命漩涡中，这是对日本利益的最直接影响，也是西园寺内阁首要关心的问题。

革命军占领汉阳和汉口后，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彦吉向外务省献策称，应向大冶方面派遣军队，“于冥冥中暗示我保护之实”。

前外相林董于14日通告称，如今汉口有向长江派遣的军舰两艘，但从19日起应增派六艘并将各舰出发时间提前。

17日海相斋藤实电训驻汉口的第三舰队司令官川岛令次郎少将，其中特别强调说：

“关于大冶，如暴动波及该地，有理由以国家自卫权之名义进行防护。

其时如有必要，应于保护侨民之范围内保护帝国在该地之特别利权。

”

如其训令所言，此时在湖北的“我帝国特别利权之防护”，就成了“国家自卫权”的对象。

11月7日，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派人去武昌，通知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说，革命军若要以武力占领大冶，“对于革命党反而不利”，黎元洪回答说：

“大冶之清朝官吏已经逃亡，当地全在我军政府手中，无须更进一步采取其他积极行动，且对各国所有之利权予以充分保护，乃依我党当初宣布之明确宗旨。

”

另一方面，对革命爆发感到震惊的清政府，于1911年10月13日恳请日本提供武器弹药，西园寺内阁决定“充分予以帮助”，答应提供价值273万日元的武器，同时又担心对腐朽的清政府进行援助，会招致国内外的批评。

10月16日，外相内田康哉致函伊集院彦吉，不无担忧地警告道：

“帝国政府向清朝政府提供如此援助，使自身担负重大责任，若此事实泄漏于世，则革命军自不待言，就是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之辈，亦将对帝国怀有恶感。

”

然而，革命形势如星火燎原，日本原欲行使“国家自卫权”的大冶，也迅速落入革命军的掌握中[2]。

仅仅援助清政府，似已不能维护日本的利益，10月24日，西园寺内阁召开会议，迅速改变了对华政策，力求在“暂时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将重点转移到维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

原敬记载道：

“于前次内阁会议上，对叛军毫无同情，只对作为正当政府之北京政府予以同情；然于今日之内阁会议上，则亦转而认为上述一边倒之策为不妥之策”。

西园寺内阁的结论是，为使“作为正当政府之北京政府”在革命面前得以保存，有必要实行由满汉两族组成的立宪君主制，为使清政府作为立宪君主制存在下去，日本还向英国提出共同干涉的方针。

11月28日，外相内田康哉电训驻英代办山座圆次郎，就立宪君主制问题指示其说服英国政府，训令说“最善之方策，乃于放弃如共和说那样脱离现实之空谈，同时去满洲朝廷专权之弊端，重视汉人之权利，实行名义上处在满洲朝廷统治之下而实际依靠汉人之政治”，强调必须使“两者相互妥协”。

这背后不能不说有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的压力。

尤其是山县担心中国如果实行共和制，在思想上将会影响日本，收回利权的运动也将激化，为了防止这些隐患，希望腐朽的清政府能继续存在。

山县派的御用记者德富苏峰在《对岸之火》中评论道：

“鼠疫乃有形之病，而共和制乃无形之病”，试问“中国新设共和体制，果真与我帝国国是之皇室中心主义无冲突乎”？

他担心“无政府主义一旦传播于世界，于我臣民中难道就不出现迅速受其传染之辈乎”？

可见，他们唯恐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共和思想传播到日本，从而危害到日本的天皇制国体。

然而，英国虽然希望中国采取立宪政治，但反对从外部加以干涉，加之英国对清政府已相当失望，致力于以废除清廷和使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为前提，进行和平斡旋，遂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至此，西园寺内阁事实上已束手无策，开始对革命持旁观态度。

以至于在2月12日清帝退位后，山县有朋慨叹称“不管对其提出何种劝告，均取息事宁人之策略，国家之灭亡乃邻国之事也，焉能与我无关”，批评政府“我当局几乎没有对华政策”[3]。

二、东京电车职工罢工和社会主义运动

西园寺公望青年时留学法国，亲身经历了巴黎公社运动，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持有一定的认识和同情。

故早在明治39年（1906）第一次组阁时，就阐述过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和政策。

西园寺公望指出，社会主义运动是时代的产物，不能滥用警察的力量加以镇压取缔，应该用合理的政策加以引导，以期待其对国家有所贡献。

西园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宽大态度，既出于自身的思想倾向，又出于客观事实的需要。

随着甲午、日俄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随之壮大，必然会产生其政治上的诉求。

1911年12月31日虽是年尾，东京市内的电车职工——司机和售票员等，共一千多人，却毅然决定实行罢工。

东京铁道股份公司经营的市内电车于7月改为市营，原公司将红利分别分配给董事和职工。

然而，董事所分的份额很多，职工得到的红利却太少，职工们便约定在年尾这天使电车停驶，奋起进行斗争。

片山潜深入到职工当中，进行了指导。

罢工持续到1912年年初，因正值元旦，给市民带来了不便。

然而，市民们忍耐着不便，对罢工者表示了同情。

工人们最终获得了胜利，4名董事交出自己的全部所得，给了职工。

东京电车从1月2日开始运行，迫于压力，政府逮捕了片山潜，判处他5个月禁锢。

片山潜出狱后，放弃了在日本进行活动的念头，流亡至美国。

在这以后，工人阶级的力量继续成长。

铃木文治在1912年8月组织了工人运动的工会“友爱会”，先进的工人群众相继入会。

到1917年，友爱会拥有会员2万多人，并在日本各主要工厂都设有支部，成长为了真正的全国性工会。

三、明治天皇的去世

明治天皇自日俄战争起的1904年冬就已患上糖尿病，从1906年1月开始并发肾脏病。

尤其是伊藤博文在1909年遇刺后，天皇的精神状态和健康水平更急剧下降。

皇太子嘉仁生于1879年，当时虽已30岁，但因幼时曾患脑膜炎而体弱多病。

天皇的肾脏病愈加严重，排尿变得越来越困难。

健康状况的恶化，使天皇的心情变得阴郁。

皇太子体弱多病，重臣被韩国人刺杀，大逆事件判决的影响也挥散不去，天皇时常念叨：

“我如果死了，世上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已经想死了。

”

1912年7月20日，宫内省突然公布天皇政躬不豫的消息，惊动全国。

日本朝野人士，对于这位“东方的大彼得”的病势，出于热诚的关心，在二重桥外跪坐祈祷，虽炎热夏日，亦昼夜不肯散去。

至29日午后8时病情恶化，于30日凌晨零时43分，遂告驾崩。

明治天皇在位45年，对近代日本国家的建设，起了无比替代的贡献和影响。

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明治”两个字象征的是一个时代，更是一种精神。

天皇去世对日本社会的精神影响是非常大的，夏目漱石在大正3年（1914）出版的小说里写道：

在炎热的盛夏中，明治天皇驾崩了。

那时我仿佛觉得明治精神始于天皇，也终于天皇。

受了明治精神影响最深的我们，就是以后活下去，也毕竟是不合时宜的。

这种感觉强烈地冲撞着我的心。

我直接了当地对妻子这样说了，她笑了笑没有理睬。

不知她想起了什么，突然戏谑地对我说，那就去殉死好了！

[4]

皇太子嘉仁即位，改元大正。

7月31日西园寺公望率内阁成员朝贺并奉答文，8月13日，大正天皇召西园寺公望及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大山岩三元老，赐予优诏，其中予西园寺的敕语云：

“朕新继大统，方兹内外多事之秋，夙夜忧虑，期勿旷先帝遗业。

宫中府中宜协力相辅，以赞襄朕事。

卿膺辅国之任，克体此意，并传诸大臣”。

四、陆军增师问题

陆军“增师”问题是导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垮台的直接原因，也是最早出现的军部与政府对抗的著名案例。

该问题肇始于日俄战后山县有朋草拟的《帝国国防方针的私案》，并上报给天皇，天皇将方案交给元帅府[5]进行咨询，让陆海军协商起草“帝国国防方针”。

经过协商，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在1907年4月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国防所需兵力》，决定陆军建设目标是平时保有25个师团，战时保有50个师团，海军建成八八舰队（八艘战列舰、八艘巡洋舰）。

第一次西园寺内阁时，开始实施有关陆军建设的规划，当时陆军提出要增设5个师团，但西园寺内阁因为财政困难没有同意，结果双方都作了让步，新增了两个师团，陆军常备师团由17个增至19个。

1910年8月合并韩国后，陆军更积极强调增设师团的必要性。

然而，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成立时，税制、国债、铁道等改革亟需实行，为了解决资本积累与军备扩张的矛盾，设置临时制度整理局，着手行政和财政整顿，在军备上则着力扩充海军。

当时日本陆军是以俄国，海军是以美国为假想敌国，但一方面，由于日俄协商改善了同俄国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围绕中国问题的对立以及排斥日本移民法案，加剧了同美国的紧张关系。

加之欧洲局势上英德双方严重对立，引发了激烈的造舰竞争，为了不落后于英德两国，当时的舆论都有支持海主陆从的倾向，

但陆军丝毫不甘心落后，1911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编制1912年度预算时，陆相石本新六就向大藏省提出增师预算，要求拨付增设款5000万日元，但内阁会议未予承认。

第28届议会闭幕后，上原勇作继任陆军大臣。

上原是陆军中萨阀的代表，他勇敢有为、学识广博，即使陆军长州阀里，对他也很有好感。

他历来要求淘汰老朽和提拔新秀以打破陆军藩阀势力，西园寺本人也认为他是陆军中不可多得之人物，原敬与他也有多年交谊，讽刺的是，这些关系不但不足以维持西园寺内阁的寿命，反而促使其崩溃。

长州阀的田中义一在刷新人事和积极推进大陆政策上与上原勇作意见一致，于是同上原接近并给予协助，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早就想起用上原，山县有朋和桂太郎也都无异议。

最主要的原因，是陆军希望出现有魄力实现扩军的陆相。

1912年8月，在临时内阁会议召开后，上原首次向西园寺公望提出增设师团的建议，计划保留陆军精简行政所节约下来的200万日元，将其用于增设两个师团。

西园寺对此建议案感到棘手，派原敬打探桂太郎的意见，桂太郎的回答颇为模糊，又建议西园寺去咨询山县的意向，恰逢9月份正值明治天皇葬礼，内阁和军部间的分歧暂时缓和了下来。

然而到了9月底，上原陆相向西园寺公望提交了书面提案，该提案由宇垣一成执笔，由田中义一在背后推动，提案强调加强陆军军备是目前日本的迫切任务。

之后西园寺和上原勇作作了多次会谈，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分歧依然明显，这时西园寺心里已有辞职的打算。

到了11月22日，上原勇作正式在内阁会议上要求增设两个师团。

上原的理由是：

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扩建，俄国在远东的兵力将大大充实；朝鲜的反日民族斗争激烈，需要增强驻朝鲜部队的战斗力量；辛亥革命使日本失去了利用中国军队对俄国作战的希望。

上原陆相在要求增建师团时援引了国防方针，但西园寺则解释说“那只能在军事当局者之间决定，而非由内阁会议所决定”，同时提出妥协方案，咨询陆军能否将增师搁置至1914年预算案，陆军则坚决不同意拖延。

于是西园寺与原敬、松田正久后决定“如上原陆相提出从大正3年度实行亦可的，则另当别论，否则即使得不到后任陆相以至于倒阁，此时也不提出增师案的方针”。

12月1日，西园寺公望通知上原陆相，内阁拒绝增师案。

上原随即于第二天以帷幄上奏的形式，直接向天皇提出辞呈。

大正天皇急派桂太郎召西园寺于首相官邸，质询陆相的原委，西园寺召开临时阁议，向山县有朋请示后任陆相，山县顾而言他，拒绝推荐后任陆相，第二次西园寺内阁遂于12月5日总辞职[6]。

内阁与军部之分歧，激烈至此，暗示了大正以后政治局势的阴晦。

除了上原自己陈述的三条理由外，何以他顽固坚持要增设师团呢？

从1911年11月17日上原给桂太郎的信中，我们或许可窥见一斑。

他在信中阐述道：

“试观政府方面情况，此次似欲逞不易成功之阴谋，以达到政党政治之目的，当然不仅针对增建师团问题，亦不止针对陆军”，更进一步表明立场说：

“当今，君主主义一派，第一步调不一，阵容不整，各行其是，所一致者唯有自豪及轻敌一事。

……总之，今后如不以非常之决心与非常之准备，克服危机，确立国家永世不可动摇之基础，更待何时？

”他把增建师团问题看成政党势力和君主政治的问题，唯恐政党政治侵扰到天皇的统帅权，因此坚决不肯让步。

注释：

[1]1912年4月2日石本新六在任中病逝，由上原勇作继任陆军大臣。

[2]后来一战爆发后，日本在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中，特别强调在大冶铁矿的利益。

[3]德富苏峰亦有相似的评论，他感叹日本对于辛亥革命只是“右手欲为之事，以左手打消之，终未取得任何可计之功”。

[4]夏目漱石，著.周大勇，译.心[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5]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事顾问机关，1898年设立。

[6]内阁辞职后，军部曾否认陆军不推荐后任陆相导致内阁辞职的说法，但当时从现役陆军大中将里确实选不出陆相，西园寺没有强硬要求山县等人推荐后任陆相，或许是不希望内阁和军部的分裂赤裸裸暴露在社会舆论前，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西园寺干脆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