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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面试热点

公务员面试热点汇集

1城市更名有理,涂脂抹粉无聊

湖北襄樊市改名襄阳市,将为当地印刷业、制证制牌业带来千万元经济增长。

当地专家表示,襄阳历史上就比樊城地位高,这次改名会凸显文化底蕴,促动当地旅游业。

(11月3日《武汉晚报》)

   湖北名称襄樊市更名襄阳市,是国务院批复同意的。

从行政理性而言,符合程序,人们自然无话可讲。

如果我是襄樊人,自此之后也乐于成为襄阳人。

无他,中国地名,有史以来并非一成不变,有的甚至在历史时空中换了很多次。

内中原因,不一而足,存在就是合理,合理就要认可。

   但是,如果说一城一地换了新名之后,就将老名字视为敝履,而过度拔高新名字的意义,给其涂抹上文化的脂粉,却让人感觉有些无聊。

以襄樊更名为例,襄阳城固然名声极大,出了一众历史文化名人,如名相诸葛亮(卧龙岗)、三国名士庞统(凤雏)、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孟襄阳)、张继、皮日休,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米襄阳)等。

但是襄樊名称的由来,是由襄阳和樊城的汇总,而樊城也颇具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

国粹京剧里就有一折《战樊城》。

可见,以襄樊为名,并非辱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古城的名分。

就像武汉,是由武汉三镇中的武昌和汉阳得名,武汉人也没有酝酿着更名为武昌或汉阳。

   在公众眼里,谁都明白更名的道儿。

城市如人,更名的目的要么是求个吉利、去去霉头或着了宿命论的魔道,以求更改命运。

一句话,功利心理在作怪。

不过,人更名的功利限入个人或周边人际关系,尚无大碍。

可是一城一市改名,却会带来相当大的社会波澜,譬如韩国首都更名汉城,江苏淮阴改名淮安,不管更名者如何解释改名的理性,旁观者都能参透功利四射的小九九。

   襄樊改名襄阳,倒没有显得矫情和闷骚。

一方面,一些文化学者和专家并不讳言襄阳比襄樊更具“文化底蕴”,能够促动当地旅游业。

话说大这个份儿上,全国人民都笑了---这和抢名人、修故居、拜祖先有什么差别,不都是玩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游戏么?

另一方面,印刷业、制证制牌业的老板们也笑了。

改名以后,各级机关、人民团体等社会机构的招牌、公章、财务章、文件头、信封、信纸、票据、证件、营业执照等,以及个人名片等,都不得不“以旧换新”,这些商机就能带来千万元的经济增长。

   无论是城市治理者,还是城市里的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本无可厚非。

但是,功利并非城市的全部,还包括城市文明、市民素养、法治环境、生态文明等多个层面。

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恰恰是润物无声地浸润于城市多维空间之中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城市独特的人文气质。

而有了这种气质,不管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都能彰显出其独特的气质来。

就像中国,改朝换代几千秋,皇帝换了一茬茬,可中华文明的气韵依然。

以为城市改名,就能提高知名度,扶正文化正统,那是不自信的表现。

若以文化的名义,为的就是眼前功利---如治理者热衷的旅游业或小贩们看重的印刷牌匾更新的蝇头小利。

这样的更名不是对历史文化的卫道而是滥用。

   在符合规矩的情形下,一个城市愿意更名那是她的自由。

就像一个人,更就更了,切莫满世界里嚷嚷着更名有理。

更不要以文化的名义去佐证让人极度审美疲劳的功利目的。

   

2北京小伙儿“蛋居”干媒体啥事?

戴海飞和朋友们在“蛋形蜗居”内

24岁北漂小伙戴海飞,花6427元,造出一个6平方米大小的“蛋形”微住宅:

顶部有太阳能电池板、内部有蓄电池供电、底部装有轮子。

这个“蛋居”就放置在北京海淀成府路小戴公司的大院里。

日前这一新闻成为网上最火的事件,网友表示:

城市下的蛋,无奈得很浪漫。

不过,小戴所在公司的负责人表示,由于此“蛋居”被过多地关注,小戴也受到了不少困扰,他可能无法继续居住下去了。

(12月1日《钱江晚报》)

诚然,“蛋居”是戴海飞在北京不能承受的高额住房成本之下的无奈之举,但他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的确为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便利。

他说:

“我在里面已经住了一个月,只需要十几秒就可以到公司,不用挤公交车。

我用房租省下来的钱在一家游泳馆办了张年卡,经常去游泳,顺便在里面洗澡、蒸桑拿。

周末我可以拿本书到附近的咖啡厅小坐,也可以骑自行车到北京的胡同里逛逛。

当房子被简化成一张床,其他行为由城市中的公共场所承担,得到是一种更为自由的生活模式。

可是他目前这种便利生活状态即将被打破,而罪魁祸首就是媒体。

某报的编辑在我所建的QQ群内,寻求戴海飞目前的具体位置,说要对其采访,要帮助他。

我不禁对那位编辑的新闻敏感力表示钦佩,“北漂”、“蜗居”、“蚁族”、“高房价”、“弱势群体”,这些目前的敏感话题无一不挑动着社会大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当这些要素以一种前无古人的“蛋居”方式出现在某个人身上时,无疑他立即就会成为媒体的聚焦。

可是当事人是否需要媒体狂轰滥炸式的关注呢?

小戴说,我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必太大,能遮风蔽雨就行。

不想蚁居在城市偏远的角落,不想把辛辛苦苦挣来的工资给了房东,不想每天花两三个小时用在挤公交车上……

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小戴对目前的“蛋居”生活是比较满意的,假如他没有这么一个可以“蛋居”的房子,他只能去城市偏远的角落做蚁族,而且会将大量时间浪费在“首堵”的公交车上,这无疑会大大增加他的生活成本。

面对狂飙突进的房地产市场,有人说房价降不下来,鼓励年轻人去租房,问题是寸土寸金的京城脚下,租房也租不起,我在北京实习期间就有一个月的地下室居住生涯,深知蚁族们蜗居之苦。

依目前的政府作为来看,蚁族们的生活状况近期内不可能有改观,好不容易小戴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解决居住问题的好方法,却被媒体给搅黄了。

估计不久,媒体的炒作就会引来由伟大的城管队伍组建的拆蛋部队过来“拆蛋”。

媒体的第一作用是向公众提供信息,再就是要做好意见领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不能为了吸引眼球,一味的迎合社会情绪,煽动民众的暴戾之气。

还有,媒体要学会尊重被采访者的隐私权,别动不动就把私人生活暴露在大众眼前,使其生活被严重打乱,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

最可笑的是,媒体还标榜着帮助弱势者,北京这么多蚁族,你们能帮的过来吗?

你们无非就是想找个噱头吸引眼球罢了!

明确自己的作用和社会责任,北京小伙儿“蛋居”,干你媒体蛋事?

(朱洪园)

3赵本山的微博里为何没有“骂战”

现在是网络发展迅速的时代,自“博客”热后,最近又兴起了“微博”热,从字面上看,相比较“博客”这一私人日记,“微博”更是一种互动及传播性极快的工具,相对于强调版面布置的“博客”,“微博”的内容组成只是由简单的只言片语组成,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用户的技术要求门槛很低,而且在语言的编排组织上,没有“博客”那么高,只需要反映自己的心情,不需要长篇大论,更新起来也方便,和“博客”比起来,字数也有所限制;”微博”开通更方便即时更新自己的个人信息。

只要你打开名人的“微博”,就会跳出一行字:

“关注我,走进我的生活和我一起聊天。

”每当看到这一行字,心中就会吹拂起一丝暖意,这就是“微博”的功能。

本人平常人一个,也不太习惯和别人在“微博”上聊天;再加上这方面天资愚笨,对高科技望而生畏,所以,一些网站要我开“博客”,也没有答应,现在又有网站希望我开“微博”,自己也没有兴趣,原因一是怕麻烦,二是没有许多访客。

此事搁到现在。

虽然自己不开“博客”,也没有自己的“微博”,但是对于名人“微博”倒是经常浏览。

春晚是一个热点。

赵本山在一天凌晨3时仍不忘在“微博”上给粉丝们发条温暖的“微博”:

亲爱的网友:

夜深了,没觉了!

刚刚回沈,做完电影《大笑江湖》的宣传,打开电脑,哇!

有20万粉丝了,再发几条,超过我的弟弟崔永元吧!

不然张朝阳又该打电话追我了,还是自觉点吧!

发吧!

想想这一年过得真快,还有两个月就到春节了,每一年这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日子,想想就头痛,网友们,你们有好点子吗?

帮帮我吧!

拉兄弟一把吧!

让我也过个好年!

面对粉丝们希望他早点休息的提醒,赵本山只能无奈地说:

“睡不着呀!

这是我最精神的时候,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这个时间想出来的!

谢谢大家的关心,你们也早点休息,注意身体,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其实,批评赵本山上春晚的消息并不少,而在他的“微博”中并没有为此而发泄不满的情绪,更多的是与网民交流,这种表达是“微博”所提倡的沟通方式。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微博”也不例外。

最近,在“微博”上兴起的一场名人之间的骂战,这是“微博”功能的一种误置。

我不否认明星“微博”开骂必有其内心的苦衷,所以,作为明星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微博”偶尔也会承担起一点发牢骚、吐苦水的功能,不过有些明星显然没有把握好这个度,直接把“微博”当成了可以随便骂人的领地,这就本末倒置了。

最近周立波的“微博”更是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

对于这场发生在“微博”上的“骂战”,周立波日前在“微博”中表示,他已准备退出网络骂战。

面对网民的不同意见甚至过激言论,余秋雨曾以关闭“博客”的无奈来抵制不同的声音。

由余秋雨关闭“博客”到周立波的“退出”,引发出一个呼吁已久的话题,这就是如何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文化环境?

这不仅需要网民理智表达不同声音,名人和明星更要率先垂范。

老话说得好: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面对不同声音,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要有这种道德要求和文化自觉,这是构建网络文化和谐气场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我们应该把这场“骂战”当成一面应以为鉴的镜子。

文明对话,平等交流,保持“微博”言论渠道的整洁畅通,这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而不是伤害。

(吴为忠原题:

面对批评,赵本山的"微博"没有"骂战")

4办个轻松挣钱的“收礼公司”怎样?

深圳的颜先生开职业送礼公司已有5年光景,被坊间称为送礼专家,如今他的教人送礼团队已达20余人,个人年收入已超百万(12月3日《华西都市报》)。

作为“礼仪之邦”,中国的送礼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

如何更科学地送礼、更合理地送礼,应成为每一个有志于出人头地的中国人的必修课程。

深圳的颜先生开公司专门教人送礼,既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又找准了市场需求的焦点,生意想不红火都难哪。

在对颜先生的创意感到无比钦佩的同时,我忽然又发现了一个市场的盲点。

有送礼就会有收礼,两者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

有了“送礼公司”,还要有“收礼公司”,只有这样,才能提供一条龙服务,才能构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送礼是一门学问,收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送礼者感到给领导送礼最难,实际上,领导收礼也不省心哪——有多少领导干部就是由于收礼不当而栽了大跟头啊。

如果我开办一个专门教领导干部收礼的公司,说不定也能火一把哩。

我先透露一点思路:

收礼之后,千万别忽略技术细节。

一定要闷声发大财,千万不要收礼多了有钱了就不可一世到处炫耀。

那位周久耕,不就是因为抽天价烟、戴名表遭网友“人肉搜索”才最终丢官的嘛?

不露富、不炫耀是最基本的原则,最好还要学会伪装自己。

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技术装备处原处长刁岷就是一个这样的先进典型,他为人非常低调,生活非常俭朴,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还贷款10万元买了一套房子。

东窗事发后周围的人们都敬佩地说:

“没想到,刁处长家里藏的现金够买十几栋房子!

我越思量越觉得自己在收礼技术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这更加坚定了我成立“收礼公司”的信心。

反正我的客户们都有报销福利,学费方面尽可漫天要价,回报一定丰厚!

(乔志峰)

52010最受关注十大焦点问题:

物价房价居首

调查显示,2010年最受公众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依次是:

物价、房价、医疗改革、食品安全、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社会保障、就业问题、收入分配改革,以及腐败问题。

在物价涨势汹汹和房价坚不可摧的形势下,“医疗改革”终于被扳下盘踞数年的冠军宝座,屈居第三的位置

在全国各地的一片“涨”声之中,“物价”登上了“2010最受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之首,紧随其后的是坚不可摧的“房价”。

“医疗改革”在盘踞了“十大焦点问题”榜首数年之后,今年终于被势不可挡的物价、房价扳下,屈居第三的位置。

食品安全、社会保障和腐败问题,也历经数年而受关注度不减,在历年“十大焦点问题”榜上从未跌出过前十。

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就业问题和收入分配改革,长期来看,受关注度呈上升态势,尤其是教育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和上一次调查相比,升幅较大。

2010年11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对“2010年中国民众最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展开了调查,样本的东、中、西部分布为:

38.5%、30.0%和31.5%。

同时,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本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了性别、年龄段和收入分布。

采用统计学误差估计公式进行估算,本次调查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2%。

本次调查中,《小康》列出了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财税改革、食品安全、投资理财、社会治安、物价、房价、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户籍改革、民主法治等29个项目,囊括了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方方面面。

结果显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2010年中国民众最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依次为:

物价、房价、医疗改革、食品安全、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社会保障、就业问题、收入分配改革和腐败问题。

“十大焦点问题”其实也反映出了民众对特定社会问题的焦虑。

《小康》从2005年开始对“最受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进行跟踪调查。

纵观历年的焦点问题,可以看出中国老百姓这六年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焦虑之所在,及其变化,也可以看出在这六年之中,哪些问题是国人心中社会发展的固症顽疾,哪些问题具有一时的紧迫性,以及哪些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物价、房价

一“涨”定乾坤

在“神马都涨,就工资不涨”的抱怨声中,“物价”和“房价”当选了2010年中国老百姓最关注的两大焦点问题。

如此的受关注度,前所未有。

在2008年的焦点问题调查中,“物价”问题都还没能进入前十,仅排在第十二位,如今时隔两年,就一举拔了个头筹。

2007年,“物价”和“房价”也曾风光地占据着“十大焦点问题”榜第二和第三的位置,创造了历史的好成绩。

那一年,也是“涨”得彪悍。

不过焦点之最仍是“医疗改革”。

不似今年,“医改”终于让位。

可见2010年,中国老百姓所感受到的“涨”痛超过了2007年。

北京男人“为生活所迫哥”挤在超市猪肉分割台前的人群中,他相中了一块肉,只等师傅手起刀落。

这里的五花肉正在搞特价,每公斤18.7元。

“这肉其实不好,好肉都被割走了,就剩猪皮和一些肥肉挂着点瘦肉。

”他摇头表示无奈。

“但是便宜啊。

这周的肉比上周每公斤涨了两三块。

那边好的无公害精五花肉33元一公斤,吃不起!

11月2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10月份城市食品零售价格监测情况。

在监测的31种产品中,近八成价格上涨。

上海白领王娟已经和闺蜜约好了,准备搭乘沪港列车去香港扫货。

而深圳市民陈莉早就将砂糖、食盐、有机酱油成箱从香港扛回家。

有精明人对比深圳、香港、上海三地部分生活品的价格后发现,上海的食品价格虽然低于深圳,但高于香港,比如红富士苹果和鸡蛋。

而10卷装维达卫生纸、36包装得宝纸巾等部分生活用品,上海的价格是三座城市中最高的。

“去香港打酱油”遂成为时下的“潮”词。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0年10月份CPI同比上涨4.4%。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也表态,今年的CPI上涨将超过3%的政府预期调控目标。

对于百姓来说,居家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看似平凡而简单,却是生活最大的成本支出。

不断高涨的物价,让人们在承受的同时,也对现实生出了很多不满和无奈。

不过和眼下人们对于“物价”的不满相比,国人对“房价”之恨,历久弥深,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年轻人。

因为目前,大多数中国人仍把房子视作结婚的必需品。

今年5月,《小康》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租着房子结婚。

可见在当下之中国,高房价不知道压垮了多少未婚男。

为解民之困,今年4月,中央出台了“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政策,不过5个月后,中央又出台了“史上更严厉”房地产调控政策,房产税也蠢蠢欲动。

不过10月末,《小康》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八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征收房产税对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作用不大”或“根本不能抑制”,超七成受访者认为征收房税“不能”抑制炒房现象。

房价依然在涨,开发商拿地的热情仍然很高,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在加速膨胀。

政府的房地产调控能力遭到了质疑。

其实长期以来,决策者对于房地产的心情颇为纠结:

既不能让房价大跌拖累经济,又不能放任其飙涨激化民怨。

于是越调房价越高,房子越紧俏,百姓越焦虑。

而近年来数轮调控的结果也不断印证了购房者的焦虑:

楼市调控政策过后,总是伴随报复性反弹。

医改、社保、食品安全、腐败

稳健焦点,始终前十

在《小康》历次“十大焦点问题”调查中,从未跌出过榜单前十位的问题有四个,可谓是百姓心中中国社会发展的固症顽疾,这四个问题是:

医疗改革、社会保障、食品安全以及腐败问题。

“医疗改革”在以往的调查中始终高居榜首,今年被“物价”和“房价”拉下马,但仍不失为长久以来国人最关注也是最焦虑的民生问题。

早在今年年初,《小康》针对“新医改”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并不乐观,多数公众(44%)对“新医改”持“观望”态度,其比例超过了“有信心”(32%)。

行至年尾,回望这一年,截止6月底,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经覆盖了超过90%的人口,提前一年完成这一原定于2011年完成的目标。

不过,展望前路,仍有困难。

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仍将是“十二五”期间医疗改革的着力点。

社会保障今年的关注度排名第七,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还很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金维刚指出,这些后顾之忧不解决,老百姓即使收入提高了,也过得不安稳,不敢消费,进而影响生活质量并拖累整个经济运行。

展望“十二五”,金维刚表示,首先要瞄准“空白点”,比如城镇非就业老年居民的养老问题。

不过群众对公务员养老改革呼声很高。

有群众表示,公务员已成一个特殊的高福利群体,应“先天下之忧而忧”,成为改革的急先锋。

食品安全是一个让国人感到羞愧的问题。

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在最基本的“吃”上,屡屡出问题,“地沟油”、“毒奶粉再现”、“小龙虾”、“金浩致癌”等连串事件,显得与大国身份极不相称。

今年7月,《小康》开展了“中国人安全感大调查”,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是国人最担心的安全问题。

此次,食品安全在“十大焦点问题”中排名第四,仅落后于物价、房价以及医疗改革。

不过今年的排名较2008年有所回落,2008年排名第二,因为当年出了举世震惊的三鹿奶粉事件。

为什么不能阻止伸向餐桌的黑手?

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徐沪表示,“我们办案中查获的涉嫌生产销售数十吨三聚氰胺问题奶粉的主犯,最后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而且缓刑三年。

这样的打击力度不足以震慑犯罪。

”今年9月,最高法等四部门对外发布了《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对食品安全领域刑事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从“宽严相济”转向“从重从快”。

不过重典毕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制度的、体系的建设更为重要。

“腐败”也是一个令国人深恶痛疾的问题,不过它在今年的“十大焦点问题”榜上仅列第十,为历年最低,2008年,该问题曾排在第三。

其实近年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和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舆论监督展示出了从未有过的力量,“白宫书记”张治安、“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滞留不归书记”杨湘洪等,都是率先被网络“揪出来”的,这都有助于增强人们群众反腐的信心。

不过有分析认为,我国现有的政策、法律体系对舆论监督的保护仍十分欠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就表示,要想让网络舆论监督和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共同打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就必须补上相关政策法规这个缺失,加快我国新闻政策体系的完善和新闻立法的进程。

教改、房改、就业及收入分配改革

关注度在提升

长期来看,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就业问题以及收入分配改革,关注度都呈上升态势。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住房改革和就业问题,关注度较为稳定;与之相比,教育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升幅比较明显,今年它们分别较2008年上升了三个及四个位次。

住房改革在2005年调查时排位第十四,2007年升至第十一,2008年进入前十排位第六,今年仍然在第六的位置上。

在经历了房改过度依赖市场而忽视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后,群众的不满在累积,深化房改的呼声渐高。

实际上,从1995年开始的“安居工程”到1998年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再到2007年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我国的保障性住房也历经了十余年,但发展仍然缓慢。

未来五年,有分析指,住房保障措施的“落地”应是重点,3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欠账”应该还清。

就业问题2005年也未进入前十,不过2007年就排名第九,2008年和今年分别排在第七和第八位。

这几年,中国就业形势严峻,大学毕业生感受尤深。

下一个五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就表示,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劳动力供求总量压力、结构性矛盾还很突出,在复杂多变的就业形势下,要贯彻好“就业优先”的目标。

对于中国的教育来说,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钱学森之问”引发的反思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带来的憧憬,铺满了这一年。

今年,教育改革的关注度排名第五,较2008年提升了三个位次。

关于教改,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指出,教育改革最难就是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是块硬骨头。

“我们更看重的还是教育部自身的改革,就是教育部自身的简政放权。

”今年发生的“孙见坤事件”和南方科技大学的“准生证”之困,无疑印证了杨教授所言。

收入分配改革在今年备受瞩目。

2008年,它的排位还在十名开外,位列第十三,今年就成为第九,上升了四个位次。

这或可以反映出,中国老百姓对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迫切愿望。

近年,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愈加突出,公众收入的增长远比不上政府财政的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健全市场配置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格局就成为当务之急。

未来五年,从“国富”到“民富”,将是一个严峻挑战。

长期从事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就认为,应当在“十二五”规划中确立一些基本的约束性指标,比如基尼系数的控制目标、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提高幅度等,来明确收入分配改革与民生保障的目标预期。

拆迁、环境、户改

焦点之外的焦点

有许多问题,虽然排在不显眼的位置,却也是这一年人们议论的焦点。

比如拆迁,排在第十七位。

不过回顾历年,拆迁问题的关注度却也呈上升态势,尽管它从未进过前十五,2005年排名第二十八,2007年排名二十三,2008年第二十二,今年又上升了五个位次。

今年,拆迁继续书写着血色的历史。

江西宜黄、山西太原古寨村……各地上演着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而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自今年1月征求意见以来,目前还在研讨中。

新拆迁条例缘何难产?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看来,除了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和征收补偿标准如何制定,最大的阻力之一则来自于地方政府,“在现有土地财政的经济模式下,如果《征收条例》出台,势必会增大政府拿地的难度,进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

最近有报道称,新版草案经反复酝酿修改已较成熟。

其抢眼亮点不仅有“补偿市场化人性化”、“房屋征收实施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等体现,更有“行政强拆被取消”。

以往,“环境保护”都居前列,2005年排第二,2007年排第六,2008年第四,可是到了2010年,却跌出了前十,排在第十二,这是自“十大焦点问题”调查开始以来,该项首次跌出前十。

无暇顾及,还是无能为力?

其实,垃圾焚烧、气候变化、低碳发展,都是贯穿这一年的热点话题。

11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透露,“十二五”期间或开征环保税和碳税。

或许,征税的消息一发出,关注度又会有所回升。

在全部29个备选项目中,户籍制度改革的关注度垫底,这个结果令人深感意外。

中国在1992年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1993年提出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的户籍改革目标,但18年过去了,改革的目标仍未完全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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