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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水战略汇总

中国治水战略

2012-06-22

中国农业问世以来,就与治水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

古人云,善治国者,必重水利,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文明史就是一部治河史。

每年夏天都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最急切的时刻,防汛减灾,确保人民财产安全、确保城市安全,无疑是国家安全战略高度。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并确立了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

水利中国就是治水如治国的生命框架,在这个前提下完成中国的治水大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为汹涌澎湃的水害,不再为干涸难熬的旱灾,不再为有河皆污的现实担忧。

确立“三条红线”

保障国家水安全

我国是世界上治水任务最为艰巨复杂的国家。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在水资源、水环境领域尤为突出,不少地方水资源开发已超出承载能力。

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现阶段在我国集中显现出来。

发达国家在经济高度发达后花几十年解决的水问题,我国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加以解决。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并确立了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

文件强调,到2020年,全国年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明显降低,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灌溉系数提高到0.55以上。

而要实现这些目标,特别是在“十二五”期间实现水利发展的阶段性指标——全国洪涝灾害年均直接经济损失占同期GDP的比重降低到0.7%以下;全国新增供水能力400亿立方米左右,全国干旱灾害年均直接经济损失占同期GDP的比重降低到1.1%以下;净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000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5000万亩;全国万元GDP用水量降低到140立方米以下,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到80立方米以下,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3;全国重要江河湖库水功能区主要水质指标达标率提高到60%……一号文件明确水资源管理的三条红线,就是要全社会像重视18亿亩耕地一样,重视水资源保护和管理。

未来10年水利建设投入将达4万亿元。

中国的治国方略

和民生工程

水,生命之源泉,也是文明之源,没有水,大地的灵气就会封闭,而人类也就无法生存。

水,农业之根本。

善治国者,必重水利,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

中国治水史其实就是治国史,在中国封建帝制的大河文明,农耕时代尤为显著。

治水与灌溉漕运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历史特有的政治经济学现象。

治水历来是我国重要的民生问题,从大禹治水到黄河海河淮河辽河治理以及大运河治理,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治水看作重要的治国方略和民生工程。

中国的大河文明与农耕文化决定了中国农业与水的密切关系,渗透着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统治思想。

滚滚东逝长江,大浪淘沙,淘尽的不仅仅是无数英雄豪杰,自古以来就孕育着古老灿烂的文明。

长江流域不但是我国的半壁河山及半数以上人口的生息地,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长江与黄河一样共同哺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江河文明承载中华5000年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转移或湮没。

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姿态,矗立东方。

把江河文明放在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行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的对立统一中考虑,将感悟到中华民族如黄河长江波澜壮阔,历经险阻,依旧不屈。

江河文明以独有的美感并凝聚高超智慧的精神财富,绵延不断地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从而造就了中华民族及其创造的文明的延续和拓展。

江河文明是兼容时空的中国历史有形和无形的载体。

要深刻了解现实,理智面对未来,就应自觉地追溯历史。

现代人只有了解江河灿烂文明,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唯有从历史的经验和哲理感知杂乱缤纷的现实,才能体会到历史智慧的美感和简洁感。

这种由文明引发的智慧和美感,对于丰富文明的内涵,解读文明的信息密码。

江河像人的经络血脉,纷繁复杂,但井然有序。

由大江大河构建的庞大水系是农业命脉,河流为华夏农业做出巨大贡献,也带来巨大洪涝污染缺水灾害。

水利在中国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

我国所处的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极易遭受水旱灾害的侵袭,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大江大河的洪水灾害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我国5000年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与水旱灾害作斗争的历史。

治水如治国

治水害,兴水利,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

趋利避害,保障百姓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水灾的降临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水火无情,防患于未然,正是说明治水的重要性。

中国农业问世以来,就与治水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

古人云,善治国者,必重水利,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文明史就是一部治河史。

从盘古时代鲧禹治水,到《山海经》传说、西门豹治水、李冰治水、《水经注》的具体方案实施,《史记·河渠书》,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水利专著,皆打上水利治国的烙印。

无论古今,我国的水患历来非常严重,北方河流断流凌汛,南方河流凶猛泛滥,年年治理,今又治理,每到汛期就是一场人与自然的较量。

故而我国历史上,不仅有重视水利、发展水利的帝王将相,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吏,更有很多热心水利、献身水利的平民百姓。

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康熙乾隆,每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把水利作为施政的重点。

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力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

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人心稳,人心稳即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外敌不敢入侵,天下太平。

相反,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致改朝换代。

因水而引起的社会动荡,战争、灾难的历史也比比皆是。

因水而引发村民器械动武的事件频频发生。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农业社会也是一个水利社会,水与生活息息相关,尤其在枯水季节,很多地区都要举行圣神庄严的祈祷仪式,祈求上天赐福。

用水分水成为不可或缺的常态,北方因饮用水南方因种植用水矛盾最为突出,古代如此,而今也不例外。

大禹治水,“十三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采用“疏导”的办法,终于治服了桀骜不驯的洪水,更是耳熟能详的故事。

故事背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力极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竭尽全力同洪水搏斗的同时,也以神化表达他们战胜自然危害的强烈愿望。

鲧和禹就是神化了的代表人们心愿的英雄。

古代那些擅长治水的帝王被称为“明君”,大禹治水成功开启了连绵不断的中华王朝。

春秋时期孙叔敖在淮河流域主持修建了我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战国时期西门豹除巫治邺,在海河流域兴修了引漳十二渠;战国时,李冰治理长江重要支流岷江,修筑都江堰无坝水利枢纽。

西汉王景治理黄河,使黄河安澜800年;浙江的海塘工程,新疆的坎儿井,以及可以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京杭大运河工程等,都表明着我国治水历史悠久,成就巨大。

距今2270多年前,李冰在成都平原的岷江上主持兴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灌溉工程。

在当时没有任何高科技手段的情况下,对岷水东流的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绘制出水系图谱;在当时尚未发明火药的情况下,以火烧岩石,使其爆裂,凿穿玉垒山引水,时至今日仍被奉为水利工程的标杆。

后人为其总结出“深淘滩,低作堰”“三字经”,“逢正抽心,遇弯截角”“八字真言”,内江外江三七或四六分水,保证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的水旱从人。

这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体现了古代人的伟大智慧,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灌溉着成都平原的1010万亩良田。

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

有力地促进了天府之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治水是为了控制水,减少涝灾,让水很好地服务农业。

重视水利的兴修,西汉武帝时调集几万民工治理黄河,东汉明帝时派王景治理黄河,清朝设置专门负责治理黄河兴建水利项目的“河道总督”一职,这些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从三国到南北朝的300多年中,农田水利建设基本上处于停顿的状态,。

隋唐二代对水利事业就格外地下功夫。

而且,与以前水利建设主要在北方地区开展不同的是,隋唐时期的水利建设遍布全国。

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是由于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地区的人口出现了大量南移的趋势,南方的农田开发与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地发展。

因此,水利建设在南方地区也有着迫切的需要。

在历经了300多年的战争与离乱之后,一统天下的隋、唐王朝都不约而同地把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放在了头等重要的地位。

隋代是个短命王朝,这个短命王朝却留给后人一座丰碑级的文化遗产——大运河。

秦朝也是短命王朝,却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大统一,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由此可见短命王朝也有过人之处,王朝的存在不是以长短来衡量的,而是以是否穿越历史来判断其核心价值。

这条大运河全长4000——5000里(隋朝大运河长于元代至今的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它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奇迹。

历史上最荒淫的隋炀帝,因其奢靡无度臭名远扬,因其开凿大运河大功一件,他即位后,在广通渠,山阳渎的基础上,又开凿了通济渠,疏通了莨荡渠、邗沟,再凿通了永济渠。

最终,修筑成了著名的大运河。

这条大运河将原先东西横流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一线贯通,其经济意义在于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文化意义在于打通南北交流大通道,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贸易随水陆而日渐活跃,且在军事上的战略意义也是不可估量的。

唐代没有特别重大的水利工程,但中小型的工程面广量大,有二三百起之多,且秉承隋代治水思想在南北方地区全面展开。

水利兴修,粮食丰收,国库充盈,粮食更是多得“陈腐不可校量”。

保障了唐朝中央王朝的贞观盛世物质基础,唐朝帝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开启万国朝觐,令世界为之尊崇和胆寒的大唐帝国。

20世纪70年代初,在洛阳发掘出了隋唐二代的著名府仓——含嘉仓,共有大大小小的窖库259个,每个窖库都可以藏粮数十万斤,全仓的藏粮之巨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当时这样的国家巨型粮仓还有多处,再加上地方政府的粮仓,可知天下的藏粮确实够富足的了。

在唐朝建立二十多年后,隋朝的库存粮还没有用尽,足以让人知晓当时粮食生产的丰足程度。

这时期农业的发展,从科学技术角度来看,首先是得益于农田水利的发展。

唐宋时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东南沿海一带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北方粮食物资供给之地。

为保证漕运畅通,北方的黄河诸水与南方三吴水利得到有效治理。

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以黄河为中心的北方,宋以后转移到长江流域的南方。

除了外族的侵略因素外,自然生态的改变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尤其是黄河海河淮河等诸多河流的改道与泛滥,几乎是与国家的动荡衰退趋于同步进行。

历朝历代重视大江大河为主体的水源以及星罗棋布的水利设施完善,对农业灌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以农立国是基本国策,水利就是农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从这种意义上讲把问江河本质就是把问粮食。

生态灾难及治水攻略

黄河之于中国,犹如伏尔加河之于俄罗斯,恒河之于印度,密西西比河之于美国,尼罗河之于埃及,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荣辱与共。

黄河的自然条件远不及那些大河,在极度恶劣环境下,先民在黄土高原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

黄土中各种矿物营养物质丰富,具有较高的天然肥力。

先民们渐渐在这片黄土地上开凿窑洞居住,种植五谷为生。

5000多年前,黄帝、炎帝的部落兴盛起来,华夏先祖的足迹踏遍了黄土地。

随后的日子里,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兴盛于此,立国800年的周朝源起于此,而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帝国也勃兴于此。

中国古代曝光率最高的河流当属黄河。

《汉书·沟洫志》就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

“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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