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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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

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

　　内容提要：

唐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水平的不断提高，民众可享有更好的物质消费与更高水平的精神消费成为可能。

在城市中，生存性消费品的充裕和富足，精神及享乐性消费的多样化与大众化，发展性消费日益受到重视和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其中又以各种消费的日益市场化为重要特征，反映出那一时代的变化。

关键词：

城市消费变迁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中国城市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不惟是表现在各个生产部门，而且表现在城市居民消费的方方面面，这在古代文献中有许多记录，而学术界对生存性消费及其消费品的充裕和富足早有研究，它们多蕴含在那些研究唐宋城市的学术成果中。

本文主要针对节庆消费、性欲消费、曲艺说唱消费以及人们为转变身份而进行的人力、资金和教育的个人或家庭的投入等具体现象作初步探讨，以寻找那一时期人们在精神享乐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中的特点，进一步探讨唐宋社会变迁的问题，以管窥之见求教方家。

一

精神消费是一种既基于物质基础但又高于物质基础的消费，它通常应在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才可能产生，所以，精神消费怎样又是我们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

本文把节庆消费首先看成是一种精神消费，但它又与物质消费联系密切，故有其特殊的价值。

节庆消费，即指在节日期间人们通过个体体验，并在体验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和物质的消耗。

之所以将它列于精神消费中阐述，是因为节庆本身有浓厚的文化精神因素。

长期以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理解、对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对信仰的追求、对先贤圣明的崇拜等积累，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节日。

尽管节日的产生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有关，但却有着丰富的思想文化积淀、极其浓厚的心理指向、浓郁的民风民俗的影响等非物质因素，所以人们在节庆活动中的精神消耗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对传统大文化的精神体验和享受过程。

之所以说它也是物质消耗，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节庆期间常常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运用物质的多种特性来丰富节庆活动，充实自己的精神体验，使节庆消费在精神与物质的交融中达到喜庆的高潮。

我们熟悉的春节、端午、中秋节等就是经历史积淀并延续至今的。

唐宋与历朝历代一样，无论城乡，节庆活动都是人们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每逢佳节，人们总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庆祝或纪念它，以期未来生活的美好、祈求圣明的护佑和精神世界的满足。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节庆活动也越来越丰富，也由此带来日益扩大的节庆消费，形成一种起自精神或文化，最终又与物质享受相融合的消费。

在唐朝①，像皇帝的诞节、中和节、降圣节、佛诞节是唐朝新创置的节日；较重要的岁时节日有元日、中和节、上巳节、中秋节、重阳节、除夕等，纪念性节日有诞节、人日、寒食、清明、端午、乞巧节等，宗教性节日有上元节、降圣节、佛诞节、盂兰盆节等。

在当时，政府承认的正式节日假期就达47天之多。

由唐入宋②，虽然有改朝换代的变化，万众欢度各种节日的风气不变，但随时日的流逝，节庆的内容有所变化，体现出新的社会风气。

以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元旦为例，唐元日（即元旦）期间，除了朝廷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外，长安城里各家各户要悬幡立竿，设丰盛的家宴，孩子们穿上新衣，有的贵族之家还要燃放灯树，举家同庆，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喜庆和欢乐的气氛。

同时，还有元日拜年、贺寿、逐日宴请邻里等社交活动；由于元日的重要性，唐朝廷为此规定了除夕前后在内的7天法定假，官员也得到休假，③全城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入宋以后，宋人的元旦节庆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北宋都城开封城内：

“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

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

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

向晚贵家妇女，纵赏观赌。

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

④关扑是类似后世摊钱和赌掷财物的一种活动，带有赌博的性质，“或以数十笏银，或以乐艺女人为一掷，其他百物无不然”⑤。

正因为这样，官府才对关扑有限制，仅允许民众在元旦、冬至和寒食三个节日期间参与。

尽管这样，这在当时显然是一种为民众所喜好的活动，以致东京城内主要的商业大街上物货丰裕，人声鼎沸，道途壅塞。

在南宋的临安，元旦又有几许变化，史日：

“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

……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

⑥

分析以上所引资料，可知唐朝除了拜年、贺寿、观灯是走出家门的社交类活动外，各家庭中最主要的元日节庆活动就是合家团圆的家宴，即便是邀请邻里到家中做客属于社交的范畴，但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这个社交是以家庭为载体，仍局限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

由此，这种社交好似家宴的放大。

是否可以这样看，元日节庆的消费主要体现在家宴中。

可以肯定，作为精神消费，无论家境是否贫富，大多数家庭都可以在这一时刻享受亲人团聚、邻里和睦、新年好运等喜庆的气氛。

但作为物质消费的元日家宴，其价值高低与各个家庭经济能力的大小密切相关，官贵之家的美味佳肴必然是价值不低的支出，丰裕的物质享受可能成为增添喜庆，讲究排场的砝码。

而城市中数量最多的中下层官吏和普通民众则不可能与之相比。

尽管元旦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但直到北宋，仍有“小民虽贫者，亦需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的记载，这说明唐宋城市贫困人户节庆消费的一个侧面。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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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玉贵：

《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第10章“节日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②徐吉军等：

《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第11章“岁时节日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③吴玉贵：

《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第10章“节日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④孟元老撰，邓之诚注：

《东京梦华录》卷1“正月”，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⑤孟元老撰，邓之诚注：

《东京梦华录》卷1“正月”，邓之诚注引赵彦卫《云麓漫钞》五。

⑥吴自牧：

《梦梁录》卷1“正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孟元老撰，邓之诚注：

《东京梦华录》卷1“正月”，中华书局1982年版。

元日既然是举国上下欢庆的节日，那必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物质消费，不难想像，元日除家宴中的酒水、菜肴原料，出行时的车马工具，还有制作新衣时的衣料；而进入节庆消费人口的多少，则可反映出节庆消费支出的总量。

古代的文献资料记载有诸多的模糊性，但仍然可以作一些估测。

据学者研究，唐代都城长安的人口不下百万，①北宋都城汴京极盛时期的人口约有150万；南宋咸淳（1265—1274）年间，都城临安的人口约有120—130万。

②根据《新唐书·食货志》载，代宗时期有人说“少壮相均，人食米两升”，由此粗略推算，若唐都长安以人口百万计，元日的米消耗量是2万石，北宋都城东京是3万石，南宋临安则在2万多。

再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推测，制作一套新的春衣需要用布37尺，可折绢0．74匹，③这里暂以每人元日都制作一套春衣计，唐都长安需要用绢74万匹；两宋依此类推，北宋都城需绢111万匹，南宋都城需绢88．8—96．2万匹。

当然，这只能是一种估算，但至少使我们看到众多民众在节庆间的消费支出是相当可观的。

由于节庆习俗是唐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饮食消费又是节庆消费中的重头，所以饮食消费成为节庆消费中发展变化最明显的一种，在唐朝的史料中不同节日有不同食品的记录，以洛阳张手羹食店为例，“每节则专卖一物，遍京辐辏”，其节日饮食有元阳脔（元日）、油画明珠（上元油饭）、六一菜（人日）、涅盘兜（二月十五）、手里行厨（上巳）、冬凌粥（寒食）、指天悛馅（四月八）、如意圆（重午）、绿荷包子（伏日）、辣鸡脔（二社饭）、摩喉罗饭（七夕）、玩月羹（中秋）、盂兰饼餤（中元）、米锦（重九糕）、宜盘（冬至）、萱草面（腊日）、法王料斗（腊八）等④，其中的“元阳脔”应当是元旦期间很有代表性的菜肴。

从相关的文献记载中，学者们已经看到隋唐五代时期“节日食品的丰富并相对固定化”的迹象，⑤但民众的消费方式却不大明晰，即是直接进入食店消费?

还是买半成品，经再加工后摆上家宴的餐桌?

从有关资料以及当时的习俗分析，作为一种城市管理制度的“坊市制度”在唐朝得以实行，就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人们的或说大众的节日消费。

在相关记载中，朝廷虽然重视节日，但真正开坊市之禁的不是元旦，而是上元节。

有资料记载说上元节在隋代已经成为大众的狂欢节，从京城到地方都邑“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

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

以秽嫂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

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桩，车马填噎。

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兢此一时”⑥。

至唐朝，上元节赏灯成为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朝廷为此开坊禁。

尽管是这样，在实行坊市制度的岁月里，大众也只能享受到三、四个夜晚的欢乐。

到唐玄宗时期仍然是“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⑦。

由此推测，唐朝元旦期间民众更注重家宴的消费；而张手羹食店所做出的“元阳脔”很可能有相当部分是作为供给元旦家宴的半成品。

这犹如今日春节期间市场供应的生饺子、端午节供应的生粽子之类。

入宋以后，元旦庆祝活动出现的新气象之一是表现出“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另一个就是总有“孔方兄”的陪伴。

到了南宋，临安人不仅“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许多居民也卷入关扑；其饮食消费直接走进市场的趋向更加明晰。

如果说唐朝的食店已经开启节庆饮食的市场大门，那么宋朝元旦期间“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的记录就进一步说明节庆饮食市场的扩大：

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那些鳞次栉比的饮食店、茶肆都是宋代可以容纳节庆期间庞大的饮食市场消费量的一个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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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主编，冻国栋着：

《中国人口史》第5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②葛剑雄主编，吴松弟着：

《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583页。

③李伯重：

《略论唐代的“日绢三尺”》，载《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陶毂：

《清异录》卷下，“张手羹家”，四库全书本。

⑤吴玉贵：

《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第10章“节日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⑥《隋书》卷62《柳彧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⑦《唐会要》卷49《燃灯》，中华书局重印本。

传统节庆饮食市场的扩大化较普通饮食市场的存在更能够反映当时民众消费较深层次的变化。

从民俗的角度看，唐代元旦节庆消费以家宴为主要内容，说明其消费还带有乡村经济那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传统都市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特点；而宋代的节庆消费直接进入市场则说明其消费日益社会化、日益市场化的特点，具有明显的都市特征。

因为节庆与日常生活相比较，它最能表现中国那种传统文化和习俗。

中国大部分节日，都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相关。

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一年之首的元日即后世之春节，本身就具有春天来临，万物复苏，万象更新之深义。

对农业生产而言，它是播种季节之伊始。

古代中国的农耕，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里，庆祝元日到来以家宴为主要内容之一就不足为奇了。

从上述所引资料和分析看，节庆消费是否在家庭或庭院内外，是否直接进入市场实际上反映的是唐宋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

换句话说，唐宋的都市虽然都十分发达，但仅就节庆消费来看，唐代的都市仍然有较多传统的乡村气息，而宋代都市则表现出更多的城市化特点。

当然，有什么样的生产，就会有什么样的消费；同样，有什么样的消费，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

这两个相互依存的经济要素，与分配、交换一道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唐宋饮食消费市场的扩大化正是以那时社会经济发展中生产与消费互为条件的反映。

二

享乐性消费是一种能够较真实地反映人们生活质量的消费。

由于它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