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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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根
人生活在社会中，岁月的年轮记载着成长的足迹。
社会中的每个人影响着自己，自己也逐渐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个人。
阳光、空气和水，沐浴着人的成长，人便逐渐长高、长粗、长壮实，进而逐渐觉醒。
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比自己过得好，于是便主动、积极的学习人家。
等有一天忽然对着镜子，看自己也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便也开始了欣赏自己。
后来再听到有人说：
“瞧，这人儿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关键是有一副热心肠。
嗯，很不错！
”又听到白发老婆婆说“这娃子还真是深山出金鸟啊！
”每每此时，自我陶醉之情油然而生。
既然天不负我，何不倾心报答？
泪祭慈母
母亲活了八十四岁，今年农历六月十八溘然长逝。
在我的印象中，她老人家真没服过谁！
不过有两个人，我倒是深深感受到母亲是服气的。
一个是她老人家的公公，死的时候母亲嫁过来没多久。
母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一遇到伤心事，便到她公公的坟上哭得天昏地暗，谁也别想拉走她，偏偏又在夜晚。
为此，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都深受刺激，感觉自己不配做她的儿女，令她对生活如此痛苦。
另一个便是我。
母亲她老人家有一句话从她年轻说到垂暮之年，而且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抑制不住自豪之情“三儿，你出生的时候，太阳发红儿，屋里米面都有了，有甜糟子喝了！
”冲着母亲这句话、这种表情，我一直努力，不让母亲失望。
感激母亲放心的陪着我辛苦的活到了八十四岁。
母亲她老人家脾气倔。
我妹妹远在广州，连续多年每年一趟回家孝敬她老人家，可是她一次也没给过我妹妹好脸色看。
妹妹跟她老人家说话，她总是那么冷冰冰的。
连我三四岁的小外甥儿跟下蛋的母鸡闹着玩儿，她都毫不留情的高声吵闹，甚至要拿棍子打他，幸亏妹妹毫不计较。
其实我和妹妹都明白：
母亲她老人家之所以这样，确实就叫“爱之深，痛之切！
”别看母亲她老人家从不过问女儿的处境，她其实是深信自己女儿能耐的。
她为自己关心不上女儿而痛苦，在厉害女儿的言行里，深深隐含着自己的愧疚之情。
她是寄希望于她的“三儿”，能把那份关心做周全，她深信：
“三儿一定做得到！
”所以母亲她老人家对自己的“三儿”百依百顺。
母亲她老人家对我打心眼儿里深感自豪的妹妹都这样声言厉色，对我二哥和我那嗜酒成性的弟弟尤其严厉。
他俩在母亲她老人家的眼里、心里分量很轻，尽管曾经提醒小儿子“做力气活儿不要狠命不舍，落下伤力，上岁数了难受。
”可是看到小儿子一辈子真正只靠干力气活儿挣钱养家，也就不再多做指望了，所以也很少相信小儿子哪些不着边际的“酒话”。
偶尔跟她“三儿”说：
“少降老四点儿，帮他些儿。
”
我们这些从母亲她老人家身上掉下的肉，她的态度尚且如此天壤有别，那后进家门的媳妇们，就更看不来厉害婆婆的老脸了，于是她们各自以自己的相处方式生存在我孤僻的老母亲身边。
母亲她老人家深知自己的脾性，只好强忍孤独，只有在去年春节前感觉自己已不能再做饭给自己吃的时候，才扶着门框，努力直直已经再也伸不直的腰，凄苦无限地说：
“谁来管管我呀！
”苍天没有回音，大地没有回答……
我妹妹从河边找儿子回来，离老远听母亲她老人家这声呼喊，无限的酸楚骤然涌上心头，她停下脚步，许久没有挪动。
当真正让我听妹妹说出母亲她老人家这句话的时候，我那倔强的老母亲已经陪我慈祥的父亲去了。
我终究还是让母亲失望了。
母亲她老人家终究还是忍受不了我给她上“政治课”，在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摔伤自己，痛痛快快的去和我的慈父闹吵去了。
尴尬童年
我长到两岁半，有了弟弟祥满。
为了不致让我受罪挨饿，伯伯和妈把我送到小姨和外公身边，让小姨养活我。
小姨二十出头年纪，生活能力很强，有点文化，个性活泼，做事有主见，虽是姑娘家，却能够为大队的事儿忘我工作，天天早出晚归，所以我每天和外公相处。
在柳牌儿老屋院儿，二舅和大舅两家的房子一正一横，外公的房子在二舅房子后面，走出外公的家二十来步，便是坟园包，坟早已不见，绕着圆形坟包，生长着三棵老槐树，每棵都有两个大人合抱那么粗，每年春天槐花一开，老香了。
一到夏天，挨着外公房屋正面的老槐树前种着的苦瓜，很是茂盛，爬上架的苦瓜藤儿开满了黄色的小花儿，温热的夏风送上一阵阵花香，给我幼小的印象留下深深的记忆。
外公爱喝酒，爱吃苦瓜，爱抽烟，会用直径二十来公分的小篾簸箩端鱼，上十个小篾簸箩，一到春、夏、秋天，都被外公蒙上粗纱布，在中心挖个小孩儿拳头大小的圆洞洞儿，外公再把用羊油拌麦麸子做的鱼饵抹在鱼簸箩底儿，很有目的的放在水里端鱼，端一回要吃上好多天。
天热的时候，外公把鱼挤得干干净净，放在太阳下晾晒成鱼干儿，每顿饭煎几条下酒，日子过得比较滋润，我是从外公的神色看出来的。
二舅两个儿子，祥龙和祥虎儿，和我的年龄相仿，祥龙1964年生，属龙。
大舅的三儿子名叫“社会”，跟我年龄也相仿，我们四个小伙伴玩的贴心。
特别是祥龙，我俩几乎形影不离，逮着空儿就到河里扎猛子，摸着水底的石子啊、虾米啊、水草啊，十里开外不把头伸出水面，外公端鱼一找不见我就急。
他不舍得打我，向小姨告发我，小姨会拿细树条子抽我。
我拿小姨没办法，小姨不在身边时，我便爬到外公怀里，伸出小手，狠劲捋他的山羊胡子，疼的外公“啊，啊”叫，我才撒手。
尽管这样，外公还是舍不得打我，哪怕是轻轻地弹一下。
偶尔，小姨也会把我带上街，带进会场，让我认识不少大人。
小姨和外公教我了不少待人接物的礼仪，我试着去做，大人们很欣赏我。
小姨和外公也因此格外看好我，我是他们的快乐。
他们给我取名“祥青”，后来上一年级，依着二舅家的儿女，给我取了学名儿------刘祥青。
小姨还没结婚，就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儿子了，足见小姨对我的深爱。
外公打心眼儿里信服我小姨的“足智多谋”，看小姨如此深爱我，也爱屋及乌，从心底里接受我。
小姨不在家，他给我在包谷糁儿里放糖，生怕我饿着了。
眼巴巴看我吃好了，就撩开他那蓝色家机布长袍子，把我揽在怀里，念叨起《增广贤文》“从小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
早知书中黄金贵，夜点明灯读五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亲不亲，一乡人；贵不贵，家乡水”等等，有时教我《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再就是《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对于这些他不光教我念，还手把手教我写。
不管我懂不懂，他教的时候，目光注视着我，我的眼光盯着他，特好奇，就一边注视他一撅一撅的山羊胡，一边跟着他像模像样的念。
时间一长，便不自觉地我自己也念叨起来。
后来外公告诉我，他念叨这些，从不在意我到底听还是不听，他认为：
念叨得多了，必然我会放在心上的。
于是，只要我在他身边，他老人家不是念叨《增广贤文》，就是念叨《论语》、《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弟子规》，那么不厌其烦，那么津津有味，那么乐在其中。
时日一久，我一想伯伯和妈而又见不到他们、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模样的时候，便趴在外公的怀里，捋着他的山羊胡儿，一任他有节奏的拍着我抑扬顿挫的念叨这些古代经典文化。
而奇怪的是每当外公念叨这些的时候，我便把对伯伯和妈的想念随风消散。
外公和小姨都说我三岁多了才开始说话，他们那个着急呀！
“咋这么乖的娃子，老是不会说话，可别是哑巴呀！
”他们哪里知道：
我身不在父母身边，看同伴儿们跟他们的爹妈那么亲热，纵情撒娇，我幼小的心智，无限羡慕之余，无所适从，急也无用，又怎么能憋出话来呢？
而且我在这些伙伴们眼里是没妈的、是深山里的、是没有依靠的，所以得不到他们应有的尊重。
如此，我更急，急迫里就更不知说什么，所以只好“哑巴”。
当然这其中多次，我那白发苍苍的大外婆一遇到我被那些顽皮的小伙伴围攻时，就红光满面的呵斥他们，用“山里娃子咋的？
深山出金鸟，平川出些恶老雕。
你们长大不会比他有出息！
”这类的话为我解围、救急。
我永远忘不了大外婆这样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加感激大外婆对我的鼓励和欣赏。
我不敢设想，如果没有大外婆这句鼓励和欣赏的话，我后来会不会当上老师，会不会常怀感恩的心，会不会一直自我鞭策，还真是说不好。
总之我终身都记着我的大外婆，终身都记着那些发自内心激励我、欣赏我的人。
1967年，我小姨的家里住进了一位阿姨，她姓什么，我忘记了，阿姨的丈夫姓陈，小姨让我叫他陈叔叔，我叫得很亲热，他们没孩子，对我也很亲热。
阿姨做得一手好茶饭。
每次做饭的时候，只要我在她身边，总要让我尝尝菜的味道，还把做好的菜肴让我吃，小姨在不在家都一样。
小姨告诉我，他们是为建二汽，从祖国五湖四海来的。
的确，陈叔叔他们来后，火车路修通了，火车来了，楼房有了，厂房连成一片片，明显的，人也比过去多多了。
终于有一天，外公送我上学，路上遇着我外公房后的小舅儿，我正挎着书包、抱着四条腿的小板凳一蹦一跳地走在外公的前面。
外公拄着他那根长烟袋杆子，穿着那件蓝布长袍子，很精神的走在我后面，离不多远，大概一丈以内的样子。
忽然，外公让我停下，我发现小舅在外公跟前，我走上去，外公竟让小舅“把祥青背上！
”小舅迟疑了一下，顶了一句“我是老师，为啥要背他？
”外公不容分说，把那大烟袋哨子砸在小舅头上。
到底是小伙子，小舅没哭；到底是晚辈，小舅没还手；到底是外公够威风，小舅还真就把我背起来往学校走去。
外公接过小板凳，跟在后面。
学校不远，穿过小桥就到了。
学校是干打垒平房，坐东迎西，操场边有棵两个人合抱的拐枣树，操场不够平整，学生也不算多，一下课同学们大多都在拐枣树下游戏。
我也是由于玩得还算快乐，所以那颗拐枣树留给我的印象颇深，直到八十年末，我才再没见到它。
外公因我打了小舅，我那和我不太亲近的远房大外婆，搬凳子坐在外公门前的大坟园包上和外公对骂了三天。
毕竟不是外公的亲大嫂，我的亲大外婆，所以外公到底还是镇住了大外婆。
此事我后来当老师，阴差阳错和小舅同在一个学校，小舅乐呵呵的和我提及当年的事，还把外公用烟袋勺子打他，留在脑袋上的凹坑儿，指给我看，我多少还是有些歉疚，说不上为谁。
只是我当老师是经常背学生的，那是老师必须的。
上学不久，我伯伯又来外公家了。
趁外公和伯伯不注意，我提前藏在学校旁边河道的芦苇丛后，伯伯往前，我也往前，双眼始终没有离开伯伯，生怕他又顾自离开，把我丢在小姨家。
等看不见外公了，离外公的家也比较远了。
我终于不再藏下去，扑在伯伯怀里，表示无论如何也要跟着伯伯回家。
伯伯没再坚持，爱抚的背上我，走进深山沟里，回到了我日思夜盼的家，见到了我妈，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当然不再是祥满弟弟，而是祥平弟弟。
偶尔我问妈“祥满去哪儿了？
”“丢了。
”我察觉到妈凄楚的表情，没再追问下去。
不久我就融入了自己这个家大口阔、吃不饱穿不暖但整天有说有笑的穷家庭里，诀别了尴尬的童年。
苦涩少年
将近八岁的样子，我回到了自己已经破落的四合院，厅房已不复存在，东西厢房连着我家的正房。
西厢房住着我四爹一家五口人，东厢房住着我二爹一家五口人。
不管是厢房还是正房，屋子开间和进深都只有一丈开外，墙壁都熏得老黑了。
二爹家住的东厢房后檐墙都快要倒了。
虽说多出了一间，其实毫不宽绰。
四爹住的西厢房仅仅两间，幸好一间厨房紧还连着我家的正房，要不然更促狭。
我家的正房是完整的三间，两排列架，用桦栎木板装饰，那些装饰板儿里红外黑，接地的木地槽已经腐朽。
这是一座典型的明清风格四合院，早年间是草房，到我曾祖父杨继宗时代，因为开桐油坊发迹，才把草房换成了瓦房。
可见曾祖父是我们这个家族既往开来者，能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开创一番家业，是很不简单的，这当然得感谢他有一位虽然双目失明但却特别能干的奶奶了。
听我伯伯说：
杨继宗的奶奶“口答算儿”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一位，这边儿报着桐油的斤数，老奶奶那边儿就把该付的钱数响亮的喊出口了！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感受到了自强的力量。
我十岁之前和伯伯睡一头儿，弟弟和妈睡一头儿，四个人挤一张板床，两个哥哥在堂屋另搭一张特别简易的床。
后檐墙放一个烂柜，全身木板已经腐朽，虽然有盖儿，柜里面却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一张八仙桌儿，其中一角被松亮子烧了老大一个黑窝，靠在装饰板儿上还一摇三晃的。
家里少得可怜的米面，放在东间房屋的木柜瓦缸里，木柜紧挨着我和伯伯的床头儿，过道儿仅容一人。
计划经济年代，靠挣工分吃饭。
妈身体不好，伯伯一人上工，挣够三十个劳动日，还要扣除妈那一部分，月月所剩无几。
一到春上，我们全家不是老吃谷面糊儿，就是萌花叶、香椿叶、苦蒿子、干红薯叶、佛爷儿指甲（一种野菜）等等煮一大锅，里面撒一点儿包谷糁儿啦或者是米糁啦，总之从没有吃过纯粹的米、面，连过年也是这样。
由于经常吃上顿无下顿，我饿的读书都没了声音。
四年级那会儿搞演出唱歌儿，因为没声音，刘老师把她那份儿炒馒头干儿端给我。
我宁愿不演出、回家饿肚子，也拒绝了老师的关心，弄的老师又心疼又欣赏。
偏偏那两年我老犯灾星，出麻疹搞得一个星期都双目失明，把伯伯和妈心疼、着急得连话都不敢在我面前说，就是说话，那喉咙也都哽咽着。
我倒是很乐观，把老师教给我的歌儿唱给他们听，这样越发叫他们伤心。
麻疹出的厉害时，我什么都吃不下，伯伯省出全家的口粮，给我擀又白又细又薄的面条儿，放进鸡蛋娑儿、浇上香油，一勺一勺的喂我。
白天上一天工，晚上还要在坡上弄一大挑子柴火，回家都半夜了，有一次由于用力过猛，树皮把伯伯的中指勒的明显看见骨头，用桑树皮缠着，回家又忙着给我们做饭吃。
饭做好以后，先把我抱起来喂好了，放床上。
再去把我哥哥叫醒，把我弟弟抱起来看他吃。
有了伯伯和妈的精心伺候，我终于恢复了健康。
我又给他们唱歌听了，跳舞看了，或许是我的开心感染了伯伯吧，伯伯也拿出一根泛红的竹箫，连凳子都不坐，蹲下来，靠着西边儿那扇柴门，十分专注的吹起来。
那声音很动听，悠扬、清亮、婉转……这是伯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让我听到的心灵之声。
谁知麻疹刚刚好利索，我大腿根部又开始生疮，前次出麻疹因为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药，妈找了好多单方。
这次生疮，又得想办法找单方治，一个疮还没好，紧挨着又来一个，简直把伯伯和妈都快愁死了。
十几天之后，脓流出来了，妈用自己头上的银簪，及其小心翼翼的刮呀，刮呀，生怕弄疼了我。
我慢慢好转，渐渐痊愈，伯伯和妈的眉头也随之缓缓舒展。
我这两次生灾，可害苦了我的伯伯和妈。
我伯伯是准五尺的汉子，粗胳膊粗腿，肩挑三百来斤重东西，简直太寻常，而这次人整个瘦了一圈儿，本来就满脸胡子，现在更浓更密，但依然精神得很，从没听他叫一声苦。
原本就很清瘦的妈，这次显得又瘦又虚弱，和伯伯一样，也没在我面前叫过苦。
我很感激自己有如此刚强的父母。
为了检验我身体恢复的程度，也为了让我开开眼界，伯伯第一次带我出了一趟远门儿------与我们临近的房县风水岭儿我小舅爷家。
一踏上风水岭儿，站在桫椤树下，伯伯就跟我讲：
风水岭儿一脚踏三县，往东是均县（今丹江口市），往北是郧县，往西是房县；娑罗树是从月亮上掉下的种子长出来的，祖祖辈辈从这棵桫椤树下走过的人，都看它这么高大，这么粗壮，给谁都乘凉。
啊！
伯伯的脑子里也有这么浪漫的故事，胸中也有这么浪漫的情怀。
十一岁那年，我有了妹妹。
妹妹的出世，带来了全家的喜庆和幸福。
日子虽然依旧糠糠菜菜，但一家人在妹妹出生后很少生疮害病。
特别是我的两个哥哥，一回到家，都争着抢着要背她、要抱她。
那神态、那劲头，似乎只要抱着妹妹就不饿了，也不累了。
当妹妹说出第一句话“十六行”时，笑声弥漫了满屋。
那是因为包谷熟了，伯伯给我们烧包谷穗儿吃，我教妹妹数数，谁都没有想到妹妹真的会说话了，而且还会数出“十六行”这个数量词来。
在妹妹出世的欢喜中，我们兄弟四个睡到了一张简易的床上，这意味着我和弟弟也长大了。
在妹妹出世的欢喜中，我开始像二哥一样，试着给伯伯和妈分忧解愁。
二哥去卖柴换钱，我也跟着他去；二哥翻山越岭砍竹娃儿，扛到五零厂，卖给蔬菜队换钱，我也跟着一起。
我俩用换来的钱给妹妹买藕粉、奶粉、给家买米、面，日子慢慢地好起来。
但是因为人穷，受气也很自然。
记得跟二爹一起翻山驾岭百十里到彭家坡砍竹娃儿，回来的路上我实在又饿又累，扛不动了，二爹把我的一捆竹娃儿绑到他一起扛了回来，把我感动了好几天，等星期天我准备去扛着跟二哥去换钱时候，二爹眼珠子一翻：
“那是我扛回来的，就是我的了，你凭啥子要？
”我顿时无语，心中窝满了气，从此觉得二爹不是那么亲近了，一直疏远到我当老师以后才在心里原谅他。
为了换钱贴补家用，我和二哥不止一次上山砍竹娃儿，有一次家里实在太急用钱，我跟二哥又去砍竹娃儿，旷课了。
刚进课堂，年轻气盛的老师揪住衣领，把我俩先后拎上讲台，很快又敲着我俩后脑勺，使劲把我俩推到教室外操场上。
那教室的门槛很高，出了门槛不足一米的走廊，又是离地一米多高，才是操场。
若不是我兄弟俩双腿利落，老师那使劲的推搡，非把我俩刺破鼻子、跌掉牙齿不可。
连老师也不同情穷学生啊！
越是这样，我越是努力学习，每天中午二哥回家给我拿饭，我就在学校里帮推搡我的老师批改同学们交上来的作业，尽管老师从不给我笑脸，也丝毫不感谢我为他付出的劳动。
那时学校搞复式教学，老师教一到五年级语文和算术，我一个三年级学生连四年级、五年级的语文、算术作业都给批改了，这让我语文、算术成绩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我得感谢老师。
由于从小受到外公的语言熏陶，我对语文特别情有所衷，对文字也特别敏感。
三年级写了一篇自己拔黄豆的记叙文，终于感动了老师，他给我这篇作文的批语是“写的详细，有体会。
”我捧读着老师的批语，激动了好长一段时间，为自己的争气加油：
知识一定能改变命运！
四年级我跟着二哥一起转了学，那是因为妈要让二哥无论走到哪儿都必须带着我，不能让我受人欺负。
转到新学校不到一个月，我便遇上了后来能彻底改变我贫穷命运的刘思荣老师。
她给了我很多的照顾，大雪天给我缝了崭新的棉衣、棉裤；课堂上给我很多的表达机会；课堂外给我很多语言的鼓励；跟她一起经过小卖店，还舍得花钱买糖给我吃。
那次吃糖太稀罕了，我还是幼年时外公在饭碗里给我放糖呢，直到现在整整九年没有尝过糖滋味儿了。
刘老师的细心呵护，激励我萌动了长大当老师的梦想，我一冲动，把梦想写进了作文里，刘老师读了我的作文，更加欣赏我，鼓励我，帮助我。
还把我因为贫穷而辍学后，亲自上门接回学校。
有妹妹真好！
妹妹带给我太多进步的动力，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在妹妹出世的欢喜中，我开开心心的结束了初中学习生活，以特别优秀的语文成绩考上了高中。
要知道：
人家都是考了五门都没考上，我只考了两门！
我们班三十多名同学，我是五人中的一人。
我明白：
妹妹出生的喜气，加上伯伯和妈的勤劳精神，再加上我的勤奋意志，成就了自己的高中生梦想。
我也爱自己的妹妹。
1978年末，高一寒假临近的星期五，上完晚自习已经六点半过，我急着要回家看到妹妹，也不顾天上正下着零星小雪，公交车也已收班，便下定决心步行回家。
从白浪中学到家那是要走将近八十里，我一个人抹黑上路，越往前走雪下的越大，渐渐的风卷雪花，直往眼里钻。
刚爬上黄宝山，雪已经覆盖了原野，大地一片白，根本分不清哪是坑哪是路。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凭着自己的印象照平处走，所幸没有摔多少跤。
爬上王家垭子，坡快下完了，脚底一打滑，人整个摔在光滑的石壁上，一直仰面朝天滑进水底。
好在这是茅塔河水库尾巴，我从水底站起来，把手伸得老高，却没有探到水面。
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常清醒，知道今年雨水多，库里的水一直满满的，但是这里并不宽，我从水底忘乎所以的朝前走，很快走上对岸，继续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家走，争取尽快赶回家。
好不容易回家了，伯伯和妈还在火炉旁等我，松亮子“噗噜噗噜”扑闪，我推开柴门，伯伯和妈不约而同的扑向我，一摸浑身水淋淋的，妈赶紧去找衣服，伯伯脱下我的湿衣服，让我站火边烤着，他去给我张罗吃的。
妈找来里里外外干衣服，帮着我换好不多会儿，伯伯就把热腾腾的面条端到我面前，我双手接过来津津有味的吃起来。
火炉里的火很红，因为烧的时间长，没有一根冒烟的柴头子。
两个哥哥、弟弟、妹妹都睡熟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回来了。
我吃完饭躺下，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
辛酸青年
两年高中，由于得黄疸型肝炎耽误了半学期，高考仅以零点五分的差距，与南京师范大学无缘。
这当然还是怪我逆怼数学、物理、化学，更糟糕的是高一开学没上到一个月的课，我就把英语书搞丢了。
只是高考七门课，还是只考了语文和政治两门。
尤其悲哀的是八零年还在批判“白卷先生张铁生”，我理科考试全没有参加，完全撞到了枪口上。
十岁开始做起的教师梦，这一下更加遥遥无期了。
回乡后，我狠命的干活，天天下死力气。
有一个夜晚，终于来到了沟口的水塘边，纵身一跃，往水塘里跳去，结果衣服被伯伯紧紧拉住了，他把我一把拉进怀里，紧紧抱住，久久没有出声。
我依偎在伯伯怀里，渐渐感受到温暖：
再努力吧，会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的！
天快亮了，我对伯伯说：
“走，伯伯，我们回吧！
”伯伯放开我，爷儿俩拉着手，一前一后回到了家。
为了报答伯伯，我又恢复了少年时的活泼、开朗，全家人因为有了我，几乎每天都有说有笑，不管多苦多累。
我都十八岁了，那老旧的四合院正房早已容纳不了我们一家七口人。
于是我跟伯伯一起上山放房料、扛房料。
第一次扛椽楯，那一百多斤压在肩上，我双腿筛糠似的迈不动步子，更兼山路崎岖，高高低低，好似羊肠。
刚刚放倒、截断的松树橦子，湿漉漉的，粗櫴櫴的树皮和我细嫩的肉皮接触在一起，有说不出的难受。
可我忍住了，把它给扛走了，一根儿，两根儿，三根儿……终于我把它们给制服了！
两年多的准备，房料齐了，屋基批下来了，屋基砌平了，打土墙的师傅凑齐了，一年之内，三间干打垒平房拔地而起，一家人欢欢喜喜搬进了宽敞的新屋。
住进新屋后，一家老小都把我当成了全家的顶梁柱，伯伯尤其开心。
因为在这之前的1980年，我就经过考试，当上了民办老师。
八三年新房子盖起，我已经当了三年的老师，伯伯和妈都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自豪感。
我更是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有鼓动性，我拥有了和伯伯与妈一样自强不息的精神劲儿。
1984年冬天，我在阴湾口公路边帮姨父收柴，由于怕被其他司机拉走，我一连几个晚上露宿在柴堆旁边的岩壳儿下。
夜里很冷，一床棉被紧紧裹着还是冻得直哆嗦。
柴没拉走，我不能擅自离开，偏偏这天晚上又下起雪来。
我回家吃完饭，照常下来看守。
雪越下越大，铺天盖地，纷纷扬扬，没一会儿工夫，岩壳儿里就堆起雪来。
四周很静，只听见北风“呜呜”地尖叫，雪片砸树叶的声音也比较清晰，此时一个黑影出现在我面前。
“三儿，被褥放这儿，我们回。
”我没有坚持，这个时候，是不会有人把柴拉走的。
我和伯伯互相紧紧的搀扶着，十分艰难的往回走。
雪一直下个不停，而且盖得眼一直无法睁开，钻进脖子的雪丝毫来不及融化。
还没有走出10米距离，远远近近一片白。
我们父子俩并排行进在不到一米宽的田埂上，路是白的，田是白的，连几十米深的河道都白的分不出来了。
幸好我们走得极慢，配合的极默契，脚底稍一打滑，其中一个马上把另一个扶住，站稳了再迈步，最终安全回家。
这次雪中行，父子俩都深深的欣赏对方、敬爱对方、信赖对方。
尤其是我从中深深感受到努力用知识改变家庭困境、改变亲人和个人命运的深远意义。
我爱读书，可是家里没有书。
我当民办老师的津贴要贴补家用，一年到头发一次薪水才几百元钱，我还要还父母在我们小时候养我们的贷款。
我只好靠星期天扛松树橦子卖给五零厂工人换钱，积攒多次才能买一本、两本书回来读。
有一次卖松树橦子遇上了好人，他慷慨的付给我75元钱，这么多钱，在当时可是不啻于天文数字，还送我10斤粮票。
我临走时，阿姨深情地说：
“好好教书，看你这细皮嫩肉、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一定是有志气的。
书教好了，作为更大。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对都姓李而且养育了七个子女的父母，他们跟我父母一样善良，一样辛苦，一样能干。
我捧着李阿姨给我的钱，兴冲冲的坐公交车来到位于五堰的郧阳地区新华书店，一次性花掉10元钱买了满满两挎包书。
其中的《唐诗三百首》、《宋元明诗三百首》、《南行记》、《蒙古民间故事》、《呼兰河传》直到现在我依然视如珍宝。
我清晰的记得当初买好这些书，小心翼翼的装进黄色军用挎包后，留下其中的一本，旋身挤进公交车，细心的品读起来。
到站下车后，我沿着崎岖的羊肠小路，边走边看，既没有顾着买饭吃，也没有顾着看脚下的路，全神贯注于书中。
回家后，伯伯问我“咋没装壶酒”，我才醒悟过来，赶紧拿上酒壶，一溜烟跑出门来到离家八里开外的小卖店，装了酒，还给伯伯和妈买了烟。
一口气跑回家去的时候，已经是月挂中天，星星闪亮了，此时我才想起自己还是凌晨吃的饭，还真是有些饿了。
我急匆匆吃完饭，趁大家吃饭的功夫，又捧起那本没有看完的书，接着往下看。
等大家都吃完饭，我洗好碗筷，又在灯光下忘情的往下读。
那几天一有时间，我的眼光全都集中在书本里。
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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