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泡沫前的中国立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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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泡沫前的中国立场
“碳泡沫”前的中国立场
201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是中国经济转型逐渐明朗，各领域科技的部分成果已经开始成熟、运转的一年。
5月1日晚会对于中国高速铁路的宣传，7月中旬对于比亚迪“创新提词器”的节目，是中国科技创新力量进入大众舆论层面的标志，中国前进的速度为世界所瞩目。
虽然有人试图阻击，但总体趋势良好，形势不可逆转。
这一年，又是源自西方国家的“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运动（AnthropologicalGlobalWarming，为简便以下部分引用时简称AGW运动或“碳运动”）及其衍生活动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年，2009年年底的气候门大曝光事件直接将“碳科学”的核心问题与幕后操作暴露于公众目光之下，长期以来被压制在相对专业领域的科学战争走向大众。
“低碳”浪潮在西方国家虽然故作镇静，尚在挣扎，但在大气候转向的格局下，颓势已然明显。
但是，事情显然并没有如此简单的结束。
在欧洲陷入长期危机，美国出现两党纷争的情况下，国际“气候变化”、“低碳运动”等活跃组织及代表人物，以再觅宿主的心态，正在全力进入中国，抓紧行动。
他们借中国地方官员和其他一些社会精英阶层仍然抱有“国外的就是时髦的”的几十年前继承性思维的惯性，全方位展开了公关攻势，从布莱尔及其平台“气候组织”（TheClimateGroup），到绿色和平中国（香港为基地），再到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代理人黄杰夫，无不频繁活动。
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布莱尔本人，从2008年到2010年11月，就来华活动17次，完全超出了正常的退休政治首脑来访频率。
甚至出现了国外“气候变化”NGO在坎昆会议上组织针对中国政治家和其他精英人物的专门会议的现象，这还没有算上他们在国内撬动、资助的国内各组织的相关活动。
国际“气候变化”活跃分子在华运作脚步正在加速，利用中国经济转型，组织科技创新的机会，以“低碳”概念插入由它们主导的机制与游戏的意图明显。
国际“碳运动”大有借中国“重获生机”的欲望。
图气候组织的网页（除英文外只有简体中文版）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国际“碳运动”的局外人，并不太了解其中“碳科学”的来龙去脉，对于衍生出来的“碳道德”、“碳运动”的社会冲击没有亲身体验，对于“碳政治”的国际博弈还主要基于在他人格局中“讨历史公平”的立场。
总体对于全局的历史演变和最新进展，还缺乏及时的跟进。
这就造成了两个思维定势，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一个思维定势，是由于长期以来国际“气候变化”活跃运动组织的捆绑性宣传，人们将提高能源效率的“节能”产业、寻找可再生能源的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与建立在“碳科学”基础上的“低碳”在舆论中常结合在一起，将两者等同起来。
其实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别，“低碳”运动的最后核心也并不落在这些具有价值的新产业上面。
在“碳科学”萎缩的“后气候变化时代”，理清楚这些产业的定位和意义，显得十分迫切。
第二个思维定势，是对于西方“气候变化”活跃组织的性质认识不足，认为他们只是简单的“非政府组织”（NGO），从事的是“公益活动”。
对于他们过去几十年间的操作手法、社会后果不熟悉，被公关手段所迷惑，看不清“绿色利益集团”（BigGreen，其利益不一定以金钱利益形态表现）的存在和运作，更进一步陷入到这些集团所影响、控制的“碳科学”提供的筛选堆积的材料中去，难以从外面看清其整体机理。
这两个思维定势或认识不足，使得一些事情在一些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等社会核心力量看来就会感到很迷惑。
例如，按照西方“气候变化”活跃分子的理论，高速铁路应当被吸纳入他们支持的范围之内，比亚迪的电动车也应当得到褒扬。
但事实是，截止本文写作（2010年11月）时为止，英美舆论和国内受到影响的部分传媒，对于中国高速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节能革命采取的是围攻踩踏的态度，正面形象只在奥巴马用来激将美国人的演讲中略提一二二而已，对于比亚迪的电动汽车，也持基本相似的立场。
其实这并不偶然，与国际“气候变化”活跃分子的思维有着逻辑上的一贯性。
在国际碳运动已经将中国作为重点目标操作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正对这种运动，提出“中国立场”。
这个立场应当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基础之上。
这就必须对于“碳运动”及其衍生物的历史沿袭有充分的了解。
“碳运动”的基础“碳科学”、衍生物“碳政治”、“碳金融”看起来十分庞杂，了无头绪，其实构成主体并不复杂，有着强烈的内在逻辑联系。
“中国立场”的核心，就是抓住“碳科学”、“碳政治”的轴心，抓住“碳金融”的实质，看透“碳运动”的本性，这样三者之间的交叉糅合，都将无所遁形。
“碳科学”与“碳政治”：
一条曲线的沉浮
每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框架公约（UNFCCC）缔约国都会开一次大会，这就是“碳政治”的舞台，每5-6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就会提交一份评估型报告（AssessmentReport，简称AR），作为国际会议的讨论基础，这就是“碳科学”的定期成果大全。
因此，“碳政治”与“碳科学”交叠进展，“碳科学”为“碳政治”提供合法性。
这套机制的形成涉及来自英国、联合国和美国的三股力量，历史可以追溯到60-70年代，这里面充满了戏剧变化，比如对于70年代“全球变冷”的恐惧，英国撒切尔夫人对于政治对手煤矿工会的斗争策略与英国成为气候变化运动主推手的关联等等，对这些早期事件演变的内容（即1992年UNFCCC确立以前的事情）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一份叫《碳金融与碳道德：
利益与精神的双重战争》的中文资料。
里面用简要的语言对于历史脉络说的比较清楚。
“碳科学”与“碳政治”真正的线索，其实只是围绕着一条叫“曲棍球曲线”（HockeyStick）的图展开的。
以此断代，它的历程可分为“曲线前”（1998年以前）、“曲线中”（1998-2009）、“曲线后”（也称气候门）（2009之后）三个阶段。
后两个阶段都围绕着“曲棍球曲线”展开的，区别只不过是围绕着它的较量是否为广为人知而已。
对于“碳科学”和“碳政治”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在于建立UNFCCC之后，如何用足够科学的依据证明20世纪（主要是世纪初到40年代，以及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全球观测的气温上升是（人类文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样，才能够和20世纪（主要是中后期）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挂上钩，建立“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学说的根基。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依据（例如第一次评估报告的曲线就体现了中世纪暖气和近代小冰期），那么在UNFCCC建立之初就已经出现的科学争论——尤其是观测数据与汉森模型预测不符就足以把这个科学基础闹的心神不宁（后来这样的和模型预测差异的证据越来越多）。
直到京都会议，这方面都一直没有合适的证据，只能靠当时的IPCC核心人物霍顿（JohnHoughton，前英国水文局局长，“碳运动”自始至终的核心人物）控制两次评估报告的总结（Summary）来防止局面失控。
京都会议一年之后，突然间峰回路转，一条曲线从天而降，给“碳科学”铺了让人满意的地基。
这就是“曲棍球曲线”。
一个叫曼恩（MichaelMann）的年轻古气候学博士献上一条1400-1980年的北半球平均温度的600年变化曲线（后向前延展到1000年，向后粘合了观测的温度曲线到1998年，长度达到1000年），这条曲线左边大部分阶段都比较平坦，甚至略有下降，而到了20世纪的100年陡然上升，很像曲棍球杆，故名曲棍球杆曲线。
这样，历史上原来普遍认为的暖期和冰期都骤然消失，“20世纪的升温前所未有”变得理直气壮。
从IPCC到媒体，AGW各派人物大喜过望，立即纳入2001年第三次评估报告并作为头牌重戏，霍顿爵士从此演讲必然带着这个图，而“气候”政治人物戈尔在2006年的《不可忽视的真相》的影片中也把它作为主角：
中世纪哪里有暖期，几个小痘痘而已嘛。
图曼恩和他的曲棍球曲线
图霍顿爵士和戈尔到哪都忘不了曲棍球曲线
“碳科学”进展的同时，“碳政治”底气增强，也得到了意外的收获，2003年底，俄罗斯盘算自己碳排量已经下降，故用通过京都议定书交换英国对其申请入世的支持。
这样京都议定书就在2005年初正式获得国际法律效力。
一时间，在公众视野中，碳运动进入蓬勃发展时期，2007年，戈尔和IPCC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碳运动”到达巅峰。
但正是在表面的繁荣下，“碳科学”的核心开始被冲击。
曼恩的600年和1000年的古代气候温度曲线，不可能是观测记录的数字，只能是各类代理变量数据（时间序列）的还原权重加总。
这个方法叫做主成分分析（PrincipleComponentAnalysis），核心是赋给每条变量“合适的权重”，很多熟悉统计学的人都会用。
因此，“碳科学”的核心基础是统计学而不是物理学。
2002年，一位叫做麦金泰尔（StevenMcIntyre）的加拿大工程师向曼恩索要数据和分析步骤，再三请求后曼恩给了数据。
但麦金泰尔使用主成分分析后，发现根本不能加总出曲棍球曲线，所得结果反而是毫无规律的近乎噪声的曲线，再仔细看看这几百条样本，呈现前平后翘的曲棍形状的样本很少，采集地点高度集中（主要是北美西北部的狐尾松的年轮），这是怎么回事？
麦金泰尔仔细钻研，原来曼恩犯了一个错误：
在主成分分析中，为了统一尺度有一个步骤，需要将各条样本减去各自的均值——这理应是整条数列（600或1000年）的均值，但曼恩只减去了1902-1980年近100年的均值。
这样一个错误，使得样本中个别几条前平后翘的时间序列数据给赋予了极高的权重，占了加总的来料主体，而其他样本权重被挤压的很小。
这样，几棵狐尾松就代表了全世界。
图麦金泰尔
图：
左上（a）是使用曼恩含有错误方法做出来的加权图（或“温度还原图”），c为无误的正常主成分分析法做出来的加权图（“温度还原图”），其余（除b外）均为方法无误的其他加权图。
b说明了狐尾松样本在曼恩错误加权得到曲棍球曲线的重要性。
只有a为曲棍球型，其余均为准噪音型。
于是麦金泰尔与统计学家合作，将这个研究成果公之于世，前后发布了两篇重要论文——当然，曼恩不会不知道这个事情，学术政治在这里满天飞。
这场科学较量从博客打到美国国会山。
曼恩及IPCC等AGW派的总体方针是全力压制，采取拖延战术，在长时间内将它压在小圈子里面，不让大众媒体更多的关注，另一手抓紧行动，在大众媒介上扩大攻势，出炉宣传作品《不可忽视的真相》、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AR4），采用加重的不容置疑的语气，以“喜马拉雅冰川即将在2035年绝大部分融化”、电脑制作出来的北极熊溺死在北冰洋等耸动语言和形象，全力推销，驶向哥本哈根。
这场围绕着曲棍球曲线的“麦金泰尔冲击波”从03年起爆，到哥本哈根会议共有6年，期间不断深入而爆出来的细节不一而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黄为鹏博士的《“曲棍球杆曲线”丑闻、气候泡沫与气候政治的未来》（网络有资料）与2010年的一本重要梳理著作《“曲棍球”幻像》（HockeyStickIllusion）了解细节。
到哥本哈根会议前，这条作为“碳科学”基础的曲线在学术上其实已经是基本沉了，但在公众眼中还大摇大摆的浮在表面上，“碳科学”-“碳政治”仍然在向不了解最新进展的人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推销着。
晴空霹雳的“气候门”改变了这一切，把被压制在小圈子的争论向公众，也包括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曝光。
这下曲棍球曲线在它的西方发源地可是真的沉了。
图气候门邮件一例及《气候门》整理专著
自曼恩以曲棍球曲线为“碳科学”奠基之后，IPCC原来委任的科学核心团队——东英吉利大学（UEA）气候研究中心（CRU）就和曼恩及相关子弟进行了一个重组，组成了“曲棍球团队”（HockeyTeam），“气候门”曝光的内容正是来自CRU，这下就把曲棍球团队内部的事情都抖了出来。
而这些邮件讨论的核心，恰是曼恩在内部说明曲棍球曲线是如何制造，以及与CRU和其他子弟如何改良、进一步精细化曲线的。
这种相当精准的打击让人恐惧：
CRU主任琼斯差点自杀。
事后的一年间，质问与消毒的战争一直在延续：
从英国到美国再到联合国，调查组一个接一个。
当然，作为“碳盟主”的英国，以及与“碳运动”有密切联系的一些联合国人员发起的调查结果可想而知。
在美国显然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宾州州立大学“护曼心切”，在校一级躲过一劫，但“气候门”在美国科学界和政治界引发的震荡将不断持续下去，2010年秋美国物理学会的风波，中期选举后的共和党回潮带来的较量都是标志。
一句话，盛极一时的“碳科学”在2010年的寒冬中已然坠落。
“碳政治”、“碳运动”，在英美低迷的经济、政治环境的“后哥本哈根时代”，必须再辟新战场——有机可乘的地方。
这就是2010年“低碳”话题在英美掉进20年低潮的情况下，在中国公关活动却骤然升温的基本背景。
一切指向在寻求经济转型，正在崛起的中国插入“低碳”运动的真正利益点：
碳金融。
“碳金融”的三级跳
“低碳”运动必须要有经济上的基本面来承托。
长期以来，“低碳”运动所鼓吹的经济话题主要指向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它长期绑定的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方向。
这个方向与其说是和“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有关，不如说克服传统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一国的能源安全有关。
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
但长期以来低碳运动真正要做的并不是这个方向。
另一个是建立在纯粹的“碳科学”理论上的方向，它包括科技产业中的“碳捕捉与碳储存”（CarbonCaptureandStorage，简作CCS），但更重要的是以虚拟碳汇（确证减排标准为代表的碳排放权）交易为核心的“碳金融”方向。
这“碳金融”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从碳盟主英国的实际情况看的一清二楚：
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方面，英国都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技术（只在节能方面有一个固体照明（LED）设备制造的子公司），反而是中国后来居上，有引导世界产业的趋势；而从一些热衷从事这方面活动的西方碳基金在这些方面操作鼓动的一些运营项目（如新能源发电场）来看，运营本身是次要的，和碳金融相关的碳汇获取才是主要目的，其逻辑关系有点像操纵股票的主客颠倒的做法——某个销售不佳的轮胎公司股票的庄家注册个马甲公司把该公司当年生产的轮胎全部买下，让公司的财报盈利好看来抬高公司市值（虚拟价值）。
“碳金融”作为“碳运动”、“碳政治”的衍生物，历史并不长。
到京都议定书上通过发达国家联合减排的JI（JointImplementation）和发展中国家减排创造碳汇的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才确定法律基础。
但它的雏形设想早在UNFCCC刚刚确立的里约会议上就有人设想出来了。
无论是国际各类NGO和其他组织所鼓吹的主打“碳道德”牌的“碳运动”，还是英国等国主打“碳科学”牌的“碳政治”，走到最后还是要回到看得见的利益基本面上来——国家要有支柱产业，NGO们也要找到可持续的捐赠。
于是，“碳运动”-“碳道德”-“碳金融”之间，“碳政治”-“碳科学”-“碳金融”之间都变成相连三角：
“碳运动”鼓吹“碳道德”，“碳道德”支持“碳金融”，“碳金融”反哺“碳运动”（换上“碳政治”和“碳科学”一样）。
三位一体，最后落脚点还是“碳金融”。
无利不起早，有利才报到，碳金融的演变和“碳科学”及“碳政治”（相伴随的当然还有碳运动的公关文宣攻势）几乎精确匹配。
从90年代正式发端到现在，主要经过了“先烈——碳基金——华尔街”三个阶段，可称之为“碳金融”三级跳。
这一波波演变其实正是西方经济体逐渐虚化后的大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和生动写照：
就好比一个拿不出实际贡献的食利者，只能不断的去抓住一个个纸面的泡沫，最后只能走到一个具有“道德主义”潜力的命题上，孤注一掷，希望用这个东西变成“巧实力”罩住全世界，纳入到他的游戏框架里面去，继续它的吸食生涯。
碳金融的进展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
第一个是相对利益的比较权衡，第二个就是环境（“碳科学”-“碳政治”的进展程度自然是主体）的成熟度，这两者也有所互相影响，“碳政治”环境成熟的时候利益诱惑就大，倾向于踏入；而一旦踏进这股利益之后则被这股漩涡所绑定，越陷越深，往往就一路走到黑，在环境突变的情况下变得歇斯底里，逐渐带上捞回一切的赌徒心态。
这在三个阶段里表现的很明显。
最早涉足碳金融潜在业务的是一家非常知名的公司：
安然。
安然本来是传统能源领域的公司（天然气管道输送，后来涉足发电等业务），它的加入和利益算计有关系，因为它是传统公司金融化的先驱，发现将自己所处的业务金融化，自己变成做市商乃至交易所之后大有赚头——即使这以社会波动和损失为代价，这在它的将电力变成商品的操作手法中淋漓尽致。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二氧化碳。
早进入早控制，成为未来的“碳”商品市场的老大是最有利可图的：
引诱——成型——主导——获利（Lure\Establish\Dominate\Profit），这个模式早在美国垃圾债券市场中的米尔肯经验里就屡试不爽，至少安然是这么想的。
自然它成为“曲线前”时代“碳运动”的最大企业支持者，和民主党副总统戈尔等人走的非常近。
可能是因为做的太过火，在它危机的时候，本来和它私人关系很好的布什等共和党领导人没有伸手援助，安然自然就成了先烈。
但在京都议定书的国际法律效力生效前，碳金融并不为资本市场所重视，除了安然之外，早期的碳金融少有私人实体问津，只有世界银行和部分发达国家如欧洲国家的政府组织的碳基金进行少量CDM项目的碳汇收购。
随着“曲棍球曲线”拐杖下的“碳科学”-“碳政治”渐入佳境，利益考量的天平开始变化。
2004年俄罗斯和英国协议的消息一传开，京都议定书曙光在前，各类“气候变化”的老牌NGO欢声雷动，私人碳金融当然按捺不住，开始狂奔。
算一算，碳汇生产者（发展中国家实体）只是获得小利，而碳汇收购者和转卖者则占大头（时价收购价多为5-8欧/吨，而二级市场上卖20-30欧/吨）。
2004年堪称英国和欧洲的碳基金和碳基金直接相关NGO成立“爆发年”，布莱尔的马甲NGO——“气候组织”，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
“气候变化资本集团”（ClimateChangeCapital）是这样一个典型。
在这里面，很多人意识到了中国会是未来这个局里的一个获利对象：
当下（2005年）中国是碳汇的创造者，提供获利的原料——碳汇CER，未来（京都议定书后的下一个展望的议定书），按照中国这种发展势头，只要他继续在“碳科学”-“碳政治”这个局里面，它就不得不变成义务减排国，到时候就是碳汇的购买者，需求巨大，价格看涨，赶快入局。
——这也是大批这类机构的网站上只有两种文字：
英文和简体中文的原因。
除了碳基金之外，另一个在这个时候开始行动的就是桑德尔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ClimateExchange，CCX），后此人又成立子公司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ClimateExchange，ECX）。
这桑德尔想的更精明：
他的思路就是建立一个一统江湖的交易平台，让碳金融告别零敲碎打的柜台交易（OTC）状态——试想未来全球24小时：
澳、日、韩、中、印、俄、中东、欧、美、巴西……一边排放二氧化碳一边到我这个全球联网平台上进行碳交易，他这个交易所集团抽取佣金还不是抽到手软？
“碳基金”和“气候交易所”都是在“碳科学”-“碳政治”的“曲线中”阶段的爬升阶段（2003-2005年，虽然此时科研对抗已经开始了）启动的。
但他们都还不具备巨大的份量。
真正有影响力的金融实体——华尔街的公司的进入是在“曲线中”的晚期进入的，并日益成为“曲线后”时代的主角。
他们的利益权衡考量和出事之后的孤注一掷行动才堪称典型。
本来，华尔街没有太关注气候变化，至多将其作为“企业社会形象”（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之类的公关活动做点姿态，例如汇丰银行提出的银行运作“碳中和”概念。
这原因主要是京都议定书在国际上并未生效，同时美国房地产带动的次贷等业务还蒸蒸日上，华尔街看不上“碳交易”。
事情到2006年开始起变化，一方面，欧洲带头的碳交易已经随着京都议定书生效开始“试运转”了，另一方面，次贷这碗饭也有点馊了。
恰逢其时，碳盟主英国政府通过财政部，让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腾爵士（NicholasStern）撰写《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史称《史腾报告》（SternReview）。
这篇报告引起了华尔街的重视。
2007年2月和9月，在与史腾爵士进行“长长的午餐”交流后，雷曼兄弟首席经济学家卢爱林（JohnLlewellyn）发表《气候变化的生意》（TheBusinessofClimateChange）和《气候变化的生意II》（TheBusinessofClimateChangeII）两篇报告，洋洋洒洒，1份145页，1份92页，云集雷曼研究部16个行业部门分析师集体写作，创华尔街投资银行撰写气候变化议题之先河与记录。
同年雷曼成立“气候变化委员会”（CouncilonClimateChange），CEO富尔德在年报里大谈这两份大报告，显然转向已成大势。
卢爱林的报告正是建立在曼恩的曲棍球曲线的基础上，开篇就点题，同时得到了“碳运动”核心人物汉森的点拨。
这份报告对大批国家政府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作为素材反馈“碳运动”，一大批西方“左翼”NGO纷纷拿出雷曼的报告作为气候变化的宣传册：
华尔街都认了，难道“碳科学”还不成立吗？
图：
雷曼第一篇报告的开篇第一页引用曲棍球曲线图
当然，很快雷曼关了门，而碳金融交易由于全球遭遇金融危机，随着大买家欧洲经济萎缩而行情向下，算遭遇挫折。
不过这不妨碍雷曼有它精神上的继承者——德意志银行变成气候变化的先锋战士，它在德银资产管理旗下成立了“德意志银行气候变化顾问公司”（DBCCA），专注于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意。
2008年，在碳金融事业遭遇全球金融危机打击，初现颓势的时候，德银资产管理全球业务部门负责人帕克（KevinParker）匆忙上阵，全力鼓吹目前的气候温度达到了800000年的最高水平，“如果以后几年再不落实行动，那就再没有回头路了！
”，这德意志银行又设户外碳钟又设网络碳钟，代表华尔街全力向哥本哈根冲刺。
2010年9月，它与前苏东休克疗法专家萨克斯（JefferySachs）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中心（EarthInstitute）建立战略合作关系，7日后即出来一份《气候变化——谈谈主要‘怀疑论者’的论据》对气候门事件进行消毒，试图通过它的客户网络消解各国机构和政府对于AGW理论的怀疑。
这份报告很快遭到麦金泰尔合作者麦基特里克的驳斥。
很显然，德意志银行要把赌注继续压上去——2011年，它的中国新人招聘公关活动就是碳金融交易游戏。
“碳金融”只是一条与金钱利益之间相关的进取路线，目前来看，其参与的集团在继续裂变增加，但欧美低迷的宏观格局并不太支持它在中短期的快速发展。
与碳金融相比，“碳运动”似乎与直接利益不相干，但其实作用极为深远。
“碳运动”将影响科研、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形成正向反馈，对于“碳金融”的烘托、合法性的社会认可之赋予是必须的。
这批人要再觅宿主，舆论等社会运动是先行根基，要认清这些就必须看透“碳运动”的本质。
“碳运动”：
“气候”大腕
德意志银行寻求合作的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中心其实是目前西方社会热衷于气候变化活动的一个例子，这些社会组织延生范围很广，可以称之为“泛thinktank”，包括科研单位（通常位于高校内部）、社会运动组织、游说集团、“慈善”组织等（后三者都常以NGO面目出现，但侧重点不太一样，绿色和平、“气候组织”和“壹基金”可以分别作为三个类型的代表）。
这些组织属于行动的主体，资金的受体。
看起来不能自我产生收入，但其实是“碳泡沫”的发动机。
这其中，社会运动组织最为活跃，他们搅动的社会运动也起核心的作用，通过这些运动带动的社会风潮，影响或倒逼资金提供方（主要包括政府、企业、有能力的个人）给他们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目前国人对于西方的这种社会关系现状比较陌生，尚不了解“气候”大腕的操作路线。
从目前来看，这种具有经济能力的“供血方”和提供“气候”炮弹（科研、公关形象）的“受血方”或进行运动的“发动机”大概有这么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金融机构出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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