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忆的老山战场火化厂的秘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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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忆的老山战场火化厂的秘史
不堪回忆的老山战场火化场的秘史对越反击战幸存者
这是原1军1师组织科干事韩亚清同志的回忆录。
这是一篇催人泪下的纪实文章，这是一篇给人留下感慨与愤怒的檄文。
这篇回忆录真实的记述了阵亡烈士的火化过程，清楚地记录了军地两方处理善后事宜的经过，旗帜鲜明地透析了改开以来烈士及烈属工作的弊端，值得各级党政军领导仔细阅读，认真反思，从而做好必要的工作。
谢谢帖主！
不堪回忆的老山战场火化厂的秘史
南京军区韩亚清
时光如影，再过三年，我就六十挂零了。
夕阳西下，总不免会遥望一下东方，
想卯时那带露的朝阳和巳时那灿烂的光芒；
看已望不见的轨迹和已成为历史的沧桑。
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来唤起孩提时的欢乐，平衡已失去重心的恐慌。
突然间，视屏出现了利比亚的炮火，
于是，我想到了战争，
想到了那血风腥雨的战场。
尽管那时的我，仅仅是一个给烈士善后的小卒，
既听不到阵地上的枪炮声，
也写不出英雄们那惊天动地的篇章，
作为战争的一个缩影，
虽然不少地方已伤痕累累、支离破碎，
但作为铁一军的战士，对有些往事，
不忍看，也要看；不堪想，还要想。
一九八四年老山地区防御作战至今已经二十七个年头了。
无论当年参战的军人、军工，还是当时的社会民众，对此记忆都在逐渐淡忘近乎消失，有不少当事人或家属则不堪回首……
对这个区域性战事，多年来，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报刊文学，都以不同形式或多种视角给予了客观报道，特别是近期我的几位战友连续以报告文学、战地日记和回忆录的形式反映我部在两山战役中那些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动人事迹，使我很想拿起那支已经生了锈的笔，去反映一些其中鲜为人知的史实。
然而，写些什么呢？
因工作需要，当时我这个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受命担任烈士火化组组长，负责了一段人们既关心又不便涉足的内部性工作。
一九八五年六月撤出战区后，昆明军区《国防报》的记者和《解放军报》记者把烈士善后工作作为整个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先后采访过我，但不知何故没有下文。
后来，我特别注意到网上的报道，看到不少文字、画册中也缺少此方面内容，甚至在我部的对外宣传中也难以看到这方面的东西。
难道这是块禁区吗？
事过二十多年，还敢不敢写？
我的阵地是火化场，写其闲，还是写其忙？
我的战绩难以表述，不知形其大，还是形其小？
犹豫中，得到了战友们地大力支持。
他们对我说：
怕什么，烈士工作，是军史的一部分，它既包含了全师官兵的心血，又渗透着广大百姓的期望，是属于人民的，你参与了就应该负责，就应该如实去反映，否则，将对不起历史。
在寂静的深夜，当我想起和我一快在兴街战地火化场为烈士洗身整容送行的师教导队的战友，想起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帮我们为牺牲的军工安葬的县民政部门的朋友，便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痛楚在不断地折磨着我……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我应该说些什麼？
沉思很久，鉴于某些原因，只能借助战友的搏客，记录那一段痛苦的回忆，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仅以此感谢那些在特殊时期关心支持此项工作的军师各级领导，感谢为烈士优抚工作做出贡献的地方各级干部，怀念为此付出辛勤汗水和做出特殊贡献的全师各级烈士工作组的战友，追悼我们亲手擦洗整容过的那些已远离我们而去的烈士们。
一、受命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三日，我部接到赴滇作战命令，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准备，于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离开营房，三点四十分到达杭州艮山门车站，九点十分离开杭州，二十八日到达驻训地——云南省砚山县。
三个多月的临战训练后，我接到了师政治部关于迅速组建师战地烈士工作组的命令。
当时，我刚从侦察连蹲点回来，是师政治部副主任袁西有给我谈的话，之后组织科长关继南又具体交待了任务。
记得那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我一人徘徊在砚山炮团的操场上。
夜幕中，仿佛看到几个战士抬着一个血肉糢糊的烈士向我走来，我不知所措，紧张中又看到后边跟上来的部队首长和烈士亲属，当时我紧张极了，不知道明天我将面临着什么？
我又会以什么结果汇报给大家。
心中无底，忐忑不安。
二、准备
（一）组建工作机构。
根据当时情况，我们计划设置有整容组、棺木组、掩埋组、登记组、行政组和后勤组（后因改为火葬而简化），从师宣传科、干部科各挑选一名同志，师教导队挑选六名干部、十二名战士，组成了由二十一名干部战士组成的师战地烈士火化组，本人担任组长，宣传科一九六八年入伍的老干事邱忠荣同志任临时党支部书记（组成两个党小组、一个团小组）。
（二）取经。
十一月九日我随李继松政委、袁西有副主任带队的对口学习组到正在一线作战的十一军观摩学习，在曼棍洞，从三十二师组织科杨科长那里了解了一些烈士工作的程序、内容、方法及注意事项，在心中有了一些大致的概念。
（三）印制登记报表。
此项工作从烈士抢运登记、转运登记、团中转站初步清洗登记、火化场接收登记、遗物登记、火化登记、伤情登记、弹片数量登记和骨灰盒入库编号等所需报表都由我负责设计、联系印刷并将有关表格发放各团烈士工作组。
（四）物资购置。
一是到麻栗坡县城购置一批照相器材；二是到军需科领取一批烈士用的军服（其中干部军衣20套、女兵军衣5套），还有100米白布等用品；三是到麻栗坡烈士陵园从县木材站领取前指已结过账的两方木料和三十四口棺材。
（后因取消土葬，到云南大理购回四百个大理石骨灰盒）；四是到师医院领取一批整容器械和10副担架。
至此，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三、动员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师政治部主任高武生召集火化组全体人员进行了战前动员，提出了六条具体要求。
二十九日，火化组全体同志由砚山分乘两辆卡车于上午九点多出发，十一点多到达我们的阵地——西畴县兴街火化场。
当时因条件不完善，部队无法居住，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我们分住在三户老百姓家里。
我们部队是十二月九日全面接管阵地的。
在战斗准备的这段间隙，我组织大家先后学习了军委、军区的有关文件和军师两级关于烈士工作的有关会议精神，用一上午的时间对全体人员再次进行动员，并让大家深入进行讨论，针对各自岗位表示了决心、制定了措施。
记得动员时大致讲了三个方面内容：
（一）工作重要性
袁副主任曾对我们说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初到砚山时，昆明军区对轮战部队的烈士遗体处理并没有过细的要求，之后将烈士就地火化并将骨灰带回原藉，是缘于未上阵地前，负责联系地方工作的他与麻栗坡县杨兴跃县长在烈士陵园内的一次特殊对话。
那时我军收复老山不久，大批烈士刚刚安葬，烈士亲属闻讯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县政府在接待方面不堪重负。
杨县长如实表示了自己的忧虑，细心的袁副主任将这一情况在师党委会作了报告，提出宜将本部烈士遗体火化带回的建议，得到了党委一班人的一致赞同，后经逐级上报获得批准，火速设立了火葬场，部队将烈士骨灰带回原籍安葬，以减轻烈士亲属和地方政府的负担。
听了这席话，我们方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对师党委的远虑深谋投以敬佩的目光。
有人说：
人死如灯灭，火化时没外人在场，领导和家人看不到，搞好搞坏，反正都是一盒灰。
那时军队的政治性很强，还没人性化的提法，但起码的阶级爱战友情，要求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思想影响到我们的队伍，火化场虽然没有枪炮声，但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它的影响力不是局部的，在某种程度上将超越战场本身。
鉴于战地火化，是一九七九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国有史以来首次规模性的火化。
而第一次的尝试又不能出任何问题，因此意想不到的困难会很多。
所以，军指挥所十一月十一日专门召开战场烈士工作会议。
军长、政委作了具体指示：
一是要求选拔责任心强，对烈士有感情，平时表现好、工作能力强的同志担负此项工作；二是工作不准出漏洞，不准留后遗症，不能因我们的点滴疏忽，影响到干部战士的作战情绪。
无论军事会议还是政治会议，师里也是逢会必讲。
我们感到，烈士工作是战时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好了，可以极大地激发干部战士的爱国热情，调动他们同越寇浴血奋战的积极性，并能更好地安慰烈士的亲属，否则，战场上的负面影响将是非常可怕的，其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
因此，我们要时时想着在前线作战的战友们，要对得起他们。
处处掂量着自己肩上的责任和重托，不辜负上级党委首长及参战的每一个战友对我们的期望。
这次烈士工作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社会要求高了。
从影片《高山下的花环》可以清楚看到，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对烈士工作的期望越来越高，已由单纯最高的政治要求转变为基本的人性化必须；二是交通条件好了。
烈士亲属临时来队的可能性大了；三是新街是昆明到前线的必经之路，无论是军队首长还是地方领导，都可能会时常光顾的。
综上特点，都要求我们的同志把政治敏感性和工作责任心体现在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决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和烈士的亲属再受第二次痛苦。
中央军委和大后方的全国人民正以期待的眼光在注视着我们，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告慰一线部队，告慰全国人民。
（二）工作程序及人员分工
烈士送来后，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是由接收人员办理登记手续；二是由整容组按照烈士数量分组清洗整容；三是由火化组实施火化并逐人登记弹片，同骨灰一起装入骨灰盒后，再行入库手续。
干部科姚干事负责烈士接收登记手续、填写烈士卡片、阵亡烈士登记表、烈士证明书，给烈士编号、填写烈士骨灰盒标签，除此外，还要负责烈士衣服的发放和烈士遗物的登记和保管。
宣传科邱干事负责烈士的遗容摄像工作并负责全队的战时政治思想工作。
教导队长樊铁焕、副教导员谢吉晓负责具体整容和行政管理工作。
我负责上下协调和烈士火化、骨灰入库工作。
（三）工作要求
根据上级关于“烈士遗体不得留置异国”的要求，所有遗体必须运回火化。
我们的一线部队在抢运烈士时有时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后来听老指导员孙晓军讲，他们连奉命抢烈士，冒着炮火抢了一晚上，战士累的爬不起来，天亮一看，一多半是越军的尸体，大家懊恼坏了。
实战中的确还出现过伤亡三四人抢一烈士的壮烈场面。
）。
对于冒着生命危险才运送到我们手中的烈士，我们怎麼办？
师首长要求我们：
一是当天接收，当天火化，无特殊情况不准过夜；
二是整容中，能缝合的伤口必须缝合，能拍照的尽量拍照。
做到无血迹、无泥土、无未缝合和未包扎好的伤口；四肢不全的要用仿品代替；该穿的衣物必须完整。
每整容一名烈士，队里的干部无特殊情况都要到场并进行检查验收。
务必做到“领导检查不检查一个样，护送人员在场不在场一个样”。
负责火化人员要对烈士遗体轻抬、轻放、慢输送；火化后要一人一清炉，务必骨灰完整。
三是对战区伤亡情况，要严加保密，不准向其他人透漏。
与烈士是同乡或同学的，不准将其牺牲的情况告诉家里，免得人为被动。
四是烈士骨灰盒不准让任何人带走。
五是工作中要严肃认真，坚决杜绝戏笑、打闹和开玩笑行为。
如有家属来队，一定要热情接待。
通过简单地动员，大家的认识有明显变化：
一是一直闹着要同战友一起到一线真刀真枪立战功的，安下了心，认识到自己岗位的重要性；二是比起一线官兵的危险性、艰苦性，我们没理由搞不好。
四、首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九日下午四点三十分，我们接收到全师参战后的第一位烈士——师炮团二营四连战士杨献龙，他是12月9日11时30分在猫猫跳阵地炮射中犠牲的，主要是头部受伤。
按照预定方案，我们与炮团转运组办完交接后，即将杨献龙烈士抬到工作台上，面对护送的官兵和火化组年轻的战士们，为防止怯场乱阵脚，我和樊铁焕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此次整容全部由干部操作，战士一律在一边观摩。
我们首先对烈士身体进行清洗，军医李天国和卫生员畅新乐对头部整容。
杨献龙同志是刚从教导队出去不久的学员，大家都比较熟悉他，然而在近距离面对老战友被固血覆盖的伤口和不愿闭合的双眼，大家都哭了。
我协助军医对伤口进行了清理和鏠合，看着李军医颤抖的双手和满脸的泪水，我也泣不成声。
给烈士洗过脸后，又将胡子刮的干干净净，然后涂了胭脂。
一套从内衣衬衣衬裤到绒衣棉衣外罩；从腰带帽子到领章帽徽制式军服穿毕后，邱干事从正面、侧面、全身、头部四个方向进行了拍照。
这时再看小杨已似安祥入睡的神态，我们才喘了一口气。
最后我们和护送的官兵一起为小杨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庄重的告别仪式，就送他上路了。
因柴油炉子是第一次使用，比较凉，火化时共用了两个多小时，然后由我将骨灰装入红色丝绸袋，附上标签入库（当时，大理石骨灰盒尚未运到）。
这就是火化组的第一次工作。
天黑了，大家基本都没吃饭，房东老乡也来相劝，但同志们根本没有食欲。
因条件所限，老邱蹲到牛棚去冲洗照片了，我则和老樊去查铺，早已过十二点了，但大家都没有睡意。
本来都是些年轻战士，还带着童心的幼稚，让他们过早地面对，确实也是一种残忍。
他们能安睡吗？
这才仅仅是刚开始，以后呢？
五、残酷
一九八五年的“1.15”战役是继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的全线反击战、法卡山战役、一九八四年“4.28”老山收复战之后第四次大的战役，它以歼敌1200余人我亡104人的战绩载入我军史册。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任何外交性的辞令，都无法改变它残酷性的一面。
这里仅从烈士火化工作中列举点滴便可见一斑。
一月二十日下午六时左右，接连几辆挂着红十字旗的军车带着战场的硝烟伴着一路尘土来到新街火化场。
迅即，二十九位烈士摆满了火化间前的一片空地。
这些尚未清洗换装的烈士，大部分血肉模糊、肢体不全，令人不寒而栗。
办完交接手续后，两人一组，每组清洗三个烈士，我加入了整容组。
首先，剪掉烈士血衣，清理遗物和子弹带；二是遗体清洗干净后，完善肢体和缝合伤口；三是由军医和卫生员组成的整容组进行整容化妆；四是穿衣拍照；五是白布裹身实施火化。
清洗时，全部用温水洗身，上下肢不全的，用稻草裹布代替，没头的用药棉整形外戴口罩。
记得那天，我和卫生员处理两位烈士，一个是肚子破裂内脏外露，我协助卫生员将内脏按进肚中，并进行缝合；第二个更惨，整个脸部被炮火扯掉，只剩下眼鼻口五个黑洞，在血肉中找到和下额仅连半寸的布满黄土的脸皮，我们将其覆盖原位后，洗去泥巴，用胶布贴好，再刮去半寸胡须，才露出常人的面容。
在洗整中，我们发现不少烈士的手臂拉不开，牺牲后仍然是一副机枪手驾抢射击的姿势，给其穿衣时，怕弄断骨头，把衣袖剪开放置胳膊上；有些烈士的胳臂上，标有战斗诸元和敌军火力图，我们就立即将这些用烈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数据上报师部，据悉，该情报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清理二团二机连烈士陈林湘遗体时，发现其口袋中有一纸条，上写着：
“党支部，我上袋内有一元钱，替我交最后一次党费”。
有一个烈士火化后，在清理炉膛时，发现一枚迫击炮炮弹飞轮。
据调查其胸部重伤无法整容，牺牲时飞轮已在肚中。
而此类炉膛中的子弹声更是时有发生。
三月八日，送来12位烈士，其中，硬骨头六连副指导员谢关友，身负80处伤，火化后在骨灰中找到11块弹片。
一团七连班长李桂友牺牲时，身负11处重伤，126块弹片。
最多的一个烈士被定向地雷击中，身上有208颗钢珠。
还有一位回民烈士，牺牲后被河水浸泡数日，全身浮肿变黑，手指触及便进肉中，其五官已经生蛆，但火化组的同志们没有一个回避和应付的，他们用竹签棉球蘸酒精硬是一点一点清理干净，。
在这一点上，虽然时过多年，但我一直为此感到欣慰，我们没有辜负同志们的期望，没有半点对不起烈士的地方。
还有一次深夜，我和其他两位同志值班，突然，一辆运送烈士的军车来到门前，护送的干部没有抬下放烈士的担架，只提下一个麻袋。
这位干部很沉重地对我说，这是十八名烈士，猫耳洞不幸被炸，是袁副主任带领人员抢出的，他要求你亲自处理。
我急忙打开麻袋，看到的是仅有半麻袋用鲜血浸泡的泥巴和几块用泥巴裹着的肉，我惊呆了，好长时间回不过神。
经火化，18人只有5块骨头。
在我部牺牲的烈士中，有四十多位是一九八四年入伍的新战士。
他们当兵才半年就参战，上阵地不到一个月就牺牲。
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在人生道路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这就是战争，人类史上最残酷的一个宿影。
“师直13人、一团178人、二团88人、三团54人、炮团3人”，这是我部烈士的数字统计，看着这一组带血的数字，我长时间喘不过气来。
这就是战争。
不管性质如何界定，都是一个国家在某个阶段最高利益的需要，作战双方都将以大量物资的消耗和人体的伤亡为代价。
此外，给亲属带来的伤害也是难以估量的，至今，我仍不敢回想烈士家属到火化场那一幕幕揪心的、让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场面……
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你是军人，你惧怕战争吗？
是啊，军人生来就是为战争准备的，应对战争，是军人的基本职能，无所谓怕与不怕，既然发生了，你必须承受。
而我感到痛心的则是另一方面——精神上的伤害：
记得在往前线开拔的一个岔路口，我们与一群到旅游区观光的年轻人相遇，他们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手指我们说：
“当兵的，要英勇作战啊，人民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哈哈”。
对此，你有何感想呢？
一九八五年六月初，我陪袁主任到昆明看望住院的伤员，在街头碰到一个一条腿的伤员与两个年轻人在一公交车下撕打。
据了解，这个伤员在车上站立不稳，摇摇晃晃，这两个年轻人不仅不让座，而且还用“金鸡独立”的词句去调侃这位伤员，逼其举杖决斗。
对此，你又有何感想呢？
唉！
军人的流血岂止在战场。
六、调查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至五月一日中午，这是我作战期间上阵地时间最长的一次——四天，任务是调查我部作战中无遗体烈士情况。
轮战即将结束，马上就要换防。
此时，有人向总政反映我部有作战人员和烈士遗体失踪问题，总政保卫部要我部上报情况，于是，此差事落到我的头上。
根据各单位排查情况，我师根本没有人员失踪现象，但确有36名烈士未送到新街火化场。
带着这个问题，我从4月27日开始，先后对师直属队4名、一团22名、二团7名和三团3名烈士牺牲时的详细情况进行调查。
采取找见证人逐个谈话的方式（因阵地情况所限，未例行签字手续），详细听取了见证人的陈述：
一团二连通信员盛开元看到本连战士许某某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
七连袁振华看到本连战士李某某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早晨在116前无名三号阵地被炸飞掀到悬崖下；
二机连班长谢康生看到本连战士岳某某和吴某某，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下午在145阵地南一洞口，拉响爆破筒与敌6人同归于尽，后找到他们的手枪、冲锋枪，衣服和部分碎肉埋掉；
七连袁新华看到本连战士王某某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116阵地被炸飞；
七连班长熊良军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116阵地看到本连战士虞某牺牲，即将其遗体背回放置一石崖上，后遭敌炮火袭击，遗体被炸飞；
六连班长刘生华、战士史龙旗看到本连战士张某某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在142阵地和王伟侠、张国胜一起与敌同归于尽。
……三十六位烈士的身首一一得到印证后，我的神经几乎麻木了。
听着弟兄们已哭不出声的陈述，看着战友们用眼泪书写的证明，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是啊，英烈们走了，无怨无悔地走了，连一句话、一把骨灰也没有给他们的亲人留下，他们将自己英勇卫国的军魂和身躯化作南疆的红土，永远捍卫着祖国的边疆。
带着说不出的悲伤，我一口气写完了调查报告（注：
为了不给烈士家属造成精神痛苦，这里隐去了上述无遗体烈士的名字）。
七、日记
在前线的十个月里，因环境限制，我几乎没记过一篇完整像样的日记。
如今闲暇之余，翻箱倒柜，发现了作战期间的五本笔记和一本流水账。
这本流水账很有意思，是个大杂烩，什么都有，还有一些类似日记的半截随笔，下面按时间顺序摘录几段：
1985年1月1日。
截止今日，我师已占领阵地23天。
12月9——11三天，刚上阵地，情况不熟，部队伤亡严重，大家情绪低沉。
21日，一场漂亮的反击战，重创敌316师一个团，整个部队士气大振。
12月24日，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拔点，部队损失严重，影响不好。
1月15日。
凌晨四点，那拉方向（一团）对越实施拔点作战，后三个团的防线全部热闹起来。
1月17日。
中央军委贺电，祝贺我师的胜利，并称之1.15大捷载入我军战史。
为此，我拍了一张照，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1月19日。
16——18三天，共歼敌1200余人，我亡104人。
1月21日。
从昨天晚上九点半到今天上午九点半，我没有合一下眼，整整处理了29位在1.15战斗中牺牲的烈士。
记住这最悲壮的一天吧！
2月2日。
今天，908部队（54军侦察大队）送来一具越南特工队员的尸体，我与其他同志每人给了他一脚……后来有点后悔，也真可怜，他才18岁，是所谓“第三军事强国”穷兵黩武的牺牲品。
2月8日。
前天，科里通知我接替项干事到一团二营任教导员（轮流），出发那天，火化组全体人员列队欢送，樊铁焕队长特意送给一句人们笑不出的玩笑：
韩干事，如果他们把你送来，弟兄们一定会给你洗干净。
我仅说了声谢谢就出发了。
在曼棍师指挥所待了一天多，还没上阵地，就被郭培巩师长召去，说2.11有大仗，要我立即筹备物资，马上赶回新街。
就这样，教导员没干成，又回到了火化组。
2月9日。
大战将临。
想起了韩大敏同志在一九七九年探家时，介绍他那年出征前的情况，犹如身临其境。
战斗中很难预料生死，此刻，谁都会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悲壮激昂之情。
面对可能的死亡，说什么好呢？
鼓励、教诲和勉励这样的词，大家都说的很少，惯用的几乎都只有两个字“保重”。
记得关科长三次送我离开师指，叮嘱我的一直是这两个字。
这就是战前的真实写照，战友的真情大爱。
2月11日。
一、三团凌晨六点，对越拔点作战，当天击毙敌140人，伤敌140余人。
我亡40余人。
其中，三团四连攻打140阵地，毙敌47人，伤敌39人，该连亡2人。
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受到中央军委表扬。
2月12日。
到麻栗坡烈士陵园处理两位军工烈士（作战时，地方为我师配备砚山四个连民兵、文山两个连民兵，若有牺牲，由部队负责，穿军衣，不戴领章帽徽，遗物登记程序与军人一样），他们被炸弹炸的很惨，根本无法整容。
我与县民政局田副局长（县支前办主任）交谈时她放声大哭,前去的同志无一不掉泪。
装棺埋葬后，我到烈士陵园西五排陵墓31师侦察连副连长、我同年入伍的老同学陈西友烈士墓前，为他上了三柱香和一包烟。
2月19日。
今天是大年三十，下午送来四位烈士。
晚上八点，山下百家灯火，鞭炮声声。
而我们这里没有一点节日气氛，大家和往常一样正忙着给烈士整容、火化。
除夕夜就是在这种难言的气氛中度过的。
2月20日。
今天春节，还好，没多少情况。
早上一顿饺子，睡了半天觉。
2月26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到管理员处买了二斤半鸡蛋（30个），煮熟后，分给火化组官兵每人一个。
3月4日。
截止今日，我部已歼敌三千四百余人，我伤一千一百余人，亡二百七十余人。
3月八日。
上午八时，我师三个步兵团全面出击，实施拔点作战，十点半结束，共拔点八个。
下午一团送来六位烈士（六连3个、四连2个、三机连一个），其中有六连副指导员谢关友同志，他身负80处伤，火化后，从骨灰中找到11块弹片。
晚上二团也送来六位烈士（二连2个、三连3个、特务连1个）.八点钟，三团和炮九师各送来一名烈士。
3月10日。
上午，从师医院送来一位烈士（二团八连的），下午，一团送来四名烈士（均为六连的）。
敌我双方的炮击七点停息，但二团二连方向的战斗则更残酷了。
听运烈士的同志讲，全连只剩下二人了，师里已把三团二连拉上去增援。
目前，正在打反扑。
4月4日。
今天上午，师开追悼会，袁副主任主持会议，李政委致悼词，三大机关和连长、政指参加。
下午，西畴县委书记和副县长送来花圈并和我们合影。
4月5日。
军首长及军机关到火化场悼念烈士。
期间，军长傅全有叫我过去，说我师烈士骨灰盒上的照片没有36师的全，为此，批评了一通。
真委屈，可知担负主攻方向的我师，烈士数量整整是36师的十倍啊。
4月6日。
当地学校组织六十余名初中同学前来悼念，我在烈士吊唁堂前给他们上了一堂以宣扬烈士英勇事迹，勉励他们珍惜生活努力学习的政治课。
4月7日。
上午，州工作组、县工作组、区机关、直属单位、五大区、学校、医院、企业、个体户代表等230余人在火化场举行悼念仪式；下午接待三批自发前来悼念的群众。
有位七十多岁的小脚奶奶，背着祭品跋涉十几里山路来到吊唁堂，老人家抱着骨灰盒哭得悲痛欲绝（据悉她的孙子一九七九年作战时牺牲），其情其景终生难忘。
4月15日。
自4月10日至今六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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