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三老清末民初南段滇缅边疆上的国家代理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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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三老清末民初南段滇缅边疆上的国家代理人
“边防三老”——清末民初南段滇缅边疆上的国家代理人
一、前言
在有关云南西南部边疆的临沧市、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的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关清末至民国初年中缅边疆“边防三老”的记载，比如缅宁地方士绅彭锟，“在边疆治军严格，公正廉明，团结土司，对人民宽厚，深得各族人民敬仰，几十年间，澜、双、缅、耿地方安定，与澜沧石玉清、思普柯树勋被称为边防三老”。
1937年，双江县政府为彭锟设立专祠祭祀，云南省民政厅为此题赠匾额“沿边三老，天表一人”，表彰他开辟双江县，“功在国家，德重边民，彪炳千秋，汉夷景仰”。
与彭锟一道，澜沧募乃土司石玉清，和车里（今西双版纳）殖边总办柯树勋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缅、中老的国境线的勘界、划界等边界事务，他们与云南南段中缅边界地区的地方政府与少数民族事务关系密切。
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和行动力量，深入地影响和塑造了今天中缅边疆中国一侧的社会生活面貌。
云南南部澜沧江以西地区，从北往南自临沧至双江、耿马、澜沧、西盟、孟连诸县到西双版纳，现今土地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略相当于台湾岛面积），人口二百多万。
按照云南传统的地理区分法，这一广大领域可以分为山区河谷和山间盆地交错的“山区”与“坝子”两种地理类型。
传统上，西双版纳即1953年前称为车里的南部边境一带，可分为勐海、景洪等坝子；沿澜沧江西部自北往南，还分布着勐勐、耿马、勐角、勐董、勐允、勐梭、勐朗、勐滨、孟连等坝子，和其间由北向南走向的山脉，比如四排山、马鞍山、孔明山、扎发谷山等，形成了坝子与河流——山脉相间的地理和生态面貌，其间广布着拉祜、佤、傣等少数民族。
因此，这是一个山区与坝子交错而以山区为主、族群分布多样、森林广布河流纵横的边疆领域。
由于不同族群之间已有长期交往，他们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及方式也各有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
本文所谓“国家在地方上的代理人”，指的是像彭锟、石玉清及柯树勋这样活跃在边疆的政治精英们，他们从自己所处的立场、所代表的利益和文化身份出发，极大地发挥他们作为社会活动者的能动性，以地方群体代表的姿态，参与并推动了中国西南滇缅边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的转型时期，所进行的新型边疆政治关系及族群身份的建构。
在这里，“代理人”的概念源自福柯（MichelFoucault）和霍米·巴巴（HomiK.Bhabha）等人对人类主体性建立中的能动性（humanagency）讨论。
“代理”有时也被译为“能动性”，指行动或表现的能力。
在当代解构主义或后殖民理论脉络中，这种代理人的能动性，主要表现为个体是否具备自由自主地展开行动的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的作为又是被建构的。
在后殖民理论讨论中，代理人的能动性关乎后殖民主体能否成立，或是否具备抵制帝国权力的能力。
具体而言，在有关社会精英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能动性相关讨论中，RalphA.Litzinger曾经指出，以瑶族为例，少数民族精英在国家政治中，基于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框架，他们能够一方面将个体能动性置于制度脉络之下，另一方面也能够灵活多样地利用制度性条件，创造性地参与到国家的社会文化生产与创造中。
本文的讨论所欲呈现的问题要稍有不同。
在国家体制变化的过程中，同时在殖民地体制扩展的现代性条件之下，处于国家的政治地理边疆之上的各类型社会活动者所能够实践的国家代理人的能动性，既是基于明清以来的中国王朝国家扩展时持续呈现的族群政治背景，也是基于中国的或欧洲殖民主义的国家体制向边疆社会扩展时所遭遇的多样性与冲突。
在不同政治体制之间，变化中的空间与边界因而既是地理生态的、政治体制的，还是经济资源的、族群身份的，国家代理人的作为，因而并非简单的合作或反抗。
虽然本文无法在此展开来讨论代理人及其能动性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限度，不过我们看到，当中国庞大的政治文化体制面临着重新确定其地理上的边疆的挑战之时，地方上不同类型的国家代理人所展现的社会能动性，就成为特定时期内边疆建构的重要社会力量。
因而，通过对近现代国家的边疆建构的历史回顾，正如萧凤霞所言，我们便能够尝试了解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过程中，人们处于特定语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有目的、有意义的能动者和创造者的特性。
“‘空间’和‘地方’其实是人们在不同的历史关键时刻，以不同的方式想象、构建和磨合的结果。
”换言之，现代国家的边疆亦有其“地方性”过程，作为国家边界的边疆社会，凭借怎样的社会能动性，在其中活跃着一些什么样的能动者，方才从王朝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的状态的？
这种转变对地方人民的意义何在？
“边防三老”们所代表的地方精英，具备从地方立场来操控国家政治文化资源的能力与手段，使得来到边地的国家的代表们如勘界官员和学者们，也不得不依赖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威和作为，方能顺利达成自己所肩负的国家使命。
他们亦获得国家的支持，能够在与不同势力的讨价还价和竞争中，灵活参与边疆建构、协调各方冲突。
他们在国家框架下建构边疆、在边疆态势下扩展国家影响的能力，也正是他们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与国家的代表之间的区别。
过去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的硏究，比如冯客（FrankDik?
tter）、杜赞奇（PrasenjitDuara）、沈松桥等学者多以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入手，讨论知识分子如何参与从“反清复明”到“五族共和”的民族主义论述和文化建构与政治动员，近代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推翻满清王朝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此外，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与民族自决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历史阶段论，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少数民族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论述。
不过，以往的讨论较少从地方历史脉络来检讨国家体制与族群关系在边疆上的具体变化过程。
仅针对精英阶层，不足以详尽了解中国的族群政治、族群身份在国家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地方历史情境、表现及其对边疆社会的长远影响。
反思从地方建构起来的政治生态如何创造了整体上的民族国家认同，有助于回归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讨论所缺失的地方历史视角。
郝瑞（StevanHairell）指出，中国近现代史上交替进行的儒家、共产主义和西方传教士三类“文明化工程”，不断推动着国家和主流意识形态对边疆群体实施文化教化和身份改造。
从这一角度，本文讨论的云南边疆在清末至民国的社会变化，更能够理解到从汉文化中心主义论述下的儒家教化转向到中国民族主义下的“文明化工程”，并非突然间发生的历史转变。
边疆上的少数民族与汉人社会，都同时在殖民主义的压力下经历着国家体制与族群关系的转变。
因此，如果说“汉”或“华夏”身份的建立，是历史长河中各种文化上被视为“蛮夷”的群体不断转变为“汉”的结果，那么国家体制深入澜沧江西部山区的过程显示出，基于山区复杂的地理和生态条件，加之族群互动历史久远，国家体制在西南边疆的深入与转变，并非如“以汉化夷”般清晰或明了。
自郝瑞提出“国家分配的民族身份”的民族识别模式以来，学界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建立和实践的讨论，多离不开“自上而下”的视角。
本文则更注重检讨在地方历史脉络下，当地族群政治的框架之确立，与汉人移民及其代表人物的国家及文化观念之间密切的关系。
早在民族国家确立前，云南西南部山区业已存在的“汉”与倮黑（拉祜）、摆夷（傣）及佤山部落佧佤）之间的依存关系，不仅与现代国家体制的确立同步进行着，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化更同时设定了边疆社会变革的外在条件。
也是就是说，边疆族群政治中的“汉族”政治经济地位的确立与变化，与社会精英从“动员”和“救亡”的立场发展出来的民族国家理念，其实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
以此为基础，才能随之建立基于“救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论述，和“汉族帮助少数民族”、置汉族于社会历史阶段之发达的顶端的社会进化理论。
从本文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地方社会意义上的云南边疆，在清末民初的国家代理人的推动之下，同一历史时期内，正在以同样的路径参与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建设。
清末民初边疆上汉人民族主义的兴起，正好掩盖了地方上历史以来的族群对立和各类汉人利益集团对边疆少数民族反抗者的镇压。
在地方历史脉络中，界外的“英、法”和界内的“蛮夷”，正是同时促成现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国界”产生的两个基本元素。
二、清中后期南段滇缅边疆上的族群政治
云南西南部的澜沧江流域一带，在明代逐步形成了以顺宁（今凤庆）为政治中心的由内地汉人移民主导的社会。
清雍正九年（1731），云贵总督鄂尔泰先在哀牢山腹地“改土归流”设置普洱府。
之后，大量涌入的外省移民迅速改变了土著人口所占的比例，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因土地、资源而起的冲突。
清政府因之不断往南向澜沧江一线推进流官体制。
随着内地移民自北而南渐次深入，又形成了以缅宁为中心的汉人移民聚居区、坝区摆夷土司领地（如耿马、勐勐、孟连）、中部山区的佤山和倮黑山及南部的车里（十二版纳）几个高度政治化的族群。
这一变化，使得云南与缅甸之间的区域，逐步从原先模糊的边界领域变得日益清晰，实现了边疆化的推进。
这一带不仅是是清代普洱茶中“六大山茶”的重要产地，另有的重要银矿募乃银厂、茂隆银厂。
其中威远江流域是云南南部的盐井要区，雍正“改土归流”后，产盐和盐课税占云南省20%以上。
例如，勐缅一带原本是倮黑人的聚居地之一，随着移民的增加，乾隆十二年（1747）勐缅实施“改土归流”后，改称为缅宁抚夷厅。
改流后汉人定居区逐渐向南扩展，形成了移民沿顺宁、云州、缅宁逐步深入的局面，并逐渐在缅宁建立稳固的士绅集团，取代了原先土司的势力，巩固了府、州、县体制。
到清末民初，缅宁坝子及周围山区的外地移民已经达到约八万人，占总人口的80%。
各地迁入的移民在缅宁建立了江西、四川、贵州、两湖、石屏、太和、首郡、楚雄等八大会馆，巩固了汉人在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
在澜沧江东岸新设的普洱府区域，族群关系要比西岸的顺宁府复杂。
地理上，普洱以南都没有较大的坝子，迁入移民先后卷入到哀牢山腹地无休止的战争中，许多人继续迁往澜沧江以西山区，即倮黑山、佤山地区。
一直以来，这里社会动乱不断，经济资源多为邻近的石屏、建水商人把持，普洱府并没有形成宛如顺宁、缅宁那样稳固的士绅集团。
更多的汉人移民继续渡澜沧江深入倮黑山后，成为倮黑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一部份，转变为族群身份上的“蛮夷”。
因此，乾隆以来，在滇缅交界的怒江与澜沧江之间山区形成了以倮黑山“五佛五经”为中心，西连佤山部落、北接缅宁汉人聚居区、南与车里摆夷（傣）土司连为一体的滇缅边疆领域。
虽然汉人士绅、摆夷土司、佤山部落和倮黑山首领之间互不统属，但他们都受制于普洱府和顺宁府的政治与军事威慑，成为清王朝与缅甸王朝之间的过渡地带。
乾隆三十年（1765），缅甸贡榜王朝（雍籍牙）建立后不断进攻木邦、勐艮及车里各摆夷土司辖地。
清政府于是发动了历时四年的征缅战争，耗银一千三百多万两，才与缅甸签署和约，将缅甸重新纳入朝贡体系，恢复双边贸易。
战争之后，一位活跃在滇缅各土司地方的和尙杨德渊，逐渐在倮黑山中建立了新的政治体系。
杨德渊祖籍酉阳州，在大理鸡足山长大并出家，之后游历上缅甸，在木邦居住。
缅甸战后，他来到澜沧江西岸的蛮糯，在倮黑人中传播他的教派。
乾隆五十五年（1790）杨德渊在南栅村修建中心佛寺，先后培养了三百多名弟子，其中著名的四大弟子，法号铜登、铜渭、铜碑和铜金。
铜碑与江东的倮黑首领杨金往来密切，铜金在澜沧江两岸也交结甚广。
杨德渊死后，铜金继承了南栅佛寺的控制权。
杨德渊和弟子们活跃在大理、木邦、普洱、顺宁各地，建立的网络遍及云南及上缅甸。
经过数十年经营，他们在倮黑山区建立许多佛寺和村寨佛房，成为以佛房为中心的政治体系的领导人。
人们称杨德渊为“改心和尚”，于是将缅宁与车里之间绵延数百公里的澜沧江以西沿岸山区，即文献所称“倮黑山”区域，统称为北部靠近缅宁的上改心和南部靠近车里的下改心，以蛮糯、南栅、南北渡等为中心，与清朝官府和摆夷土司抗衡。
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庆四年（1799）间，澜沧江东岸山区的另一部份倮黑土著因“压盐致变”，在威远江流域烧毁盐仓、捣毁盐井，反抗清政府的盐税政策，结果被云贵总督永保、伯麟等人派兵驱赶到澜抢江西岸。
随后清军进攻倮黑山，铜金和铜登投降。
倮黑村民们不愿意向摆夷土司交纳“山水钱粮”，但愿意听从铜金和尚的领导，于是官吏们命令铜金还俗更名张辅国，任命他为南兴土目，颁给土目钤记。
嘉庆十七年（1812）后，铜金领导下的倮黑逐渐强大，土司们联名向云贵总督伯麟控吿，官军再次攻破上改心，将张辅国押往缅宁斩首。
根据总督伯麟的调查，张辅国本人系汉人，到倮黑山当和尙、做了首领。
他虽然被杀，但是以南栅为中心的“五佛五经”系统并没有受到破坏。
和尚们以南栅佛寺为中心，建立了五个或六个区域性的佛区，整个倮黑山地区称为“五佛地”或“六佛地”。
“佛区”略相当于今天的乡，和尚们以某村的佛房为中心，管理区内各村寨，各村建立佛房，村民在佛房中选举头人管理村寨事务。
各佛区中心佛房的主事人，一般由南栅佛房委派还俗的和尚担任，这些人在下改心地区被称为“库”（khu35）或“苴摩”（jo54mo53），在上改心以汉语称为“掌爷”。
张辅国之子张秉权，逐渐在倮黑山北部靠近缅宁一带建立了更为稳固的权力。
在张秉权（拉祜名扎乌）和其子张登发（拉祜名扎鸠）统领的地区，担任佛区首领的“苴摩”亦称“太爷”，张秉权、张登发也被缅宁汉人称为“倮黑太爷”。
“太爷”下设六位“掌爷”，每个掌爷管理数个村寨，村寨首领即头人（卡些，kha54xie33），村民需服劳役、交税，体制与过去摆夷土司管辖下的山区“圏”类似。
战争时期，村寨中男子按三人一组各持弩、矛和叉并佩短刀，作战时每人备100支箭，由村寨的兵头（玛巴路，ma31pa31lu35）负责组织,兵器有火枪、射程二百多米的火炮等。
在“五佛五经”体系中，各村寨由佛区管辖、向佛区的佛房交税，佛区又属南栅或蛮糯管理、向南栅中心佛房交税。
各佛区首领在南栅举行定期集会，各地村民也需要到南栅去朝拜。
这个“村落—佛区—中心佛房”三级政治系统从乾隆末年到光緖末年，持续了一百多年，使得整个倮黑山上、下改心地区维持着独立的、政治与宗敎结合又不隶属于摆夷土司的体制。
所以，历任云贵总督一直以“驱赶”、“防堵”或“招抚”的政策对付倮黑山。
如果不是缅甸的殖民地化，清军不会贸然改变策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用固藩篱”，为划界做准备。
倮黑山南与车里相连。
车里即傣语所称之西双版纳（Sipsongpanna）或“十二版纳”。
“版纳”意为“千田”或“田赋区”，各“版纳”的划分可以调整。
“十二版纳”的划分，或者以一“勐”为一“版纳”，或者以数“勐”为一“版纳”。
傣语称分布在坝子中的行政单位称为“勐”，各勐皆属设于景洪的召片领（即世袭车里宣慰使）管辖，如勐海、勐遮、勐满、勐腊、景洪等，由“召勐”协同“司廊（汉译为议事庭）”管辖。
各“召勐”官职世袭，但须议事庭认可，并分别拥有土把总、土千总、土便委等土司头衔，负责向属下各村寨收取门户税。
土地除召片领拥有的私田之外，皆为各村寨公有，由村寨议事会分配给村民使用。
因此，所谓“版纳”，是车里宣慰司向中缅双方上缴田赋的赋税区域单位。
元代曾在车里设军民总管府，明初改设车里军民宣慰司。
民国初年，车里人口约十七万，现今面积1.97万平方公里。
原来的“十二版纳”，因雍正七年（1729）鄂尔泰设普洱府时，将澜沧江东六个版纳划归普洱府管辖，在攸乐（今基诺山）设同知，在思茅设通判。
车里宣慰需要同时向中缅双方纳税，并为清政府出兵打仗，即史书所称“土练”或“江练”。
鄂尔泰新设普洱府后，定十二版纳交纳赋税粮米1084石，以银折算上缴。
各“勐”为摆夷（傣）聚居，周围群山中分布着阿卡（爱伲）、倮黑、布朗等山区族群，属山区“十二火圈”。
总体来说，倮黑山的政治体制还是从各摆夷土司辖下的“圈”中挤占出来的。
车里以北、澜沧江以西的其他各星散的摆夷土司，在明、清政府辖下官秩品级相当，辖地一般以坝区的“勐”和山区为主的“圈”为赋税单位。
车里之外，孟连土司设“三猛五圈”，耿马设“九勐十三圈”等。
在孟连、耿马和勐勐土司的体系中，无论“圈”或“勐”，都需要向土司交纳“山水银”。
土司属下设有郞猛、掌猛、郞家、管事、白找、火头等头目，负责收取钱粮、训练兵丁，维持治安。
土司有审讯、斩杀权；土地则分为土司所有的官田，由土司派役耕种；村寨所有的火头田，收入归火头（头人）所有。
此外，村寨内部，有村民按户领取的“份田”和村寨头人与长老议决、可以灵活分配调整的“寨公田”。
在土司制度下，村寨集体对土地有很大的控制权。
在勐勐，土司按照固定的税率，每年向各圈收取山水银三百三十两、钱粮近二百四十两。
但是，佤山各部落因以猎头阻挡外人进入，土司无法收税，自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
倮黑迁入澜沧江以西山区后与佤山各部并列，因为“五佛五经”的设立也拒不向摆夷土司交纳赋税，这也就是文献中铜金和尚屡与土司“争地”的原因。
简言之，北起缅宁、南达车里的澜沧江以西区域，不同政治体制相互连接依赖，成为地理上的整体，通称为南段滇缅边疆。
其中，摆夷土司往往同时为清朝官府、缅王两边承担赋税，倮黑山“五佛五经”体制则被清政府当作区隔缅甸的藩篱，佤山各部落则透过“猎头”机制，对往来的客商、移民与矿工进行选择，通过判断外来者与各部落之“友好程度”来确定谁可以进入或借道通过佤山，以此设定佤山体制的政治边界。
在倮黑山被清军攻破之后，佤山各部落仍然保持其政治上的独立性。
这样，汉人官绅与摆夷、倮黑和佤山之间，形成了相互拉锯的几类政治体制，从而为民国以后的汉族、傣族、拉祜族和佤族的民族识别设定社会历史条件。
自雍正、乾隆时期的“改土归流”至清末镇边厅在倮黑山设立之前，上述四类政治体制和族群身份，在相互之间的对立又依赖的互动中，维持着南段滇缅边疆的稳定。
清政府随汉人移民而推进流官体制的过程，在矿业萎缩引发的族群冲突及战争中停顿下来，同时缅甸、暹逻之间和摆夷土司之间的争战，也限制了流官体制进一步向南拓的可能性，倮黑山政治体制因以迅速发展壮大，从缅宁到车里的边疆连为一个整体领域。
三、缅甸、越南的殖民地化与边界谈判
英国占据缅甸、法国占据越南改变了滇缅边疆的政治环境，与英法双方协议划定国境线以阻挡英法殖民者的步步进逼，成为清政府最急迫的边疆政策。
经过长期的“红白旗”战争，清政府不得不依赖地方团练势力来维持边疆政局，因而在英、法威胁之下边疆局势的变化，成为“边防三老”兴起的直接原因。
1885年英军占领曼德勒，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并入英属印度。
为了应对缅甸的变化，云贵总督岑毓英派兵从普洱西渡澜沧江，又从北部调集缅宁团练向南进攻，经过数月苦战攻占了南栅和蛮糯，于1888年在倮黑山设立了镇边抚夷直隶厅，隶属普耳府，但因倮黑抵抗不断，镇边厅一直无法有效运作。
张辅国被杀之后，倮黑山的领导权由其子张秉权、孙张登发等张家后代继承，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登发之孙张朝文继续领导倮黑，抵抗从缅宁南下的团练武装。
自光緖以来的历次战事中，缅宁绅首彭锟和接受清军招安的石廷子父子以及车里的柯树勋，成为替清军作战、镇压倮黑的主力。
民国七年（1918），下改心地区的倮黑再次起事驱逐汉人，此时，柯树勋、彭锟、石廷子父子共同率兵镇压，赢得官方褒奖的“边防三老”之名。
当边疆的内、外部环境在短时间内面临着剧烈变化的社会条件下，回顾“边防三老”兴起的过程，就成为理解边疆上“国家代理人”的历史情境的立足点。
英国占领缅甸后不久，光绪二十年（1894）驻英公使薛福成与英方签定边界条约，决定以位于佤山中心、孟定以南界于澜沧江和怒江的支流分水岭为国境分界线，但如何确定界线还需要双方勘定。
英国随即派兵进入佤山，被佤山南康乌（即上莽冷，今缅甸佤邦南抗武）联合十二部落（或称“十二召华”）狙击败退。
既然英方无法进入佤山，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英方殖民官司德格（JamesGeorgeScott）与中方负责北段界务的临元镇总兵刘万胜、负责南端界务的迤南道陈灿会勘滇缅边界。
从孟定南定河以南至孟连南马河入南卡江一段，因西盟勐梭土司罕炳昭联合倮黑、佤山部落在中国一侧持续抵抗官军，勘界队一直不能进入，缅甸一侧的佤山各部落也抵制英国人。
佤山区域在镇边厅设置之后，仍然因为无法进入、不能清晰勘测划分而成为未定界，直至1961年最后划定止。
经过长期划界谈判，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英双方仅能依据不同的要求，形成红（英方自绘线）、绿（英方拟让线）、蓝（中方线）、黄（薛福成与英国议定线）四线，绘成“滇缅南段未定界”地图。
经过双方数次勘察都未能确定的界线，到了1941年勘界所确定的中立委员线（紫线），最后形成了1941年划定的未定线，绘成所谓“五色线图”。
在数次勘界过程中，缅宁士绅彭锟、澜沧募乃土司石玉清都作为地方代表参与其中，柯树勋也作为地方代表，与车里土司一起参与了中越（老挝）、中缅南端已定界的边界事务。
特别是从1894至1941年的至少三次的勘界过程中，如果没有彭锟和石玉清的参与和组织，中方官员很难反驳英方的定界要求。
当英、法侵占缅甸、越南之时，云贵总督岑毓英也正筹划在倮黑山设置镇边厅，准备与英方勘界划界。
岑毓英为广西人，起初带领家乡团练到云南参与镇压杜文秀政权，因功升任云南巡抚和云贵总督，他和儿子岑春煊等曾左右西南政局数十年。
岑毓英手下兵练在云南都被称为“粤勇”，编为“粤字”、“广字”和“西字”营。
光绪十二年（1886）中法划界结束，第二年岑毓英即调兵进攻倮黑山，云南地方人士认为，“张秉权之役，适当云贵总督岑毓英进兵安南失利，亏空至巨，得张秉权父子起事之信，遂长大其词，发大兵进剿。
”缅甸与越南、老挝分别在短时间内沦为英、法殖民地，倮黑山已不可能再充当区隔缅甸的边界，但新设的镇边厅也无法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完全取代“五佛五经”体制，岑毓英及其幕僚便采取招抚倮黑中的投效者为新土司的方法，逐步瓦解倮黑人的抵抗。
另外，彭锟又将上改心地区分割出来由缅宁士绅管辖，倮黑山的政治势力便在军事打击、招抚和分而治之的策略下崩溃了。
在彭锟的主导下，缅宁士绅集团废除了勐勐摆夷土司、疏通滇缅贸易通道后设立了双江县，同时柯树勋也在该地区南部分化和打击了倮黑山遗留势力与车里各勐土司的联盟，以“广人”的军事压力实行“土流兼治”。
但是在倮黑山中心及佤山，镇边厅因无法运作而形同虚设，边界谈判时断时续，石家便承担起了沟通佤山和倮黑的中间人，策略性地以“非汉非夷”身份，沿袭“五佛五经”体制下的村寨权威体系，与各新设土司结为联姻集团。
不过，无论是在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云南省政府一方而言，除了依赖当地这些联姻家族之外，并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措施来经营镇边厅。
“五佛五经”崩溃后，从缅宁到车里的整个区域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则是，随着缅甸和东南亚的殖民地化而出现的商品经济在山区和坝区的深入扩展引发的连锁反应，尤其是鸦片、茶叶、矿产品和洋货贸易的兴盛，更进一步地推动着边疆社会的变化。
云南曾是清朝最重要的铸币及流通用铜和银的产地，云南地方政府需要将大量生产冶炼的银、铜从各矿山输送到各省和北京，云南边疆的银铜矿产，成为支持清朝政府财政运作的基础。
道光以后，云南银铜矿业衰退，并引发了咸丰、同治年间民间称为“红白旗”的杜文秀起义（1856—1872）。
自同治七年（1868）开始，“京师自滇铜停运，鼓铸不能”。
经过18年的“红白旗”战事，云南地方经济越来越依赖鸦片贸易和大锡出口，到了民国初年唐继尧时期，鸦片烟税几乎占到财政收入的40%，鸦片收益成为支持民国滇系军阀的重要财源。
缅甸殖民地化之后，滇缅交通线路畅通无阻，双江和勐海逐渐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
逐渐兴隆的对缅甸和暹罗贸易，成为地方上的另一大宗收益。
澜沧江沿岸为茶山集中之地，滇南茶叶开始大量由勐海往英缅一方输出，甚至通过印度输入西藏，总量每年平均在五千担（每担散茶重一百斤）以上。
澜沧江以西的江外车里各地，茶叶总产量在民初每年为两万担左右，江以东各茶山产量每年约两、三千担，茶价则每斤七、八元至二十余银元不等，江内茶市场价是江外茶的数倍。
勐海一带随着汉商的增多，逐渐成为车里的茶业中心。
民国双江设县后，也逐渐开设了11处市场，成为“六大茶山”之外的另一大茶叶产地，每年产茶叶约一万担，地方收入约二十万银元。
作为倮黑山北部的通道，商人也从缅甸腊戌入口洋货到双江，以洋纱、洋碱、布匹为大宗，地方社会经济在短短二十年间，发生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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