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内涵现状策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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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内涵现状策略
现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
内涵、现状、策略
作者：
胡玉玺，程海威
来源：
《现代大学教育》2016年第4期
胡玉玺程海威
摘要：
大学制度文化是指大学制度规则本身以及组织运行机制和制度执行过程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的总和，主要包含规章制度层、运行机制层、价值理念层和执行文化层四个层面的内涵。
当前国内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在去官本位、去功利化、民主参与、人本管理及可执行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面临着走向民主正义、倡导以人为本、追求质效和谐的价值趋向与必然要求。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可推行“四位一体”制度文化构建策略：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形成严谨有序的师生行动纲领；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融入与时俱进的制度文化内涵；理顺内在价值体系，培育一以贯之的制度文化传统；强化规则自觉意识，塑造自觉自愿的制度践行信念。
多管齐下，突破瓶颈，从而实现立体推进。
关键词：
制度文化；大学治理；内涵；现状；走向
中图分类号：
G64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1610（2016）04-0102-08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亚地区世界一流大学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
16BZZ082。
收稿日期：
2016-03-10
作者简介：
胡玉玺（1979-），男，安徽寿县人，工学博士，中南大学校办讲师，从事人力资源管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E-mail:
huyuxi@；程海威（1991-），男，湖北红安人，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办公室助理研究员，从事环境传播学、公共管理理论研究；长沙，410083。
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制度建设的精神坐标与价值尺度，也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文化精神在大学规则制度中的突出体现。
作为制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交叉领域，制度文化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现代大学建设理论，也对回应由“管理”转向“治理”，追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高校管理实践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
［1］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研究者逐渐对大学制度文化研究产生兴趣，教育学、文化学、管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纷纷从本学科出发探寻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之道，产出丰富研究成果。
［2］1-2这些成果涉及面多元而广泛，贯穿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交流与互动。
不过，由于缺乏细致梳理，成果尚显庞杂，其理论范畴和学术脉络仍有待追根溯源与统筹把握。
本研究在对前人成果客观综述的同时，抓住我国大学制度文化研究的热点和核心问题——何谓大学制度文化？
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现状如何？
怎样进一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文化？
本文将进行逐一分析探讨。
一、基本概念及内在层次：
大学制度文化的内涵
（一）对大学制度文化的不同主张
所谓“制度”，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的含义。
社会学家罗伯逊（IanRobertson）认为，制度是围绕一种基本社会需要而形成的固定思想和行动范型，提出了解决反复出现的问题和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方法。
［3］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认为，制度是调节、限制、疏导权利的一种方式，是政治共同体有规则的、稳定的和长期性的结合的保障，本质上“是一致性与共同利益在行为上的表现，是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要素”［4］。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LawrenceM.Friedman）认为，制度是用来表示种种内在联系，引导人的行为，并使人们的行为定型化的社会规则，是能够划出真实界限的一套规范。
［5］人类学则强调制度对人类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作用，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指出，制度“是人们对一套传统价值的认同，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确定的关系，在这种特定的关系中，人类的共同行动得以实现，人类的欲望得以满足，并对其环境产生影响”。
［6］制度的诸种定义虽然话语体系不同，但都围绕着其是一种规范人们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来进行界定。
［7］其中提到的“固定思想”、“内在联系”、“传统价值”等，蕴含着文化的意味。
比“制度”外延更广阔的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涵盖人类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等多重含义的广泛概念。
马克思（KarlHeinrichMarx）认为，文化是在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对象化中产生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因素。
［8］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BurnettTylor）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
”［9］《周易》中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文治教化”。
近代学者梁漱溟则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10］在这些定义中，学者们均指出了文化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性与约束性。
将制度视作社会与历史的积淀，且深入剖析文化的层次结构，则两者相互交融、同频共振的部分，即是制度文化。
在我国，庞朴先生曾提出“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结构三层次学说［11］，冯天瑜归纳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与心态文化层”文化四形态论［12］，均强调制度文化“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13］。
美国芝加哥大学怀特教授（LeonardD.White）等学者则研究指出，“当文化体现为规则时，必然采取风俗、习惯或制度的形式；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必然反映文化的价值、精神和理念”［2］2-3，把制度文化理解为社会复杂体系的一个基本层面。
可见，制度与文化是经常交织在一起的。
究其本质，制度文化是文化的制度性与制度的文化性的同一。
胡玉玺程海威：
现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
内涵、现状、策略对大学制度文化，学者们也提出了多种观点。
比如：
“规章制度+组织机构”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说、“显性制度+隐形文化”论、“社会关系+规范体系”说、“制度环境”论等。
为了明示，我们作简表予以归纳，见表1。
学者们的论述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却不是完全一致的，囿于所在学科知识谱系和自身理解局限，一些学者在认识上尚存在误区。
［26］128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把“制度文化”等同于“制度”，忽略了“文化”的属性与要求。
制度与制度文化二者的含义是有明显差别的，大学制度主要指作为显象的制度本身，而大学制度文化更加强调大学组织规则、制度体系的文化内涵，从深层次指涉大学典章、机构、制度及程序法则背后的文化传统、经验习惯与价值理念，两者侧重点相异，显然不能混为一谈。
学者石维富［27］27、赵观石［28］49均指出了这一点。
二是强调大学制度文化的一部分含义而有失全面。
或者未能指出大学制度文化的隐性和显性、软性和硬性两个层面的内涵，或者把大学制度文化视作一种规范体系、制度环境或制度与文化之和，对其核心本质特征概括不够，无法从学理上精准把握其概念。
三是对大学制度文化内含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和规章制度层面的涵义与约束谈得比较多，而对三者如何渗透、贯彻并体现在大学师生的身上谈得较少。
即对大学制度执行文化关注不够。
事实上，没有制度执行文化将制度和文化由理念转化为行为，制度文化便只是“空中楼阁”。
大学制度文化承载主体的制度执行意识、执行认知、执行态度、执行观念与执行习惯，因此，执行理应是大学制度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大学制度文化的内涵层次与关系
随着大学制度文化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涌现，研究者的思路与眼界逐渐开阔。
有学者概括指出，大学制度文化的外延涵盖了规则系统、组织系统、概念系统三个方面。
［29］曾小华即提出了大学制度文化的“三层次论”，认为制度文化的结构包括三层：
一是传统、习惯、经验与知识积累形成的制度文化的基本层面；二是由理性设计和建构的制度文化的高级层面；三是包括机构、组织、设备、设施等实施机制层面……制度文化的基本层面与高级层面是相互统一与协调一致的，是实现制度文化功能的关键。
［30］新的有关制度执行文化的研究涌现，亦使大学制度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深化。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与本文作者意见，大学制度文化可定义为：
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制度规则本身及其内在价值体系，组织运行机制和制度执行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的总和，它是大学长期形成的制度意识、制度理念、制度价值、制度传统、制度习惯、制度经验、制度规则、制度条例及制度执行文化等的综合体，主要包含规章制度层、运行机制层、价值理念层和执行文化层四个层面的内涵。
首先，大学师生及行政管理者有计划有目的参与理性设计与建构的各类大学规章制度、行为准则、组织纪律、实施条例及其内涵是大学制度文化内涵的第一个层面。
这个层面上的大学制度文化“可见度”比较高，具有明显的权威性、强制性和鲜明的导向性，内容具体而明确，对于大学协调和控制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涉及教育活动行为之间的关系，实现“规范约束”和“个性发展”间的平衡，提高工作效率，有着重要意义。
［31］
其次，大学的机构设置规则、管理程序及资源分配模式等内部运行机制及其渗透的理念、方式、方法等是大学制度文化内涵的第二个层面。
［32］作为一种受人思想观念支配，并在实践中随着经验教训积累和思维理念变化而不断完善的行为文化，它体现着丰富的制度思想。
大学人、财、物如何协调配置，都与之息息相关。
大学管理以其制度运行机制为支撑和后盾，也受到机构运行制度文化的制约。
再次，在大学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含于大学精神文化，并由习惯、传统、知识积累等自然形成的具有一定延续性的抽象规则与制度理念是大学制度文化内涵的第三层面。
它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反映并决定着大学内蕴的集体意志与价值取向。
由于已形成了稳定的影响力且这种影响力顺理成章地继续延伸和扩展，因此它具有了作为“制度”的“强制性”，对大学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变迁起到价值引导、价值校正的作用。
最后，大学的制度实施、规则执行文化是其制度文化内涵的第四个层面。
“所谓执行文化，是指贯穿于整个组织系统的、大多数组织成员形成的对执行的看法、习惯和理念等的总称。
”［33］体现于大学师生员工对于大学价值理念、规章制度等外显或内隐的规则体系的执行观念和执行态度。
制度只有执行，才有生命力。
［34］233制度执行文化存在的目的在于“实现学校成员在维系大学精神上的自觉自愿，为实现他律向自律的转变服务”［35］，是制度文化建设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大学制度文化上述四个层面的内涵相互补充，从第一至第四层面，体现出从具体到抽象，由显性到隐性，由“制度”本身延伸至“制度”实践的特点，在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中的内容比重亦由多到少。
四者共同构成大学制度文化的整体内涵，形成“倒金字塔”结构。
二、价值误区与理念趋向：
大学制度文化的建设现状
（一）我国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价值缺陷和不足
大学制度文化是统摄大学一切制度的灵魂，在哈佛大学，早在1650年哈佛学院时期的《哈佛宪章》中，就确立了“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发展，教育青年人”［36］的制度文化建设目标，以法的形式确认了“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决策科学化、民主化”［37］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种价值观渗入大学文化精神之中，为哈佛发展奠定制度文化基础。
近400年间，虽然哈佛大学在承袭与创新中不断前进，但崇尚学术、民主包容的制度文化理念始终得以传承，社会学家金耀基（Yeo�ChiKing）因此评价哈佛“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是自由和宽容使置身于大学中的师生去掉了心灵的镣铐，让思想和精神自由生长，是自由和宽容使她具有一种朝向未来的飞翔。
”［38］在耶鲁大学，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培养人才是其制度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大学制度体系的鲜明特色。
美国高等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当家，耶鲁教授做主。
“在美国最早把大权交给教授的主要大学是耶鲁。
”［39］其在大学章程制定、机构设置、日常管理中，都充分保障教授的权力，以教授治校促进教授治学，进而保障学术自由和人才培养。
［40］耶鲁大学成为世界高校翘楚，与其先进的制度文化价值理念是分不开的，这种制度文化价值观也深刻影响了欧美大学乃至全世界现代大学建设。
全球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剑桥大学，从13世纪初建校，到16世纪人文主义者汇聚，到19世纪现代大学改革，不断完善并秉承“以自由教育造就绅士”、“大学因培养学生而存在”、“科技与人文并重”的制度文化建设思想，既保持自身独特的教育传统，又适时进行引领潮流的变革，由此实现了历经800年风雨而长盛不衰。
［41］
我国高校也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
然而，由于制度文化建设历史较短、积淀不够、水平不高，对制度文化的价值取向把握不准，与上述国际顶尖高校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对我国高校制度文化建设的理念误区、价值缺陷及其正确走向，广大学者进行了不少研究和剖析。
学者李晓年指出，当前高校制度文化建设的缺陷，一是参与面过窄，师生民主参与意识不强，透明度不高；二是从制定到执行缺乏严密的操作程序，可执行性不高；三是大学规章制度中惩罚性规范多于奖励性规范，不够人性化；四是价值导向存在一定问题，开发力度不够。
［42］李长吾将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归纳为“管理污染”、严重行政化倾向和被动管理行为三个方面，探索性地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主动参与、有效控制为核心的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绿色管理理念。
［43］赵观石［28］49-50、石维富［27］27-28将我国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价值缺陷总结为三点：
官本位倾向，唯官是上，唯官是从，唯官是攀；功利化倾向，过分追求数量，影响了质量；规定死板、生硬，缺乏人性化，扼杀创造性。
曾秀兰则深入研究后提出，当前许多大学制度文化建设误入歧途，原因在于三大价值偏差：
一是错把制度手段当成制度目的，把保证秩序作为制度文化建设的首要追求，注重惩罚与压制，过度管控和约束，陷入“致命的自负”，制度设计缺乏人情味和灵活性；二是忽略程序公正，完全将制度实体正义寄托于领导者和管理者的高个人素养上，无法实现“N人博弈的均衡解”，更难保障结果公正；三是制度文化中的“执行”基因缺失，重视制度本身而不重制度执行，制度成为“装饰品”，无法实现其本体价值。
［44］这些研究集中指出了国内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在去官本位、去功利化、民主参与、人本管理及可执行性等方面的不足，为探寻我国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前进路径提供了参考。
（二）大学制度文化的价值理念发展趋向
从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高校现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面临以下三点价值趋向：
第一，支持民主正义。
大学制度文化中官本位思想的泛滥、大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大学师生对高校事物主动参与的缺失，呼唤着大学制度文化建设高扬民主正义的旗帜。
本尼斯（WarrenG.Bennis）指出，现代组织的转型在于：
基于一种共同合作与合乎情理而产生出新的权力模式，代替专制的与威胁的权力模式；基于人性的民主理想而产生出人格化的有机的价值系统，代替非人格化的机械的价值系统。
［45］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使高校存在的官本位、行政化痼疾越来越被社会各界诟病，要求淡化行政级别，建立人人平等、民主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文化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民主正义的价值理念要求大学在制度文化建设过程中，倡导多元参与、平等互动，做到程序民主、程序正义、结果正义。
制度的改、立、废及执行等各个环节应当公开、公正、民主、公平进行，减少人们的制度抗拒和制度逃避心理；以“全员参与、激发活力、民主决策”为核心建设先进制度文化，崇尚教授的人格魅力和“学术至上”的权威［46］，防止行政权力独断专行；在友好协商、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人才发展、学术研究和思想孕育的大学规则制度体系，释放民主价值取向的正能量［47］。
第二，倡导以人为本。
以人文本即强调重视人、关心人、理解人、解放人，一切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归宿，尊重、崇尚和体现人的价值，是现代大学最重要的办学和管理理念［48］，也理应是大学制度文化的重心。
［49］现代管理理论也认为，管理的首要问题是激发人的主动性。
教师和学生是大学校园永恒的主人。
［50］大学教育的本质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也必然要尊重广大师生的需求，渗透“人文精神”。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意味着大学制度设计和实施要以有利于广大师生的全面发展为依规，以刺激广大师生向上向善为导向，把办学资源集中到服务师生成长成才上。
对教职员工，既满足其物质需求，解决生活问题，也创造可以潜心投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条件，满足其精神文化需要，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履责自觉。
对广大学子，“树立面向大学生、依靠大学生、服务大学生的道德理念，提升他们自我执行和自主管理的水平”［26］132，既支持其自由思考、自由创造，又鼓励其参与学校管理，增强作为主人翁的自豪感与责任感。
譬如，在制定人事政策时，要理解人才成长的周期性和创新成果产生的长期性，理解在不同成长阶段人才的不同需求，坚持刚、柔并济，育、用结合，建立一种更合乎人性、合乎人才成长规律的机制和制度，最大程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板着脸一味生硬地“管”人和“卡”人。
［51］在教学制度制定中，多听取学生的意见，避免死守“填鸭式”的传统教育方法，以灵活的制度鼓励讨论式、开放式课堂，倡导自主式、研讨式、实践性学习，真正培育学生成才。
第三，追求质效和谐。
任何一个集体均离不开规则，一个拥有先进制度文化的组织必然是一个规则清、秩序好、人人依规办事的组织，组织内成员特权思想少，规则意识强，让规则成为习惯，以规则来看守自己。
然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笼罩和蔓延，造成我国高校制度文化建设急于求成，对数量要求高但有时未遵循制度建设规律，大而空的口号喊得多，可操作、能经受历史检验的举措少。
规则也并非只带来好处，过多的规则有时反而造成层层设卡、敷衍塞责、事情堆积，阻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扼杀创新活力。
因此，制度文化建设需大力弘扬和贯彻质效和谐的价值标准，强调质量和效率的适度、协调与互促，培育“讲质量又讲效率”的规则执行文化。
“规则若与效率为伴需要经历三个阶梯：
一是必须公正；二是应该透明；三是落到实处。
”［52］55从绿色管理理念出发，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应以管理控制论为理念基础，构建由确定标准、评价业绩、纠正偏差组成的信息反馈回路，以效率和效果为目标既做好规则设计，完善制度内容，又保障规则的透明性，使规范师生的行为准则成为大家自觉坚持的习惯，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53］
三、“四位一体”构建策略：
现代大学制度文化的实践路径
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目标、现状和趋势引导着探求其现实实践路径成为理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部分学者如肖友国［54］、唐群［55］、章结明［56］、侯静敏［57］、张善厂［58］、春燕［59］等纷纷提出了建设策略和建议。
综合学界观点与本文分析结论，我们建议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组织运行机制、理顺内在价值体系、强化规则自觉意识四方面着手，实现“四位一体”立体推进。
如图2所示：
（一）健全规章制度，构建严谨有序的师生行动纲领
大学规章制度在大学长期发展和改革中形成，体现了现代大学教育的特点、现状、经验及教训，并上升为大学领导班子和全体师生的共同意志。
高校存在的一项项具体的条文规则“就像是一只只看不见的手，影响并约束着大学内外的各种行为，保障着大学的和谐健康发展”［60］。
大学制度文化直接体现于这些规章制度之中。
当前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存在制度内容不健全、惩罚性制度被滥用、非正式群体制度文化建设缺乏必要的指导等弊端［48］57，加强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必须使大学管理方方面面有章可循、有制可依，使全体师生员工的行为规范化。
［52］55具体来说，一是要强化全体教职员工的规则意识，强化以制度理事、以制度管人的观念，把制度建设作为完善大学治理的重要途径；二是要切实把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纳入学校章程建设、五年规划之中，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来制定规则，通过制度把学校的发展理念与目标转化为师生的一致行动；三是要不断修改旧制，完善新制，从对一时一事的具体管理转向对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的整体建构，推进依法治校和按章办事。
通过完善和创建立体覆盖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科研管理评价制度、人才选拔培养制度、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形成学校运行发展的行动指南。
（二）完善运行机制，融入与时俱进的制度文化内涵
大学在内部管理过程中，要着力优化权力分配方式，科学进行学院系所布局和组织机构设置，树立和营造一种权力制衡、多元共享、尊重差异的制度文化氛围。
一方面，要尊重现代教育发展与学术机构建设的机制和规律，围绕办学目标，对接国家和社会需求，搭建结构清晰的组织架构，在保障学校运转有力的同时避免机构臃肿、政出多头、人浮于事，奠定良好机制基础；另一方面，要防止组织机构内部“封闭化”和“绝对权力”，设计好相互监督与制约体系，给予学校领导、部门院系负责人与普通师生不同程度的控制权或投诉建议权，让学校内部机制有利于校领导把握大局，有利于部门院系高效运转，有利于实现师生员工的“参与权”和“质询权”，防止“显性缺失”与“隐性缺失”［61］，提高解决内外部问题的效率；此外，在人、财、物的配置中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团队差异、院系差异，以人为根本来打造协同创新体系、全员育人体系、现代治理体系与历史文化传承体系，确保整体目标与局部目标的均衡推进。
（三）理顺价值体系，培育一以贯之的制度文化传统
文化即“人化”，是对人的“栽培”和“抚育”。
［62］大学内在价值体系是大学整体精神文化与意识观念的本质体现，在大学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
“共同的价值体系为制度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分裂或异质的价值体系将摧毁制度的认知基础进而摧毁制度。
”［63］正因为此，英国著名哲学家伯林（IsaiahBerlin）感怀［64］：
某一规则，如果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合乎事物之必然性的，则不论这规则是我自己、或是别人所发明的，只要我理解了它，而有意识地把它施于我的身上，或是自由地接受了它，那么，这规则就不是迫我屈从的外物。
这种“理性”和“必然性”，多体现于其与大学内在价值观的一致性。
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不能寄托于“灵光一现”或“脑洞大开”，也无法割裂历史渊源，而要建立在追根溯源、抚古思今，对大学内在价值体系客观理性地梳理之上。
通过深入挖掘、提炼大学文化精神内质，结合新的理念思想和发展成果，精准把握该所大学的文化价值传统，进而以这种一以贯之的深层价值观为制度文化树立的基点，定位大学政策导向的“主旋律”和制度安排的“主基调”。
如，严复、蔡元培主持工作时的北京大学，建立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崇尚科学，追求民主”的内在价值观，这种价值理念既渗入了北大文化，也塑造了北大精神，因此北大的制度文化建设，无论是办学理念确立、运行机制讨论，还是规章制度制定、校园文化构建，势必要尊重和植根于这种精神传统，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
同样，清华大学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及梅贻琦、蒋南翔等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也积淀了清华讲求科学、注重实干、会合变通的大学内在价值观，是否有效吸收清华内在价值理念的营养，直接决定着学校制度文化建设的成败。
制度文化唯有建立在大学深层价值体系之上，才能赢得广大师生的自觉认可，赢得“合法性”与“生命力”。
（四）强化规则执行，塑造自觉自愿的制度践行信念
价值、理念和制度仅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纸上是远远不够的，制度文化的形成需要制度体系产生实际效应。
革命导师马克思把实践作为其哲学世界观中居“第一”的原则。
培根（FrancisBacon）则强调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危害还要大。
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文化的核心也是制度文化，法制建设的目标本质上是制度的现代化与实现制度能力——执法与司法能力的现代化。
［65］在管理学中，则把制度执行视作提高个人的行为潜能、提高组织的目标效力、提高运营的生产效率、提高战略的整体效能的必要前提［66］，当代著名管理学者查兰（RamCharan）提出了“执行力是目标与结果间缺失的一环”［67］的观点。
无论是理顺大学内在价值体系，完善大学组织运行机制，还是健全大学规章制度，均主要是从作为本体的大学的角度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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