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宇泽韩国电影配额制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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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宇泽韩国电影配额制度
邹宇泽：
韩国电影配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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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Jul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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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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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转载自7th_Art讨论区】
【原文由magasa所发表】
第一节引言
1．1研究的背景、对象和意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ChrisBerry教授在2002年三月召开的“变迁中的韩国电影和社会”研
讨会上说：
“好莱坞全球机制对WTO的跟进，突破贸易壁垒，接管民族市场，给觉醒的民族
电影文化毁灭性的打击，韩国却是一个例外。
”ChrisBerry更是把韩国电影产业的兴盛发
达和中国内地电影产业的暗淡低迷（原话如此，出处同前，笔者注）放在一起对比。
两年过
去了，韩国电影高歌猛进的势头依然未减，其艺术片和商业片各自目标明确、制作到位，电
影工业在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轨道上运行良好，卓越的成就，已经为全球公认。
既然“想要理解电影是怎样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发挥作用的历史学家，终须研究作为艺术的电
影与作为技术的电影、作为经济机构的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电影之间的历史关系”；既然
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电影应该包括生产、发行、消费影片的全过程，它是一
系列的联系和交易，产生于与电影的关系当中，产生于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法律、政策所划
分出的一片领域之中；既然任何一部电影都无法凭借它自身得到充分的阐释，关于电影的问
题也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问题；那么，考察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就是非常必要的。
其对外
国（主要是美国）与韩国的电影关系的调节，对韩国电影创作、流通、消费等产生了全面的
影响，离开了它，就不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
韩国电影文化多样性联合会认为，配额虽然不保证国产电影票房成功，甚至不保证一定的市
场份额，但它有效防止了好莱坞的垄断，没有配额，韩国电影就没有发展壮大的可能。
正是
1993年开始有效执行了配额制度，给了国产电影一个基本的市场保证，才吸引了资本，唤起
了产业的新生，鼓舞了韩国民族电影工业拍摄影片的热情。
配额制度保证了发行网，提高了
市场占有率，是韩国电影存在的最关键因素，“过去几年来，韩国得力于国片配额，培养出
了国际上出名的导演，如果缩小配额，就可能导致电影质量下降、重演历史的过失。
”既
然人们普遍把配额看成韩国电影振兴的关键，要想破解韩国电影成功的奥秘，也就不能不考
察配额制度。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
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历史作
为社会的自然实验，在社会科学学派和理论的争鸣中，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历史研究的准备
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
甚至可以说，历史是人文、社会各学科研
究的基础，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之母。
出于这样的考虑，本研究把研究对象设定为配额制度的
历史沿革。
美韩电影关系和韩国电影作为配额制度调节的对象，本身就是配额制度的组成部
分，也一并纳入考察范围。
这些考察都着眼于中国电影的现实处境。
一般认为，在世界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
作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国内全方位、多层次的整体互动，对
中国影视业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好莱坞将中国看作最具潜力的国际电影市场，正借
助国家力量和经济实力采用多种策略培育和开拓这一市场，中国电影和文化主权正面对好莱
坞的挑战。
韩国是化解好莱坞威胁比较成功的国家，考察韩国的历史和现实，从而探讨面对
文化全球化的因应之道，无疑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同时，中国电影的危机更来自自身的体
制和机制，其运行与发展形态、管理体制、政策法规、人才结构以及组织形式等都有待调整
、变革和创新，韩国电影管理、经营的经验无疑对面临着机遇与困惑的中国电影有着不逊于
好莱坞的参考价值。
配额制度作为韩国政府和电影界的一个争议焦点，更可以从中透视出韩
国电影管理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
考察与电影配额制度有关的事实，不仅是为了重现电影创作的语境，不仅是为了借他山之石
，也是为了以个案丰富我们对全球化时代民族电影产业运行机制、文化现象背后各因素作用
机制的认识，探索民族电影兴衰的奥秘。
这是本研究的理论价值所在。
1．2关于理论、资料和研究者的局限
电影史的研究离不开收集和整理历史资料的扎实工作。
与资料结合，实质就是与实际结合，
从“闻知”趋向“亲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个人化的体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论从史出
，史论结合，获得建造“城堡”的“砖坯”。
翦伯赞更是明确反对从理论出发，从概念出发
，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的做法。
本文研究、写作过程中，尽力遵循
上述原则，力求从问题、事实、已经掌握的资料出发，进而提炼出观点，上升到理论，而不
搞“六经注我”，“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
这也就是“以历史说明历史自身
”，“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列宁语。
笔者认为，虽然完全准确、真实地
描绘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作为对研究者的要求还是要坚持的），而对用流行观念去裁剪
乃至“塑造”历史保持着警惕。
后者正如石川批评所批评的：
现在的情况往往是把理论方法、工具与历史材料的位置颠倒过来，方法仿佛成了一只杯子，
电影史的材料则成了杯中之水，杯子是什么形状，水也就随之成了什么形状。
按照王瑶先生
的说法，这属于一种“诗的研究”，即“作者用他自己的观点处理了一部文学史，或者说用
文学史来注释了他自己的文学观”，虽然它们“自有其自己独立的价值”，然而毕竟与“史
”的研究是根本不同的。
（注：
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第21页。
）
石川紧接着指出，“目前从事当代电影史研究，可供运用的理论方法和理论工具是非常丰富
的。
是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现成的理论观点，还是用一定的理论方法呈现历史真实，则尤其应
该引起研究者的警觉和自省。
”笔者之所以强调这些，是因为有的读者总习惯在文章中到处
找理论，而不管理论使用和建立是否合宜，更忽视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更可以体现在前者溶
化在对后者的概括和描述之中。
虽然笔者争取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但并不准备把所有的资料都加以考证。
无关宏旨的地方，
笔者以为可以暂时存疑。
以可信程度为标准，笔者排出了各资料来源的优先次序，简介如下
：
在同等条件下，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专业人士（指当事人）＞有关机构＞学者、学生；韩文
＞英文＞台湾中文文献＞内地中文文献；翻译成中文的外文文献＞中国学者撰写的中文文献
。
这个次序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笔者长期观察与思考的结果，也许读者会有疑惑，这将在后
面陆续给出解答。
遗憾的是，笔者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仍然有限。
即使是第一手资料，也往往受到明确的或潜在
的动机和心理机制的影响。
比如，票房统计受到的统计者利益、立场影响，更不用说统计方
法上也会出问题，它们并不是民族电影产业的忠实记录。
在1990年代，韩国电影业内对统计
工作就有很多抱怨。
就是现在，韩国国内也没有统一的电影经费统计标准。
所以，在使用这
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它们所包含的主观成分和客观信息同样丰富，创作永远
是在局限中求生存，电影史研究也是如此。
在读到冯建三先生的论文之前，笔者曾经以为本文是中文文章中对韩国配额制度沿革的第一
次梳理，以清理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为快事。
但怎么在冯建三先生建立的基础上，便捷地获
得我们还不知道的材料，却成了一个难点。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
“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
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
新材料是必须的，但获得全新的材料是困难的，所以，
我把旧材料的第一次整理归纳看做是关于本主题的材料的新发现，也就是新材料的诞生，也
就是所谓新的历史撰述模式的出现可以使得原本熟悉不过的事实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凸现出来
。
语言本身就是障碍，以语言文字形式存在的资料是人认识加工的结果，与客观事实（如果存
在的话）并不能划等号，何况又经过未必准确的翻译。
所以，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保持着警
惕心理，也请读者注意：
笔者不是韩国人，不懂韩语，也不是在场的见证人，没有使用多少
韩语资料，尽管韩国人重视英文发表，重要的文献往往有英文版，笔者语言能力的欠缺也是
本研究致命的弱点。
除英语外，其他外语语种资料也没有太多涉及，缺少实地调查和访问当
事人的环节。
由于对韩国学术界话语的陌生和对内地学术界话语的习惯操练，笔者使用的是
中国读者熟知的概念架构来讨论另一个国家的现象。
但是，笔者坚信这样的工作仍然是有意
义的，即使是本文不能完全成立，也不等于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分析没有价值。
更何况电影
史不是一个凝固定型了的知识体系，而更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探索过程。
因为转音和韩国使用汉字的关系，即使是韩国语专业的学生，也不能仅仅凭英文拼写来确定
韩国人名、地名的中文写法。
所以，有部分英文资料中涉及的韩国人名、地名等名词，其英
文拼写，在本文中仍然沿用。
笔者除英文、中文之外，不熟悉其他语言的输入法，文章中有
的地方也许应该用韩国文字或其他非英语文字给出却没有给出的，是本文不够规范的表现，
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弥补。
但英文发表的学术著作却只使用英文拼音，如果这是国际惯例的话
，本文没有给出韩国文字或其他非英语文字也就不是问题了。
1．3已有研究、看法的回顾
内地尚没有针对电影配额的研究，当然也没有专门针对韩国电影配额的研究，只是在有关韩
国电影的文献中多有提及。
多数论者都把政府描述成电影产业的保护者，错误理解了政府和
韩国电影界在配额制度建立、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有关事实认识不全面，不准确。
如：
配
额制度制定于1970年，当时韩国电影受好莱坞冲击很大；光头运动仅仅是抗议美国，发生时
间为1999年，还有说是1996年。
韩国政府也对国产影片采取了保护措施，80年代，政府规定
韩国所有影院一年中必须有106天放映国产片，违者将被处以重罚甚至停业，同时韩国也严
格控制海外影片的进口数量。
类似错误也发生在香港、台湾一些文章中。
比如：
韩国政府协
助电影业，每一步骤都“一手包办”；配额的制定是韩国电影振兴计划的一部分，尽管争议
很大，但韩国政府不为所动；等等。
卞智洪的《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是目前内地全
面介绍韩国电影产业现状的文章，但比较单薄笼统，对配额制度没有全面介绍，基本事实也
不准确，如认为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
演变主导的，再如在有关配额的争议中，把韩国电影人抗议的时间写为1998年12月2日，此
前半年内发生的事情却没有涉及，并认为在此争议中，“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韩国电影
界赞同维持配额制度者，笔者注）最大的支持”。
清华大学陆地等人的文章《韩国电影对中
国的启示》涉及了韩国电影的法规政策和市场运作，但介绍也很简单。
几位韩国人用中文发
表在内地学术刊物上的文章也有同样的问题。
不仅一般报刊、记者出现错误，连权威学术期刊和学者都错误多多。
尽管很多论者和韩国电
影界有过亲身交往。
这些电影史叙述中，包括出自韩国电影人之口的，糅杂了诸如意识形态
方面的差异与对立、民族感情、产业竞争导致的心理失衡等许多成分，特别是叙述者的主观
愿望，即使没有弄成了一笔糊涂账，也非常模糊（早期电影史往往有权威的著作作为参考，
加以资料难查，关注的人少，情况或许还好一些）。
而这样的模糊，却成为我们很多论文不
加考辨的依据，由此而来的论述，不知道有多少是空中楼阁？
对基本情况掌握的不够，必然造成对有关问题缺乏更深入的理解。
如有人提出了“韩国政府
为何能及时反馈业界声音，以及韩国政府和电影人之间又是如何从激烈对抗走向对话的？
”
的问题。
事实上，谈不上韩国政府及时反馈业界的声音，也谈不上政府和电影人对话。
就能查到的论文或意见来看，《韩国电影：
从对抗走向对话》一文中，作者提到他和余为彦
（杨德昌制片人，《月光少年》导演）、高捷（侯孝贤班底演员，《南国，再见南国》主演
），杨惠姗夫妇聊天时，以“宁折不弯、团结对外”来评价韩国电影人，意识到韩国电影利
益集团在电影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只得片言只语。
台湾学者冯建三的论文《反支配：
南
韩对抗好莱坞垄断的个案研究，1958-2001》是本人见到的中文文献里唯一以严谨的学术规
范处理韩国电影行业管理问题的论文，通过对韩国电影政策与电影法、电影人的斗争、民族
电影资本这三方面环环相扣的过程的探究，来考察韩国通过配额制度发展电影产业的过程。
他认为，配额制度是很多结构与历史因素共振而成，韩国电影界人士能够自觉地反对好莱坞
的文化霸权非常关键。
但他考察的重点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实，而且没有深入分析韩国
政府在电影配额问题上的作用。
尽管相对不为人知，很少被研究，还是能找到浩如烟海的关于韩国电影的英文文献，可惜多
数只有线索。
因为找不到全文，许多文献没有来得及阅读,也就尚不能确定本研究在英语学
术工作中的位置。
三位韩国人（指血统，下同）写作的KOREANFILM:
HISTORY,
RESISTANCE,ANDDEMOCRATICIMAGINATION一书建立了理解韩国电影的政治、社会经济、文
化方面的语境和理论基础，该书从历史、产业结构、制片趋势入手，考察了好莱坞对韩国电
影的影响。
这本专著笔者尚未找到。
2002年，美国Indiana大学的Sand-WooLee（从名字上
看，似乎是韩国人）发表了论文TheRoleofMediaPolicyintheKoreaFilmIndustry
，该作者对电影配额制度的作用抱有和本文大体一致的看法，但过于简略，其把电影进口配
额单纯地看作是韩国政府对电影产业采取的保护措施，笔者不敢苟同。
Lent,JohnA.1990
年发表的TheAsianFilmIndustry关于韩国一章对本文研究对象做了介绍，但过于分散、
简单，也缺少深入的分析，该书可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文社科区外文电影书架上找到。
韩
国高丽大学朴升铉的硕士毕业论文《1980年代的韩国电影政策》完成于1989年，该文对韩国
电影政策持批评态度，但对于配额制度涉及不多。
Pennsylvania大学韩国人Jang,Hoon
soon1984年完成了硕士论文ProtectionistPolicyandMassMediaDevelopment:
Film
IndustryinKorea，但此文全文尚未找到。
普特南的《不宣而战——好莱坞对全世界》和BillGrantham的Somebigbourgeois
brothel:
contextsforFrance’sculturewarswithHollywood，Ulff-Moller,Jens.的
博士论文The"filmwars"betweenFranceandtheUnitedStates:
Film-trade
diplomacy,andtheemergenceofthefilmquotasysteminFrance,1920-1939回顾了
欧美之间围绕电影展开的斗争，可以作为本研究的参照。
有哪些其他文字发表的专门研究成果，笔者尚不清楚。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韩国学者用英文
发表论著比较普遍，重要的著作、论文往往有英文版。
1．4结构与预期
为了更好地在历史绵延中理解各个阶段，并通过各个阶段获得对历史的认识，本文采取了分
期考察的办法，依据配额制度的外部环境、内部形态、实际执行情况的变化，结合韩国电影
整体状况把电影配额制度在韩国的历史沿革划分为三个阶段。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节，引言。
第二节，配额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
第三节，1958年到1985年。
探讨配额制度调整的原因及其实际执行对电影产业、电影创作的
影响。
第四节，1985年到1992年，概述有关各方为争夺电影市场而进行的斗争。
第五节，1993年到2003年，配额制度被严格执行以来的情况。
因为拟另写专文把光头运动加
以局部放大，并且光头运动尚在进行中，这部分主体内容只写到1998年。
第六节，结论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关键。
这种分期的做法往往成为研究事物产生、发展以及走势的常用方法，但“史迹本为不可分的
，不可断的”；分期不过是人为的，一方面是缘于研究对象在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来的阶段性
特点，另一方面是为了梳理史实与阐述观点的清晰、明了，“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
。
”晚近的法国思想家福柯甚至认为历史本来就是不连续的，是阶段性的。
本文无意做历史
哲学的种种论争，但请读者对分期带来的问题有一种警醒。
同时，本文将作为韩国电影管理
制度（政策）史这一更大框架中的一章，仿佛砌筑砖墙那样留出很多接口，为以后在此接续
出电影审查等电影管理其他方面的内容做准备。
考察今天世界学术界的观念和实践，我赞同把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退一步说，也是人文科
学，而不是人文学科，尽管历史研究发端于人文学科。
作为科学，本文将加强对韩国电影配
额制度发展过程的系统描述和具体研究，把有关的事实按史学的要求做一个整理和透视，使
史实凸现出来并分析它的发展形式，探索各因素的内在联系，尤其是把握好政府、电影界的
举措与电影产业的关系，这是本文在史学层面上的预期。
就史学来说，任何历史的研究与写
作都包含一个先由繁到简，再由简到繁，逐步拓展和深入的认识过程。
所谓由繁到简，就是
从庞杂的历史事实中找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运动轨迹，有效把握历史发展的
脉络，辨明历史运动的总体走势；所谓由简到繁，则是深入到历史事件内部去弄清彼此之间
的逻辑、因果关系，在更高层面上认识、掌握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这就是走向史学的内涵所
在。
具体就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
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
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
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
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从共时性关系上看，特定时期并存的各因素之间的
力量对比及其相互作用，决定着韩国电影以及韩国电影管理的模式和方向。
不仅韩国电影、
甚至配额制度作为整体，其最终的性质和状况，都正是许多不同的“意志”形成合力的结果
。
本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勾勒出历史的大致轮廓，更重要的还在于透过那些彼此交叉重叠的
“力的平行四边形”，找出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无数的互相交错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之
间，无数“单个意志”和制约着这些意志的“生活条件”之间，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和它们
的运动规律。
也就是要“具体说明韩国电影各个方面（经济的、美学的、技术的和文化的）
之间的关系以及韩国电影与其它系统（政治、经济、其它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其它艺术形
式）之间的关系”。
这是按照“综合史”（或称总体史）编史方式和电影史学观念操作的，
这种电影史观的核心在于，它不单纯地把电影看成艺术或娱乐，而是将之视为一个系统，从
更广泛的电影本质范畴来认识、把握它的存在方式。
中文电影史写作不仅在上述“关于电影的事实”层面科学性不强，在关于“影片的事实”这
一层面更缺乏科学品格。
从艺术本体论电影观出发，将电影视为单纯的艺术创作，从艺术批
评（依据的也不过常常是一些并不见得可靠的理论，或虽然可靠但被过分使用的理论）或美
学鉴赏的角度切入电影史，这从一定意义上尊重了电影作为艺术的规律，但即使是摒弃了以
作者经验、印象和感觉为发端的传统批评，以电影史学为名义进行的一些研究往往研究结论
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有些论文有趣到只能当文艺作品看，仍然是评论体裁的创作，不
仅不是科学，甚至是伪科学。
如此种种，混淆了电影批评和电影史的分野，削弱了电影史学
的科学品格。
或许，有的读者仍然认为，要对艺术作十分具体的感性的分析，而不局限于逻
辑的理性的解释，但既然我们做的是电影史学，我们就必须把研究科学化。
在影片的层面上
，如果把一部作品比作花朵，那么电影史的任务往往不止于说明它本身如何美丽，更重要的
还在于说明它的品种、根茎、叶脉、土壤、环境、气候等等内外因素构成了怎样的条件使它
具有了这种美丽。
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以“电影形态史”为标志的电影史“第二范畴”的研究
理念，认为这种电影史写作“更关注的是在主体背后以匿名的方式操作主体的力量，以及在
银幕表象下面隐藏的深层意蕴。
”国外有波德威尔带着三个原则性问题（电影语言是如何逐
步产生、发展、成熟并规范化的？
电影的制作、发行与放映的状况是如何影响电影媒介的发
展的？
电影艺术的世界性潮流与电影市场的国际化趋势是如何出现的？
）介入电影的历史，
这些才是笔者认同的人文科学的学术实践，才是超出了历史而走向了史学的研究实践。
作为一种专门史学，电影史学该具有史学品格的科学性是无庸质疑的，这样说并不表示笔者
认同科学至上的价值观，只表示笔者想通过科学研究来趋近有实际意义的真知。
所以，电影
史研究就不能只停留在批评和鉴赏上，不能只限于经典影片和大师的研究，不能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伪，而要走向“电影史学”。
这是本文写作的一种预期，但是不是弄巧成拙，还
请读者指正。
本文本意还是研究电影管理，也可以说是模仿史学转而它用的历史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操练
，这种方法虽然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使用，并不新鲜，却往往非常脆弱，前面已经
提到，很多论者谈起韩国电影配额，基本的事实都常常弄错。
通过整理历史，为进一步研究
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本研究在方法论和资料层面上的追求所在。
第二节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
2．1韩国电影的美国因素
虽然韩国电影以1898年10月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宣传片放映作为开端，但因为本文主要考察
对象是当代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其制定主体——韩国政府是二战后建立的，其调节的对象（
韩国与外国电影关系）是从二战后重新开始的，所以，本文的叙述从1945年开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遭受日本殖民统治达36年之久的朝鲜本应就此获得
独立，却被美苏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占领。
美军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军政厅，实行军事
统治，直接掌管南朝鲜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权力。
美军政厅扶植亲美的李承晚（Syngman
Rhee）于1948年组成了“大韩民国政府”后，为遏制苏联，美国和韩国建立了政治-军事同
盟，1948年8月至1950年1月，先后签订了《韩美暂行军事协定》、《韩美经济援助协定》、
《韩美军事顾问协定》等。
1953年10月，美国与韩国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在以意
识形态划分的冷战格局下，韩国成为美国在东北亚不可缺少的战略伙伴。
韩美关系由利益驱
动，呈相互依存、各取所需的局面。
美国在东北亚需要韩国这个“马前卒”，以抵御“北方
共产主义势力的南下”，而韩国也需要美国的扶持。
韩国电影也是如此，从新生到发展，都
打上了深刻的美国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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