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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作品《活着》悲剧性新探
论文摘要
余华的《活着》向人们展示了人在孤独面对苦难与死亡时所承受的一切。
《活着》中的死亡所带来的悲剧是丰富的，其中有命运悲剧、性格悲剧，但是最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沉重的悲剧感。
正是这种潜在的社会历史所带来的悲剧成分使得作品意蕴更加深刻，极具探索价值。
本文拟通过探析小说主人公福贵在极度苦难的生存状态下所体现出的生命承受力，来分析支撑他坚强生存理念背后的精神源泉：
对命运的无奈与顺从，亲人间互相关怀的温情，以及深厚的家庭情结。
福贵的生存状态也侧面反映出了当代很多社会底层人群所面对的一切，是当下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面对苦难的生存理念和生存策略。
关键词：
余华活着悲剧人物美德叙事艺术
目录
余华作品《活着》悲剧性新探
引言
《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觉内心沉重的小说。
福贵的命运就像一场戏剧：
从富裕家庭的公子哥儿一下子变得一贫如洗，又七次经历家人不断死去的悲剧。
余华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述说着主人公一生的故事。
而这种冰冷的沉重就在这样在阅读中渗入读者的内心。
福贵的命运昭示着人类苦苦追寻一切不过虚妄而已，主人公的悲剧人生不断的展示在小说里。
一、《活着》悲剧性的体现
（一）生存状态的揭示
《活着》这部小说中，余华以福贵一生七次面对亲人的死亡向人们叙说“活着”的艰难，小说深刻地描述了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苦，他们生存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个遭遇苦难与死亡的过程。
余华在小说中所展示出来的一次次非正常死亡有着他自己一定的目的性，那就是通过死亡更好地衬托生存，直面人生各种死亡，并且能够关注人们活着的苦难状态。
有人说，余华的死亡太过于艺术性，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能发生如此悲剧的事情。
当我们一次次在“宿命论”中不去追究现实的悲剧制造者时，我们会发现死亡其实是人生不可克服的困境，只是有的时候些死亡免来得太早，他们本来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当余华把这些血淋淋的死亡悲剧展示给我们看时，我们才蓦然发现，这些都是中国底层社会真实的存在。
“死者有其天堂，生者有其寄托。
让活着的人有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基本责任。
对于底层人民来说，虽然他们自身没有安全和尊重的诉求，但他们仍旧是一个公民，在公民社会里，其生命权应该得到必要的敬畏，而不是随意的践踏，甚至剥夺。
但遗憾的是，无数意外伤亡事故的事实，让我们看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生命权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1】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层次由低到高分为五类：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福贵、许三观这些民间的小人物，他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连最基本的吃饭、医疗这些最低生理需要都无法满足，对他们来说安全和尊重就更是奢望。
身处社会底层生存的他们在苦难面前显得特别渺小，以至于苦难来临时毫无招架之力。
他们只能是被动地接受，而且还要时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承受着死亡的打击，他们的生存交缠着生与死的纠结，活着是对苦难与死亡的见证。
（二）“贫困无序”的生活环境
每个人对待苦难、死亡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
余华的父母是医生，在他特殊的成长环境里，余华对苦难、死亡有了自己的理解，并且融入在小说中。
在余华的《最初的岁月》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童年时代的人生体验：
那个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的，一直到吃饭。
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的一桶桶血肉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1】。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
那几年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
【2】
可以说余华在那样的岁月里除了理解了死亡甚至看透了生命的苦难与死亡，听着因为失去至亲而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成长，看淡了这一切。
死亡对平常人来说是一定是充满不安与恐惧的，但是在余华的生命中，这一切是如此平常。
所以，对待苦难、死亡，余华的感受和平常人是不一样的，他以自己一种独特的视角，冷静的姿态去解读死亡，就像福贵经历了亲人的七次死亡，但最后还是平淡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余华童年的特殊经历也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
“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弥漫的阴霾和鬼气，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杀戮和死亡，是令人喘不过气的黑夜般的生存的悲苦。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作者尽其渲染铺陈的苦难。
他笔下的人物在悲剧的苦难中，要么挣扎，要么呻吟，要么死亡，要么超脱般豁达承受。
（三）个体生命意识的缺失
鲁迅说：
“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生命；要发展这生命。
（进化）”【3】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如果离开生命，就没有任何价值可以谈。
有生命才能有价值，生命是价值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我们说要“敬畏生命”。
东方民族往往更关注的是群体的生存，作为个体的人常常是被融入群体之中。
《活着》中，和其它看似正常、偶然、天意不可为的死亡相比，有庆的死亡似乎是个特例，他的死亡是唯一一个直接由人为造成的，只因他需要献血的对象是县长夫人。
这就是为什么越是低层民众他们的安全保障越差，生命更不被重视。
生命是无价的，但是低层的群众一旦发生意外，却可以用廉价的金钱买单。
农民工工伤死亡，家属获得的补偿最多只有几万元人民币，而城市人遭遇车祸却至少可以得到三倍于此的赔偿。
小说后一段故事中死亡事件实在是过于密集，凤霞的死、家珍的死还没让读者喘口气，紧接着又是苦根的死。
不得不来说到夹在中间二喜的死。
二喜的死再次证明命运对于人的作弄和不公，但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甚至对他的死因也没有过多的追究。
二喜死于工地事故，是被意外掉下来的水泥板砸死的。
很明显，二喜的死是因为安全生产中人为的疏漏所致，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在很多工厂、工地，很多农民工还在不安全的环境里操作工作，每天为了生存，平淡的面对自己的苦难与可能发生的死亡的意外，即使真的有意外发生，亲人们除了哭闹拿到一笔数额不大的赔偿款外，别无他有，甚至连同情也越来越少，因为这个社会太多这样的故事每天上演。
生不能选择，死也不能避免，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在经历了亲人一个个死亡之后，福贵并没有痛不欲生，反而表现了超凡的豁达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这种超然的宽容的态度接近于麻木。
与苦难和死亡相伴的福贵，站在生命的尾巴上仍能一边快活的同老牛聊天。
虽然是苦难的人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面对外力的折磨福贵绝不是一个顽强的反抗者，只是一个无奈的顺应者，而我们身边是不是有太多这样的顺应者？
二、人伦美德的渲染与悲剧性之关系
（一）温情美德对悲剧的衬托
《活着》中悲剧感的成功营造还归功于对主角的道德品质的定位，余华在《活着》中除了向人们揭示中国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同样也展现了他们人性的美好。
福贵、家珍、凤霞、二喜、苦根都是闪耀着美好品格的人物，他们承受着世间的磨难也散发着人性和道德的光辉。
福贵一家都是善良淳朴之人：
福贵的达观洒脱、家珍的坚强勤俭、凤霞的美丽贤淑、有庆善良淳朴、二喜的勤劳憨厚，甚至是仅有七岁的苦根作为福贵活着的仅有希望也可爱懂事，他们身上凝聚着中国传统老百姓的所有优良品质。
尽管命运残酷，但是这家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温情却让人感到温馨，都洋溢着一种纯净高尚的品质。
福贵一家是一群善良而又无辜的普通人，在苦难命运和暴力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他们在生命旺盛的时候悲惨地死去，这就是悲剧，美好的事物遭到了毁灭。
而这些悲剧在现实生活中又时常巧合性的发生。
（二）《活着》对人物美德的表现
《活着》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小人物们在“活着”的过程中闪现的人性美德，福贵的达观洒脱、家珍的忍辱负重、凤霞的美丽贤淑、有庆的善良、二喜的勤劳憨厚都散发着光芒。
说到有庆，儿时与羊结缘的他，为了心爱的羊早起割草，怕耽误了上课喂饱羊之后又光着脚丫跑着去上学。
吃大锅饭的日子里，尽管羊归了公家有庆仍割草喂羊，如同自家豢养。
当福贵和家珍商量卖羊好给家人换粮食时，虽万分不舍有庆还是懂事的答应了，只是恳求福贵千万不要把羊卖给宰羊的。
就是这样一个淳朴又善良的孩子，最后因为抢着要救县长夫人而被医生活活抽血致死。
在有庆的悲剧中，医生是个大恶人，无论是抽血时的无情还是之后的冷漠，他们在善良的有庆面前是如此的刺眼。
主人公福贵在小说的结尾是活下来了，和一头陪伴的他的老牛，他是有幸被活下来，可是这背后或许藏着着更大的悲哀。
福贵一生是坎坷与苦难的。
如果说《活着》中一个个人物的莫名死亡是让人悲痛得无以复加的惨剧，那么最大的悲剧就是福贵独自承受苦难并且活着的悲剧。
面对如此多的死亡，或许他宁愿死去的是自己，而不需要亲手埋葬至亲。
这就是小说最大的悲剧，全部人物的死亡所带来的悲痛都比不过福贵独活所带来的悲剧更加伤痛。
余华以独特的角度写出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小说并没有采用尖锐的言语对这些天灾人祸进行批判，而是渲染了苦难中发光的人性美德，通过讲述小人物间的亲情、爱情和友情，进一步展现了人性的善和美。
也正是这些美好的事物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使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了美与善的价值与宝贵，感受到悲剧所带来的悲痛。
（三）悲剧主人公美德的中国伦理色彩
“勇于担当”是一种责任感，福贵的父亲就是小说中第一个体现这一性格的人物。
晚年时儿子将他剩下的家产挥霍精光，徐老爷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责打福贵，而是将家产变现为沉重的钱币让福贵自己挑着去找龙二清债。
可以说，就是一种责任和承担的精神支撑着他。
活着就去承担是小说表现的中国伦理色彩中的人性美。
“仁”作为一种人际关系中的美德在中国人身上传承，福贵身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个朴素的中国传统美德。
浪子回头后，他开始领悟现实残忍与生活艰辛，更开始懂得珍爱身边的家人，在之后的大半辈子中他敬爱妻子、疼爱子女、宠爱外孙。
不仅是亲人如此，对于朋友亦是，当春生被批斗时，福贵依然和他保持那份友情，对福贵来说春生就是他的朋友，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他单纯的心中从不曾有阶级成分的划定，也并没有因儿子的死亡迁怒于他。
悲剧的主人公，即使如此保持着这份美德，但是依然被现实残酷的折磨着。
三、《活着》中悲剧的叙事策略
余华的《活着》成功的实现了这几大悲剧要素的完美结合，这也是《活着》的悲剧魅力所在。
（一）突转与苦难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情节视为是悲剧中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才是性格、思想以及言语。
情节是对人行动的摹仿，也可以说情节就是事件的安排，浪子回头重拾做人品性的福贵，却没料到一生的悲剧才刚刚开始，儿子不幸献血而亡、女儿难产而死、妻子久病而亡、女婿因工意外毙命、孙子吃豆而死，这一连串情节成就了小说的悲剧效果。
没有这些情节，读者无从感受福贵生存的悲惨和活着的无奈，也就无法体会其中的悲剧色彩。
《活着》中的“突转”来自于伴随福贵一生的福祸转化。
当龙二赢得福贵的家产时，福贵也就开始了他一生的苦难，这里就是福贵悲剧的“突转”，他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少爷转为了一个依附土地，朝不保夕的雇农。
只是世事难料，很多年后的土改时期福贵因为失去家产而捡回了一条命，龙二在实行枪决时对他说“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
”在这里原本的“祸”反而转为了福贵的福，似乎再次印证了中国人“祸兮福所依，福兮祸之所伏”的宿命观。
福贵“福祸相依”的“突转”与苦难凸显了命运的无常，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表明人的生命在一个无序的环境中其实毫无任何保证可言。
我们来看福贵的一生可以说幸福和灾难似乎是一线之隔，悲剧总是毫无征兆的降临，而默默的温情背后总潜伏着更大的苦难。
在另一些人物的身上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命运的“突转”，这其中最让人措手不及的悲痛大概就是凤霞，她因为聋哑婚姻大事一直被耽误，后来终于和二喜结婚，并且又怀上了苦根。
这可以说是小说里最温馨美好的一段，当大家满心欢喜的等待新生命降临的时候，凤霞却死了，她的死不仅仅是个人生命的消逝，更是苦难再次开始。
福贵失去了仅存的骨肉；二喜失去了心爱的妻子；苦根一出生就成了没妈的孩子；家珍更是受不了打击悲伤而死，本是充满憧憬与希望的大喜之事突转成了一家始料不及的噩耗。
《活着》在春生这个次要人物的身上同样施展了命运的突转，曾经是国民党部队的春生在解放前期作为战俘加入解放军军队，新中国成立后名正言顺的成为县长，可是这种“风光”并没持续多久，文革时期春生因为县长头衔被打成了“走资派”，最后因为受不了非人的折磨而上吊自杀。
福贵一家人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是善良老实安分守己的普通人而又难逃命运的安排，正是这样的相似性格才让读者感触更加深刻，因为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可能遭受这样的厄运时而产生恐惧感，以此产生独特的悲剧快感，这是悲剧才独有的审美感受。
（二）叙述距离
叙述话语和故事之间总是保持着或远或近的距离。
“距离“作为小说叙述中重要的策略之一，不同的叙述距离，体现的是不同的叙事风格，而只有当悲剧情节与读者的个人情感经验产生共鸣时，才能获得理解和认同从而激发情感。
《活着》中年轻时的福贵纨绔恶劣，并不是一个好人，在传统的小说中本应是一个让人厌恶的角色。
但当悲剧降临在福贵身上时，好像忘记了他之前的恶行，还会对他产生怜悯之情为他的苦难感到悲伤。
这里对福贵的“同情”就是通过人物与读者间的距离不断调节而实现的，余华以第一人称的叙述通过福贵讲述他的所做、所想、所说、所看，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从而使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读者在这里仿佛也有了福贵的喜怒哀乐。
阅读的同时读者会因为这个“我”的感受认识福贵，理解福贵，进而同情、原谅、宽恕福贵。
这就是叙述距离的魅力，余华就是这样通过将福贵作为叙述者的方法“说服”读者产生对他的同情。
（三）象征手法
象征手法一般来讲是通过一个具体形象来表现某一抽象的概念或是思想感情。
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可以说余华对象征这一修辞手法颇为倾心。
《活着》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象征，名为“活着”讲述的却是“死亡”，整部小说都被死亡的气息包裹，“活着”在这里无疑是一个寓言式的象征存在。
在余华看来，对于最底层的民众而言，生存的过程其实是不断遭遇苦难甚至死亡的过程，透过“活着”从而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
结论
“死亡”是我们生命中所必须面对和经历的，只是我们该怎样面对这样不可逃避现实问题？
在我们的身边，有些死亡未免来得太突然太早，甚至他们本来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当《活着》把这些血淋淋的死亡和悲惨命运看似巧合窜在一起并展示给我们看时，我们会突然发现，这些巧合其实或多或少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大环境里。
不只是过去，即使现在，各种原因导致的意外死亡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打开社会版新闻，从矿难、建筑工地事故、工厂安全事故到非生产领域的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校园安全事故，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似乎都存在着这样的意外伤害。
残忍的说，死亡只是一个生命的离去，可是悲痛还不只是限于死亡本身，而是面对死亡的那个孤独的活在世上的人。
就像福贵，当亲人接连死去离开之后，对他而言，独自承受生的悲哀其实是他最深的苦难和最大的折磨！
曾经思考过，对于那些意外事故死亡者的家属而言，不是所谓的讨说法，让家属得到应有的赔偿和抚恤，而是内心的伤痛，他们和福贵一样，他们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余华也许是在无意识之中揭示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生命悲剧，也揭露了最体层群众的无奈。
而时至今日这些悲剧仍然在一再上演，对于这样一个在历史中存在很久的社会问题，不是一篇小说或是几篇论文就可以说明白并解决的，而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些历史与现实的悲剧好好活着。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M].上海文艺，2004.
[2][英]乔治·艾略特等.小说的艺术[M].张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1999.
[3]徐德蜀.国内意外事故发展趋势，“中国安全天地网”
/HTML/14831.html.
[4]王攀.多关注社会底层生存状态.“青岛财经日日报”
/2005-08/30/eontent_5322038.html.
[5]《中国作家网》余华生平年表，1967年8岁
[6]《中国作家网》余华生平年表，1971年12岁
[7]鲁迅杂文《我们怎样做父母》1919年10月，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
[7]诗经.山西古籍，1999
[8]亚里士多德.诗学[M]，商务印书馆，1998.
[9]陈思和，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J].文艺争鸣，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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