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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浩演讲稿
我是演说家《家国天下》演讲稿
熊浩
八十九年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有一个小女孩出生在湖南的湘江边的一处人家，因为是女儿身，所以教育对她来讲变成了奢望。
但亲友们不舍这个孩子的资质，合力供她上学，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走最后念完大学，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女大学生。
1949年国民党飞机降落在长沙，为了争取科技人才，劝说她说跟我们一起到台北，她拒绝了，她留在这片土地。
建国之后1950年，她跟队北上，成为第一批和苏联专家共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
而在11年之后，她又举家南迁到大西南，再次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
这之后的故事并没有顺遂完美，她在工厂里工作，然后退休，然后国企改制，然后工资就这样成月成月地发不出来，她的晚年也颇为艰辛。
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有时会抱怨，但抱怨完又快速地平静。
我一直记得她的眼睛，那种饱含沧桑，却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光亮。
后来我明白，这个是那一代人的眼睛，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把自己深深嵌入在这个国家成长的年轮里。
这个人是我的外婆，对她而言，爱国就是怨着、爱着、守着、望着，就是无论我遭受怎么样的不如意和辛酸，我绝不撒手远离。
对他们来说，也许那种情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但是她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便已经如血液一般成为她最真切的本能。
一百一十五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一笔12000美金的捐款。
捐款人有这样一个要求，我要捐助一所汉学系，这个要求让校方颇为为难，因为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中国的研究机构需要多少人不知道，需要多少钱不知道，怎样发展不知道，如何规划不知道。
不仅校方不知道，这个捐款人本身对此也知之甚少，他只是坚持，我要捐一个汉学系。
捐款人没有念过书，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不了解子曰诗云，他不会知道兰亭隽永，可对他而言，他的愿望就这样朴实地扎在心里头，他要在北美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
1901年6月28日，他把他毕生的积蓄捐给哥伦比亚大学，于是在这所著名学府里设立了美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哲学和法律教育的科系，并以他的名字冠名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
他在那封写给大学的信中写到，仅此奉上12000美金的捐款，以支持贵校中国学研究的基金，他在签名处写上这样几个字——AChineseperson，一个中国人。
这个人叫丁龙，广东劳工，终身未娶，他的一辈子便是生活在美国贵族的家中，他一世为仆，这样一个人被当做“猪仔”卖到美国，然后生命颠沛流离，可在心中却有一个顽强的愿望，那就是尽管自己过着那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但是却要让每一个积累下来的铜板最后完成，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在此处落地，让国家的文化根不断、脉不绝，让圣贤的教诲能够在美利坚传扬出去。
他大概不知道，在今天如果富人做这等事，我们说他们是慈善，可若穷人做这等事，他便是圣贤。
对于丁龙，爱国就是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四海飘香，能够光华永世。
在50年代，有一个老人半作调侃地说，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主要是因为在农村里晚上没有电。
有人批评他说，你自己家里面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里头也没有电？
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增速实在是太快了，这个速度达到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三十。
他是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政策的学者，并把这个观念转换成某种政策主张。
但怎耐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他的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判断是，人多就是力量。
一位夫子，他站在这边，所有人都站在对面，他却说我虽已近八十，我自知寡不敌众，但面此状况也应当单枪匹马走出去，绝不像那种以力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批判屈服。
在他写的一篇《北大之精神》的文章中他说，所谓北大精神，便是那种奉献牺牲的精神，便是贡献国家和社会，不计个人之利害，勇往直前。
这个人叫马寅初，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经济学泰斗。
对他而言，爱国就是坚守良知的批评，就是哪怕所有人站在那边，我凭良心我站在这边。
苟立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爱国，对于我们每一个国民来说是一种身于斯长于斯的深刻情感，它自然在召唤，它神圣去皈依。
它有时如小雨淅淅，有时如长河浩荡，它所滋育的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田，但对于国家，这份感情需要国家倍加珍惜。
我们说，国民对国家只能全情付出，而国家对国民也应该有万般珍惜。
这个社会的秩序应该仁义，道德应该公平，那些最闪亮的价值观，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
因为只有这样，国民才会觉得对这个国家的爱可以永恒而卓远。
我们今天说到何为爱国？
爱国也许是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不管遭遇怎么样的波折他都永不放弃，可国家对他也不能放弃；
我们今天说何为爱国，爱国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小种子，对华夏文化的那种眷恋铺央开来，让它散发世界，而国家要记住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历史中随便被淡忘；
何为爱国，爱国是有的人坚持自己的良心采取批判的立场，而国家要珍视这样的赤子之心和国事情怀，要报以的是最大的宽容和开放的胸襟。
各位，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我们和这块土地的生命关乎；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它需要地是吾国与吾民的共同努力方能最终彼此成全。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灿烂的那种爱国感情，一定是来自这两种伟大力量的交织，那便是——
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而我们的祖国也深深地爱着我们。
万世师表
熊浩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跟着人群走过那个叫学海的小池塘，跨过礼学门的牌坊，进入大成殿。
只见正前面站着一个合手而立的夫子，他的前面有龛台，龛台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
我透过人群仔细看，那上头的字是“万世师表”。
我长大了，我明白，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无比隆重，它用来专门修饰那些我们这个文明的人格典范和精神导师。
坦率说，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实。
我们所占据的这个现实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导师这个词，多少恐怕也受人污染了吧。
什么人都敢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
我不是说这样的称呼错了，我是说有一点不甘。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点迟疑，就是，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的人，还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人。
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个字的生命光华。
如果有，他是谁？
他是何等模样？
我大学时代到安徽支教，从上海出发，火车转汽车然后步行，最终到达了大别山深处的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学。
第二天一早，我和太阳一起起身，来到学校当中推开教室的门，发现孩子的眼睛，被阳光照得无比澈亮。
我们拿半截粉笔，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语文、数学、英语，下课的时候，我们这帮大孩子和山里的娃一起在红旗下嬉戏，那个声音放肆得要命，传出好远好远，引得那些村里的孩子家长都好奇地往里望。
我拿到导师这个题目，进入我头脑的便是那大别山深处的朗朗书声，便是那孩子眼睛，便是求知的精神，以及在那个小小的校园当中的白墙上，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话。
他说：
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我们问校长这是谁说的，校长说，我们安徽老乡陶行知。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1891年生，1946年逝。
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伊里诺易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
陶行知1917年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
1917年，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了，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要重新定义何谓成功，他要让自己和祖国重新建立关联。
1917年，先生目之所及之中华全是面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
中国那时候有两亿文盲，有七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
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知，本可以转身而为人上之人；那时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学，本可以谈笑于鸿儒之间。
而他把目光死死盯住中国的最底层社会。
陶行知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
陶行知脱下西装，辞掉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
这是什么概念各位，陶行知在当时一个月的收入是四百个现大洋，那个时候若在北京要想买整一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他三个月的薪水。
而这一切，陶行知统统不要了。
他移居到南京郊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住到牛棚当中。
他和老乡们相识，他渐渐有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
在晓庄，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耕作，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你得自己干。
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师。
他邀请自己的朋友、学者到晓庄授课，传播新的知识和观念。
渐渐地，这个在晓庄极不起眼的大学堂，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众。
陶行知行走在世俗乡里之间，行走在街头巷议之内，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面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都识字。
他一个人在努力着，他的这个梦想的芽破土而出，我们眼见繁花就要开到树上。
是的，有陶行知所在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
在武汉、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他为中国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而最后先生死在路上。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年他55岁。
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
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回他的晓庄，沿路上的人们唱着哭着：
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
挽联在飘，上面写着行知先生千古。
而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事师表”。
先生说，我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说，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
几十年的学校教育往我把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
我们回头看我们当代的社会，导师这个名词多少开始变得廉价了。
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渐渐地我们忘记人格。
在今天，导师这个名词变得愈发功利了，我们更多地把师生之谊看成一种雇员与雇主的经济关系。
我们称导师为老板，渐渐地我们忘记了先生。
我们今天讨论陶行知，我们今天演说陶行知，我们今天缅怀陶行知，便是想凌空从先生那借来那浩然之气，让它如火，让它如光，让它重新照亮每一个为师者心中，那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以及对祖国的赤子热爱。
2014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初为人师，想必经时光之洗练，我也会成为学生们的导师。
只希望到那一天，多少能够延续先生的光，把它变成隽永的亮。
名山苍苍江水攘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你会问，你会问在今天全是发财的师父，全是教人的导师，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生命质量，让导师这二字有不一样的分量？
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光亮，让导师这两个字有那种灿烂的光华？
你现在应该有答案了，因为就在不远处，因为就在不久前，真有这样的人。
他就站在这里，他用他的一生温润过中华。
他是陶行知，他是人民的导师，他的一辈子给我们讲一件事，就是，为人师者还可以活成这样一般大写的模样。
倾听的力量
熊浩
我们在一个沟通的，我们的舆论环境氛围，包括我们正在录制的这档节目我是演说家，都在鼓励人们说话。
孟金辉导演在他著名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当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他说如果你爱一个人10分，但却只能表达一分，倒不如啊你爱一个人一分，却能表达10分。
说话之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高频词汇，也是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想具备的特殊技能。
我在大学当中教授冲突解决，我帮助法院、医院、律所、企业解决各种各样问题，不同类型的纠纷。
冲突见的多了。
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现，那就是很多本可以管控良好的冲突，很多本可以处理妥当的矛盾之所以最后爆发，其实是因为一些极为琐碎的原因，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好爱讲但我们不愿意听。
哈佛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举过这样一个具有引喻意味的故事，他说，我们设想一下我们是两个孩子的父母亲,有一天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你推开门发现两个孩子正在争抢一只橘子,你会怎么做？
作为法律人让我们把这个故事的细节勾勒的更加精准细腻，首先第一，你只有一只橘子，你不能从后面拿出一堆橘子说，没关系爸爸是种橘子的，这不行。
因为这个冲突的本质是资源的有限，橘子的唯一，如果你有很多橘子本质上就没这个冲突，也就无所谓冲突的解决。
第二两个孩子当然都是亲生的，在这个前提下，你会怎么办？
大家可以用自己直觉快速的有一个答案，我大概会听到这样的几种：
第一种哥哥应该让弟弟，因为所谓长幼有序；另外一些人会说弟弟应该让哥哥，因为孔融让梨；我打赌，在座的各位，你们第一反应最快直觉是从中间掰开一人一半，这是一个看上去多像正确答案的答案。
我们看看教授怎么说，哥哥拿走他的一半吃掉橘肉扔掉橘皮很正常，弟弟恰好相反，弟弟的做法是扔掉橘肉而留下橘皮。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烤蛋糕，大家知道，陈皮其实是西点烘焙当中常见的一种香料。
各位，刚才我所讲的如果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电影，我们回转、放映、定格，我们回到你分橘子前的那一瞬间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一点点感觉，就是你大概少做了一个动作，你让一半的资源被浪费，因为本来哥哥可以拿到一整只橘肉，而弟弟可以获得一整片橘皮，那个你漏掉的动作就是听。
我们每个人都会听，但是要把听放到判断了解认知之前，这是一种需要特别学习的修行。
我们通常说我们是在沟通的时代，theageofcommunication，但是以我浅白的观察，不是的，我们是在一个balabala演说的时代，我们太多人说话我们不大有听。
美国的数据，他说现在美国的年轻人每天呢利用互联网向外发出100条以上的资讯，我们随时随刻要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系，我们每分每秒都想发表我们的演说，但他们跟父母的互动在减少，更少的去聆听别人的意见。
当我们这个时代单一的强调说，鼓励说，我不是说有错，我说这个当中没有实现听与说的平衡，过分只强调说，我们将会变的越来越偏执。
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当我说话的时候就像此际，我其实在强化既有的认知，各位听的时候，是在张开你的耳朵试图聆听不一样的经验。
更何况大家如果留意中国的互联网生态，我们一语不合，我们恶语相向。
因为越激烈的言词才能显示立场，越过分的声音才能引发围观，只强调说，而忽略听，我们可能越来越极端，而失去真相。
美国有一个有趣的访谈节目，它的主要内容啊就是主持人访谈一群小孩子，有一次主持人问小孩子一个问题说大家将来想做什么，其中一个小朋友举手说我想开飞机我想做飞行员，主持人说恩史密斯。
那我问你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你开着飞机飞到大洋之上，没汽油了,你会怎么办？
孩子说，我我我会让我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然后我自己背好降落伞包，赶紧跳下去，我……他还想说他没说下去，因为他的言词已经被/大人们笑声打断了，大人们自以为是的认为，你看，人性当中的恶连天真都包不住。
主持人没有，主持人仍然听，他好奇，他好奇说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想，当孩子发现他被聆听鼓励，孩子才有可能继续说，他说我要从飞机上跳下去，然后我要找到汽油然后赶紧飞回来拯救所有的乘客。
没有人再笑了，我们的自以为是/让我们差点误会这孩子，我们以为发现了恶，殊不知那是被太阳萃练过的，童真的至善、善良。
当我们在强调听的价值，我们在说我们每一个人声音、观念、阅历、体验都可以平等地被表达；当我们在强调听的观念，我们是在说，你的话，我有雅量，我有耐心、我有责任让你讲完；当我们再强调听的观念我们绝不只是讲沟通当中的微小技术，我们是让大家回忆在人类历史上最闪光的价值观，他们是平等、宽容，以及对自以为是的节制。
我来到演说家这个舞台，我没有特别动人和夸张的故事我只想给你传达一些重要但微小的观念，并呼吁大家和我们一起恢复听的习惯，一起来养育听的品德。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才有可能平和、开朗、通透，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发现那个橘子背后孩子真实的诉求，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骄傲的说，真的，我们占据在一个叫沟通的大时代。
谢谢各位。
为时代发声
熊浩
我们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特别严肃的演讲了，让我用一个颇为轻松的对话来开始好吗？
你们每个人大概都有手机，你还记得最近的在你手机头那个最热络、最欢呼、最引发关注的那个新闻标题或者是热门词是什么吗？
大概是有的艺人离婚或结婚，或者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吧，先挣一个亿。
那再那个之前呢？
再那个之前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是我只想安安静静做一个美男子，是你那么牛你咋不上天呢？
再之前，再之前是不作就不会死，是且行且珍惜，是宝宝心里慌，宝宝不哭。
再之前，再之前，大概是问题来了，挖掘技术哪家强了。
大家笑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当我给大家回放这些舆论的关键词时，有很多其实你已经忘记，你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它们曾经居然那么流行。
我们在一个信息每天迎面铺来的时代，所谓繁花似锦，所谓热火烹油，我们每一天就这样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我们赶集似的往前走，生怕错过一点点什么，我们显得不那么时尚。
而作为结果，当我们沉下心回头去看，我们发现什么东西都不记得。
子曰：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孔子是在说，大家别刷朋友圈了，你以为那是真实的世界吗？
不，那是一个小小的固化的圈子，把你给围拢住。
我们在里面说什么？
说的是日常的饮食，说的是旅游的照片，渐渐地渐渐地我们的关心逐渐逐渐从自己内心灵魂的成长，挪到外面的那些琐碎去，然后相互点点赞，相互发发言，好行小慧。
我不是说这样错了，我是说如果你所有的生命格局都是奠定在这样的琐碎之内，难矣哉。
要有自我的成长和灵魂的抱负，这便不大可能。
我们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我们像赶集似的生怕任何一个落下，有的时候竟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
刷微信、刷微博，如果每一条资讯是一百个字，如果你每天能够读一百条，这并不算多，这意味着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可以积累三十万字的阅读量，这是什么概念？
各位，老子的《道德经》五千个字，卡夫卡的《变形记》三万个字，那些最晦涩的，比如像黑格尔的《小逻辑》三十万字，你拼命地阅读，拼命让自己的肢体展开去接受各样的资讯，但最后一想，竟然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在这种碎片的时代中获得信息，它影响的绝不仅仅只是资讯的营养，而是你内心的那种定力。
你每天都看，但我问你在座的各位，当你展开一本厚厚的书，放松自己的身心想要读的时候，你还有那种耐心吗？
你每天都接受各种各样的资讯，天南地北，浑涌而来，你似乎什么都知道，但是有一个真正关乎你成长和决定的大问题若是放在你的面前，你能真正地回答吗？
我们说为时代发声，但我想说为时代发声是有前提和基础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是奔涌而上地去参加一些狂欢，而没有自我的定力、灵魂的成熟和独立的声音，这怎么会是为时代发声，这不过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盲从。
我们说为时代发声，绝不仅仅只是那些对伟大的歌颂，对成功的铭记，对不朽的惦念。
其中恐怕还得有一些人，他不是那么讨巧的，要指着你的鼻子，包括我自己，告诉大家说，我们都病了。
这个时代让我们蜷缩在这种碎片化的尘埃当中，我们都病了，我们必须要重新捡拾起阅读的习惯，我们必须要重新恢复起那种求学的兴致，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真正成熟健朗，最后精神成人。
慢一点，静一点，定一点，给不是手机，而是自己的心一点时间，我真的不知道，在这个如此炫耀的时代，真的还有别的时代声音比这个忠告更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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