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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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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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国家对民族志的理解都是一样的。

它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

观察和描写，田野工作（（fieldwork）”o①然而，民族志并非一成不变，它得到过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不同定义，总体形貌又有过数度改变。

与过去一样，当下民族志有着它的时代特征，而关于这一特征为何，身处其中的学者有各自的解释。

如后文将重点解释的，当下越来越多学者将这一特征形容为“本体论转向”。

②在本文中，笔者以这些特征的由来为线条，③素描出当下民族志形态的历史样貌，同时对这一形态进行具有自我倾向的评论。

　　一、民族志:

一种人文科学方法的出现

　　在欧亚大陆这个广阔的地域中，在诸古代文明板块（尤其是印欧，特别是欧洲，以及闪米特一阿拉伯、华夏）上，相近于民族志的“文类”，早在上古时期就与博物志一道出现了;之后，这些文明板块所涌现的旅行记（含与远征有关的记述及诸如朝圣行纪之类的记述）、方国一贡物志也带有后人说的民族志色彩。

然而，民族志却特指一种人文科学方法，它的名号是近代学者据古希腊文综合改造而成的，用以形容一种近代史上再创造出来的“认识”与“文类”。

民族志既指研究的过程（田野工作），又指研究的成果（作为志书的民族志）。

　　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民族志，有了相当科学性的早期实践，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

此前，启蒙运动给欧洲带来文明和进步的观念，随后，德国出现文化论，法国出现关于进步的“科学研究”，英国出现诸多文明论述，圣经学者对创世纪作出了新解释。

在19世纪中后期，不少传教士对民族学间题产生兴趣，而民间古物之研究也演变为民俗学，接近体质人类学的论述也得以提出。

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出现了民族志类的记述，进化论思想得以系统论述与传播。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蛮荒中人”与欧洲“文明人”之间到底属于祖孙关系还是属于异一己关系，再度得到关注。

　　对于19世纪的人类学（正是在这门学科下，民族志得以系统阐述），人们的主要批评是，那时的代表之作都是根据探险家、商人、传教士、移民等所写的“业余民族志”和史料写就的，人类学家自己是书斋中的学者，不做民族志研究，也不写民族志。

这些代表之作，如泰勒（EdwardBurnettTylor）的《原始文化》、弗雷泽（JamesGeorgeFrazer）的《金枝））及摩尔根（LewisHenryMorgan）的《古代社会》，体现了古典人类学家的这些“性格特点”。

然而，如一位民族志史研究者指出的，19世纪还是存在着不少民族志研究:

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摩尔根对易洛魁人的研究，80年代库兴（FrankKushing）对祖尼人的探究、波亚士（FranzBoas）对因纽特狩猎一采集人的研究，90年代斯宾塞（BaldwinSpencer）对于澳大利亚土著的研究，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里弗斯（W.H.R.Rivers）对于托达人的研究。

②这些古典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各有所长:

摩尔根擅长对社会组织、仪式、政治、社会变迁的观察，且最早具有参与观察的精神;库兴最早用土著语言展开调查，且重视土著宇宙论调查;波亚士田野工作比较肤浅些，但在搜集故事和文献方面，功夫极深;里弗斯对于亲属关系谱系的研究法则形成了富有启发的经验。

　　“做民族志”似乎始终是人类学家的理想。

19世纪人类学兴起之初，一些人类学家已基于田野研究书写了一批重要的民族志;尽管泰勒和弗雷泽没有机会做民族志，但在19世纪70年代积极为英国民族志调查手册的设计出谋划策，③也积极鼓励学生从事民族志田野工作。

二战后，美苏“第一世界”地位居高不下，势力与观念形态之地理覆盖面随之推展。

在美国，民族志在文化人类学之下工作，在苏联，则在民族学中工作，有各自的研究“地盘，’i在其“地盘”的覆盖范围内，被研究民族已渐次建成“民族国家”（第三世界的‘新国家，’），他们为了国族建设，已经培育出研究自己社会的民族志工作者..而两个超级大国的民族志研究者，则主要还是在“他者”中进行研究。

由于“冷战”，位于第三世界的众多田野调查地点，对外来学者关门，使身处“第二世界”的优秀人类学家丧失了从事实地民族志研究的机会。

但也正是由于这一遗憾，英法人类学家获得了开拓民族志新视野的机遇，他们有的通过民族志素材的综合比较提出新见解（如牛津大学和曼城学派人类学家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和“冲突理论”，④及法国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⑤），有的对民族志的做法提出新的看法（如剑桥大学利奇提出的“过程理论”⑥）。

与此同时，第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激发了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的相互观望和刺激。

在苏联社会科学研究者致力于批判地梳理“资产阶级民族学”的线索之同时，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受苏联民族学启发而致力于复兴进化人类学的重要努力，在这些努力中出现的“多线进化论”与“生态人类学”都实属重要的创造。

⑦

　　二、民族志:

本体论到知识论的转向

　　到20世纪70年代，民族志身后已留下一条拉长了的背影;这一背影里，从帝国到“新战国”（指作为民族国家时代的20世纪上半叶），再从“新战国”到阵营对垒的世界格局转变，历史情境出现根本变化，民族志的研究和书写方式不免随之产生改变。

然而，这些方式的变化，似都未曾改变它自出现之初便已表明的主张:

从具体地方人手，由外而内，进人“社会事实”的内里，并将之与外部环境（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相联系。

　　所谓“知识论”，研究的是知识的本质，可以指作为集体表象的物我关系，也可以理解为研究者的“表象”。

在知识论转向（亦即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民族志书写者能涉及知识的前一种含义，即被研究社会共同体的“社会知识”，但他们极少想到他们自己的民族志知识到底有什么本质，这些知识又到底是否反映“真相”。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代思考者一反他们的前辈的“常态”，将精力集中于思考民族志知识（及它的文本表达方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而总是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知识的本质是权力，因而，不具有其所宣称的“客观性”。

　　三、民族志:

新本体论的回归

　　在现代主义（本文中即指自19世纪中叶起形成的民族志方法的总体取向）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条界线，它区分着两种处理“物”与“词’心关系的方法:

在现代主义那里，叙述者的言辞与被其加以民族志描述的“对象物”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距离，但民族志工作应旨在尽研究者之所能缩小这一距离（如，通过学习马林诺夫斯基的做法，采纳“土著概念”对“土著”的生活和观念世界进行解释）;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这一不可避免的距离，事出有因，是在“我者”的认识论背景（现代性以来的“词”与“物”的分离术）中形成的，因此，克服它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使民族志不同程度地“回归于我者”，对其词物分离术加以反复辨析和不断批判。

持后现代主义观点的论者并非是只破不立的“破坏主义者”，在对词物分离术加以批判之后，其中一些也设计出若干具有建设性的民族志计划。

这些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为三个人。

这一从“土著”的本体论（即“土著”的生活与观念中的“在”）直接引申概念的做法，不同于后现代主义阶段的泛权力主义和自我反思做法，而与早已为人类学家坚持的“土著宇宙论”研究主张相续。

①这类民族志，对于贯通被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本体论，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并且，由于其侧重点不是“作者的解释”而是作者与“被书写者”之间关系所依赖的共同概念基础，因而，无论是相对于萨林斯的结构一历史论，还是相对于主张“召唤”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更具有现代主义的风格（尽管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刻意将自己与所有几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区别开来）。

“本体论转向”将民族志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被研究“世界”本身的生活之认识，引向这些“世界”的构成原理之求索，因而，有着促进民族志书写者与“土著”形成合乎情理的道德和政治关系的作用。

⑧

　　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对民族志所作的本体论界定，是过去一二十年间旗帜最鲜明的主张。

③然而，在地方化的深人民族志研究中贯穿本体论关注这一学风，不是他引领的那个“学派”所独有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堪称“本体论民族志”的文本，既有与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相联系的贯通自然与社会的民族志，④有受亚马逊河谷民族志影响出现的狩猎一采集区宇宙论民族志，⑤又有致力于贯通民族志与现象哲学的“生活世界民族志”，⑥更有基于既有区域性人类学概念（如来自印度民族志研究的“等级”概念）而拓展开来的比较民族志。

⑦应当承认，致力于恢复“土著”活动和思考的“地方”的“世界”本质的学者，也早已有之;⑧这些学者通过将“地方”历史化和世界化，指出了被社区、群体、民族、社会、文化等等概念“缩小了”的“世界”之难以化约的丰富。

这些基于丰富经验素材的研究，呼应着早些时间出现的有关民族志区域书写传统与文化一宇宙观的论述，共同开创了一个“后知识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回归于被研究者（即所谓“土著，’）的生活与世界（复数的“诸世界”），成为理论或哲学背景不同的民族志书写者的共同事业。

　　四、结论

　　在19世纪后半期的实践和论述基础上，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给民族志以体系化的方法学阐述，以“科学”为名（仅是“名”，其“实”含有诸多“人文”色彩），对研究实践加以规则上的界定;之后，民族志内涵得以丰富，研究得以深化，地理空间的覆盖面得以拓展。

随着20世纪下半叶的来临，民族志出现了两度转变:

首先，其所述“对象”在地理、历史上的上下文关系（contexts）引起了关注;接着，批判知识论视野被引人，民族志先后由诊释学加以反思以及由后现代主义加以批判。

两次先后发生的转变，使民族志的本体论求索①退让子知识论的“考据”。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情况再次出现了变化，民族志走出知识论批判，回到了对知识形成的区域性的关注，并以新姿态重新进人宇宙论与本体论的经验研究领域。

此后，民族志研究空前重视存在的关系性与世界的意义，由此被概括为“本体论转向”。

基于这一对民族志的历史形成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20世纪70年代之前，民族志书写者侧重于理解被研究的“土著”②的存在与价值，而这符合本体论一词的含义，亦即，对存在之本相及现实之意义的研究，因此，可被称为民族志的本体论阶段。

第二，之后的民族志研究者多侧重于处理外在于民族志“对象”的政治经济上下文关系及民族志“认识主体”与其制造的知识或文本之间的“权力”关系，做法颇类旨在求知“知识之本质”的哲学知识论，因此，可被称为是民族志的知识论阶段。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志领域中，涌现出不少致力于在既有民族志书写的传统区域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思考，致力于以文化概念的复兴而回归被研究者世界观和社会观，以及致力于结合民族志与哲学思考而直接从“土著观点”的描述提出概念的学者。

他们建立的风范，在接近民族志的本体论阶段被广为运用的规则之同时，有其新意（尤其是以“世界”概念替代“社会”概念），可谓是民族志的新本体论阶段。

　　以本体论、知识论、新本体论来表示民族志三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并不是说各个阶段都只有一种民族志范式。

本体论与知识论总是并存于每个阶段中，并且可能是难解难分的。

以“本体论转向”为例来说，这种论述主张回到本体论，但事实上，“回到本体论”的主张，却又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论主张，只不过是这一主张与后现代主义主张不同，后者几乎认为知识论是一切，却又放弃不了“在世界中解释世界”的本体论追求。

一个阶段被我们形容成“本体论的”或“知识论的”，原因只在于在那个特定的阶段中，“本体论”或“知识论”成为民族志两面中相对突出的一面。

既然不应设想一个完全没有知识论的本体论阶段的存在，也不应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本体论的知识论阶段的存在，那么民族志的历史，便可谓是由本体与知识两个概念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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