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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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革

二战后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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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早在1980年代初野村浩一就指出旧本的近代历史是一段对“中国认识失败的历史”，并清醒地认为，对该历史认识的失败“即使现在也无法说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诚如其所言，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在经历了连续20年的经济停滞后，国内蔓延着“应在亚洲和世界恢复失去的影响力”等情绪，政坛也不断右倾化，出现了以美化侵略史为核心的新民族主义动向。

由此可见，这种现象并不像一些分析所说，日本政客的许多言论是出于大选的考虑，不必过于当真，而是很有必要对日本人的中国观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有助于解读日本是如何看待中国，进而提高我国对日本的理解和认知程度。

这些研究在制定对日外交政策之际可以为开展中日间对话、处理焦点热点问题等提供依据和佐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古代、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在其反向上的中国人对‘旧本认识”等方面的研究论述比较多，有关二战后日本人对华认识的成果却多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出现，形成自身的学理体系的学术专著并不多见。

但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经历了一系列结构性变迁，如新中国成立、日本经济腾飞、中国的“文革”、中日建交、中国改革开放、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等等，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随之发生阶段性变化。

在当前中日关系恶化、两国国民缺乏相互信任的情况下，深入研究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具有迫切的重要性。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归纳和探讨1945-2014年期间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流变及其特征，以期在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提供一些依据和启示。

　　二、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与“日本的中国观”

　　关于‘旧本人的中国观”和‘旧本的中国观”，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甚至在同一篇论文中出现混淆使用的现象。

这就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和研究的缺陷，所以首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厘清是很有必要的。

　　己有学者尝试对‘旧本人的中国观}‘旧本对华认谓，‘旧本的亚洲观”等概念进行界定。

例如，严绍堡曾将‘旧本人的中国观”定义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日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对中国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

之后，他进一步对该概念予以提炼，将其定义为‘旧本人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中，即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对中国的一种‘认知状态”。

班玮则把‘旧本人的中国观”分为三个认识层次:

政治家及官方的中国观;民间的中国观;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社会舆论及专家的著述评论。

周维宏将‘旧本对华认识”具体划分为政界、学界、民界三个层面来进行概念界定。

包霞琴把‘旧本的亚洲观”归纳为三层含义:

日本对亚洲的认识;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日本对未来的选择。

周维宏、马铭则将‘旧本的亚洲观”分解为‘旧本的”和“亚洲观”两个概念分别进行了界定。

　　另外，在日本学界，研究自己国家和国民的中国观时，也很少有人对此概念进行严格定义。

只发现历史学家芝原拓自在研究1868-1885年期间的日本对外观时，将其分成政府首脑和五大主要报纸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学者伊藤之雄在研究1868-1894年期间日本的对华对朝认识时，采用了政府和民间（又分为报纸和思想家）两大层面进行分析的手法。

但是，以上所有论述中都未将‘旧本人的”和‘旧本的”进行区别和明确的界定。

　　“日本人的中国观”与‘旧本的中国观”这两个概念看似含义相近，其实不然。

说到前者，虽然其限定语是‘旧本人”，但很显然并非单指日本人个体对中国的看法或认识，而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特指某个时期的日本社会对中国的一种认识倾向或主流认识。

当然，作为这种中国认识的代表，可以具体表现为某个或某几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也可以体现在社会舆论上或学术界的对中国研究中。

该中国观属于民间层面，包括学者、民间人士、媒体、社会舆论、大众意识中的对中国认识。

例如，‘夏目漱石的中国观}“二战期间日本媒体的中国认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等表述都应属于此类。

　　后者则一般是指‘旧本的”国家政策中对中日关系的定位和对中国的政治层面（广义上包括政治体制、外交、军事、价值认同、意识形态等内容）上的理解与认识。

该中国观属于政府层面（包括政府部门、军队等），政府首脑及政治家、军政要员等个人的中国观在代表日本行使话语权的情况下也属于此类。

例如，具体表述为“冷战体制下日本的中国观}‘美日同盟框架中日本的中国观}“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华认识”，等等。

　　概言之，前者是文化论观念下对中国的认识，后者是政治论观念下对中国的认识。

不过，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政治家—具体的“日本人”个体来操作，于是在学界的表述上就会出现诸如“吉田茂‘两个中国’政策观”之类的情况，把日本对华政策通过个人的中国观具体表现出来。

而且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往往会有学术界的研究来配合国策，另外也会出现国策引导社会舆论、反过来学界研究对国策产生影响等各种情形。

因此，此二者是互为表象、相互影响的，但是为了学术研究的科学严谨性，在使用时有必要进行严格区分并对号入座。

如果当‘旧本”和‘旧本人”两个概念同时并存，无法截然将其割裂开来进行辨析的情况下，建议以‘旧本（人）的中国观”为表述方式似乎较为稳妥。

　　三、关于二战后日本人“中国观”的阶段划分

　　在先行研究中，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历史流变，如何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分阶段研究，中日学界均尚无一致的定论。

王屏针对中日两千多年的交流史，认为日本人的中国观共发生过三次大的变迁:

第一次变迁自唐朝衰落、日本停止遣唐使开始，日本从对中国崇拜变成挑战华夷秩序;之后，足利义满时代发生第二次变迁，明朝向幕府派出使节团，日本与中国恢复外交;到了甲午战争中清朝败北，遂发生了第三次中国观的变迁，日本开始蔑视中国严绍堡将战后60年分成三个时代加以考察:

1）日本战败至中国“文化大革命”，这20年期间占主流的中国观主要是在民间发生的“反省与原罪”的中国观。

2）十年“文革”:

分裂的中国观。

出现赞成“文革”派和反对“文革”派。

3）“文革”之后的30年:

变异的中国观+和平主义中国观。

马场公彦以们比界》杂志迄今为止的中国关联报道为分析对象，探讨日本知识界和媒体描绘现代中国像的主流话语。

他所作的阶段划分是:

19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前半期;19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前半期;1960年代后半期;19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1970年代末至80年代。

　　另外，也有观点主张应将战后中国观分成日本战败至1970年代中期、1970年代中期至冷战结束、冷战后至今这三个阶段。

还有的研究则把1970-1980年代形容为中日的“蜜月期”,1990年代属于对峙期，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裂变期。

　　综观以上研究，主要是把“文化大革命”、中日恢复邦交、东西阵营冷战等作为时间节点进行阶段划分。

众所周知，当年的“文革”以未曾有过的形态而受到全世界关注，也给日本各阶层带来了巨大冲击。

不过，正如马场公彦在上述论文中将该时期分割成两部分来进行分析那样，日本人的中国观里既有初期的礼赞“文革”，也有后期对“文革”的重新审视，其间还夹杂着对侵华战争责任和赎罪意识的存在，并无一个始终统一的“文革期”中国观，因此没有必要硬性地将“文革”作为一个完整的阶段来考察此期间日本人的中国观，而应该把该期间内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日恢复邦交来作为阶段划分的依据。

　　其理由是:

处于冷战时期的1950,1960年代，中日分属东西两个不同的阵营，对立与不正常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导致双方的相互了解仅限于民间不多的交流渠道，日本人的中国观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1972年中日建交后，两国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多，日本对中国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和认识，并且随着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不断升温，大多数日本国民对中国普遍抱有亲近感，此现象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因此1972年无疑是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节点是1995年，即战后50周年。

此前的50年期间，日本政府一直对中国保持较低姿态，这主要是由于对中日战争的赎罪意识的存在。

但是从1996年开始，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比以前强硬的态度[}’3}019%年，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美日安保体制重新定义，民间出现编撰出版以歪曲历史为目的的右翼教科书的动向。

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制定。

1998年，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访日，欲实现让当时的小渊首相通过书面形式向中国表达战争谢罪之意但未果。

1999年，日本先后通过了惆边事态法案》和《自卫队修正法案》等，之后两国关系不但未得到改善反而走向恶化。

因此可以把1995年看做是之前的邦交正常期的终结。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把战后近70年期间日本人的中国观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1945-1971年（邦交断绝期）,1972-1995年（邦交正常期）,1996-2014年（邦交转型期）。

　　四、二战后中国观的历史流变及特征

（一）邦交断绝期（1945-1971年）

　　第一，民间层面—日本人的中国观。

战后初期，由于中日之间处于隔绝状态，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存在一种理想化的想象状态，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憧憬情感相交织[Dalaz。

日本知识界和舆论界感受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全新性，同时对巨大的社会变革膛目结舌，由此唤起了国民对新中国的憧憬和梦想。

进入1950年代中期，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亚非会议等为标志，亚洲各国在国际社会呼吁和平与独立的话语权不断增强。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日本人的中国观有一种传统的回归，强调中国与日本的同质，主张同亚洲相联合才是日本的民族使命。

　　同时，二战的失败使许多日本人从宗教式的迷狂中警醒，开始意识到战争的罪恶和责任，并寻找日本民族新生的道跟‘反省与原罪”的中国观成了当时日本人中国观的主流形态，主要表现在承认日本侵华战争罪恶的“原罪意识”、感谢中国宽大日本战犯并放弃战争赔款的“谢恩意识”、以革命的新中国

（二）邦交正常期（1972-1995年）

　　第一，政府层面—日本的中国观。

进入1970年代，“友好”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流，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虽说是中美接近的副产品，但无法否认，它使得中日两国自19世纪以来第一次处于对等的、和平的关系。

特别是战后20多年持续了太长时间的对立与不正常状态，使得双方政府都对刚实现复交后的新关系抱有朴素的期待。

并且，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写道:

“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伤害之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此为该时代日本政府的主流中国观。

1970年代末至整个1980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之间亦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

在美、日都希望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国的背景之下，中日双方都基本上承认“援助国与受援国”关系的结构，当时的日本经济也足以维系此关系。

“日中友好’‘匕衣带水”等词在日本朝野风靡一时，尤其是政府及各阶层的上层人士中，出生于战前、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战前派”居多数，他们怀着内疚和反省的心态尽量避免在有关“历史认识问题”方面刺激中国，于是此问题并没有被激化和公开化。

日本政府层面的中国观也受此影响，与此前基于意识形态的反共、遏制等对华认识相比有明显好转，可以将其定位为邦交正常期。

　　其实，直至1990年代中期，两国之间虽然时有摩擦和纠纷，但是关系也并未弄僵，可以说仍处于正常期的延长线上。

由于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当时的中国政府迫切需要日本的经济援助，并不打算扩大矛盾，日本政府也十分配合，出于“两点考虑”（支持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稳定势力;应该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而做一些回报），积极地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方面的帮助，所以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交流在正常期的惯性作用下仍然日趋频繁。

　　综观此邦交正常期，尽管有一些摩擦不断出现，但从1970年代直至199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之间成功地建立了近代以来的最良好关系。

此期间日本一直把推进对华经济合作放在比其他国家优先的位置，主要是基于以下对中国的认识:

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加强日中之间的和平友好以及亚洲、世界的和平稳定;其次，经济发展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市场，对日本经济发展有利;再次，日本政界、财界的大多数人均认同中国放弃了战争索赔，为了减轻对“战争的内疚”心理，日本也应该积极进行经济合作、支持发展中的中国。

由此，在政府层面中国观的主导下，民间层面的中国观也受其良性的影响，此阶段日本人对中国的感觉也非常好，大多认为两国关系会比较顺利地发展。

　　（三）邦交转型期（1996-2014年）

　　第一，政府层面—日本的中国观。

中日关系在19%年前后进入结构变动期，之前主要以友好和利益共存为基调的关系出现变化。

冷战结束使得日美不再有联华抗苏的需求，并感到中国崛起是一种威胁，官方和媒体对中国的态度日益逆转，并影响到民间对中国的认知。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日本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使得部分日本人开始把中国视作竞争对手，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引起日本的“中国威肋、论”,1996-1997年围绕钓鱼岛问题又发生国民层次上的纠纷，在此状况下，新民族主义在政界和舆论上都有很大的市场‘哉后己经结束’“重新评估历史”等观念以及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明显出现，

　　五、结束语

　　围绕“日本人的中国观”和“日本的中国观”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文针对二战后的中国观作如下整理和分析:

　　第一，关于政府层面的中国观。

综观‘旧本的中国观”发生的几次变化，均同当时的国际秩序重组及两国的国内变化有紧密关系，即这些变化的核心原因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日本的国家意识和观念发生了改变。

日本至今仍未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国的外交定位问题，即到底是像目前表面上所宣扬的那样把中国看做战略互惠伙伴，还是其内心实质上所认为的战略防备对手?

显然这不光需要调整政府层面的国家定位，还需要在民间层面的民族心理方面进行调适。

不过从长远来观察日本政府的中国观，其在对华经济方面希望加强合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延续保持戒备、遏制的对华政策;在外交方面尽可能扩大日本的影响力，阻止或延缓中国崛起成为亚洲领袖的进程，这些基本方向应该不会有所改变。

　　第二，关于民间层面的中国观。

在中日复交后的40余年中，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认知过程表现为前期不断上升、后期逐渐下滑。

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两国间的政治关系持续紧张，以往的间歇性摩擦不断演变为结构性的冲撞和对抗，导致两国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也逐渐升高，显示出政府层面的中国观对民间层面的中国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另外，关于如何看待日本近代史的问题，日本国内并未形成基本共识，政府层面和国民层面都从未好好整理过“战争处理”是否己经完结的问题。

当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韩从国民层次上对战后处理和赔偿问题提出各种要求的时候，日本作为加害者单方面认为“战后己经结束”似乎不可能成立。

民间外交也是打开中日相互误解的最切实的通道，在这一方面需要中日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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