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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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严绍
【作者简介】严绍，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历史的推进，以切实的史料和笔者先后30余次访问日本累计近7年的生活体验，诠释战后60年间日本人的具有主流意义的“中国观”——“反省与原罪的中国观”，“文革分裂的中国观”，“隐匿罪恶的中国观”，“复活皇国史观的中国观”与“和平主义的中国观”等，以期有助与加深对于日本社会思潮的理解和把握。
【关键词】战后日本/中国观
日本和中国漫长的历史关系和复杂的利益关系，决定了从古代到现在，日本在处理它自身从政治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诸多问题的时候，始终有一个如何处置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这关系到日本自身的根本性命运。
近百年来，作为日本国际战略的基本主题，无论是“脱亚入欧论”或是“亚细亚主义”，其核心也正在此。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来，至今正好是一个“甲子”周期。
在这样一个大周期中，日本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
对于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念，以我个人的领悟，大致可以从三个时期加以考察：
第一个时期是从日本战败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即从1945年到1966年左右；第二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即从1966年到1976年左右；第三个时期从文革之后到如今，即从1976年到2005年左右。
每个时代又可以分出若干阶段来，日本社会像其他社会一样，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有一种对中国的看法，本文所阐述的只是我个人所体验到和观察到的在这三个时期中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中国观。
依照比较文化学的基本原理，一种观念的形成取决于很多种社会因素，必定拥有比较复杂的“文化语境”。
就“日本的中国观”而言，它首先取决于日本国内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态，取决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生存地位，也取决于日本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状态与它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关系。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多层面的“语境系统”。
在第一个时代的二十年间，日本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相当强烈。
这主要表现为这个民族中以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罪恶的反省和追究。
那么，在战后的最初的20年间，日本知识界主流为什么会形成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国观呢？
第一个原因是，日本侵略战争的结果是以自己的彻底溃败而告终。
战争对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同时对日本国土和国民本身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这个民族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面临着崩溃和灭亡的边界了。
以1946年的经济情况为例：
全国有119个城市在盟军的轰炸中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
当年的钢产量为8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15％；煤产量为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21％；石油的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
全国当时除了空气可以自由供给以外，生活的所有物品完全实行了配给制度，每天每人的粮食为290克，其中40％为豆类。
在这样破败的生存环境中，从1945年底开始，360万在海外溃败的军队，加上随军家属350万人，正在返回国内；而国内原有的400万曾经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的成员，此时也被抛掷到社会上。
本土当时尚有驻守的军队和警察250万人也被盟军解散，总数大约有1800万人立时变得无家可归。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发动“九·一八”进攻时，全国人口将近6000万人，此时减去战争中死掉的那部分人，共有大约5300万人左右，其中有1800万人流浪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
生存条件降到了最底的状态，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拾垃圾，大学生们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的罐头，不少的女性向盟军营妓为生。
公园里到处挂着醒目的标语：
“禁止自杀”。
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部分日本人开始诅咒战争，开始意识到自己身负着历史的罪恶而遭受现世的报应。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即明治时代后期和大正年间，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日本传播。
毛泽东主席多次讲到的像河上肇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京都大学开设了“《资本论》讲座”。
剧作家坂本胜把《资本论》编成了17幕戏剧。
然而在日本法西斯主义专政日益严重和残酷的过程中，一部分民主人士被投入了监狱，一部分人士流亡到了世界各地，比如以野坂参三为首的民主人士便生活在中国的解放区。
战争结束后，流亡国外的民主人士与囚禁在国内保住性命的那些民主人士也得以汇合在一起，一时之间成为推动反省思潮的指导力量。
第三个原因是，从1947年起，激进的民主人士开始在日本社会上重新介绍许多社会革命的著作，造成社会革新的舆论。
1952年日本出版的《国民文库》，总共有114种著作，其中马克思的著作翻译了7种，恩格斯的著作翻译了8种，马恩合著的著作翻译了5种，列宁的著作翻译了22种，斯大林的著作翻译了15种，毛泽东的著作翻译了9种，刘少奇的著作翻译了2种，此外还有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胡华等等的著作加起来一共71种，占114种著作中的62％。
马克思主义系统的著作在五十年代初期，作为《国民文库》被社会激进派所推进，对他们的国民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了这些理论著作以外，当时社会上开始流行起中国的“人民文艺”。
按照日本学界的一般认识，所谓“中国的人民文艺”即指的是现代抗日战争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文学。
到1956年为止，日本翻译出版的中国的人民文艺，比如说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圣陶的《芳儿的礼物》、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和袁静的《抗日自卫队》、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
还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求恩大夫》、《八路军》、《东洋鬼军败亡记》（此即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新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解放区诗集》等等。
这样一些强有力的社会科学著作和人民文艺使一部分日本国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促进了他们观念的变化。
当代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告诉我说，“1949年我从京都大学毕业，从这些著作中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看到了光明的中国，受到很大的鼓舞。
”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对战后日本采取的重大战略决策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应。
现在我国国民对当时采取的这些战略决策有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当时，从远东发展的前景来看，这些战略决策是高瞻远瞩、具有伟大的意义的。
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离开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就无法正确地解读历史。
重大的战略性决策之一，便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重大战犯实行了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并付诸实施。
日本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成员，他们都是罪恶累累，其中罪行特别巨大的必须判处极刑。
我国政府在远东军事法庭和国内军事法庭上始终遵守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对其中大部分成员在放下屠刀之后，只要有悔改之心，也坚持以教育为重的原则。
1956年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对17名战争罪犯依罪量刑，同年6月21日，又宣布对335名日本战争罪犯认定罪行。
同年，中国政府从远东未来发展的最根本利益出发，本着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346名日本战犯予以特赦，遣返回国。
这一战略措施在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今天或许有很多人会对这一处置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
但在当时对促进日本社会的反省意识和原罪意识无疑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
这样一些旧军人在回国以后，其中有不少人开始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
1956年被特赦的日本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判处17年徒刑。
他在被释放后的同年底就申请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
他把一把日本军刀亲手交给了毛主席，表示日本军人从此永远不再和中国打仗了。
毛主席在接受了他的军刀以后，送了他一幅齐白石先生的画，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
远藤三郎回国后于当年刊出了《旧军人所见之中共——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实际状况》一书。
1972年远藤三郎再一次以“日中友好旧军人之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他回去又写了一本书，书题为《日中十五年战争和我》，里面讲述了他是怎样参与了十五年的侵华战争的，反省他本人和他的军队在对华战争中的罪恶。
类似的实例有不少，例如，日本第59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在认识自己的战争罪恶后，被我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在被特赦后他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提出“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是日中友好运动的起点”。
他自己向记者熊泽京次郎讲述了他所指挥的第59师团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各种罪行，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情。
熊泽京次郎以《天皇的军队》为名写成“实录”刊出，向世人昭示所谓的“皇军”在中国的罪恶。
他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曾经身体力行保护中日建交不久到达日本的中国代表的安全。
1975年9月他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接见了他。
重大的战略性决策之二，是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最深远的战略意义考虑，从未来远东发展的最长远战略着笔，正式表示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款。
这是现在有些国民最有异议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根据远东军事法庭的计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对中国的15年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00亿美元左右，间接的经济损失在3000亿到4000亿美元左右。
两者相加将近四五千亿美元。
1946年日本的外汇结算只剩下20亿美元，以它库存的20亿美元，要向中国赔偿5000亿美元，假如说以每年赔偿10亿美元来计算，需要500年才能基本偿清对中国的债务。
按照这个计算办法，日本这个国家四五年之内在经济上就会解体。
中国政府从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考虑，在确保日本民族生存的条件之下，宣布放弃了战争赔款。
这一战略决策在今天脱离了当时远东的战略形势而重新议论，当然就有了歧义。
历史被重新解读也是必然的。
但我以为，当时的战略家们所作出的行动是具有深远的爱国主义战略意义的。
那么，这一战略意义的支点在哪儿呢？
凭我粗浅的体验，我认为这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处置德国的历史教训和面对“苏美冷战”的现实，就远东格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来说，保持日本这个国家的生存条件和保持其民族的完整性，对稳定东亚长久的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一意义在60年间世界格局的巨大运动之间已经表现出来了。
正是由于上述这样的复杂的多层面原因，促成了日本在战后20年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念。
这种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他们的原罪意识，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恶的；二是谢恩意识，他们感谢中国保存了他们的民族；三是追求的意识，即以新中国为日本未来的榜样。
这三种意识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
竹内实在1953年随日本轮船“黑潮丸”护送在日本殉难的中国工人的衣物回国，担任随船翻译。
在天津大沽码头，中国廖承志先生讲话，竹内实涕泪满面，无法翻译。
当时的中国，对日本的这一代人来说，既是沉重的，又是炙热的。
它是新生、和平、人道的象征，是神圣的形象！
一位现在从早稻田大学退休的教授，五十年代中期第一次历尽千重万难从香港来到中国。
他在日记上写道：
“啊，这是自由的国度，神圣的国度！
我实现了我的目标——到中国去！
我要实现我的追求创造一个如中国这般自由幸福的日本！
”这是当时一个日本知识青年的日记，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读起来还是很感动的。
反省中的日本知识分子，表现了可贵的觉醒，实藤惠秀在1960年把当年从中国强行取走的文献书籍归还了中国。
他自己写道：
“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走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
今日细想起来，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
”实藤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真诚的忏悔反省之心。
他于1960年访问中国，他说“我把自己从中国用不正当手段拿走的40余册图书送还中国。
中国方面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先生接受。
当时，我全身出了冷汗。
”
这是一个伟大的举动，它向中日两国的国民，也是向世界显示了怀抱有正义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真诚忏悔的良心。
这样的情况表示在战后的最初20年间，两国国民的心灵正在逐渐沟通，日本民族中具有良心觉悟的社会阶层正与中国人民一起努力推进中日友好，在当时美苏对立的险峻的“冷战”格局中，创造了东亚的和平，并增进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当然这并不表示在日本国内就没有战争的残余势力了，只是当时在强大的民主民族运动下，这种战争残余势力被压抑下去了，而没有被显现出来。
所以虽然当时政府之间并没有多么友好，可是民间友好的渠道却是越来越宽阔了。
1972年中日之间建立正常邦交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道：
“这基本上是由于两国在民间的友好运动而推动和获得的。
”
二
从1966年开始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这是一个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运动，而且对于世界民主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随之而带来的打击是无可比拟的。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和这么多人口经历了这样整整十年的运动开始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一些基本的看法。
在这样一场文化运动中，日本知识界主流的反省和原罪的中国观逐渐开始分裂。
这一时期的观念可以称为“文革的中国观”。
文化革命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由前20年间中日民间友好运动造成的巨大惯性迫使日本知识界对中国的文化革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评价。
今天假如我们对他们做一个形而上的分析，无非是一种人赞成中国的“文革”，另一种人反对中国的“文革”。
按照我们通常的逻辑，赞成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赞成的那些人很可能是深谋远虑的，或者思想境界是很高的。
而实际情况则是非常的复杂。
依据我的观察和体验，赞成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主要有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的人是在理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充满了信仰的。
请注意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友好而是一种信仰，这是一种“中国信仰”。
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在年轻的时代就是在日本以及世界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并且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理想在国内和国外坚持过抗争或进行过斗争。
但是他们没有在日本实现马克思主义，却在中国看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诞生，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实例，并幻化成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然而他们没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也没有能够了解中国革命进程的复杂性。
他们向往中国的道路却没有能够完全理解中国的道路。
令人尊敬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他的一生是极其杰出的，他刚刚去世不久。
在钓鱼岛问题上，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公开主张“尖阁列岛（即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直到前年去世始终坚持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他经常收到子弹、刺刀这样一些东西，但他还是坚持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
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他年青时代就追随马克思主义，他把新中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象征。
所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欢欣鼓舞，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是在亚洲地区最重大的示范。
他抱着一种真诚的、善良的心。
我国周恩来总理曾经先后14次接见过他。
他们对于中国的执着，有时候就妨碍了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他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日本受到很多的谴责，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难过。
第二层面是有不少日本知识分子从自己生存的实际情况出发而相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例如很多日本人对自己生存的现实和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满。
他们从中国的革命中看到了很多新鲜的因素。
一位非常有名的日本老先生在1974年的时候对我说：
“我听说你们的教育革命很有意思。
你们把学生全部集中在学校里，每天晚上11点要熄灯睡觉，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跑步。
多么健康的年轻一代呀！
而我们的学生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来，是烂掉的一代！
”他不明白中国“教育革命”的实质，但他从外观上感觉到了这样的训练充满朝气，是健康的一代。
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本身，却从“革命”的表层看到了与自己的情绪相契合的某些成分，从而肯定了中国“文革”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个层面，是一少部分极端的个人集团者、投机取巧者与谋取私利的集团。
在日本人里有些政治投机分子，他们明白依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身上的好处，于是他们就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团或者莫名其妙的党派发表声明来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
比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什么“日本劳动党全党坚决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声明之类。
这个日本劳动党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劳动党就是六七个人组织起来的，还不如我们的一个“战斗队”。
他们发表声明，而《人民日报》也刊登他们的声明。
当时的中国“领导集团”也需要获得全世界的支持，也是一种政治投机。
我们常在报纸上读到日本的一个什么团体声明支持中国的“文革”，如果仔细调查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小的、没有根基的、是利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来造就他们自身力量的投机取巧式的小集团。
当时也有相当的人是反对或不赞成“文革”的，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第一种反对者是一些执著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或文化人。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尊敬非常喜欢。
当他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以文化为革命的目标，他们感到非常不理解，而且感到非常反感和愤怒。
1974年12月1日，京都大学举行一个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是日本研究中国学的巨擘吉川幸次郎。
他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顾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艺术院院士、东方学会会长。
他报告的题目是《物茂卿与其他日本先哲对中国诸子的研究——日本江户时代的儒法思想斗争》，他以讲述日本江户时代儒法思想斗争为由头，批评中国对于孔子和对于儒学的批判。
他一上台就拿了一本书挥一挥，这本叫做《论语新注》的书是他作的，已经印了16次3万册了，一次又一次重印说明有很多日本人在读它。
他说：
“一个日本人可能不了解中国，可是他读了孔子，读了鲁迅就了解中国了。
”他对中国充满了激情。
然后他把书又挥了挥，把我叫了起来，他说“这本书我送给你了。
”当时，在中国进行“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一个外国人在公开的场合向一个中国人赠送一本在中国被批判的最高代表《论语》，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衅。
尽管我有点发憷，但我还是把这本书收了下来。
现在这本《论语新注》还在北大图书馆保存着。
吉川幸次郎在这个讲话里面，尽尽地嘲笑了中国进行的“批林批孔”。
如同吉川幸次郎这样因为执着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由此而对这场“革命”很反感的，还有相当一批日本文化人。
第二种反对者是一些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的学者。
他们在自身的生存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很多的把握。
他们认为这个“革命”是假借文化而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而在革命进程中间又对中国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加以政治迫害。
在这种思考当中，他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
第三种反对者是对中国革命精神感到恐惧的日本人。
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国有一种恐惧感，他们觉得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中国的“文革”是以非常“革命”的姿态，把自己作为全世界革命圣地表现出来，有些日本人对此有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
他们对中国有一种神经质的感觉，这是弱小民族的神经质，所以对中国总是保持一种不赞成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虽然看到的不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强大，但他们感觉到中国政治力量的强大，这种政治力量构成一种威慑心理，现在，他们又轮到对强大的经济力量感到威慑力了。
第四种反对者是一些长期敌视中国的日本人。
比如当时由日本的国会议员们组成的“青岚会”之类。
这些人不是因为中国有了文化大革命他们才反对中国，而是因为大革命发生在中国他们才反对，他们对于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非议，都要反对抨击。
他们是一批敌视中国的“职业反华”的日本人，在这个层面上，就积聚着很多后来膨胀发展成为具有日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日本皇国国家观念的分子。
第五种反对者是日本共产党。
本文作者另有他文论述。
三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文革”之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就进入到第三个时期了。
“文革”以后的中国观呈现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我称它为“变异的中国观”。
是什么促使日本人从70年代后期到现在30年之间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异呢？
第一，从1964年日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国力有了重大提升，一个曾经面临快要崩溃的民族，以20年的时间变成了亚洲经济最强的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科学技术层面上，从1949年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日本连续获得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医学和和平奖的12个诺贝尔奖。
科学昌明的思想、科学领先的思想也急剧上升。
这对于日本国民的精神形态有重大的刺激。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左右，在整个国家意识层面上，大国主义感情迅速膨胀和上升。
第二，随着国内力量的提升，强化了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在东亚国家中的名声很不好，但是在整个国际事务方面却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逐渐加大了承担联合国的经费，参与所谓世界七国首脑会议等等。
这种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助长了它的霸权意识的萌发和发展。
第三，在历史自然的进程中间，随着战后代际更替，新生的两代人在一种既传统又西化的教育环境当中丧失了历史的记忆。
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在幻觉中间提纯日本的文化。
东亚文明史的事实告诉世界，日本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当然是在本土，但同时支持这些动力的最强大的后源力量则来源于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的汉字文化。
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也没有过什么“纯粹的”日本文明，但是由于在这30年间他们的意识主流逐步地丧失了历史记忆，开始在幻觉中间生成日本文明是一种纯粹的岛国文化的意识，是一种纯粹的日本文明。
他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地理上很近但是心灵上很远的国家。
战后成长起来的这几代人在丧失历史记忆中，生成了一种荒谬的大国文化意识。
第四，在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整肃中，由于当时在五十年代初就形成了以美苏为核心的“冷战对立”，二战中的同盟国已经完全分裂和对立，没有能对于日本旧天皇国家体制进行彻底的整肃和改造。
这样就产生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后遗症。
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后遗症便开始发作，有了极为恶劣的表现。
第一个后遗症，没有能够对当时参与战争的所有战犯进行整肃，就有了一批漏网分子。
其中可以作为战犯却没有被判刑的岸信介、中曾根康弘都曾经先后担任过日本首相。
岸信介担任首相期间，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前关系最恶化的时期；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是日本战后第一个参拜已经供奉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的首相。
第二个后遗症，没有能够改造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象征性符号，比如靖国神社、《君之代》国歌、“太阳丸”国旗等等。
日本至今也还用的是太阳旗，没有造出一个新的国旗来。
当然作为现在日本所用的国旗和国歌，我们在所有公众场合当然都应该保持对它的严肃性，这是出于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的尊重。
但是我们从追究战争责任的角度来说，它仍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符号。
最严重的是，作为战争国家的总体制符号——天皇制国家组织形式被保存至今，从而成为日本所有国粹主义、皇国思潮的寄生性的总基地。
第三个后遗症，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结束战争的形态不相同。
德国是由盟军共同攻入而被占领的，日本却只是被美国独家占领的。
这样在日本的国民中间产生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意识，即所谓日本并没有败给盟军，当然也就没有败给中国，日本仅仅是败给了美国。
这种历史的错觉，竟然使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既然只是被最强大的国家打败，那么自己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二强国”。
如此荒谬的“二战观”使日本在战前和战争中形成的对亚洲各国，对中国、朝鲜和东南亚的蔑视意识，在合适的土壤中又旧病复发，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这个时期日本对中国观念的变化中有三种观念迅速膨胀和变异。
第一种变异观念是皇国观念的猖獗。
20世纪90年代森喜郎在担任首相以后多次声称“日本是一个神国”。
他每次表述的时候，便遭受到日本民主力量和亚洲各国对他的抗议，但他还是继续这样说。
这无疑表明“神国观念”对他来说已经根深蒂固。
此话为14世纪《神皇正统记》第一句，原文曰“大日本国乃神国也”。
这完全是根据神道编造出来的伪历史。
1946年11月30日战后修改的日本宪法已经明确确定天皇是人而不是神。
昭和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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