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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
岑春煊
岑春煊年少轻狂，放荡不羁，而他的父亲岑毓英又是一个大有来头的人物，时人因此把岑衙内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
不过，岑春煊虽然顽劣，却是个性情中人，待他走上仕途之后，尤其嫉恶如仇。
因为有慈禧和光绪撑腰，岑春煊得以大刀阔斧地整顿官场，弹劾了一千多名官员，以致“官不聊生”，获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清末最后十年，政坛有两颗希望之星：
袁世凯和岑春煊。
两人都是荣禄所识拔，却因权力之争成为死对头，从清末一直缠斗到民国。
1907“丁未政潮”袁世凯大获全胜，岑春煊罢职；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清政府令岑春煊入川处理，行至武汉正碰上武昌起义，遂回沪观变，旋即赞成共和；1913年，岑春煊和国民党合作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南洋；1916年，袁世凯在岑春煊领导的讨袁护国运动中死去，“岑老三”终于笑到最后。
岑春煊的父亲名岑毓英，在同治、光绪之间是颇为有名的人物，而岑春煊自己的表现也很不差，父子继美，遂使岑家的声名更为鼎盛。
但若以岑春煊的事功与他父亲相比，则岑春煊的成就，看起来就好像是倚赖命运的照顾更多似的。
就这一方面而说，岑春煊的实际表现，似乎要比他的父亲差一些。
岑家的祖先是浙江余姚人，北宋时随狄青平蛮有功，分封为广西的土司，因此就成了广西的土著。
岑春煊的上代，本是上林峒长官司的土官，世代相袭。
到了清乾隆时，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上林峒长官司被取消，岑家成为广西西林县的普通老百姓。
岑毓英是秀才出身，在咸丰六年时统率乡勇赴云南助剿回匪叛乱有功，逐渐由县丞叙功晋升至知府，自此发迹，建立了他此后的赫赫武功。
滇回作乱，肇因于汉人对回族的歧视，其时间则与当时的西北回乱相配合。
平定西北回乱的功臣是左宗棠，平定云南回乱的功臣则是岑毓英。
左宗棠平回，有朝廷全力支持其军械粮饷，只要军队的士气昂扬，战力强劲，乱事必有可平之日。
岑毓英平回则没有这么优越的先决条件。
当时云南全境糜烂，巡抚潘锜被杀，总督张凯嵩不敢到任，满清政府则因应付西征粮饷万分竭蹶之故，没有能力再支援云南方面的军事，所以乱事继续了十多年，始终无法平定。
叛回的首领杜文秀，至于在大理建号立国，俨然将云南变为化外。
历任的总督巡抚都因无兵无饷而无法平定乱事，最后调来的一个总督名叫刘岳昭，他倚重统带粤勇前来云南打仗的岑毓英，以募练滇勇及附征谷厘的办法解决了兵饷两方面的困难，而岑毓英本人更十分勇悍善战。
这样，终于使岑毓英能以云南本省的人力和财力戡定乱事。
自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二年，岑毓英在云南境内转战十八年之久，他的官职，由县丞历升至云贵总督，其一生功业，都在此奠定其基础。
至光绪十五年卒，赠太子太傅，赐谥襄勤。
毓英有子五人，岑春煊居第三。
由于他早在光绪五年就曾捐官主事，在工部当差，到光绪十一年又考中举人，奉旨以郎中在部候补，一旦岑毓英病故，诸子例可邀恩奖叙之故，所以，岑春煊在光绪十八年服阕回京之后，就奉旨补授为光禄寺少卿，再迁太仆寺少卿，具备了四品京堂的身份。
到这一段时间为止，岑春煊的官职，颇曾得其父毓英之余荫。
这是因为清代末年的捐官制度甚为浮滥，捐赀候补的郎中、员外、主事等官，充斥各部，数十年难补一官。
岑春煊若非叨其父之余荫，要希望由捐官中获得出身，显然十分困难。
如今既以父死邀恩而得补授为京堂的实缺官，此后的升迁，就很快了。
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不久，北洋军海陆俱败，日军由朝鲜侵人关东，京畿形势岌岌可危。
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授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关外各军，而迟迟不肯出关。
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李鸿藻以前方军情瞬息万变，仅恃文书奏报，苦难得其真相，欲派岑春煊出关视察，以寄耳目。
岑春煊慷慨请行，在关外前线很吃了一些苦。
其后烟台、威海卫告急，岑春煊又带兵前去布防，使山东半岛未为日军所侵。
这两件事使岑春煊在当政大臣的心目中留下颇为良好的印象，以为岑春煊虽然出身纨袴子弟，而遇事极有担当，也很能负责，并没有一般纨袴子弟的佻挞浮薄恶习。
这对于他日后的仕途发展，无疑会有极好的影响。
按，汤用彬所撰的《新谈往》一书曾说：
“光绪中业，京师有三恶少之称。
三恶少者，岑春煊、瑞澄、劳子乔也。
”岑春煊早年被人称为恶少，至此乃能尽改往行，足证他的慧根甚深，所以才不致沉迷不返。
亦正因为他返正甚早，所以他才能很快地开拓他以后的事业。
中日战争结束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戊戌变法。
岑春煊在光绪二十一年时因病奏请开缺回籍调养，至二十四年，因其弟春荫中举会试，由岑春煊陪同入京，循例至宫门递折请安，蒙德宗召见，垂询时事。
岑春煊在奏对时慷慨陈言，反复申述国势阽危，非发愤图强不能图存。
而欲求自强，必先与学练兵，讲求吏治，信赏必罚，乃克有济。
退出之后，又以所言未尽，复上疏条陈时政。
谓赏罚者朝廷之大权，赏罚不明，无以作士气而振纪纲。
举例言之，如湖南巡抚吴大澄奉命出关御敌，丧师败绩而不能死国，朝廷又不加以严谴。
山东巡抚李秉衡力抗德国政府之袒庇教士，只因内无奥援，遂致罢斥不用。
是非不明，赏罚失当，都是由于枢臣失职，蒙蔽圣聪之所致。
奏语极为讦直触忌。
却不料此时正值德宗亲政，亟思拔用强直果敢之臣，以转移政治风气。
所以岑春煊不但未曾因此得罪，反被简任为广东布政使。
陛辞时，皇帝更再三叮嘱“须于到任后切实整顿吏治，肃清盗匪，如有其他意见，尽可随时陈奏，不必顾忌触怒总督，凡事俱可有我与尔做主”云。
岑春煊以一个未曾销假补缺的在籍京卿，递膺特简为二品的布政使，在当时还真可以说是异常的恩遇。
据说，岑春煊之所以能得此异常恩命，乃是因为他在入京以后参加了康有为的保国会，被皇帝认为有新思想的缘故，是否如此，已不可知。
这在他自撰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踪迹可查。
布政使俗称“藩台”，主管一省的财赋与民政，与俗称“臬台”而主管司法的按察使，本是一省中的最高长官。
明代中叶以后，各省添设巡抚，藩臬二司变成了巡抚的属员，而巡抚则成了一省的最高长官。
到了清代，在巡抚之外又设总督，巡抚管一省而总督兼管二至三省，于是布政使的地位愈形低落。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维新，裁去与总督同在一城的巡抚，广东巡抚亦在被裁之列，所以在岑春煊奉派为广东布政使时，他的直辖长官，就是当时的两广总督谭钟麟。
此人籍隶湖南茶陵，翰林出身，在年青时颇有勤能之称。
只是他在出任总督之时年已老耄，子弟用事而颇通财贿，加以广东素有膏腴之称，谭钟麟在广州做总督，天高皇帝远，更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清代末年，督抚权重，藩臬二司对巡抚犹且唯诺恭谨，更何况乎总督？
所以谭钟麟根本没有把这个出身纨袴膏粱的岑春煊看在眼里。
却不料岑春煊自恃有皇帝为其奥援，对谭钟麟并无忌惮。
更何况岑春煊此时正感激皇帝的异常恩遇，立志要在到任之后好好为地方做—些有益的事。
这样一来，谭钟麟与岑春煊之间就有了问题。
岑春煊所撰的《乐斋漫笔》，乃是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述他在广东与谭钟麟相抗的情形说：
时广东有道员王某，素为谭督所信任，颇多不法，商民无不受其鱼肉，有因索诈而毙命者，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
余到后，始有来控者。
廉得其实，即详请撤去该员各项要差，严行查办。
谭督不从。
余乃先撤其补抽厂坐办，翌日复邀集司道同寅，谒谭，请并撤其督署文案。
议论抵触，谭愧且怒，遽拍案诟詈，目镜堕石棹立碎，势张甚。
余亦拍案曰：
“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
既不相容，奏参可也。
”掷冠案上，拂衣而去。
回署即请病假。
谭亦自绌，即令臬、运两司来衙，逊辞谢过。
会未几，余奉召，入都陛见，谭得电旨，立委臬司署理藩篆。
余以漏夜备交代。
南、番两县商民闻之，不期而集者数千人，各负薪米油盐至藩署大堂，堵塞不听行，更欲分队至督署为难。
余亟出反复劝导，至相对泣下，久之始渐散去。
所留薪米之属，为付善堂，乃得轻装驰去。
谭督知余录王某控词全案以行，知入觐日必面陈其事，亟辇金入都，阻余北上。
果奉“调补甘藩，勿庸来京请训”之谕，时余方行抵武汉也。
遂自鄂入甘，到任后终以谭王营私舞弊事具疏劾奏，有旨查办，谭因罢归，王亦革职。
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
谭钟麟之罢粤督，据《凌霄一士随笔》所记，乃是因为李鸿章在马关议和回国后，各项实职尽被开去，只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空衔，失势无聊，在都中又备受攻击，亟欲谋一总督外放，故由荣禄为之设计，藉口广东革命党屡次滋事，谭钟麟无力控驭，所以易谭为李，以资镇慑。
由此而言，则谭之罢督，主要原因实在由于荣禄之为李鸿章安排出路，而岑谭相攻，恰好使人相信谭钟麟官声不佳，更有理由可以将他换下而已。
岑春煊说，谭督之去全由于他的奏劾之力，未免夸大其辞。
不过，岑春煊以一个藩司的身份而敢与总督相抗，亦足见他的不畏权势，风骨峥棱。
在清末政风萎靡，上下习于容悦相安之时，他的这种作风，倒也真可以廉顽立懦，振奋人心。
岑春煊服官地方不久，便能有此表现，即刻使他得到了骨鲠强直的清誉。
岑春煊的一生，瑕瑜互见，但其强直与清廉则最可取。
高伯雨撰《听雨楼随笔》说，岑春煊由广东藩司调甘肃，商民远送者极多，“万民伞”更是多到数不清。
有一个商人作诗赞颂岑之德政，云：
仇在寅僚德在民，阮林蒋后此名臣。
开藩粤东仅三月，咸道西陲第一人。
严饬吏员畴有是，只看文告已无伦。
使君安得今还我，著手浑生五岭春。
由于岑春煊强直而清廉的两项特长为清末一般官吏所不及，所以他在得到慈禧太后的倚信后，不久便能声誉鹊起，俨然成为清末疆臣中之重寄。
至于他后来何以能得慈禧之信任，则在于庚子拳乱时的护驾之功。
当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太后误信载漪、刚毅等人之言，纵容拳匪，酿成八国联军的大祸时，慈禧虽曾降旨令各省派兵来京“勤王”，事实上并没有哪一省的总督巡抚遵旨派兵前来。
岑春煊虽然只是一名布政使，在这件事情上居然表现得如此忠心事主，慈禧太后当然要对他奖勉一番，以作他人之表率，但岑春煊所带的马队总共不过“两旗”，而且因为取道沙漠边缘的草地趱程前进，沿途无处可以补充给养，所以他事实上带到北京来“勤王”的兵，不过只是他本人以及随带的卫队数十人，其余马队，尚在甘肃来京的路中。
慈禧太后在问明此种情形之后，不免感觉到啼笑皆非。
吴永所撰的《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此事，曾说：
岑本在甘藩任内，闻联军入都，自请带兵勤王。
甘督知其人躁妄喜事，意不谓然，而以其名义正大，不便阻遏。
因拨步兵三营，每营约四百余人，骑兵三旗，每旗二百余人，合计不过二千余人，并给以饷银五万两。
岑因先行就道，自草地经张家口驰骑入都。
陛见时，大后问带兵若干？
以如数对。
太后觉事近儿戏，意殊不怿。
问兵在何处？
曰尚在途中。
因有诏令其办理察哈尔防堵事宜，着折回张家口迎候来兵，即于该处驻扎，备俄人侵入。
盖聊以藉此安顿也。
由这一段话，更可知道岑春煊的“勤王”，在最初时并未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
他后来之所以能藉此得邀殊宠，被慈禧目为患难中的救星，还是在慈禧出都以后的事。
所以然之故，亦因为他所带部队的来路，恰好就在慈禧逃出北京的路上，机缘凑泊，十分合适，所以才能为岑春煊带来此后数年中的异常好运。
光绪二十六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北京为联军所攻破，慈禧挈同光绪在城破之时仓皇出奔，情形甚为狼狈。
其大致情形，可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中的概括叙述显示其一斑。
下面先抄录《清代通史》中的一段文字。
二十日城破，禁军皆溃。
董福祥走出彰义门，纵兵大掠而西，辎重相属于道。
是日，百官无人入朝者。
二十一日，天未明，慈禧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单袷从。
至西华门外，乘骡车，从者载漪、溥俊、载勋、载澜、刚毅等，妃主宫人，皆委之以去。
暮至贯市，马玉昆以兵千余人从，不食已一日矣。
民或献以麦豆，至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
时天渐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也。
岑春煊为甘肃布政使，率兵为勤王，奉命往察哈尔防俄，至于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
太后仓皇出走，惊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
春煊勤护从，一夕宿破庙，春煊环刀立庙外彻夜。
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声应曰：
“臣春煊在此保驾。
”春煊于危难之中竭诚扈从，以达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谓春煊曰：
“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
”……慈禧一生中所感恩报德的人只有三个，一是后来官至四川总督而卒谥勤惠的吴棠，因为他当慈禧父死还京，穷困不堪之时，曾经专程前来吊唁，又致赠厚赙，故而慈禧终生感念，虽其人碌碌，仍旧要把他擢升为总督，且屡予美缺，以示报答。
二是庚子西狩时途经怀来，怀来知县吴永竭力办差，使慈禧从此得脱困厄，因此感其忠悃，后来亦时时照拂，恩眷始终不衰。
至于第三个，就是在西狩途中随扈保驾的岑春煊了。
与吴永相比，岑春煊在国家板荡之时所表现的忠悃，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何以吴永在后来官不过四品的道台，而岑春煊却历任总督、尚书等要职，位跻一品，权重一时，远非吴永之能及呢？
这其间的差别存在，说穿了并不稀奇，无非是吴永不善于把握机会，乘机建立他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地位，而岑春煊则长于此道而已。
在君主专制时代，最接近统治人物的人，最容易得到权势和地位。
岑春煊懂得此一原则，在没有机会时尚且要设法制造机会，在机会来临时又岂肯让机会轻易错过？
加上他天生具有粗疏豪迈而不畏艰难的勇悍性格，遇有困难，亦毫无瞻顾，直前不顾，于是便使慈禧太后觉得，岑春煊的忠而忘身，确实是可以付托大事的可靠之人。
这只要在西狩途中所经历的两件事中，便可见其差别。
其一是派委粮台督办的事，其二是与宫中大总管李莲英相结纳的事。
岑春煊做到尚书、总督之后，本来已经是国家的大臣或重臣了；但因他早年曾因扈从保驾而深得慈禧的信任，在大臣之外，又兼具有近臣的性质，于是就使他的身份与一般的大臣不同，在君臣之外，更有家人一般的情谊。
亦正因为如此，所以岑春煊才敢在外任督抚之后，以打破情面、不畏权势的大胆作风从事各种兴利除弊的革新，其后更与瞿鸿禨合作，力图打倒庆王奕劻与袁世凯的联合势力，凡所作为，大有可称。
虽然他的进身未必全由正路，他在掌握权力以后所做的事，却很可以使后人对他刮目相看。
岑春煊与清末一班朝中大臣的不同之处，便在这里。
慈禧及光绪逃难到达西安后，岑春煊护驾有功，名正言顺地由甘肃藩司升为陕西巡抚。
不久，山西又发生教务纠纷，原任山西巡抚锡良应付失宜，在河北境内的八国联军有藉口入侵山西之势。
军机大臣中本来有人与岑春煊不睦，此时便乘机以岑春煊长于治兵为名，奏准慈禧太后，将他调为山西巡抚。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
藉此将他排挤出外，以免他的政治行情继续高涨。
但因岑春煊的官运亨通，他的幕宾中有两个极为杰出的人材，使得他在应付很多棘手的政治问题时都能从容应付，于是，每更调一处盘根错节的多事之地，愈增加一分他善于应付繁难的声望。
这样，终于使他在一调再调之后，很快地由巡抚升为总督——先调四川总督，再调两广总督。
据说，岑春煊“勤王”之举，是得时任吏部侍郎的于式枚授意后所为。
岑春煊和于式枚既是广西同乡，又是亲家，还是政坛上的密友。
岑春煊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由山西巡抚调补广东巡抚，尚未及入都陛见，即因四川各地会匪蜂起，而临时受命署理四川总督，带兵入蜀平乱。
川事方定，广西匪乱又炽，于是岑春煊又被调为两广总督，督办两广军务。
岑毓英当年曾有独力剿平云南回乱的赫赫战功，岑春煊既为“名父”之子，对于带兵打仗自然很是专长。
所以他在四川总督与两广总督任内所建立的功绩，都以治兵平盗著称。
此外值得特别称道的，则是他那种强直勇悍，立志要铲除贪污，澄清吏治，以至不惜与朝中权贵周旋到底的旺盛斗志。
岑春煊在清代末年之得享大名，并不在他的军功，而在他这种清廉强直，为人津津乐道的特殊风格。
1898年正值“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正苦于机构重叠、冗官太多，岑春煊迎合上意，主动要求裁撤自己任职的太仆寺等闲散衙门。
一般头脑简单的人会以为奏请裁撤自己所在衙门，岂不是自断生路？
殊不知这正是岑春煊机灵之处。
光绪帝对春煊此举十分欣赏，过不多久竟超擢岑氏为广东布政使。
光绪二十四年岑春煊初任广东藩司，就曾因立意参劾总督谭钟麟所包庇的大贪官王某，而与谭督拍桌互诟。
政变发生，“康党”杀的杀，逃的逃，罢官坐牢者也不乏其人。
岑春煊有“康党”嫌疑，幸运的是没有受到处分，只是从广东布政使“平调”甘肃布政使。
级别虽然不变，肥瘦却天差地别。
岑春煊此次得以逃过一劫，是荣禄在太后面前为他说了好话。
虽然岑春煊因此而被调往甘肃，他在广东百姓心目中所留下的良好印象，亦是永难磨灭。
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岑春煊奉旨调署两广总督，命下之日，广东百姓欢声雷动，以为朝廷果有知人之明，能够让岑春煊这样的好官有出头的机会，无不希望岑春煊到任以后，能够痛惩贪污，与民更始，好让久受贪官污吏迫害的穷苦小民出口怨气。
岑春煊到广东之后，果然不曾在这方面辜负老百姓的期望。
在粤三年，除了大部分时间在广西从事剿匪工作外，在广东就曾做过两件打老虎式的惩贪案，使人看了十分痛快。
由于这两件惩贪案中的一件牵涉到其幕后的包庇者，而此包庇者恰好又正是清末最有贪庸之名的庆王奕劻。
这样一来，岑春煊在广东老百姓心中固然博得了好官之称，他与奕劻间的仇隙，却已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
这与后来的丁未政潮亦有因果关系，需要先提出来大致一说。
岑春煊在广东所办的两大惩贪案，一件是南海县知县裴景福的贪污案，一件是粤海关书办周荣曜侵蚀巨额税款，并以之通赂庆王，充任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经岑春煊发其奸慝，查追赃银数百万两，并削夺官职案。
这两大惩贪案中的主角，所贪赃银各达数百万两之巨，在当时可说是骇人听闻之事。
尤其是周荣曜，以一介书办，居然能在贪得如许巨款之后，摇身一变而为出使外国的公使，清朝政府的政治腐败情形，亦可说是事实昭彰了按，清代的各处海关税关，素来是满清政府用来调剂其奴才下人的肥缺，非内务府官员不能充当。
但是，充当海关税关监督的内务府官员虽有巨额税金可贪，却不能全归自己所得，自慈禧太后以至宫中掌权的太监处，都需要有所“报效”。
王照所撰的《方家园杂咏纪事诗》中，就明白说到，海关与税关都是慈禧所卖的各色差缺之一。
既然得到此差需要化钱买缺，则得缺之后的乘机渔利，自是必然之事。
只是，关税能收至六百余万而报解只三百万，则是一半以上的收入已进了私人的囊橐。
而监督侵渔于上，书吏舞弊于下，以一名书吏而积赀数百万两，悉出于历年的侵吞舞弊所得，国家与商民的损失亦未免太大了。
清代末年，米一石不过银二三两而已。
积赀银数百万两，以米价折算今日的币值，已将近美金五千万元之谱。
以如此蠹国病民的贪污书吏，竟然可以在通赂权门之后，派充为出使外国的钦差大臣，实在太骇人听闻。
在奕劻主持下的满清政府，如此蔑视纪纲，罔顾法律，自难免使自诩清直而行事强悍的岑春煊极端痛恨。
岑春煊后来之与瞿鸿禨互相结纳，因倒庆而希望一并倒袁，其远因已伏于此。
岑春煊做两广总督，自光绪二十九年至卅一年，前后历时三年有余。
为了整肃贪污，除暴安良，他对于所辖文武官弁中的不肖分子大力斥革，于地方上的豪劣绅矜亦全不姑息，因此博得了“屠官”的恶谥，与张之洞、袁世凯同称为督抚中的三大杀手——张之洞屠财，袁世凯屠人，而岑春煊屠官。
岑春煊在清代末年所以有“屠官”之称，乃是由于清末的吏治败坏已至极点。
官职既以贿买而来，既莅官之后，自必多方搜括以求盈利，而卖官鬻爵的中心即是以奕劻为主的满清政府。
这种情形，看清末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即可了然。
而这些书中所写的论价买官，以及不顾廉耻，百计营求等官场黑幕，大致都有事实可按。
既然官场中所充斥的都是这些寡廉鲜耻的阒茸无能之辈，为了振饬官常，澄清吏治，当然需要大刀阔斧地从事整顿斥革，不能姑息苟且。
所以，岑春煊在当时虽有“屠官”之称，如果所劾罢的都是卑劣无耻的贪庸之辈，则他的大举澄汰便是正当之举。
所成问题的是，这些被岑春煊大批斥革的贪官污吏，也许正是从奕劻那里花钱走了门路到外省来做官的人，一旦被岑春煊劾罢，自不免赴恕于他们的幕后支持者奕劻。
何况岑春煊在劾罢周荣曜一案中，更曾彰明较著地使奕劻难堪，久而久之，如之何不使奕劻恨之刺骨？
奕劻有袁世凯为之羽翼，而袁世凯又自有其扩张地盘的政治野心，两人的目标相同，岑春煊自不免要遭受暗中排挤。
然而，岑春煊并不是一味地“屠官”，对于有功的官员，也予以请奖。
他奉命在广西剿匪两年多，最后论功请奖的即达三百多人，其中有陆荣廷、龙济光等。
1905年5月，朝廷命岑春煊兼任粤海关监督。
该缺肥得流油，以往监督均由内务府奏派，一年一换。
度支部定下的征额，每年500万两，但上交度支部的均在300万两左右，没有一人足额。
岑春煊兼任此职后，派人充当提调，切实整理，当年征收即达660万两。
该关有个书办周荣耀，贪污二百多万两，到京贿赂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巨款，获任出使比利时国大臣。
尚未出洋，岑春煊即揭发其罪，使其革职。
原来到广州新上任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道员，所需的一切器具及修葺等事，均由作为省会首县的南海、番禺两县办理供应。
岑春煊到任以后，为使县令全力勤政爱民，洁己奉公，将各衙署供应力加裁减，改由善后局特派专员经管，不再令南海、番禺二县办理。
省会以外的道府也不许首县供应，以励廉洁。
原先官员交卸之时，前任官员往往将所用器具携带一空，新任官员均需另买。
1906年9月，他调任云贵总督，一改以前任意带走的恶习，将所用的器具清点以后，全部移交后任岑春煊调云贵总督，是光绪卅二年七月间的事。
调职的理由，便是因为云南方有边患，非得干练知兵如岑春煊者不能胜任，所以由奕劻以军机领袖的身份向慈禧太后提出，慈禧太后为了顾念边防安全，自然需要同意。
于是；原任云贵总督丁振铎被调为闽浙总督，原任闽浙总督周馥调两广，而岑春煊则由两广调督云贵。
清代的各地总督，以直隶总督的地位最高，两广总督的缺分最肥，陕甘与云贵则是总督中最苦的缺分。
面见慈禧，甘当“恶犬”由于身体有病，岑春煊没有立即前赴云贵总督之任，请假到上海就医。
1907年3月3日，朝廷又调他为四川总督，并且不让他到京请训。
他以为是贪赃枉法的奕劻和与其紧密勾结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捣鬼，深念巴蜀道远，以后觐见无日，必须向慈禧和光绪面陈种种危迫情形，遂乘船抵达武汉，电请顺道入京，不待批准，即乘火车北上，4月29日抵达北京。
慈禧和光绪得知，非但没有责备他，反而接连三天召见了他。
谈到时局日非，岑春煊悲愤异常，毅然参劾奕劻，痛哭流涕地奏道：
“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
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挽回无术了。
”慈禧闻言，颇不高兴，冷冷地说：
“何至人心离散？
你有何证据，可详细奏明。
”岑春煊不答反问：
“臣请问今日中国政治，是好是坏？
”慈禧答道：
“因为不好才改良的。
”岑春煊又问：
“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
”慈禧气呼呼地质问：
“改良还有假的？
这是怎么说？
”岑春煊不慌不忙地答道：
“太后固然是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在欺蒙朝廷。
朝廷下诏创行新政，现在政治不惟不能刷新，反较从前更加腐败。
从前卖官鬻缺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政以贿成，丑声四播，所以臣说改良是假的。
”继而又问：
“太后知道出洋的学生有多少？
”慈禧答道：
“听说东洋有七八千，西洋不太清楚，想必也有几千。
”岑春煊说：
“臣听说的，也是如此。
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是因为士心所崇尚的，民皆信从。
过几年出洋学生回到国内，眼见政治腐败如此，他们必定声言改革，一倡百和，处处与政府为难，这就是人心离散之时。
到此地步，臣实不敢再说了。
”说罢失声痛哭。
慈禧也哭了，说：
“我很久没有听到你说话了，谁知政事竟败坏到这个样子。
”岑春煊认为政治都败坏在奕劻手里，抓住紧紧不放，又说：
“大臣尽忠，小臣尽职。
庆亲王奕劻贪庸如此，身为首辅，何能更责他人？
”慈禧问：
“你说奕劻贪，有何凭证？
”岑春煊答道：
“纳贿之事，惟恐不密，一给一受，岂肯以凭据示人？
臣在两广总督兼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利时国大臣周荣耀，贪污公款二百多万两，奏参革职拿办。
此时奕劻正管外务部，周荣耀是他所保，不是得贿是什么？
”慈禧还想为奕劻开脱，说：
“奕劻太老实，是上人的当。
”岑春煊肃然道：
“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的当自解？
此人不去，纪纲何能整饬？
”慈禧面有愧色，转过话题说：
“皇室之中，多系少年，还有何人能胜此任？
你可保奏。
”岑春煊忙道：
“此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
”继而又道：
“此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询时政，所以披肝沥胆，不敢有一毫隐瞒。
惟启程之时，因应奏之事极多，又牵涉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入京面陈，故特冒昧前来。
臣话尚未说尽，又要远赴四川，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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