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代课教师现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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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代课教师现象
中国农村代课教师现象
（1）
教师，是一个经常被赞美和神圣化的职业。
然而，有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同为教师，却成了贫困、自卑而又普遍受到人们同情的群体，他们就是“代课教师”。
代课教师其实就是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
从对“教师”一词的解释看，无论是《教师法》第三条说的“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还是词典上的解释“担任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我们都无法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然而，一个巨大的事实是，庞大的中国教育从来都没有缺少过这样的人群。
乡村代课教师问题浮出水面，引起人们关注，还是从2005年年底媒体关注代课教师开始的，2006年，“清理代课教师”则成为教育部及各级政府部门处理这一问题的主要政策导向。
至今，代课教师问题仍是教育界和舆论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2006年乡村代课教师在被清退中仍倍受舆论关注
2006年11月6日，甘肃一家媒体报道了甘肃省宁县良平乡惠家小学代课教师惠志敏的遭遇。
42岁的惠志敏做代课教师21年，家徒四壁，2006年8月，惠志敏未能通过县里组织的统一招考考试，被清退出教师队伍。
被辞退后到兰州打工，曾寻找包括搬石头等多份体力工作，均以失败告终。
[1]
报道中说，惠志敏从民办教师到代课教师他整整干了21年，工资从每月40多元涨到200多元。
他说：
“当老师，我把家当穷了，人也熬老了！
”他的女儿被甘肃农业大学录取，因家里没钱也放弃了。
惠志敏感慨说：
“我很爱教育，但是教育却不爱我。
”[2]
惠志敏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
他曾发表过多篇教学论文。
小学三年级语文有一篇《翠鸟》的课文，2003年，这篇课文最后一段关于老渔翁和孩子的对话，被编者作了“生硬”改编。
同年9月，一篇《教学札记二则》发表在小教权威刊物《小学教学研究》上，对此提出大胆质疑。
现在，《翠鸟》又恢复了原版。
而质疑文章的作者就是甘肃省庆阳市惠家小学代课老师惠志敏。
他在该刊物上发表假设干教学论文，曾填补当年庆阳地区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小教论文的空白。
惠志敏他的遭遇经媒体报道，激起广泛关注。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同情的同时，也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关注。
然而，庆阳县教育局长对关于惠志敏的报道表现出惊人的冷漠。
这位卢姓局长对媒体记者大怒道：
“全市那么多的代课老师，今年给了他们考试的时机，那些没有被录取的代课老师，只能证明他们不配再站在讲台上，所以被辞退那是必然！
《兰州晨报》给我说个合理解决代课教师的方法来。
代课教师的问题最好不要炒作，没有任何意义。
媒体炒作本身就不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和谐的问题多的是，你一个报社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说完，这位局长将记者强行赶出办公室。
[3]
而甘肃省教育厅人事处吴亚白处长对媒体记者表示，从报道来看，惠志敏是一位教学上肯吃苦，有钻研精神的老师，他们对他目前的境遇也十分同情，就其个人的问题，他们将和庆阳市教育部门进行沟通。
这位处长承认，在甘肃省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尤其是在农村，不能否认代课老师对教育事业的奉献。
但这位处长同时也说，具体清退中采取的方法，教育部和省里都有原则，对代课教师和现有教师的招聘，一视同仁，通过考试录用。
至于对代课教师有无优惠政策，省里没有具体规定，各地区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实施。
[4]
最终，给惠志敏解决问题的不是教育部门，而是兰州一家软件培训基地，他们正式接纳惠志敏为该基地大学生电脑岗前培训的班主任，月薪是800元。
[5]
惠志敏的遭遇，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上，受到了普遍的同情。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要资助惠志敏。
象惠志敏这样的代课教师，还有很多。
四川自贡市沿滩区的周达铭老师代课21年，直到1998年快到退休年龄时仍是个代课老师，他已67岁，身患多种疾病，需要大笔医药费，1998年，年届60岁的他被辞退了，离校时仅一次性发了600元作为补偿。
他说，自己为学校辛劳了大半辈子却没能转正，也没有享受相关的退休政策。
养老和医疗根本都没有保障。
而据当地媒体记者了解，自贡市代课老师有千余人，当地有关部门正想方法逐步解决其“身份”问题。
[6]
伏军芳是甘肃省会宁县平头川乡银树小学的校长，同时她也是该校一名代课教师。
银树小学有学生290人，全校9名教师，其中5名是代课教师。
面对可能被清退的现实，伏军芳有些不服气，她把全乡学校统考成绩单拍在桌子上，对记者说，“按教育部的说法，我们这些人既不合法也不合格，但我们这些人教出的学生，在今年全乡六年级统一检测中，语文、数学双科都是全乡第一名。
并且两科总分前10名的学生中，我们学校有6个。
”伏军芳说她每月工资200元，这还是去年刚长的，以前只有几十块。
她给记者算了笔账，她工作17年一共挣了18750元，但考各种文凭一共花了22000多元。
“我比义务劳动还不如。
”伏军芳自嘲地说。
[7]
2006年暑假期间，在北京市的首都图书馆举行了一场关于代课教师的摄影展览，展览的摄影图片是由甘肃省一位名叫王博的民间摄影家拍摄的。
这上百幅关于乡村代课教师的照片，还只是他十几年来在西部采访拍摄的上千位乡村代课教师生活画面的一小部分。
在这些摄影图片中，图片说明简要地介绍了这些西部乡村代课教师的悲惨境遇：
“代课教师郭普育，执教33年，妻子早逝，儿子从初中辍学。
他的三名学生考上大学本科，6名进了师范学校。
教室濒临坍塌，每遇大雨大雪天，他和学生就在院子里上课。
”
“代课教师燕会方说：
丈夫要她以后供女儿读中专，但家里缺少劳动力，懂事的女儿就主动辍学了。
说到这些，母女哭了。
”
“代课教师赵虽正，38岁，20年执教，奔波山区所在学校行程打8万公里，共挣工资12600元。
为供儿女上学，他和妻子养了几只羊，种了几亩山地，舍不得借钱治疗日益严重的白内障。
现在右眼已经失去视力。
谈起供女儿上学，他哭了。
”
“臧玉春，42岁，小学代课教师，执教19年。
19年共挣工资15320元，1020斤口粮〔工资粮〕，获得包括大专文凭在内的八门合格证书，负外债15000元。
现在身患多种疾病，儿女从初中辍学。
家庭生活依靠妻子养的九只鸡、一只羊和一头牛维系。
他是邓河小学106名学生、4名代课教师的校长，校长当了十多年。
”
……
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代课教师比例较大。
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学校，代课教师也一定比例存在着，他们的境况也不容乐观。
在网上，一位北京市通州区的代课教师说，“我曾经是的一名代课教师，1986，1987，1988年共三届通州地区的120余名优秀初中毕业生被通州教育局英语师资班录取，后经过三年的英语学习被分配到通州各所中学任英语代课教师……10多年来我们没有时机评职称，没有时机取得教师资格证，没有教师的身份，没有医疗保障，即便在待遇如此不公的情况下我们也在兢兢业业的支撑着通州一线教学的脊梁，很多代课教师都是学校的骨干，当时英语师资非常匮乏，50%以上的英语教师都是代课教师，有的学校英语教学几乎全部由代课教师支撑着。
我们在辛苦工作、忍受不公待遇的同时还要努力学习进修，很多代课教师都取得了大专学历，很多拿下了本科〔我就是本科〕。
而且2003年在北京市社会教师资格证中我们绝大多数取得了教师资格证，因为我们始终有很强烈的危机感，怕因为一点点的工作失误、或自身条件的不足而错过转正的时机，我们苦苦的盼望着教育局给我们争取转正的时机！
盼望着政府出台新的政策解决我们的问题！
就这样到了2005年，可我们等来的不是转正，而是通州辞退所有代课教师的消息，不管你奉献多大、教学成绩多么显著、不管你是什么学历，一律辞退！
”[8]
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代课教师蒋新如，1989年7月高中毕业，同年9月进入一所村小代课，至今已整整十六个年头。
蒋新如坦言，“我刚代课时每月一百几十元的收入，到离职前每月也只有二百八十元，且每年只拿十个月工资。
”蒋新如说，这点工资根本不能维持生计。
每逢节假日，他和妻子到外面捡药水瓶去卖，换点零花钱。
教育主管部门没有方法解决他的转正问题，学校只好将他一辞了之，他只好到当地建筑工地打零工养家糊口。
[9]
在广东省，山区代课教师的工资实际收入最高仅400元，最低才295元，却要承担在编老师同等工作量。
有小学校长透露：
在编老师每月的工资是靠财政部门转移支付的，丰顺、五华等地人均每月900至1000元左右。
而这些地方代课老师的工资实际收入最高仅400元，最低才295元，却要承担在编老师同等的工作量。
[10]
在2006年3月27日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透露，2005年我国中小学代课教师约44.8万人，分布在农村公办中小学的约30万人。
舆论普遍认为，44.8万代课教师以何种姿态“退出”，事关公平正义，事关社会和谐。
“苦命”的代课教师是如何集体浮出水面的
从1949年以后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期间，我国城乡中小学教师的特征是公办教师为主、民办教师为辅、代课教师一定数量存在，而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0年，城市教师基本被公办教师取代，而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特征是民办教师一轮一轮地转为公办教师。
最后，截止到2000年底，民办教师在我国成为历史。
然而，短短假设干年，代课教师被发现仍然存在，而且数量也可以用“庞大”来形容。
在西部地区，代课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的20％。
按照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的数据，目前中国西部12省区市有逾50万代课教师，以每名代课教师带20名学生计算，他们至少承担了1000万农村孩子的教育任务。
[11]
而后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给出的数据说，我国目前仍存在44.8万中小学代课教师。
与之相对的是代课教师微薄的工资待遇，每个月他们拿的40元—200元不等的工资，仅相当于公办正式教师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代课教师问题暴露了我国农村教育的师资困境和教育投入难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问题，即地方政府对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重视极为不够，教育在很多地方政府心目中没有成为优先排序的部门。
代课教师远不是一个新词，但在今天成为新闻关键词，那是因为两个重要的数据使然，一是代课教师数量太多，二是工资太低。
但无论如何，在我们隆重宣布民办教师退出历史舞台仅仅几年后的今天，“代课教师”成为热词，这是让人感到具有极大的挖苦性。
可以说，2005年到2006年成了新闻意义上的“代课教师年”，众多代课教师的生活贫困遭遇被公布于天下。
能够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近年来农村问题包括农村教育问题被提到了国家决策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引起新闻媒体对代课教师的集中关注，是源于2005年9月17日在甘肃的西北师范大学举行的“西部农村教育论坛”。
在这次论坛上，一些代课教师代表被邀请来发言。
其中，陕西蓝田县的代课教师李小峰、甘肃会宁县的代课教师王建林老师的遭遇，受到参会的学者和媒体记者的关注。
此时的代课教师李小峰和王建林，因为农村费税改革和“一费制”政策，已经被停发工资一年多了。
他们能够继续免费地为政府义务工作，完全是出于自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当地村委会和家长们的迫切需要。
李小峰讲到，自己13年前是如何在高考前因父亲病逝欠下债务，而被迫留在村里教学点上做唯一的复式代课教师，如何因为工资低还债遥遥无期而去城里打工，但因为没有人愿意到村里教书而学生被迫停学，又被村长从城里请了回去，他还讲了家长和孩子对他是如何的好，他自己出钱修理教室。
娶不到媳妇，村里人如何帮他找对象，以及婚后有了孩子因为贫困而孩子营养不良等等。
李小峰作为一个31岁的男子汉，几次哽咽。
而会场上静悄悄的，很多人都在用手擦拭泪水。
当时被邀进行专家点评的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走到台前，竟然仍哽咽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也消沉地说道：
“面对他的境遇，我们谈更多的理由都显得那么苍白……”[12]
在这次论坛上，几位来自甘肃天水地区的农村代课女教师则说，她们直到今天，仍然只有每月１４０元的工资，最低的一位教师每月只有４０元的工资，可就是这４０元的工资，有一位教师也是三年没领一分钱了。
经常带队到农村一线学校进行调查的西北师大副校长王嘉毅教授从严谨调查得到的数据来看，西部农村教师的现状不容乐观。
据王嘉毅说，甘肃全省有公办小学教师９．７万人，而代课教师则高达４．２万人，这些代课教师主要分布在农村中小学。
[13]
这次论坛邀请的一些媒体记者被深深震撼，其中包括《南方周末》的新闻总监郭光东先生。
郭光东回到报社后，立即组织记者对代课教师问题进行深入采访。
随后，《现代教育报》刊发的关于代课教师李小峰的报道，被以“一位山村代课教师令人流泪的故事”为题发到了网上，出乎意料的是，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和转帖，短短几天时间，点击量便到达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甚至一个转帖就有十几万的点击量，网络回复成百上千。
许多网友回帖说：
“无尽的感动！
”“真的很感动!
不知该说什么了。
”……网友们纷纷留言对李小峰老师表达敬意，“向李小峰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李老师，您有如此敬业的精神真让我敬佩不已。
”……
海内外热心读者纷纷致电给记者，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很多人都表示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李小峰和他这样的代课教师。
[14]
接着，11月3日，《南方周末》推出了由记者傅剑峰调查报道的《县委副书记上书教育部：
70%代课教师月工资40元》和记者李梁报道的《13年一人撑起一所学校——山村代课教师李小峰演绎〈一个都不能少〉现实故事》。
报道甫一刊登，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南方周末》的报道震惊了人们：
甘肃渭源县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40元工资的占了代课教师的70％，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拿了20年。
代课教师的贫苦现状震惊了在当地挂职的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
他把含泪写下的《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寄给了甘肃省委与教育部。
但一直未得到省委与教育部的反馈。
7月28日《甘肃日报》全文刊发了这一调查报告。
《南方周末》对此进行报道后，引起了人们对乡村代课教师群体生存困境的广泛关注。
[15]
至此，代课教师问题彻底被揭开了。
随后，有关教育官员被推到新闻的前台接受对代课教师问题的考问。
11月10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表示我国将逐步取消代课教师，全面推行农村的教师聘任制，积极引导和鼓励教师和其他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到乡村任教。
[16]
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学者朱永新等一批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交呼吁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建议，促成了新闻界持续的关注。
代课教师是如何产生的？
也许对于中国近千万中小学教师、几百万农村教师来说，50万代课教师在绝对数上仍是少数。
但对于几年前的180万经过十几年筛选转正而刚被宣布退出历史舞台的民办教师群体来说，这应该说是又是一次数目不小的集体亮相。
代课教师主要集中在农村，特别是农村小学。
对于媒体最初报道我国有50万左右代课教师的数据，很多人是有疑心的，认为这个数字“太虚”。
直到教育部承认有44.8万代课老师，才尘埃落定。
教育部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小学代课人员总量从1999年的81.9万人已经下降到2004年的49.9万人，在此基础上，2005年进一步减少到44.8万人。
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长吕玉刚说，据粗略估计和测算，中国农村小学教师有380万人。
代课老师占到农村小学教师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几，这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比例。
[17]
无论在民间，还是学界，甚至是教育界和很多政府部门，都被这样的事实震惊了：
民办教师刚刚彻底解决没多久，怎么又突然冒出了四五十万代课教师？
而且境遇又极为不佳。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代课教师？
这个问题就成了人们关心的话题。
代课教师是怎么产生的？
现在已经很清晰了，因为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不够，而低廉工资的代课教师恰好解决了农村特别是偏远的西部省份的农村学校师资严重缺乏的问题，于是，代课教师问题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其实，2000年前彻底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时，就已经显露出了地方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
许多民办教师被“关、转、招、辞、退”后，许多地区的被转正的教师迟迟领不到正式公办教师的工资。
除了一些被清退的民办教师认为不公从河南、山东湖北以及西部、东北地区赶来上访外，还有一些被转为公办教师的老师也找记者反映得不到工资的问题。
据笔者调查得知，在东北某县曾于1992、1995、1996、1997、1998年连续5批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达1067人，另有131人为民转招人员〔即民办教师自交学费去师范学校参加２年培训后转正〕，直到2002年底没有起薪，仍是乡统筹、村发放，由农民来负担其工资。
直到2003年末才得到初步解决。
类似这样的县还有一些。
此外，教师编制属于稀缺资源，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此也成为了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和教育部门高价倒卖的“商品”。
一个教师编制可以卖到三四万元早就成为媒体报道的新闻了。
至于中师毕业生到中小学就业还要被索要赞助款等名目的报道也屡见报端。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商品经济大潮使得许多捧着“铁饭碗”的教师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男教师要么经商下海，要么调转到教育外的其他行政部门去谋职握权。
在经济困难，生活辛苦的山区，特别是一人一校的教学点，没有多少公办教师愿意在那里呆下去，于是《一个都不能少》、《凤凰琴》、《美丽的大脚》等一些电影，反映了山村学校留不住教师或民办、代课教师普遍存在的现状。
老百姓和村长们希望能有教师愿意留下来教他们的娃娃，成了他们的渴望。
然而，这经常梦想成空。
陕西陇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每学期开学分配老师是最头疼的事情，谁留城里、谁去山区，很难作决定。
不愿意去山区的，即使分去了，也能背着行李跑回来，有的甚至宁愿放弃教师这个“铁饭碗”。
陕西周至县是陕西省代课教师较多的县份之一，到去年底共有代课教师862人，约占教师总数的10%。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近几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多，就业压力大，很多人愿意从事教学，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很难按照实际需要招收，造成这些年教师队伍“入不敷出”，再加上新来的教师集中在城区和交通便利地区，偏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缺员严重。
[18]
于是，一些本村本土的初中生、高中生成了最后的留守者。
虽然到2000年为止，民办教师没有了，进民办教师的口子也早被关了，但一些乡村为了解决缺教师的问题，开始吸收代课教师。
于是，代课教师就成了公办教师的“替补队员”。
其实，与其说是“替补队员”，莫不如说是“救火队员”。
渐渐地，作为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着义务教育经费“大头”的县乡村基层政府部门，发现了聘代课教师的甜头：
聘任手续简单，工资低廉，工作卖力气。
正因为聘任手续简单，所以后来教育部的官员对媒体说代课教师身份既不合理又不合法，正因为工资低廉，工作卖力气，所以媒体评论员评论说，代课教师奉献与报酬严重失衡的现象，不管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理由，都涉嫌违反我们的现行法律。
于是，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前些年，许多地区每年分配的师范毕业生数量非常少，远远不能满足教学需求。
而代课教师添满缺口后，最近几年许多大专、中专师范毕业生后带县里缺得不到分配，最终无奈纷纷到外地打工去。
原因无它，他们的工资待遇成本和代课教师比显然是太高了。
然而，对于许多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来说，在失去继续深造的希望后，在时机选择贫乏的乡村，能当上代课教师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
除了仍保留耕地继续耕作之外，还能有一点做教师的工资收入，虽然一年到头才能艰难地兑现，但毕竟还算是个“工作”，还隐约保存着一丝如民办教师那样的转正的希望。
应该说，成为代课教师的人员中，有许多就是从当初转正失败的民办教师中返回来的。
他们毕竟有着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的农村教师的经历，对于中小学难度并不高的教育教学也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多数教师也都有教师资格证等有效证件。
于是，在基层政府部门看来，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
然而，当人们看到陕西山村代课教师李小峰看着自己的幼儿营养不良而哽咽的时候，当人们看到甘肃天水的代课教师臧玉春哽咽地看着刚上初二的女儿因家庭贫困便辍学打工，而后返回家跪求父亲让他上学时的情景，人们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不人道和不公正。
为什么那么少的工资，代课教师们还这样坚守呢？
代课教师臧玉春这样说，一是因为当老师是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二是因为他们还相信政府迟早会解决他们的问题的。
[19]听了这样的解释，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就是他们最朴素的心里话。
如何安抚和妥善解决代课教师问题，这已经成为政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为之做出姿态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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