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浅析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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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浅析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DOC

网络教育毕业论文

浅析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

学生姓名：

史兵建

指导教师：

徐伟东

学科专业：

汉语言专业

学号：

201009801512

学习中心：

山西运城学院稷山师范分院奥鹏学习中心[28]

东北师范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2年10月

前言

“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杰出优秀的人；作为一个学者，他是一个一流的学者；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2005年初，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著名文艺学家徐岱教授对其做出这番评论。

毋庸置疑，就作家而言，金庸确实创造了一个几乎是无法超越的文学现象。

从1955到1972年间共创作了12部长篇、2个中篇，为全世界的华人开创了一个奇妙的武侠天国。

可以说，有华人处即有金庸武侠小说。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重信然诺，不变节，不趋势，坚守人格，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追求自由人格、自由生命构成了侠义观的基本内涵，这也正是这些侠客为读者所喜爱的原因。

摘要：

“金庸热”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奇异的文学现象，它不仅拥有数目极为众多的读者，而且持续时间长、覆盖地域广、读者文化跨度大。

究其原因，正是从博大精深、纷繁复杂的古代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根深蒂固地植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的心灵结构之中的一种文化精神——“侠义观”，它促成了“金庸热”的产生和持续。

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是可以从多方面来审视的，本文仅从文化意蕴来进行一些分析。

金庸武侠文坛的地位是因其作品的实际价值而确定的，他的作品既超越了前辈、也超越了同辈武侠作家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实际突破了“武侠”的园囿，儒家的强烈社会责任感，道家的游心于自然，佛家的明世旷达都在其中有深刻的体现。

本文旨在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进行透视，从而探究金庸的武侠人物所包涵的厚重的传统文化之美、尤其是儒家文化之美。

并且，本文还将就传统文化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存在形态稍作分析。

关键词：

金庸，隐士，郭靖，传统文化，西方文学

浅析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

一、武侠小说中的“侠”和“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游侠列传》开侠义文学之先河，曹植《白马篇》奠定了侠义文学的基调。

初盛唐时期，骆宾王、陈子昂、王维、李白等一大批诗人，任侠狂歌，从军报国，创作了大量游侠诗、边塞诗，形成了侠义文学的第一个高峰。

宋元明的话本、小说中，游侠形象再度活跃，并出现了《水浒传》这样的巨著，是为侠义文学的第二个高峰。

金庸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熠熠的侠义英雄形象，拓展了侠义精神的内涵，提升了侠义精神的思想境界，成为侠义文学的第三个高峰。

（一）武侠小说中的“侠”

金庸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所以就不得不先提及金庸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他们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或是在列强蜂起，武林大乱，民不聊生，外患内忧不断的两宋，或是在时局跌宕，各地为王的明清之交，因而诞生了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令狐冲等等历经风雨后终成伟名的侠士，所以把《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列为金庸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几部小说中的主角已经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作用，即不仅限于行侠仗义，更是要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了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者素有的风范，不知不觉中，这样具有一定限制的儒教伦理已经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龙骨，撑起了金庸笔下庞大的武林社会和政治王朝。

尽管各家各派对“侠”的看法不一，但总括起来莫过于“见义勇为”。

《辞海》里称“侠”是“扶弱锄强，见义勇为的人”，《辞源》里称“侠”是“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人”。

由此可见侠士们应该是一见到这个“义”字即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再所不辞，无怨无悔。

正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对少林老方丈天虹所说：

“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累，终无所悔。

”武侠小说家们在创作小说中的侠士时也是以“义”为要的。

金庸在北京大学第二次讲演中所说：

“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

”金庸还在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一书写的序里说：

“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

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

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

（二）武侠小说中的“义”

“义”是兼容各家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它不仅是金庸小说中侠的灵魂，也沉淀在作品普通人及一些反面人物的心灵深处。

金庸在其一系列作品中大力揄扬的定义“义”，与人民利益，社会公正连在一起，也与“正义”，“情义”紧密相连，故与“江湖义气”有本质的区别。

严家炎教授在《豪气干云铸侠魂一一说金庸笔下的“义”》一文中认为：

“金庸小说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

这是金庸小说区别于旧武侠小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金庸小说中的侠士形象正是以这样的正义之义为基础来塑造的，郭靖、乔峰这样的为国为民的大侠大义自然不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为面子所动、不为美色所惑的胡斐更是侠肝义胆；至于红花会十四侠、武当七侠之间兄弟般的拳拳之义，胡一刀与苗人凤之间英雄相惜的朋友之情义同样地感人至深。

周仲英大义灭亲，杀掉了自己出卖朋友的儿子，刘正风宁可全家遭灭门也义不出卖知己曲洋，有谁能不为之动容呢？

至情至性的杨过虽然有过为报父仇要杀郭靖的想法，但当他了解到父亲的为人之后立即放弃了杀郭靖的不义之举，历经磨难，最终与郭靖夫妇死战襄阳，成为为国为民的一代大侠。

令狐冲虽然行为放浪，但他明知自己不是田伯光的对手也要舍生取义誓死以救仪琳师妹。

这种侠行义举不但读者被感动了，就连身有污行但却很讲义气的田伯光也被感动了。

甚至连小奸小猾有小流氓气的韦小宝金庸还是让他坚守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讲义气。

（三）“侠”与“义”的结合

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

随着“义”与“侠”的结合，情操”中的“义”已经与原初儒、墨、法对义的伦理阐释有了较大的扩充和发展。

虽然，侠义之义不可或免地带有一定的具有私人性和小集团性质的江湖义气，但也不可否认侠义之义较多地体现了正义之义。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一书中把正义义务的总的准则表述为：

“只要力所能及，就自己不要做、也不让其他人去做不公正的事。

”他还把正义的义务看成是一种双重准则：

消极的方面是，正直公正，不去作恶；积极的方面是主动去制止非正义。

而中国的侠士们济危扶困、疾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正体现了这种正义的准则吗？

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传统文化

任何文学艺术都是某种特定民族文化的载体，演绎着特定民族的思想和情感历史。

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样式里，就浸透着以儒、道、佛为代表和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

从传统武侠小说到现代新派武侠小说，其间虽有武侠与义侠、庙堂与江湖、历史与玄幻、神魔与侠客等方面的差异与演变，但其精神内蕴，始终都脱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思想。

武侠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部分。

从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到今天，我们的民族对这一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执着的偏爱。

金庸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大师，他开创了继晚清第一次武侠小说高峰以后，又一个武侠小说的高峰时代，金庸的武侠小说比较全面的展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把武侠小说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是武侠小说发展史上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里程碑，它浓厚迷人的文化意味，是完全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阅读的。

不论是引人人胜的棋理、酒道、花艺、画趣、书法、琴技，还是奥妙无尽的易理禅宗，甚至是妙趣横生的野史传奇，无不令人在茶余酒后消闲解闷之中受益良多。

那充满睿智的幽默更是令人绝倒，显示了金庸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高超技法。

具体来看，金庸时常会将小说中的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艺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为传世神功，形成了“雅化”的武功。

如《天龙八部》中，段誉在山谷中习得的逍遥派神功凌波微步，便是由伏羲八卦演化而来，只是段誉每每将其当做逃命的本领，却令人忍俊不禁。

又如《飞狐外传》中毒手药王，就曾凭用毒之道，与天下第一高手苗人凤相斗相惜，之后其幼徒程灵素也很好的发扬了其师的毒技与仁心。

而最最能体现武功描写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则当数朱子柳与霍都的那场打斗，一阳指与书法的完美契合！

朱子柳出手即是一帖《房玄龄碑》，笔势圆劲流丽，出招外柔内刚。

每次看到此处都会想即使是褚遂良再世，只怕也写不出朱夫子此时的心境。

遥想当年房玄龄辅佐李世民削平群雄，定社稷之功；而此日朱子柳之战，关乎国家命运，民族气节。

他以此帖开笔，意仿贤相之能，既合乎其大理宰相的身份，又挥洒出一战定鼎的决心。

其后笔锋更胜，草书之轻狂，篆鼓之古朴，铁钩银划，杀得霍都狼狈不堪，令人拍案叫绝！

而最后以春秋古篆石鼓文收笔，于霍都扇上题下“尔乃蛮夷”四个大字，更是酣畅淋漓，让人胸怀为之一舒！

这种武打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方式，正是许多读者从金庸小说中汲取大量中国传统文化营养，并对之印象深刻、经久不忘的原因。

而金庸于小说中融合传统文化的关键，大概就在于此。

（二）隐逸文化

金庸小说中不少人物身上都有着隐士的影子与气质，譬如杨过、令狐冲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这里，便不得不提到中国强大的隐逸文化传统。

隐士，又称高士、逸士、幽人、处士、隐者等。

若从传说中的果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

商朝的伊尹，有宰辅之才德却又杂于平民之中。

《史记》称之为“处士”。

周初的伯夷叔齐，认为周伐商是叛逆，宁纵其才于荒野，坚不事周，终不食周粟而死，孔子称他们为“逸民”。

自汉以后，隐士的身份逐渐明确起来，一般指那些不与当权者合作又有很高的文化道德素养及卓著的社会影响的人。

而究探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还是应当追溯到孔子。

孔子当然不是隐士，而且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滋养隐逸文化形成的因子。

孔子一方面挺立了一种积极入世的价值观，并构建了一些极高明的处世策略，但孔子对隐者的赞誉以及他在情感上、思想深处对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向往与肯定，则为后世隐者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的奠定有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

庄子是隐士的真正祖先，他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

庄子的隐逸思想首先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心外无物。

且不仅要隐身，还要隐心，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

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一生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

凡具有隐逸意味的人都应被当作隐士看。

如大名鼎鼎垂宇宙，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

这位大隐士把儒道两家的隐逸精神相融合，既不是冷漠的避世，也不是愤不释怀的怨怼，而是摆脱樊笼后获得了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并将这种自由，积极地指向对无道现实的批判和矫正。

陶渊明这种独立、自由、深情而又刚劲的生命情调是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

隐逸文化在金庸小说中的体现，最明显的便是杨过与令狐冲二人。

而杨过更是这种传统文化陶冶出的杰出的英雄人物，令人心折！

其个性任情率性，且有着勇于反抗世俗，不惜遁迹山林的隐士特质。

当郭靖知道他与其师小龙女相恋，劝导其“过而改之，善莫大焉”，最后劝而不果，甚至以性命相逼，杨过却不曾有一丝的松口妥协，于他来看，一切世俗眼光，怎比得上他与姑姑的真情厮守，这种勇于反抗世俗礼教，不为世俗礼法所羁绊的洒脱，使其最终的归隐显得顺理成章，没有丝毫突兀，也只有这样有着狷狂率性气质的人物，才能从容挣脱世俗樊笼，飘然隐去。

（三）侠文化

一般的侠，体现在以武功来扶善锄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

这虽不及大侠的旨归宏远，但本质上仍然是入世的，呈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不过上古时代中国的侠似乎并不具备后来的、其实只有在文学中才完备的道德理性。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的人物，主要是感恩知报，重然诺，轻死重义。

他们的人生纯粹是为私人恩怨的，不怎么计较是非。

其中许多人，成了私债的奴隶，只好以死偿之。

这种侠，很个人化。

大约他们对个人的尊严看得十分重，收受了他人的恩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亏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心理的亏欠摆平才安心。

以私人的方式——武力干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韩非子所谓“儒以文乱纲，侠以武犯禁”。

[2]后世的侠，要普遍地助危济困，并不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所以更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金庸创造的武侠属于后一种。

不管到了哪里，路见不平，就需出手干预，不管和自己是不是相干。

用金庸小说中人物的话来说就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这种武侠形象的形成和普遍化，大约与清官一样，是由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不平等现象的无能为力，因而寄希望于那些具有特殊人格、能力的人们。

《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对胡斐说:

“一个人学武，如不能卫国御侮、行侠仗义、济危扶困，远不如作个寻常农夫，种田过活了”。

[3]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任重道远，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托孤寄命、临大节不可夺的操守。

《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天龙八部》中的萧峰，都是此类人物的代表，他们身上的正气与勇气无不深深打动了读者。

而这种正气与勇气，恰恰就是金庸小说中侠文化的体现。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风格成熟的一个标志。

它在武侠小说创作史上，第一次以人生为线索，塑造了郭靖这个人物形象。

郭靖是个极成功的人物。

他与陈家洛贵介公子的形象刚相反，是个出身农家的朴实少年，而且生性愚钝，说话木讷，与袁承志差得远了。

他甚至肤色黑黝，面貌平凡，绝对谈不上俏俊。

郭靖写得成功，是因为他的性格清楚稳定，他似乎是正统道德观念及传统侠义精神的化身，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发自自然内心，读者或者不同意他的看法做法，但绝不会不明白他，或对他有所怀疑，“郭靖”这个人物的真实感，大部分来自他朴实而真诚这个特质。

郭靖自小人生目标明确：

做个好男儿，为父亲报仇。

“报仇”这个观念，在现代现实社会当然不容许，但在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来说，却是武侠人物最基本的道德责任。

我认为不应以现实眼光看“报仇”，而是该用象征的观点看，把“报仇”理解为世俗社会指定的道德责任及权利。

郭靖“报父仇”的目标，并非仅仅是一个狭隘的个人动机，而是应该将江南的牛家村放到宋元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来看，也就是履行社会义务的一部分，其根本就是“做个好男儿”。

郭靖的道德观念不是从高深理论得来的，而是基于一些十分平常的信念，例如尊长的吩咐必须遵从，答应了人的事一定要做；对朋友要忠心，不能贪生怕死；不可欺骗人；不可贪人钱财等等。

“为国为民”，就是从这些简单平常道德观念而来的理想，没有什么难懂之处。

郭靖的不平凡，在于他由始至终毫无犹豫地忠于自己从小培养成的道德信念。

聪明人在道德问题上往往摇摆不定，愚钝的人反而坚定而意念明确，郭靖生性愚钝，他在道德抉择上也异常清楚，这是符合实情的。

他在华筝公主与黄蓉之间，选择了跟华筝成亲而舍弃黄蓉，黄蓉凄然问他原因，他就是说：

“我是个蠢人，什么事理都不明白，我只知道答允过的话，决不能反悔。

可是我也不打诳语，不管怎样，我心中只有你。

”[4]郭靖没有陈家洛的优柔寡断，也没有袁承志的自以为是，他的笨拙反而是他令人信任敬重的根由。

郭靖比陈家洛、袁承志两个人物更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一段发展及成熟的过程，小郭靖蕴涵成熟的郭靖，他的个性及道德伦理基础也始终不移，但是他透过经历，从被动变为主动，他的道德价值也由外来的规戒演变成他自己的处世原则。

他在华筝及黄蓉之间的抉择，就是一个精彩的例子。

他开始时是想，尊长为我规定了的事必然是对的，所以我必须娶华筝；但是按照父亲的遗命，我要跟杨康好，而按照杨伯父的遗命，我得娶穆念慈为妻；这些事显然是不能做的，那么尊长为我规定的事便不是一定对的了，但是他随着想到“答应了人的事决不能反悔”，他就毫无疑问了，他答应了娶华筝，他一定要实践诺言，这个例子是个清楚的转折点，郭靖由服从尊长的被动，进展到自己承担自己言行的后果的主动。

这个例子的一个有趣之处是，在“尊长规定”与自己内心感情倾向两个准绳之间，他选择了内心感情倾向，他不肯为“别人的几句话”而跟黄蓉分开；但在自己的感情倾向与道义责任之间，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道义责任。

后来，在《神雕侠侣》中，中年的郭靖在忽必烈帐蓬中凛然谈说“大义灭亲”、郭芙砍断了杨过的手臂，他便决意砍断爱女一臂赎罪，根本上是同一个原则的体现。

除此之外，郭靖的政治觉悟，跟他的武功一样，全是经他努力，一点一滴积聚至充盈处，终于水到渠成。

起初，他最大的责任不过是为父亲报仇，为七位师父争面子，好好打赢杨康；但是随着经历与见识的增长，他渐渐体会到正邪之间的斗争。

国家大事及民间疾苦需要有人承担解救。

渐渐，报仇及争天下第一名衔这些私事变为次要，在岳飞的遗书之中，他陡然发现到自己的真正抱负和理想。

郭靖在意外情形之下领导了蒙古人抗金战事，经过这番经历，随后又经过极艰难的考验反省，郭靖不再是“傻小子”，他终于确立了“为国为民”为终生目标。

金庸也由此，借“大侠”郭靖之口说出了他的侠义观：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使具有“为国为民”精神的武侠形象，成为了中国民族理想中最完美的英雄形象，受到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崇拜和尊重…

三、金庸小说中各种文化的交融

金庸与梁羽生、古龙不同，他善于将浑穆轩昂的文化意象和谐地传达出来，他的侠义小说给人的是一种内力的震荡，内力的激越，即使在写凶残暴虐时也给人这样的感觉。

这体现了金庸对古老中华传统文化的迷恋，包括对琴、棋、书、画、医、武诸艺，儒、道、佛诸学的倾倒，但也不乏对新文学以及西方艺术手法的借鉴。

因此我们说，各种文化是以一种综合的形态交融于金庸的小说之中的。

（一）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中的存在形态

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不只是外在装饰，而且是内在的渗透，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浸润着的、弥漫在整个作品、充溢在字里行间的。

它兼容了儒、墨、释、道、法各家的精华。

又对其不足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他以理性的、哲学的、批判的、现代的眼光去看待、接纳和传播中国文化，将传统文化溶解在具体的人物之中，又将文化赋予文学形象之中，使其具有深重的内涵与典雅的品格，而且对传统并非一味的肯定。

也通过其高超的幽默才能对传统的负面效应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嘲讽和批判。

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中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

如金庸对小说男主角的描写，便吸收了许多古典长篇名作的手法，形成了他独有的浑穆蔼然、从容超俗的总风格。

《红楼梦》写家境方面的细腻入微，写情爱方面的含蓄和美与天真浑朴，对金庸小说影响极大，从章法到人物出场都可看出。

尤其是侠义门派之间的争斗，或运筹帷握，或揭竿而起，或携敌入室，或化仇为友，明显是罗贯中惯有的手法。

江湖行侠，仗义行武，尤其是对现世相的刻划更切近《水浒传》梁山泊群图。

金庸小说对一些人物进行了巧妙的讽刺与揶揄，如对慕容复一生追求国位大权予以讥嘲，让他患了神经病，口中兀自喋喋不休，这是儒林笔调。

段誉的父亲段正淳，人们一看便知有西门庆的影子，一生荒淫风流，到处都有他的孩子，五六女子被他搅得铭心彻骨，不能自休。

《天龙八部》在时序上又有《西游记》模式，写段誉一段流浪故事，从家里出走，又回到家里。

与《西游记》取经去西天又回来有相似处。

另外不时鬼火忽闪，有《聊斋》气象，有时有村落、有井尸、有货郎、有巫医，更似“三言二拍”家数。

由此可见，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不只是外在的装饰，而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浸润着的内在的渗透；它弥漫在整个作品中，充溢在字里行间。

金庸小说不但写传统的武林世界，作为侠士魂魄的“义气”地道属于民族传统的特质，而且连小说语言和表述方式也尽可能富有传统的色彩。

这也是传统文化在他小说中以综合形态呈现的标志。

（二）各类文化在金庸小说中的交融体现

金庸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不仅全面深入地吸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广泛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

自古希腊悲剧至十八九世纪的英法小说，及至世纪的西方电影，古罗马的历史著作至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主义哲学和各种文艺理论，金庸都认真学习，深入思考，化为自己小说创作的文化底蕴。

谈到文学创作的根底，金庸肯定了自己小说中有中国传统文学、五四新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具体的情节和细节，还包括对艺术形象的整体把握。

在《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喀丝丽身上，我们能看到《荷马史诗》中的著名美人海伦的影子；在《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等人物身上，能看到古希腊悲剧的神奇的力量。

在金庸小说中我们还能觉到莎士比亚、司各特、大仲马、托尔斯泰等等西方名家名著的影响。

金庸的《鹿鼎记》与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的比较，会进一步让我们认识金庸出众的才华以及金庸小说中古今中外文化的交融并蓄。

古今中外的文化积淀，太深厚，后世作者要想完全不受前人、他人影响是很难的。

这一影响，有时候甚至作者本人也未必明确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已然“中毒”，就像金庸所言：

“许多文学作品往往受到民间传说的滋养而作者不一定自知。

”当时不知，事后惊觉，这种情况，最起码金庸有过三次：

一次，见于《射雕•后记》，“写《射雕》时，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

这个事实经刘绍铭兄提出，我自己才觉察到，写作之时却完全不是有意的……”。

[5]另一次，则见于他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我在写成小说《连城诀》后，忽然惊觉，狄云在狱中得丁典授以《神照经》一事，和《基督山恩仇记》太接近了，不免有抄袭之嫌。

当时故意抄袭是不至于的，但多多少少是无意中顺了这条思路。

”而《连城诀》的主题其实与巴尔扎克《高老头》相似，主人公狄云面对大批金银珠宝无动于衷，却极其珍惜他与丁典的朋友情谊，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实现丁典的遗愿。

它揭露的是贪婪使人们异化成为兽类。

这是对世俗的物欲、贪欲的否定，同时也可以说是对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道德原则的肯定。

可以说是金庸小说中西文化交融的又一综合呈现……

金庸不仅了解中国历史，写了具有民族传统特质的武林世界，而且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既有赞扬，也有批判，既有吸收，也有摒弃。

同时，金庸还精通西学并了解世界，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

大胆地借鉴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思想文化，从而为中国古老的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其更加生机勃勃、坚强有力！

结论

从金庸笔下活灵活现的各个侠士人物，到别具一格的武侠创作，可以看到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侠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他还原了传统的侠义精神，郭靖、乔峰等侠客身上所散发的就是这种精神，是蕴含和充满了正义的内容的。

到了今天的社会，尽管现实生活中的侠客越来越少，武侠基本上就没有了，但是武侠的这种侠义精神却是永远需要的。

98年的抗洪精神，03年的非典精神，08年的抗雪精神以及后来的5.12的抗震精神，都是侠义精神的体现，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怕牺牲个人利益来保护其他人的利益。

侠义的精神并不在于你的武功有多高，而在于你心中的正气。

其实生活中处处都充满了侠义精神，为灾区人民捐钱捐物，无偿献血，抵制盗版，成为志愿者等都属于侠义精神，侠义精神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道德之中，是时代进步的象征，也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该提倡的。

参考文献：

[1]XX百科：

[2]《韩非子•五蠹》

[3]金庸，飞狐外传[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4]金庸，射雕英雄传[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5]金庸，射雕•后记[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