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与汽车行业发展研究 70 1403sh36147W 全文6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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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与汽车行业发展研究701403sh36147W全文62
中国城市化与
汽车行业
发展研究
摘要
汽车产业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一方面汽车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汽车产业是规模化要求很高的产业，其资本密集性、技术密集性、人力资源密集性要求以及生产模式，天然就具备了推动所在地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功能。
但是，汽车产业以及城市化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能源短缺、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不仅成为汽车产业可持续增长的三大制约因素，同时也对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约束矛盾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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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industryplaysanextremelyimportantroleinthedevelopmentofacountry.Itseconomicandsocialimpactisafullrange.Riseoftheautoindustryontheonehanddrivestheincreaseofurbanization.Autoindustryisdemandingindustriesofscale,itscapital-intensiveandtechnology-intensive,humanresource-intensiverequirements,aswellasproductionpatterns,naturalwhereurbanizationincreasethecataly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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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摘要2
Abstract4
一、引言7
1.1研究背景及意义7
1.2研究综述8
1.2.1国外研究现状8
1.2.2国内研究现状8
1.3研究内容9
二、城市化与汽车产业概述9
2.1城市化概念及指标衡量9
2.1.1城市化的概念9
2.1.2城市化的衡量10
2.2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发展特点与理论基础11
2.3城市化发展路径国内外相关研究16
2.4汽车产业及其发展模式理论26
2.4.1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26
2.4.2选择汽车产业发展模式的决定因素27
2.5中国城市化中人口与汽车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28
2.5.1汽车产业对城市化的影响28
2.5.2城市化对汽车产业发展的影响29
三、中国城市化现状和汽车产业发展概况32
3.1中国城市化中人口发展概况32
3.1.1市场经济要求人口城市化与商品的规模化生产32
3.1.2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分工与产业结构转换32
3.1.3市场经济要求劳动力人才自由流动与优位区位33
3.1.4市场经济要求城乡市场融合与市场多样化34
3.2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概况34
3.3中国汽车产业政策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比38
四、城市化与汽车产业发展的定量分析40
4.1城市化中人口发展与汽车产业互动关系的面板回归分析——以北、上、广为例40
4.1.1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40
4.1.2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42
4.1.3面板计量结果分析43
4.2汽车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45
从以上研究结果来看，汽车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同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6
4.3城市化下汽车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46
4.3.1能源与环境46
4.3.2自主品牌汽车发展缓慢47
4.3.3限行和限购等政策不利影响47
4.3.4新能源汽车发展加速48
五、城市化与汽车产业发展建议48
5.1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48
5.2城市化下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49
5.3城市化下汽车产业的发展建议49
六、总结50
参考文献51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汽车产业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经济上汽车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乘数效应,不仅能影响上游产业的发展,还会影响下游产业的发展；其次，在生活上汽车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代步工具和货运工具,带来了速度、效益和效率,拓宽了活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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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具备了推动所在地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功能。
目前国内最重要的几个特大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天津、南京、沈阳、武汉等地，原先都已经有了不同的工业基础，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城市都选择了重点发展汽车产业的路径，逐渐成为新兴的汽车产业重要生产基地。
另一方面，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汽车消费需求、特别是私人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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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资源保障和市场空间，支撑汽车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但是，汽车产业以及城市化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能源短缺、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不仅成为汽车产业可持续增长的三大制约因素，同时也对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约束矛盾更加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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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国外研究现状
BardonJ（1983）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研究最有代表性，他的研究结果是：
当人均国民收入在500-1000美元时，千人汽车拥有量为10-30辆，这时轿车开始进入高收入家庭；当人均国民收入在5000-10000美元时，千人汽车拥有量为170-400辆，这时轿车进入全面普及阶段。
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理查德•纳尔逊等（2000）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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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尼•克鲁格（Unne•Krueger）（2000）认为,政府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实现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干预:
一是政府必须最大化公民的利益；二是决策者追求最大化的社会福利都必须具有充分的信息准备；三是提出和实现政策是无成本的。
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期等（2003）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设计将扼制技术创新或阻碍创新效率的提高。
1.2.2国内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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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汽车的保有量增长情况，从而计算出新增需求量
路风（2005）认为,我国始终把主要的政策目标放在“产业集中度”和个别企业的发展规模上,汽车产业政策从来没有把培育自主品牌产品的开发与创新能力作为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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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进一步影响汽车市场,因此,改革税费政策也是改革汽车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伟（2010）指出,我国汽车产业目前仍旧是“幼稚产业”,汽车产业存在政府管理体制问题,对行政性重复建设抑制不力和政府和地方性保护过度等问题。
1.3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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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过程之中人口发展的主要特点，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变化与汽车产业发展的关系；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我们城市化现状以及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第四部分，对城市化发展与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行定量分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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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化与汽车产业概述
2.1城市化概念及指标衡量
2.1.1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以二三产业为主体、以非农业人口集聚为特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的活动中心。
在我国，城市并非等于城镇，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镇”从行政的设置上讲，在我国古代指的是在边要地区或者形胜地区设镇，然后在该行划区域内设镇将或者镇使并且驻兵防守，但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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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比率来反映，但城市化并不是简单的人口向城镇集聚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表现。
因此，我们认为，城市化应包括城市化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两方面内容。
城市化发展的速度主要表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提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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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是集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等多因素共同转化的过程,因此城市化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
要使得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得具有合理性,就要权衡各个方面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各要素的层次关系,同时也要考虑指标获取的难易水平以及运用所选指标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从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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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控制大城市——发展城市圈——发展组团式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正处在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期。
2.2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发展特点与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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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前景，即人口城市化过程将会出现由兴转衰的局面。
首先，聚集规律。
迄今为止，聚集是人口城市化最明显的特征。
城市作为聚集的中心，在劳动技术、资金、交通运输、通讯设施、市场容量、人力资源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比周围地区拥有更多的优势，使得生产活动不断向城市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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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聚集在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工业生产和人口的过度聚集，势必会带来消极的影响，产生聚集的不经济。
例如，城市的工业企业和人口密度越大，环境污染就越严重，交通就越拥挤，土地和住房的价格就越贵，贫富差别和不安全等社会问题就愈严重。
所有这些，使得聚集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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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终极阶段，开始出现扩散。
人口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等级规模越大，扩散的作用就越强，扩散的范围就越广。
然而在地域空间经济活动中，经济增长并不是均匀扩散的。
市场经济的作用力一般倾向于强化而不是缩小区域间的差异，一旦某一区域由于初始的优势而比其它区域领先发展，这个区域就会形成累积优势，通过极化即回流效应，不断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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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扩散，而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则是人口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向人口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也就是大城市向周围边缘地区的扩散。
城市化扩散的另一个现象是随着工业化阶段的交换，一些老工业城市由于市场需求发生变化而进行产业调整，由此出现工业生产下降，就业机会减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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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改进之外，其也包含了制度、社会，以及管理结构，甚至是人民的态度，风俗及信仰等非经济层面在根本上的改变。
最重要的是，发展的意义除了成长之外，还要有再分配的意义（redistribution）。
现代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的人均生产（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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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社会财富的增长。
所以经济成长可以带来工业化的扩张，进而增加劳动力需求与就业机会。
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的含义则是一种不断进行的演化过程，即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及观念意识的变化或变革的持续的经济成长过程。
其基本要素除了包括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总量产出和收入结构变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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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成长在区域间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时，往往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导致生产要素资源的倾斜性流动，以致于区域间也会造就出不同型态的经济发展。
在许多的发展中国家里，“二元经济结构”是种非常普遍的现象，除了城市经济与生俱来的聚集效应之外，其形成原因通常和一国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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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历史以来，人类的迁移行为已经不知持续了多少的世纪，而历来学者都努力尝试去提供一个对人类迁移现象的通用解释，而或多或少也从其特殊的表象中找到了一些流动的贯性。
经济学、社会学及地理学等学者是钻研这方面的主要学术范畴。
然而努力的结果就仅仅是在模型、分析架构、概念方法、实证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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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形成的历史通常相对较短，并且是不断分割的结果，而导致无连续性的理论、模型或架构，而未出现一个理论贡献结果的积累。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仍未有一个迁移的一般化理论。
迁移有太多不同的面向可以去探讨，以致于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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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是AdamSmith于国富论中所曾提及迁移的一词之后，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英国经济学家E.G.Ravenstein教授根据对英国发展模式的观察，提出“迁移法则”（TheLawsofmigration）后，迁移才有了一个较为清楚的概念：
在迁入地与迁出地中，在“推”（pushes）和“拉”（pulls）力量的定义下予以概念化。
在二十世纪中期，工业国家快速而持续的经济成长，并使得国家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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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部门所存在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将会通过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进而吸收的机制提供了解释。
刘易斯乃是以迁移为主轴的双元经济发展模型，其认为“双元”经济是发展经济体普遍存在的现象。
通常在后殖民时代的背景下，其中有一个与外界相连系的现代部门，与一个依赖农业而仅能糊口的传统部门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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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维持生计的很低的固定工资水平下，就可以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农业劳动力移转的速度，则取决于工业部门中利润的增长率和资本的积累速度。
刘易斯教授估计在两部门之间的薪资存在着相当于百分之三十的落差，而这样的差异足以促使着工人的流动。
对先进部门来说，在保持低工资的条件下，吸纳无限的流动劳动力并进行提升资本产出比率的生产力是构成发展的先决条件。
因此，刘易斯教授的模式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在经济的落差中发掘成长的潜能，而且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均会从资源流动的过程中获利。
随着工业资本积累的增长，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持续不断地向工业部门移转，直到所有的剩余劳动力都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
这时，工资水平将开始上升，表明“二元经济”过渡时期的结束和整个经济新的增长时期的开始。
由此可见，刘易斯教授在微观方面揭示了工农业部门间收入水平差异这一决定农业劳动力移转行为的经济变量，在宏观方面揭示了资本积累速度这一制约农业劳动力移转过程的经济变量。
随后JohnC.H.Fei&GustavRanis两位教授在刘易斯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上，将二元经济中劳动力流动的配置过程，以数学模型和图标表现出来，并加入技术进步对边际劳动生产力所产生的影响。
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要素相对稀少，而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所以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应该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
而且两位教授提出的模式，相当重视农业部门的发展，并清楚标示出工业和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认为二元结构的转型必须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
在刘易斯教授或JohnC.H.Fei&GustavRanis教授所发展出的模式中，均认为流动的产生均决定于城乡收入的差异，而且只要农村劳动力愿意流动到城市中，其都可以在城市中获得工作。
然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城市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现象，而且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对此矛盾现象，建立在充分就业假设上的模式便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
L.A.Sjaastad教授从投资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迁移的行为，以成本和报酬的观点来探讨劳动力流动的现象。
其认为劳动力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由于人力资本投资需要支付成本，因此只有劳动力迁移的预期收益大于迁移成本时，其在产业间或地区间的转移才会发生，发展出预期心理的概念。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M.P.Todaro教授试图对失业与流动同步发展的现象作出解释。
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尽管城市的失业率已不断攀升，但庞大的人口仍然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
其认为劳动力的迁移是理性行为者试图借着移动到一个劳动力报偿高于自己原属地区，以改善生活状况所做个人决策的结果，所以迁移的动力不仅是城乡工资的差异，在城市中获取就业机会的机率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而此种概念便隐含了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在考虑过所有替代方案后，其结果产生迁移者倾向于走向一个预期所得较高的目的地。
托达罗教授的解释说明了在许多低度发达国家（Lessdevelopmentcountries），特别是非洲与中南美洲国家，在1950-1960年所遭遇到的过度都市化（over-urbanized）的问题；而这种情形则是由于过多的乡村部门的劳动力流动到都市所引起的，过度的都市化会造成许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如环保问题、治安问题、失业问题等等。
其后，托达罗教授又与哈里斯（JohnR.Harris）教授一同发展出分析关于迁移、失业与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型。
其假设空间中同时存在一个高薪区与一个低薪区，并且高薪区的工资会因为法令与制度的规范而呈现固定的情形。
认为两区域间均处于完全就业时，劳动力将会转而流向高薪区，但是当高薪区的就业机会唯持不变，那么将因为排挤效应的出现而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导因于劳动迁移而产生的高失业，将促使国家生产力的下降，而且劳动者会倾向于留在城市中等待机会，也不愿回到低薪区寻职，此将危及国家的经济发展。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有助于解释一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为何在高风险高报酬的城市中求职，而不愿待在乡镇这个低失业率的地方。
2.3城市化国内外相关研究
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也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
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是否改善，通常可以从他们每人的平均真实所得是否提高上反映出来。
林毅夫（1997）认为经济发展有三个要义：
（1）真实国民总生产或总所得的增加；所谓的真实所得是财货与劳务的购买力，即是把物价变动因素剔除后，或者是用物价指数平减后的货币所得。
而真实所得的提高，表示对财货与劳务的购买力亦会增加，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生活应该会获得改善。
但是真实所得增加的同时，亦必须要大于人口的增加，如此每人的平均真实所得才能增加，否则，虽然真实国民总生产或总所得增加，而人口增加得更快，或作同比例的增加，结果是会使得每人平均真实所得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2）国民总所得及每人平均所得均要有相当幅度的增加；小幅度的增加不能真正代表经济发展；那是因为每人平均所得是总所得除以总人口，当总所得没有增加但是总人口减少时，每人平均所得亦可能会增加。
而这种因为人口数量减少所引起的每人平均所得增加的现象，通常也不认为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必须是总所得与每人平均所得同时增加，故若要达到这个目的，总生产的增加必须要大于人口的增加。
即便是在高度进步的国家，当他们在计算国民所得以及每人平均所得时，所需要的农工各部门的生产数据与人口的数据也不会非常完整，多少会有些残缺或未尽精确。
所以根据这些资料计算出来的总所得及每人平均所得往往会有一些统计上的误差，这些小幅度的增加，很可能是由于统计误差所引起的，并不足以表示全体国民平均购买力的提高。
（3）国民所得与每人平均所得的增加是长期的、持续的、而非短暂或偶发的；因为可能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会引起农业生产的增加或减少，此种变化自然会影响国民所得以及每人平均所得，尤其是在高度依赖农业的开发中国家，他们的国民所得以及每人平均所得所遭受到的影响力最大。
另外，某些出口物品的国际价格因为暂时供需失调，或人为的操纵及政治上的勒索，会使得这些物品价格在短期内大幅度的上涨或下跌。
因此，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总得以及每人平均所得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其他许多偶发的因素可能也会有同样的影响。
许南、陈长明（2005）认为就广义而言，“经济成长”与“经济发展”都是指国民生产的增长情形。
许南、陈长明（2005）总结道WilliamLoehr与JohnP.Powelson认为经济发展为仅随所得分配渐趋均匀的情形下，物质利益不断提高的过程。
Todaro（1981）认为有三种主要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的表现：
高的经济成长率、低的失业率、以及平均化的所得分配。
刘乃全在2005年利用过去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结果，来检验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转变的情形是否符合其发展的模式，结果发现：
（1）中国产业结构的改变正朝向发达国家过去发展的方向。
（2）2005年以前，中国以发展工业（制造业）的出口扩张政策非常成功的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3）九十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由于过去强调工业部门的发展与出口扩张，以及忽略服务部门的发展，以致目前的工业升级进行的很迟缓，产业结构调整不佳，但1近年来，由于政府各项自由化政策的落实，强调出口与内需并重的整体经济发展策略，致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成长，工业结构也有明显的升级。
从上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相关实证文献探讨中，我们可以归纳出：
（1）Clark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的结果，平均每人国民所得会逐渐上升，初级劳动人口会逐渐降低，但第二级劳动人口增加至50%时，其增加的趋势会减缓或保持固定，而第三级劳动人口则不受影响。
（2）Kuznets认为初级产业的产值结构比与就业结构比呈同一方向的变动；第二、三级产业的产值结构比与就业结构比则不一定呈同一方向的变动，就长期而言，第二级产值结构比呈上升倾向，其就业结构比则不一定呈倾向，第三级就业结构比呈上升倾向，其产值结构比则不一定呈上升倾向。
Kuznets的研究结果与Clark的研究结果雷同。
（3）Howe认为景气循环对教育程度别的就业结构影响很大。
其研究结果显示，当经济不景气时，高中学历者较容易受解雇，而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及技术的发展，高中学历者求职的压力亦较大。
（4）刘乃全（2005）认为九十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由于过去强调工业部门的发展与出口扩张，以及忽略服务部门的发展，以致目前的工业升级进行的很迟缓，产业结构调整不佳，但1近年来，由于政府各项自由化政策的落实，强调出口与内需并重的整体经济发展策略，致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成长，工业结构也有明显的升级。
（5）范海燕，李洪山（2007）认为2006年以来失业率的上升是因为经济成长的趋缓就业机会扩增有限，再加上产业结构快速转变，劳动生产力提高，而降低劳动需求。
1993年～1997年失业率下降是因为服务业部门迅速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大量吸纳传统劳力密集工业所释放的劳力，而减缓结构性失业的压力。
1997年～1999年失业率的上升则系因为农、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持续缩减，服务业部门就业又趋缓造成的。
其并认为就长期而言，产业别结构变化差距逐渐缩小，显示人力资源分配渐趋均衡，其运用效率亦随之提升。
与西方资本主义观点下的人口迁移模式不同，根植于社会主义基础的中国，对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发展模式：
（1）就地移转模式
主张就地移转模式的学者认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移转应主要采取农村就地解决的方式，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①调整农村产品结构，实现农业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移转，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展，有人称为“不离土不离乡”模式。
②改革开放至80年代末期，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移转主要是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就地移转。
“离土不离乡”的模式是在苏南碧溪镇农民开创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经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通过在农村内部发展与兴办乡镇企业，或让农民进厂进镇（主要在当地县以下乡镇）从事非农产业就业，人称“离土不离乡”模式。
就地移转模式的主要的论据如下：
①从国情和特点看，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二亿多人口的大国，城市和乡村一样，劳动力资源都很充裕，尤其在目前中国城市仍有失业问题的状况下，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移转至城市具有较大的排斥。
因此，就地移转可以促使农村劳动力在当地就业，减少劳动力移转对于城市就业的冲击。
②从发展资金来看，在国家发展资金不足、财政补贴包袱日重、赤字增加的状况下，就地移转不会给我国财政增加负担。
另外，以农民自筹资金方式，创办的许多乡镇企业，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发挥了扩大就业的一定作用。
因为大部分乡镇企业的机器设备水平明显低于同类国营和大型集体企业，而以劳动密集、手工和体力为主干的乡镇企业生产模式，与现实农业中待移转劳动力的素质也基本吻合。
③从各国城市发展的经验来看，都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都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现象，其结果造成城市日益拥挤、住房难求及犯罪率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所谓“易地移转，离土也离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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