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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语堂与中西文化观
论林语堂与中西文化观
语文组吴惠娟
目录
第一章双脚踏东西方文化
1.我所知道的林语堂
2.林语堂的成就与价值意义
第二章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1.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
2.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3.融合中西文化，兼顾互补
第三章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
1.重建中国文化
2.林语堂与儒家思想
3.林语堂与道家思想
4.林语堂与中国古典小说
5.林语堂与北京文化
第四章林语堂独特的文化情怀
1.生命本质的悲剧情怀
2.智者幽默的情怀
3.闲适享乐的诗情人生
4.深沉的故乡情结
附录林语堂作品集
1
第一章双脚踏东西方文化
----林语堂生平简介及成就
中国人心里，似乎隐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诺贝尔情结”，客观地说，诺贝尔奖并不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实际文化水平，但是诺贝尔奖又是一个标志，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素质。
2012年，莫言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许多媒体也纷纷回顾中国有哪些作家曾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胡适、鲁迅、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艾青、王蒙、北岛等作家的名字都被提及。
在这些作家中，我更关注林语堂，林语堂一生中至少有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许多人心目中，林语堂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是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桥梁，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和一位智者。
（一）我所知道的林语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林语堂生于漳州龙溪县（今平和县）坂仔村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
他引以为傲的就是有个“纯天然的童年”。
林语堂一生当中具有浓郁的故乡情怀，他曾多次说过：
“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得力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
”也许正是坂仔的自然风光、童年纯真的梦，都浸透到林语堂文化修养的深处，进而影响了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他幽默性灵、平和闲适的精神境界。
林语堂的祖母和父母均信仰基督教，父亲是个乡村牧师，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父亲希望儿子接受西洋教育，又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儒家学说，家庭熏陶使林语堂幸运地受到中西文化融会的影响。
林语堂十岁到厦门教会办的学校读小学，后转入寻源书院，大大促动了他对西方文化的探求，当然，又因为书本知识简单，林语堂又转而自学《史记》，对苏东坡的作品也感兴趣，这时的林语堂已从中西方文化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了，开始形成中西文化兼得而不偏颇的思想。
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他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确立了对西洋文明的信仰，但也中断了传统文化的学习。
毕业后林语堂在清华大学任教，有一次同事谈孟姜女的故事，令他无地自容：
熟知《圣经》的故事，却连这个故事都不知道。
于是开始认真钻研中国的学问，从《红楼梦》入手，还苦读《人间词话》、《四库集录》等，林语堂后来回忆说“盖自任清华教席之后，我即努力于中国文学，今日之能用中文写文章者，皆得力于此时之功也。
”
1919年秋，林语堂赴美哈佛大学中文系研究比较文学，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同
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以《古代中国语音学》获博士学
位。
可以说，在欧洲研究中国的文化，对林语堂来说是独特又意味深长，中西文化的交融性是他思想文化观形成的一个根源。
1923年回国后，林语堂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1924年后，成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
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研究语言，在他的推动下，许多教师也致力闽南风俗文化的研究。
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
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
可以说从1923年到1935年，林语堂虽主要在中国，但却一直处于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他倡导小品文，大量读中国书，与著名作家萧伯纳和赛珍珠的交谈，也使他受益非浅，他的幽默风趣的文风和以英文写作的努力也与此有关。
1936，由于以英文写的《吾国与吾民》一书在美国引起轰动，赛珍珠邀请林语堂赴美写作，这样从1936到1966年近30年时间，林语堂几乎都生活在美、法等国，使他对西方文化有深入体会，同时，也不忘自已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先后用英文写了《风声鹤唳》、《老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林语堂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还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同时还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推介海外。
可以说此时的林语堂成了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
1966年，定居台湾。
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
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
1976年3月26日，因心脏病于香港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纵观林语堂的一生，出生于一个特殊的家庭，又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中西文化始终与他相随而不顾此失彼。
（二）林语堂的成就与价值意义
他一生办过三本杂志：
《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并培养了20世纪一半的文人。
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一生致力于语言研究与教学，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的文学院长，编撰的字典《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被他视为写作生涯巅峰之作。
他还是生活发明家：
比如可以挤出牙膏的“自来牙刷”，“自动门锁”，“自动桥牌机”等发明，最著名的要数中文打字机。
他自斥资金，尝试数十年，以致一度倾尽家财、负债累累，终于成功发明了“明快中文打字机”，并于1946年在美国
申请专利。
林语堂能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让我们不禁感叹一个人短短的一生如何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然而这些在他文学成就面前都不值称道。
林语堂一生创作了《京华烟云》《啼笑皆非》、《红牡丹》等8部长篇小说，《人生的盛宴》、《吾国与吾民》等1000多篇散文，著书60本，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40次，并被译成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他是中国现代很有个性和魅力的一位作家、学者，智者，提倡幽默，提倡闲适、性灵的小品文。
据可靠资料显示，他一共有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却因种种原因失之交臂不。
不过也有人说是两次提名，有人说是一次，比较混乱。
根据诺贝尔奖的提名的规则规定，只公布获奖者名单，诺贝尔奖的提名、评选情况要保密50年，官网1901年--1965年的数据中，只找到林语堂的两次提名情况，第一次是1940年，他被另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和斯文·赫定同时提名，瑞典学院请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高本汉评价他的著作，特别是《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获得“是报导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非常宝贵的著作”的赞誉。
评选小组专家也欣赏他的“活泼的、有机智的和富于很强的幽默感的想象力。
”可惜后来1940年到1943瑞典文学院还是没有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二战期间瑞典想要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立场。
就这样，林语堂首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1950年，赛珍珠再次推荐林语堂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可是这次评选小组认为林语堂是用英文写作的，他的作品不能代表中文文学。
因为诺贝尔奖是要用母语原创，然后还要有人翻译成外文后才能参加评奖。
他曾在1940年，请远在新加坡的郁达夫把他的作品翻译为中文，但郁达夫开了头，最终还是没有完成。
林语堂的候选作品《京华烟云》，没有一本作者认可的中文译本，林语堂的其他七本长篇，当时也没有中文译本。
但还是有获奖先例的，诺贝尔终身评委马悦然也颇为其抱不平，他说印度诗人泰戈尔用英文写了部诗集《吉檀伽利》，获得的是1913诺贝尔文学奖。
无论如何，最终林语堂还是没有获奖。
众所周知的是1975年，国际笔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决议。
然而那年获奖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至于第三次被提名的林语堂为何没有得奖，因50年保密的原则，至今仍没有明确说法。
一年之后的1976年，82岁高龄的大师离我们远去，把一切关于他的讨论与疑问都留在身后。
他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而且是近现代把中华文化介绍给西方最成功的中国文人、学者，他的世界性影响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曾有人这样评价林语堂：
“全世界大多数的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两大文人，一位是孔夫子，一位是林语堂，事实上，“夫子之道”也是经过林语堂介绍给外国人的。
”他的好友、获诺贝尔奖的赛珍珠称他的《京华烟云》是“伟大的书籍”，“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在他逝世时，《纽约时报》用大幅篇幅介绍他的经历和贡献，并评价：
“他向西方人士解释他的同胞和国家的风俗，想望，恐惧和思想的成就，没有人能比得上。
”林语堂的出现，打破了横亘在西方民众面前无比幻象的中国想象。
来自中国作家的内部分析以通俗形式让西方社会得以了解真实的东方文化人格，改变了他们对中国人迂腐、软弱、落后的印象。
虽然林语堂有如此之高的评价，但与其他作家相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人们看待林语堂，往往以鲁迅对他的评价作为标准，除了在创办《语丝》期间被称作鲁迅“战友”外，林语堂宏富、奇特、神秘而又博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被忽视、被误读，毁誉参半，可以说，林语堂在20世纪中国现代作家中是生不逢时的，林语堂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对人文思想的张扬，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林语堂与鲁迅等有强烈的阶级观念和斗争意志的作家不同，从人类发展、幸福与命运的高度思考问题，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超越，也为21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
当实用主义与金钱崇拜大行其道，林语堂悲天悯人的情怀应当受到重视。
他一生从未加入任何政党，在政治虽然倾向于国民党，但并非政客，而是一个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家。
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极在的一个作家，他一生潜心于英语创作，却不失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学者。
四十岁的林语堂在他的《我的话》一书中写了个对子：
“双脚踏东西方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我以为他对自己评价是中肯的，这十四个的箴言，充满了个性的理性自觉，如此广博的胸襟与精妙的表达，没有谁能超过林语堂。
那么我们今天通过课题研究，讨论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重新审视林语堂在沟通中西文化上独特的价值意义。
最后，我想说，语堂的幽默大家是知道的，但他的幽默不但是来自于他丰富的文学语言，更是出于他了解东西文化精髓基础下养成的那种达观，积极，悠闲的生活态度。
第二章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脚踏中西文化，向中国人说西方文化，向西方人说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名人，恐怕最成功的就数林语堂。
林语堂的优势在中西文化兼通，以中国文化为主，以西方文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的过去，当时和未来。
这些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的。
（一）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
林语堂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至今仍无人超越，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布什在访华前，为了解中国而选择读林语堂的书，可见其影响深远。
林语堂在对外文化传播中为何能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则要看历史背景，当时林语堂投入国外写作的年代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日军入侵的情形之下，中国的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心跌落到了谷底，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一边倒地向西方学习。
同时，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急需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支持。
获得美国的支持，首先要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
而当时美国民众不了解中国，甚至充满了偏见和曲解，一想到中国就想到：
鸦片烟、梳辫子的男人、缠足的女人，狡猾的军阀、野蛮的土匪……要改变他们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就是林语堂在国外写作时迫切的历史使命。
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里提到，林语堂从1935年受好友赛珍珠的邀请赴美写作，到1965年返台，有近三十年的对外写作的时间,几部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品（包括得到诺贝尔奖提名的《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都是在这个时期相继完成的。
1935年林语堂从第一本介绍中国的著作《吾国与吾民》开始，就获得美国读者的认可。
这一本书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在每一章中都具体描写了中国事物的发展，他站在历史与现实、矛盾与冲突的角度之上，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地描述中国，既严肃又轻快地对于古今中国都能给于正确的理解与评价。
在《中国人的性格》这一章中，林语堂先生写出了中国的特点，他有力批判性的文字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腐败的所在，在林语堂的书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一句话“我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
我甚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扰担忧，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
她将调整她自己，一如过去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
”点点滴滴的文字中都透露了作者渴望救国，深切爱国的感情，但是他不是溺爱，而是勇于对批判，从多方面让人们认识到真正的中国。
在《生活的艺术》这本书中，林语堂“谈了庄子的淡泊，赞了陶渊明的闲适，诵了《归去来辞》，讲了《圣经》的故事，以及中国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皆诉诸于笔下，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完美生活的范本，快意人生的典型”，表现出诗样人生、才情人生、幽默人生、智慧人生的别样风情。
这本书聊到关于人生的话题，人生的意义是这样的：
“人是一切事物和活动的中心，人生的目的与真谛在于享受淳朴的生活，而活着就要快乐，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
”也就是觉得生活的享受在于一种态度：
“我以为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因为太严肃，所以必须有一种智慧和快乐的哲学以为调剂。
” “我们是属于这尘世的，而且和这尘世是一日不可离的。
即使这个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
书中还坚持“博爱”。
不要太去挑别人的刺，多包容那些那认为的错的事和恶的人，同时也接纳自己的一些缺点。
存在即是合理。
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少去批评怀疑他人，而是有一颗关怀心，包容心，这样你自己也会变得大度一些，快乐一些。
另外阐述了悠闲的重要。
有一句话感触很深，“世间万物尽在过悠闲的日子，只有人类为着生活而工作。
” 书中说，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悠游岁月的人才是智慧的。
在本书《自序》中，林语堂说：
“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
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
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
”又说：
“一切取舍都是根据我个人的见解。
”
是的，正是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足自信，林语堂在东西文化交流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重于评价，力求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给中华文明作出正确的定位。
（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相对传统的中国文化，林语堂从小更多的是接触西学，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是个乡村牧师，他的一位好友华西斯常寄给他基督教周报以及基督教文学的书，这成了林语堂了解和接触西学的一个通道。
林语堂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西式教育，圣约翰大学对林语堂国思想有很深的影响，它培养了一种对西方文明和西方生活的认可和同情态度。
1923年，胡适给清华大学赴美留学生开列“最低国学书目”,梁启超批评胡适“文不对题”，他也开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而吴稚晖主张当中国的国学丢弃，林语堂则对国学保留态度，主张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国学。
很快，林语堂改变了态度，赞成“欧化的中国”是唯一的救国方法，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他指出改造民族精神与其“复兴古人的精神”，不如爽快地讲精神的欧化。
正因为林语堂主张接受西学，他有意识地翻译了一些西学著作，向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可以说，这种启蒙意义在于，它打开了国人的视野，提高了国人的现代思文化意识。
1925年，林语堂翻译尼采作品《走过去》，又写了《萨天师语录》，讨论男女平等新时代的女性打破“男子的好恶”的束缚。
1929年，林语堂翻译了《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传播个性解放和女性解放精神。
同年，林语堂翻译了斯宾加的《新的文评》，这符合他一贯主张的“性灵”的艺术，带有“五四”以来浓烈的个性解放色彩。
林语堂最早将幽默介绍到中国，而且是幽默文学在中国最热烈的倡导者。
1924年，林语堂发表《幽默杂话》，他创办的《论语》杂志提倡以幽默为目标。
在《谈幽默》大量引用英国作家麦烈蒂斯的幽默思想，1929年，林语堂还翻译了英国著作剧作家的《卖花女》等剧本，用力地介绍西方的幽默思想。
与林语堂文学思想关系密切的西方的表现主义美学，他生性爱好自由，对西方的自由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林语堂还盛赞伏尔泰的话：
“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至死也拥护你意见不同的权利。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林语堂对自由的真正理解，当然，林语堂极端自由主义是有前提的，主要有对公德意识，人类的幸福、平民意识等的重视。
林语堂从写《啼笑皆非》开始反思西方文化的不足，西方思想缺乏一种和平的哲学，并总结了偶像崇拜心理而形成十四种信条，二战也暴露了西方的道德破绽，而且危及了民主政治的生存，世界大战就源于缺乏道德观。
（三）融合东西文化
林语堂用中文写作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
青年和晚年，虽风格不一，青年时期激烈昂扬，晚年沉稳醇厚，但都用散文笔法，观点独特，行文自由，诙谐幽默，充分展现了林语堂自由自在的逍遥精神。
不过，林语堂的中文写作，西方文化的影响非常突出，这既表现在现代精神的注入，表现在文体的理性力量上。
以《论西装》为例，从自由的角度谈西装的不自由和对人性的束缚，从而使这个平凡琐屑的题材妙趣横生，林语堂的中文散文又常夹杂着英文的人名和句子，这种语体有得于读者准确理解原意，我们能够感到西方文化的多方面的影响，这是他为中国读者架起的了解西方文化的桥梁。
林语堂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站在更广大的背景下来看中外文化，只有建立在求同存异和取长补短的基础上，东西文化才能逐渐得到发展，依人类的理想融合出一个全新的文化，因此，提到中国文化，林语堂很少孤立地谈，而是与其他各国文化进行比较，看到其独特价值。
在《论中外的国民性——由动转入静的儒道》中,林语堂说：
“中国的文化是静的文化，西洋的文化是动的文化”，“中国人主让，外国人主攘”,“中华民族与西方国家比较，进取不足，保守有余。
”在《英国人与中国人》一文中，谈到中国与英国人区别及其互补的可能性：
“英国人比中国人相信系统制度，中国人却缺乏这种对制度组织的信任。
我深信中国人如果能从英人学点制度的信仰与组织能国，而英国人若能从华人学点及时行乐的决心与赏玩山水的雅趣，两方都可获益不浅。
”对中西文林语堂能有如此广阔的视野，如此深刻的见地，如此敏感的心灵体悟，这是难能可贵的。
1944年，林语堂在《月亮与臭虫》一文中，指出要沟通东西文化，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正确认识东西文各自的“利”（月亮）“弊”（臭虫）,而他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小说《奇岛》就表现了探索文化融合。
泰诺斯岛来自世界各地，各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人和谐共处，这个虚构的泰诺斯社会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社会理想，从中可以看出孔子为政之道，也可以看出道家的思想因子，以及回归希腊文化的狂潮。
1935年，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说过：
“近情的国家将生活在和平之中，近情的夫妻能生活在快乐之中。
……我们只有在世界的人类都是近情的人时，才能得到和平和快乐。
”林语堂的所说的“和平与快乐”，是支撑他灵魂的主要力量的“和乐”思想。
他善于把中西文化交融的审美观点和成“和乐”两字，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和话语方式。
一部《赖柏英》就是抒发和乐审美意识的主题的作品，《赖柏英》是一部带有故乡情节的自传性的小说，赖柏英原型是作者的初恋情人。
新洛与赖柏英青梅竹马，长大后产生了深笃的恋情。
赖柏英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同新洛一同出国。
新洛在外国对初恋情人的刻骨相思，常使他魂不守舍。
叔叔的姨太太荒唐地爱上了他，但终未如愿；吴太太的女儿苦苦追求他，终于无成而自杀。
在一片迷惘中，新洛爱上了美丽的混血女郎韩沁，并与她疯狂地相恋。
后韩沁受一妓女影响,去追求欧洲男士的肉感和金钱。
在经历了相思、狂恋、失恋、困扰等一系列精神挣扎后，新洛终于又再次与赖柏英团聚，找回了曾经美好。
书中的女主角赖柏英，最突出的性格就是和乐，她“照料家务、烹调，洗衣，家里的一切事情她都做得轻轻松松而且笑眯眯的。
”她是一位勤劳、能干、善良、孝顺、坚忍、敢做敢为……集诸多美德于一身的闽南女子，因为要侍奉失明的祖父而放弃与留学的爱人一起出洋，操持大家庭管理农庄，无微不至地关心家里人，为了教育孩子努力学习文化，在混乱的战争年代与土匪般的军官周旋，在丈夫甘才又无端被杀害时，有过痛苦悲伤，但历经磨难仍微笑着面对种种的挫折。
应该看到，赖柏英寄托着林语堂丰富的人生理想，最令人折服的是其在命运的重压下凸显的平静。
虽然书中新洛的母亲说“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柏英那样的孩子了……”，但是，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华夏民族的女子身上都有柏英的这些优点，她是那个时期无数美丽中国女子的代表。
《赖柏英》一书虽有乱军盘剥百姓、滥杀无辜的血腥场面，描述了黑社会贩卖武器和少女的恐怖，也有心怀“和乐”之人的生存方式的简单平静。
林语堂着意去创造爱情的美满，构建和乐的结局，更是林语堂心灵安置的一种方式，赖柏英的家庭“很特别，家境清苦却注重理想及生活的和乐，尤其在乎精神方面的事情”，从某个层面来说，小说的结局是林语堂现实生活的翻版，他与妻子廖翠凤的家始终保持典型的中式家庭的氛围，以子女为乐，以家人团聚为乐。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的文化历程比同时代的文学家要丰富曲折得多，既接受西方的基督教义，又研习佛教、道教、儒家典籍，却又没有走向偏激，究其原因，林语堂能客观地看待生命存在的方式，善于察觉人对精神愉悦的追求,在《赖柏英》的创作中,集中拓展“和乐”的审美思想。
小说中的甘才善良、有耐心，不斤斤计较，觉得有田地，有妻儿，有什么不知足的？
其实幸福无需太多的物质支撑。
主人公新洛重回老家，与母亲、赖柏英重逢，便觉得幸福太完满了。
林语堂自觉析取各种文化资源，在写作中注意辩证地看待各种文化交融与碰撞，他塑造的秀瑛是个典型的基督教徒，“对于世间一般人追求利益和庸碌的情景，也能保持相当的超脱和冷漠”，也有我们民族安贫乐道的文化心理，强烈的宿命论，一切听天由命。
横跨中西文化、跨越两个世纪的文化巨匠林语堂，其文化视野宽阔，文化观念广博，与靠中、英文翻译介绍和双语写作进行文化交流相比，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交融显然更进一层，以中国文化为主，兼顾互补，这也是他与那些国粹派、欧化派以及一般的东西文化调和融会论者迥乎不同的地方，成为真正的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
第三章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
（一）重建中国文化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一直以一些哲学思想为主流，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儒家、道家和佛家（禅宗），林语堂对儒家一往情深：
“谁若说儒学在中国已死，就等于说一个母亲对她子女的爱心是可以死的。
”“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林语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社会、道德、性情、人生智慧等诸层面，也可以说在社会关系中如何做人、如何快乐以及如何幸福的法则。
不过对林语堂来说，更具内在性、更富于魔力，并成为其精神和灵魂者，不是儒家而是道家。
“我的天性近乎道家,多过由信仰而成的儒家。
”（《信仰之旅》）“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常有来自老子的深思。
”道家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本质的存在，它与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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