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山下的盛会七大课件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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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山下的盛会七大课件资料

宝塔山下的盛会

——中共七大纪实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中国西部偏远的小城延安，700多名中华民族的精英聚集一堂，举行了一次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六大到七大，时间间隔长达十七年

　　从1928年6至7月间召开六大，到1945年4至6月间召开七大，这两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间相距达17年之久，堪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最。

　　其实，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

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

1930年12月，已写好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迟延”的任务。

此后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战事连绵不断；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连续出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中共中央在上海也站不住脚，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等原因，召开七大之事便被搁置下来。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日渐安定。

1937年7月7日，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义》，要求“在最近期内”召开七大，并初步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

会议还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

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5人组成。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筹备委员会事实上并未开展工作。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

这次会议提出，中共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包括发表为召开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给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指示，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各领导同志起草报告提纲。

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4月14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共中央决定于半年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1938年11月，中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问题。

会议还对代表名额的分配及代表产生办法做出了若干规定。

　　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举出代表。

然而，从这里起，国内形势又发生变化，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各地打退反共高潮，和粉碎日军“扫荡”上，召开七大的筹备工作受到影响。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在1941年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大的一切准备工作要在1941年“五一”劳动节前完成，初步议定“五一”劳动节大会。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决定，七大议程主要为三大报告，即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

会议还审查了代表情况，重新指定个别代表，确定了大会秘书处等会议机构，宣布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这次会议后，一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

但是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七大延期召开。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曾打算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后因部署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而再次推迟七大召开的日期。

　　194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向政治局提议，在此后8个月至9个月内召开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些负责人赴延安参加七大。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决定七大改在年底举行，但要求代表“须于最近期间启程来延”。

不久，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延期。

　　1944年5月，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全党思想空前统一。

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

立即着手召开七大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在7个月内开预备会议，8个月内开大会；本月内将大会报告及指定发言的提纲写出，6月上半月写成文字；预备会开1个月，正式大会一部分公开举行，并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

这次书记处会议确定：

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为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王若飞，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七大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以周恩来、邓颖超、陈毅、王若飞、薄一波、贾拓夫、林伯渠、林彪为成员，由周恩来负责召集。

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

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决定，5月21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

一再延迟的中共七大，至引终于提上了日程。

　　迢迢延安路

　　尽管七大一拖再拖，但自1942年年年初起，一些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便陆续赴延安，准备参加七大。

　　1942年1月13日，刘少奇正在主持中共华中局会议时，中共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七大。

当时，华中局的同志为了挽留刘少奇，曾给中共中央回电说：

“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

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髯在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

中共中央没有同意华中局的要求，于1月21日坚持要刘少奇返回延安，并让他顺道解决山东问题。

3月19日，刘少奇等人动身，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于3月底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在山东期间，顺利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

毛泽东曾在7月初给刘少奇发电报，说：

“我我们很希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在敌后要以依靠军队为适宜。

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

”7月下旬，刘少奇离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向陕北进发，于12月30到达延安。

　　陈毅是在1943年11月从华中抗日根据地赴延安参加七大的。

当时，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为了打击和排挤陈毅，发动了“黄花塘事件”。

事后，饶漱石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

在电报中，饶漱石首先挑拨陈毅与毛泽东、刘少奇的关系，接着又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攻击陈毅。

饶漱石在电报的结尾要求中共中央：

“速决定特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

”为了把陈毅拱走，饶漱石还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也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得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表达了团结工作的愿望。

　　11月8日，毛泽东复电陈毅并告饶漱石，说：

“此次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

可以改正的。

”“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

前次你的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然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

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其它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其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

　　11月25日一早，陈毅踏上赴延安的路程，经过3个月的跋涉，于1944提3月7日抵达延安。

3月16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成立，公推陈毅和张鼎丞任正、副主任。

彭德怀和刘伯承是1943年9月一起去延安的。

他们去延安是参加整风运动，之后留在延安参加了中共七大。

刘伯承任晋冀鲁豫代表团主任。

　　其他根据地的领导人贺龙、聂荣臻等也先后来到延安。

　　南方各省七大代表奔赴延安，历尽艰辛。

1939年11月，香港党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

随后，广东代表团成员分别化装到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换上了八路军战士的军装后，乘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

由于前面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先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后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丁家山。

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会合。

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七大代表们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古大存任书记。

这时，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来电指示，由于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要走敌后根据地到延安。

这样，南方各省代表奔赴延安便更加困难。

　　1940年1月，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东南局让七大代表立即出发，经敌后根据地到延安。

为保密起见，东南局规定这支由代表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指定古大存为团长。

　　1月20日，“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

之后，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辗转行军，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半塔集。

当时华中局也驻在江北指挥部里。

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给“服务团”每个人送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他们学习的理论课本。

　　“服务团”在半塔集停留了半个月后，又向皖东北挺进，两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过陇海路，经过台儿庄，抵达鲁南山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抱犊崮。

经过了一个吃苦的休息后，一一五师派老六团团长贺东生率一个加强连护送“服务团”去鲁西地区。

在离大汶口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服务团”遭到了伪军的包围袭击。

这天一早，钟明起来到外面查看动静，发现敌人的迫击炮弹已打到隔壁院子里。

在行军路上，钟明负责医疗工作，并分配了一个卫生员随他保管药品。

这些药品是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城市采购的，钟明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

发现敌情后，他立即返回驻地找到卫生员一起收拾好约箱。

但是，当他们冲到村口时，贺东生已带着大部分人员冲出出村子，村口已被敌人的机枪封锁了。

钟明只好和卫生员往回走。

路上，他们又碰到一位掉队的同志。

和队伍失散后，钟明等3人并没有惊慌，他们机智的翻越后墙，躲入玉米地里；后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游击队。

当天晚上，在游击队的护送下，回到了“服务团”。

　　钟明等人安全归队，使同志们惊喜万分，激动得互相拥抱，热泪直流。

原来，大家都以为钟明等在敌人袭击时牺牲了。

古大存更是心情沉重，还准备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引咎接受处分。

钟明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向党支部汇报了掉队的经过及以后的情况，并作了自我批评。

　　大汶口遇险后，“服务团”又继续赶路，跑步前进越过津浦铁路上敌人的填充锁线，经泰西、东平、湖西、鲁西、进入冀南根据地。

8月，冀南军区派一个团护送过平汉路。

平汉路是“服务团”赴延安途中最难逾越的一道封锁线。

第一次过平汉路时，部队刚接近铁路，就被日军发觉。

由于行动暴露，只好暂时撤退。

过了10多天后，冀南军区派出一个营，再次护送“服务团”过平汉路。

营长带一个突击组，迅速摸到哨所前，解决了敌哨兵。

“服务团”立即跑步越过铁路，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进入冀西武安山地区。

随后，“服务团”又在部队的护送下，到达八路军总部。

当时正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后期，八路军部队经常转移，“服务团”西去的路线因敌人的严密封锁而无法通过，他们只好等待时机，随同总部转移到太行山区。

　　9月，徐向前由山东经八路军总部去延安，总部派了两个团护送，准备一旦在通过同蒲路和汾河封锁线发生情况时就硬打过去。

总部让“服务团”和徐向前同行。

在从八路军总部到延安的途中，“服务才”连闯5道封锁线，有时一个晚上要行军70多公里。

1940年12月26日下午，经过艰苦跋涉的南方各省参加七大的代表，终于到达延安。

其中广东的代表从　　1939年12月底算起，整整历时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可谓一次艰苦的“长征”。

他们在新四军、八路军的掩护下，无一伤亡，全部安全到达延安，这也是个奇迹。

离陕北根据地较近的晋察冀代表，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也是同经危险。

194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决定，北岳区党委、冀中区党委、冀东区党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在阜平县集中组成一个行军大队，由赵振声（李葆华）等带队赴延安参加七在。

途中，为了避开与敌人遭遇，代表们只能走山路、走小路，行军非常困难，平均一天走六七十里路。

但大想到能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七大，都不怕苦，不怕累，情绪很高。

　　按照行军计划，队伍将从太原市西南白水镇通过铁路。

那天晚上，他们通过了铁路后，沿着山路继续向前走。

不久，日军发现了他们，在山顶上向他们袭击。

这是晋察冀代表此行遇到的一个突发情况。

当时，他们紧急从路上撤下来，从山沟里突围。

由于敌人不知虚实，没敢追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场战斗使晋察冀七大代表损失较大，有的代表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有的被俘。

天亮后，代表们才陆续突围出来。

　　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晋察冀边区的七大代表于6月底到达延安。

　　到1945年4月，出席七大的代表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

一时间，延安群星璀璨，几乎中国现代史上所有革命精英都聚集在这里。

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大批的七大代表到延安后，由于没有大的招待所，代表们除一部分住到中共中央党校外，其余的分散住在附近的机关、部队、学校里。

尽管到延安后住得很简陋，吃得也很简单，但来自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的代表毫无怨言。

他们来到延安，看到了延安的新气象，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因此，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那么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盛会的开幕

　　4月下旬的延安，春风习习，延水清清，桃红柳绿，万木争荣。

　　1945年4月21日，七大举行预备会。

任弼时首先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

他说：

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

这固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的方面。

因为在延期当中，首先是充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

现在党员有120万，党领导的军队近100万，解放区人口近1亿。

经过锻炼，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因素。

七大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

其意义和作用是非常伟大的；其次是党的思想更加一致。

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加纯洁。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空前团结的反映。

这是对七大思想上的准备，其意义也是非常伟大的。

　　任弼时还就七大代表产生的经过、七大议事日程和报告草案的准备情况作了说明。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提出七大的工作方针是：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追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24年的斗争历史，指出：

“自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最后，毛泽东号召：

“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北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

　　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

547名正式代表、208名候补代表，迈着庄重的步伐走进会场，按照代表证上的编号，依次坐下。

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岁70岁，最小的才20岁出头，大多数代表为30岁至40岁左右。

妇女代表有蔡畅、康克清、邓颖超等；少数民族代表有乌兰夫等。

大会还特邀了一些外籍人士参加，其中有：

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他是绕道美国到达延安的；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朴一禹；驻延安苏联情报组负责人兼塔斯社记者孙平等。

　　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

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4个大字。

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

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

插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

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

　　下午5点，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主席团的领导同志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立，热烈鼓掌。

　　庄严的《国际歌》响起来。

代表们唱着《国际歌》，热血沸腾，心潮激荡。

　　尔后，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并作了简短的讲话。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两个中国之命运》。

毛泽东指出：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

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命运。

　　毛泽东讲话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先后发表了讲话，肯定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预祝七大成功。

彭真在会上作了《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

　　4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了《论解放战场》的军事报告。

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

从4月30日开始至5月11日，在讨论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的同时，主要进行大会发言。

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高冈、张闻天、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质忠、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李富春等。

　　5月14日、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5月21日至23日，继续大会发言，先后发言的有：

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朴一禹、乌兰夫、林彪、马凤舞、刘澜波、张鼎丞、傅钟、叶剑英等。

这些发言都贯穿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精神，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