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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的眷村生活史个人记忆与时代经验

“有情”的眷村生活史:

个人记忆与时代经验

1

相较于既往眷村叙事潜在的“论辩”(基于不同目的的意义“重构”)性质曾明财的《台湾人在眷村:

我的爸爸是老芋仔》(以下简称《台湾人在眷村》)却起念于一个较为素朴的目的:

“因着时代产生的传统眷村在台湾经历了五十余年时光今日历经耆老凋零、眷村改建等因素已逐渐消逝。

讲到眷村一般人往往直接联想到其所被赋予着的外省族群竹篱笆内的生活文化与记忆到底有何特殊?

不少住过眷村的人时时回味未曾参与的年轻一辈也怀抱好奇之心。

”①眷村是台湾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段。

与它有关的人事记忆也因与1940年代迄今之大历史颇多勾连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向。

遭逢历史沧桑巨变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是构成历史叙述的重要部分。

而作者也期望藉由这一部书的写作记录下其“所见台中的眷村以及属于眷村的独特生活时光”。

作者四十年眷村生活的记忆虽未见时代的波澜所述也多是卑微小人物。

但他笔下的故事“却属于那时代最真实的见证”②。

历史流转中个人命运的起废沉浮仍为作者眷村叙述的核心。

时间延伸至日据时期其父因偶然机缘成为航空修理厂工员并于此习得一丝不苟之“日本精神”后又成为国民党阿兵哥入住眷村。

这一段独特的经历使得曾明财关于第一代眷村人的叙述并无“外省人”眷村叙述惯有的“离散”感和乡愁想象背后的锥心之痛。

那些弥散于后一类作品中的悲情恰成曾明财所述台湾人眷村经验之精神参照。

虽无“外省人”内心之历史重负却分有和他们共同的在地经验。

而在眷村复杂之关系中如何处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或为其父辈多年间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其母的“眷村恩怨”多半亦因是而起。

此一问题并非自然产生乃是“外在”力量使然。

而居住条件的简陋人心的隔膜邻里之间难免龃龉但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仍还是温暖的居多。

其间甘苦喜乐亦转化为美好的回忆时时萦绕于心教人难忘。

多年以后迁出眷村但“老妈最怀念还是近四十年的眷村生活有甘有苦有喜有乐所有美好或痛苦的记忆都是在眷村发生”③。

时间的流逝早已褪尽了“怨气”眷村已经融入他们的生命。

而那些曾经活在眷村的人们也在作者的记忆中依次出现渴望有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于是台湾新竹少年个人的生命故事最终融入时代的历史经验之中并因共同的居住地“眷村”的存在而展开了全然不同的生活。

这生活中既有邻里之间颇多出现的日常纠纷来自不同省份背负不同命运的人们之间的小小矛盾其背后亦不可避免地勾连着极为复杂的政治现实。

他们如一叶叶浮萍随着大时代的风浪颠簸飘荡不已。

他们和他们后辈的生命故事也就成为这一部书中最为感人的一页。

我们也因此可以了解那个年代和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曾经有过的种种艰辛、持久的感伤和被一再延宕的“希望”及其覆灭而又“重生”的过程并藉此反思它们之于现实及未来的深远意义。

2

意图深入理解《台湾人在眷村》中“不一样的”眷村故事“外省人”在眷村的叙述仍属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

在张耀升《眷村记忆》(台湾版名为《告别的年代:

再见!

左营眷村!

》)中十个眷村人的人生故事被编织入半屏山、左营眷村、永清国小、明德国小、果贸社区、建业新村、崇实新村等等明确标识地理方位的“眷村”版图之中偶或眷村的子女也会远赴绿岛书中叙述展开的空间也因此有了眷村之外的“他方”。

由此构成的“空间”容纳着眷村人的生命故事。

亦表征眷村人的故事并不局限于眷村而是属于台湾甚或更为广阔的“世界”。

从父亲偷读家信时双手颤抖涕泪纵横悲不自胜之景象中徐誉庭对乡愁乃有最为真切之体味;青年时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心性因之大变的李静君的父亲终也将自身生命的苦难转化为爱教子女更深一层地理解人性与生命从而有艺术的精进;而从数十年的眷村生活经验中吉广與则了悟可以“无我”来指认“眷村精神”。

那些因共同的历史原因聚集于眷村的人们无论来自何方籍贯为何都被迫背负着共同的命运。

而“无我”乃化解分歧之必要方式借助佛家的观念吉广與认为“无我”是没有“小我”“你、我本一家没有‘我执’就能无我无我之后才能敞开心胸关怀彼此。

”④一如马尔克斯所言孤独的反义词是團结。

需要一种友爱的政治学以破除“我执”化解“悲情意识”以及由此产生之“怨恨的政治学”从而构建不同族群之间的“共在”状态。

因为就其根本而言所谓的“区隔”也不过是话语的制造物并非没有重述的可能。

无论军人之间的袍泽关系还是邻里之间的关爱与互助均足以化解种种所谓之“区隔”因为在个人生命实感经验的意义上“眷村不是一个智慧的地方而是一个感情的地方。

”⑤

而从水湳机场到空军光大新村从巫乾龙欧利桑、萧再生欧利桑、单身的徐伯伯、薄氏三兄妹到叛逆的阿达、吸胶的底迪、金波兄妹和罗指南老师再到眷村理发师、诊所女孩、计伯伯的电业行后来不知所终的缠足的老婆婆、失去联系的夏同学等等构成光大新村的众生相。

他们可能原籍浙江、广东、湖南、福建、四川、江西、广西、江苏抑或如曾明财一般属台湾本地人每个人每个家庭或有其不同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的困境。

但他们共同生活在光大新村共享着1949年迄今几乎相同的历史命运。

他们中当然不乏如徐誉庭、李静君、吉广與的家人和他们的痛彻心扉的乡愁体验以及原本作为短暂的拘留之所不曾想却命定埋骨于此的内在的悲凉。

但更多的却是共同进退友爱互助以及由此积淀的温暖的生活记忆。

曾明财怀抱一颗“有情”之心记录下那些普通人平凡的生命故事。

时空的转换、历史与现实的纠葛以及与之密切关联之个人、家庭和族群命运的变化仍属曾明财的叙述不得不处理的问题。

他显然无意于将人事种种编织入宏大的历史叙述从而服务于某种现实的目的笔触也往往疏淡即便极有感怀之处也一笔带过。

因是之故《台湾人在眷村》中较少浓墨重彩处无论何等人物非常事件均寥寥几笔简单勾勒但背后未尝没有沉痛的大寄托。

眷村以及台湾历史与现实近半个世纪的变化迫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对现实问题做出回应。

是为其叙述有着无可避免的政治底色之根本缘由。

由《老爸的饮酒人生》牵连出的政治讯息和人生哲理历经十余年个人生活的磨砺而使作者有更为宽阔的视野和更具勇气的承担。

幼时所接受的“忠党爱国教育”遂节节败退。

对《中国论坛》《大学》《台湾政论》以及杨逵、苏庆黎、陈映真、陈鼓应的接受成为促使个人政治启蒙的重要机缘。

而因一封信件所引发的独特经历更使其意识到为民主、自由与法治的理想与信念牺牲奉献之重要。

此一节(《眷村的党外》)属该书中为数不多详细铺陈的篇章若与此前数篇参照阅读(《国民党铁票》等)则作者的用心处自不难意会。

同有眷村经验且以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及舞台剧《宝岛一村》叙述眷村记忆的王伟忠说过对他们这一代眷村人而言眷村早已超越了“社区”的意义而成为他们的“娘胎”“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

”⑥眷村如何滋养一个人的灵魂并进一步形塑其人格亦属曾明财眷村叙述要义之一。

由不谙世事的眷村少年到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曾明财精神的成长史在眷村并非个案。

他们和他们的信念约略可以代表一代台湾人的精神现实。

那些“出社会”的眷村少年日后也分布在台湾的各个地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

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眷村”与“台湾”的“半隔离”状态早已逐渐瓦解。

而那些曾怀想“返乡”的外省人以及他们的后代也已是地地道道的台湾人。

一当触及此一问题曾明财笔下便格外凝重“有情”的叙述亦难掩其内在的“锋芒”。

对“铁票”的批评表明他对威权政治之反思。

而其忧心所在仍为意识形态的人为“区隔”所致之分裂。

“眷村第二代、第三代如果住在眷村仍与台湾人社会半隔离仍受大中国意识形态或党棍操弄不知民主自由台湾今夕是何夕?

年迈的老芋仔已没有明天了。

”⑦而眷村兄弟姐妹们是否如姚立明序中所言会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尚属未知之数。

曾明财这一部书的写作因之在记述眷村人之生活故事之外也便有立此存照以启未来之意。

历史地看“历史的”问题还需要“历史地”解决随着眷村子弟纷纷长大并散布台湾各处原本被一再强化的“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隔亦将随着眷村的改建成为历史。

而1949年之大分裂所导致的历史问题也并非没有从根本意义上化解的可能。

若是如此则文化认同的危机乡愁的感伤身份确认的焦虑均将随之成为历史。

那些被迫遭遇离散飘零之历史境遇的人们或许仍在渴望这样的历史时刻。

3

曾明财《台湾人在眷村》的写作起念于目见耆老凋零、眷村改建两代人的记忆将无所依托之现实并希望藉此书的写作补大历史叙述之不及。

毕竟无论历史如何宏大终究还要落实到个人生命之实感经验。

那些卑微的小人物他们在大历史中命运的起伏沉浮也因此构成了这一部书最为动人也最发人深省的部分。

而自更为宏阔的历史视域观之这些“非虚构”的眷村人事自难掩其于数十年时光的流逝中心境与色调的变化人生的况味和无奈亦尽入笔端。

曾明财的眷村记忆起自少年时却在几近知天命之年展开叙述这一部书中自然有着双重视角和双重意义。

少年人真实的记忆与成年叙述者理性打量的目光的交织。

“非虚构”的故事因之多少有了些虚拟作品的色彩。

四十余年的人生经验自然影响到作者笔下故事的展开。

当年彼此隔膜的历史情境不复存在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当经个人从容道出其间因世事沧桑巨变油然而生之悲欣交集便跃然纸上。

从朱天心的小说集《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王德威曾意会到一颗“老灵魂”的“世故”。

朱天心写盛年不在的眷村兄弟“好花不常开”的教训就中亦不乏“少年子弟江湖老”的感慨。

多年的“離散”经验教她早早看透了世界那“世故”之中便难免“苍凉”。

要言之“时间的消磨、意义劫毁的必然理性疆界的狭仄肉体欲望的虚幻还有种种人为努力的无常与无偿”⑨。

统统涌现在她的笔下。

她渴望写出眷村的过去并于期间“预知”他们的未来。

一如姚立明在《台湾人在眷村》的序言中所说曾明财的眷村故事事关与他人不同的过去却也希望借此导向“相同的未来”。

但这相同的未来已经不是曾明财的父辈甚或他们这一代人的未来。

他们没有“未来”只有“过去”。

但“过去”不会死去它会一直存在并最终融入“未来”之中。

既无意将“小人物”的故事编织入先在的宏大历史叙述之中以获致稳固的历史合理性那些普通人的平凡故事于温情之外也便透着感伤和悲凉。

如果稍稍放宽视域不拘泥于1949年以降之历史变化所引发之个人之兴衰际遇则《台湾人在眷村》“有情”的叙述中或还蕴含着身处天地之间的人的命运的根本面向。

个人不得不寄身于历史却也必须承担历史所派定的命运。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贾府败落之际宝玉深知个人难于自全。

而身处历史流转中的一代人(一百二十万)离乡背土偏居一隅随着“返归”故土希望的归于寂灭而置身无可奈何之境。

竹篱笆内的生活隔绝于日渐腾飞的“台湾”世界在体会离散的感受之外他们还得面临“被抛”的苦境。

精神认同的阙如和极为艰难的现实处境让一代人背负沉重的命运。

他们的故事既属于眷村和台湾亦属于20世纪中国历史至为沉痛之一页。

因是之故《台湾人在眷村》中的“抒情”也便“牵涉到内与外、心与物、主体精神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互动”。

“不仅仅是抒发私我的牢骚、单向的梦呓而是个体与外界透过某种渠道与形式的沟通与协商。

”⑩而身处特定之地理空间的人亦“围绕着他的时空周旋对话情牵两端形诸言语文字”一个名为“眷村”的“地方”由是生成并包含“哀而不伤”之独特意味。

虽非遭逢丧乱但对大时代中弱小个人命运的“常”与“变”颇多体会的沈从文曾如是表达其对生命发展之“规律”的省思:

生命的发展“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之嬗变劫毁诚属必然。

当此之际“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

”11《台湾人在眷村》的读者“本省人”“外省人”或者大陆的读者所见或略有不同但就中蕴含着的数代人于大历史流转中个人生命的出入进退、离合往还之体验或将统一并促使他们在个人心路、家国想象、历史记忆、政治角力中共同反思历史区隔之深层意味。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而借由这一部书的写作那些曾经活跃在已逝的时光中的人事仿佛获得了重生并借助文字世界形构的力量得以永存。

【注释】

①②③⑦曾明财:

《台湾人在眷村:

我的爸爸是老芋仔》5、6、40、282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

④⑤张耀升:

《眷村记忆》159、4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版。

⑥张嫱主编:

《宝岛眷村》8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

⑧对此一问题之深度反思可参见方岩:

《大陆读者理解“眷村的故事”的可能性——以〈告别的年代:

再见!

左营眷村!

〉为例》以及候如绮:

《介入的“外人”——张耀升〈告别的年代:

再见!

左营眷村!

〉》两文均载《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⑨王德威:

《台湾末世本纪——论朱天心》见《后遗民写作》208页台北麦田出版社20__年版。

⑩陈国球:

《香港的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11沈从文:

《抽象的抒情》见《沈从文全集》第16卷52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__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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