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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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
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
４０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Ｈ·Ｃ·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
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
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文革”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
１９７９年，“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
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
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
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
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
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
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
［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Ａ·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Ｒ·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
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
［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
而同时代的Ｈ·Ｃ·达比［⑦］、Ｗ·Ｇ·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
１９４０年，Ｃ·Ｏ·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
［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
其后不久，Ｒ·Ｈ·布朗［⑩］、Ｄ·怀特利瑟［①①］的着作和Ａ·Ｈ·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２０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
［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
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
”［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７０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
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９０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
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
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
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
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
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
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
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Ａ·Ｈ·克拉克和Ｊ·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
“《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
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
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
“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
”［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
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
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
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
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
［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
［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
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
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
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
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
［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
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
［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
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
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
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
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
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
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
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
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②⑧］。
其时间的上下限为：
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
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着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
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
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
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
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
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
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
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
“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
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
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
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
”［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
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
［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
外部动力包括：
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
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
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
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
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
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
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
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
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
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
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
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
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２０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
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
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
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
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注：
①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４年再版。
②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院士文库”丛书，１９９４年。
③RobertE.Dickinson,TheMakersofGeography,England:
Frederick,（1969）.
④AlfredHettner,DieGeographie:
IhreGeschichte,IhrWesenUndIherMethhoden,FerdinandHirtinBreslau,（1927）;又Ａ·赫特纳、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⑤RichardHartshorn,eTheNatureofGeography,Photo-LithoprintReproduction,EdwardsBrothers,Lnc.,（1964）,［按Ｒ．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一着最早于１９３９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ofThe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第２９卷第３、第４两期上全文连载。
此后于１９４６年单独出版；１９４９、１９５１、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再版了四版；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又由科学出版公司（TheSciencePressprintingcompany）修订了两版。
］
⑥"WhatisHistoricalGeography?
"inGeography,（1932）,39-43.
⑦（Ed.）,AnHistoricalGeographyofEnglandbeforeAD180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36）.
⑧East,AnHistoricalGeographyofEurope,London:
methuen,（1935,1943,1948,1950,1956,1962,1966,1967）;TheGeographyBehindHistory,ThomasNelson&SonsLtd.,（1938,1965,1967,1994）.
⑨Carlo.Saure,"ForewordtoHistoricalGeography",AnnalsoftheA
【关键词】ociationofAmerican 1,（1941）.
⑩Ralph,MirrorforAmericans:
LikenessoftheEasternSeaboard,1810,NewYork:
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1943）;HistoricalGeographyoftheUnitedStates,NewYork,Harourt,BraceandCompany,Inc.（1948）;又有秦士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年初版“内部读物”，１９９０年２月再版。
①①DerwentWhittlesey,EnvironmentalFoundationsofEuropeanHistory,Century-Crofts,Lnc.（1949）.
①②阙维民：
《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２年第２期，２２７—２４０。
①③侯仁之：
《“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历史地理学四论》，第１３８页；原载《新建设》第２卷、第１１期，１９５０年。
①④原载《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６２年第１期，７３—８０。
①⑤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８０周年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地理系分会上的报告，原载《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１期。
①⑥原载《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１—５。
①⑦原载《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４期，１０６—１１０。
①⑧JohnRadford,"Editorial",inJournalofHistoricalGeography,,,（1990）,PP.1-2.
①⑨ ③⑩&J.Patten"Editorial"inJournalofHistorical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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