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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作为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

“琴”作为“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

【正文】2003年11月7日下午3时30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宣布：

“中国古琴艺术”等28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列入世界遗产代表作名录。

此消息反馈国内，各方关注，可谓一时之盛，有人曾不无戏谑地称之为“琴流感”云云。

是年圣诞节前后，“中国琴会”副会长、闻名古琴演奏家龚一先生在上海组织了一次大型活动，叫做“03古琴松江行——庆贺中国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龚一教师请我做了一场报告，也邀请了“中国琴会”会长吴钊先生，和中央音乐学院古琴教授李祥霆先生和赵家珍女士等。

会间，上海东方电视台音乐频道采访我，那时，万导演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其中一个确实是：

有人说，“中国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一种遗憾，对此，你怎么看?

应该说，那个问题提得确实尖锐。

我当即回答说：

若是有人说是一种遗憾，那么，遗憾的不是“入选”本身，而是“为何”入选。

也确实是说，“入选”本身是好事，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为何又会遗憾呢?

这就不能不让人试探了。

众所周知，“礼乐文明”不仅是酝酿中华文明的温床和创生根基，同时也是与她共生的主体精神命脉。

从形式上说，“礼乐文明”具体表现为“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从本质上说，她化为一种贯通各类艺术中的本体精神，表现出“乐”的核心地位，从而以“琴”为代表，在华夏儿女的心目中具有了必然意味，进而以“琴、棋、书、画”的审美化方式为人一辈子涂上一层浓浓的亮色。

在中华文化传统大体没有断流的条件下，以实践理性精神来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事实上潜含着一种发端自原始“乐舞精神”的审美式人一辈子意味。

于是，华夏先民们自觉不自觉地于无形中由“六艺”和“琴、棋、书、画”开始“修身”，继而去勉力实现主流文化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一辈子理想。

若是明确了这一点，那么，咱们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琴“器”本身，而应该将她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凝视，也不能简单地将“琴文化”进行工具化、技术化、狭小化的明白得。

颇感吊诡的是，本应该活跃于生活中的“琴”此刻却成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爱惜对象，这究竟是中华文化之幸呢，仍是某种意义上的悲伤?

联系现状，就不能不让人唏嘘、扼腕，因为咱们的某些文化传播者似乎关于“琴”、“瑟”、“筝”等的区别也不甚了然。

例如：

1995年热播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的“抚琴”，画面道具用的是“瑟”，而配音却是“筝”。

电影《秦颂》中高渐离弹的“琴”事实上迟至唐朝才大体形成定制。

凡此各类，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曾经流传上下四千年、广布社会各阶级的“古琴”已经远离了咱们的当下生活，几近于成为一种“博物馆艺术”。

既然如此，固然确实是一种“遗憾”。

琴人李静《祭九嶷先生》中有一段题诗，题旨高远：

“乐先礼生，亦先礼坏。

礼乐既亡，纪纲斯败。

秦火烬余，乐惟琴在。

”

中华琴文化源远流长，其内涵博大精深。

早在先秦时期，“艺”（从属于“六艺”，而不是后来咱们所谓的纯艺术[finearts]）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行为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而且，“琴、棋、书、画”慢慢成为人们的生活内容。

这时，为首的“琴”既是一种娱乐身心的工具，同时还有着更为内在的文化意韵。

也即是说，她不仅是个体修身养性的器物，其中还渗透着一种发自远古的“乐教”精神。

因此，“琴”并非简单确实是一种乐器罢了，而是某种文化之“道”的转换策略，具有一种“无用之大用”的特点。

应该说，“琴、棋、书、画”是中国传统士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将生活方式艺术化，艺术行为生活场景化的真实写照。

其时，前人们的抚琴、吟诗、下棋、作画等，更是出于一种雅兴，出于在游戏中避免“畸趣”（Kitsch）现象存在的真实方式，这或许确实是一种典型的“寓教于乐”的方式。

例如，宋朝哲学家邵雍有一首诗，叫作《古琴吟》，颇成心味：

长随书与棋，贫亦久藏之。

碧玉凿为轸，黄金拍作徽。

典多因待客，弹少为求知。

近日童奴恶，须防煮鹤时。

可见，“焚琴煮鹤”在文化人看来，简直确实是一种“俗不可耐”的败兴之举。

因此，引导公共的文化趣味走向一个更为健康的方向，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雅趣”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当中，并通过感同身受的玩味，来达到一种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无心识认同，进而意识到生命的意义，这事实上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

假设从“琴器”—“琴曲”—“琴艺”—“琴学”—“琴道”—“琴人”的历史演进轨迹看，咱们就能够发觉如此一些不能不引发咱们试探的问题：

第一，“琴”并非简单到只是一种“乐器”。

中国传统文化超级强调一种现实人一辈子的情感体验，并从中熔铸必然的思想感悟。

他们往往并非是超验地单纯追求一种所谓“为审美而审美”的人一辈子价值，而是注重在生活中强化品位，在那雪泥鸿爪、吉光片羽的生活细节中锻冶出审美感受、人一辈子体验与价值意义。

文化，只有相关于个体的生命，才具有情感意义，也才不是死寂的。

正因为有了人类生命对它的深度挖掘，她才不断显现出充盈的生命力。

因此，文化的意义和终极价值就在于激活现实生命个体的情感因素，“中华琴文化”就正是如此一个典型。

传奇中孔子随师襄学琴的故事就很有启发意义。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而不进。

师襄子曰：

“夫子能够进矣!

”孔子曰：

“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数也。

”有间，曰：

“夫子能够进矣!

”曰：

“丘已得其数矣，未得其意也。

”有间，复曰：

“夫子能够进矣!

”曰：

“丘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

”有间，复曰：

“夫子能够进矣!

”曰：

“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类也。

”有间，曰：

“邈然远望，洋洋乎!

翼翼乎!

必作此乐也!

默然思，戚但是怅，以王天下，以朝诸侯者，其惟文王乎?

”师襄子避席再拜曰：

“善，师以为文王之操也。

”故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

（《韩诗别传》，四部丛刊本，上海书店，1989）

由得其“曲”，继而得其“数”、“意”、“人”、“类”，确实是通过循序渐进、通达人性深处来领会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的多层意韵。

“琴、棋、书、画”作为人们的生活写照，要熟悉到她的审美文化特性。

它融艺术修养于日常生活当中，当不失为一种适当的艺术化生存策略。

第二，以表现中华文化精神为内在质素的“琴文化”也不单单是一种“艺”，她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

曾几何时，她是人们生活方式的行为准那么，所谓“众器当中，琴德最优”（嵇康语）。

她与咱们中华文化中“君子以玉比德”的初期审美观念达到了高度一致，“琴”由丰硕的情感、精神领域动身，将个体的生命感受与人类直观的生活世界互为融合，于是，“琴”就由“器”走向了“艺”，继而走向了“学”的路程。

再次，由“自娱”而“娱他”，由“修身”而“齐家”直至“治国”、“平天下”等，“琴”就打上了浓郁的文化色彩，乃至意识形态性特点。

可是，“琴学”的发生进展轨迹却是以激发与舒张情感的脉动走进人们生活的，她是以一种生活的文化性超越来印证人类生存的诗性特点——“寓教于乐”。

例如，前人视抚琴、下棋、写字、作画为修身养性之道。

唐人何延文的《兰亭记》中就记载有“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的说法。

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也有“感秋声抚琴悲旧事”、“寄闲情淑女解琴书”等动人描述。

咱们发觉，不管是信史正籍，仍是别传别史；不论是笔记小说，抑或说唱话本，“琴、棋、书、画”的主题都是前人一辈子活中不可或缺的雅趣装饰。

如此，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独坐幽篁里，抚琴复长啸”中的咏琴，和宋人赵师秀“有约不来留宿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中的咏棋，宋陆游“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中的谈书，清诗家袁枚的“春风开一树，山人画一枝”中的作画等等就不鲜见了。

一句话，它们已经无不深深地透进传统人们闲适的人生作派当中。

尤其是魏晋以后，“琴、棋、书、画”更是成为中国朝野人士必备的常识。

“琴、棋、书、画”四者何以并提且经久不衰，常常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修身主题，确实是一个颇可把玩的话题。

四者当中为何以“琴”为首，咱们以为，要紧有如下两点：

第一，“琴”与人类生命的全然关系。

这四者都与生命的“游戏”相关，与个体生命的纵身投入的情感因素相关，与茫然大块的生命体验和超然物外的意向性追求相关。

也确实是说，它们都具有某种“遗忘己象，乃能制众物之形象”的艺术超验化色彩。

譬如说“棋”，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游戏罢了，亚圣孟子就很激赏其“用心致志”之意。

南朝梁沈约在《棋品序》中乃至将“棋”引上了形而上的高妙境遇。

他说道：

弈之时义大矣哉!

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那么合道，动必适度。

假设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支公以为手谈，王生谓之坐隐。

（转引自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30，中华书局，1958）

可见“手谈”、“坐隐”何等富有文化味道!

动中有静，静中寓动，“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

……外假设无为，默而识净泊，自守以道意，隐居放言，远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

这种将“弈棋”之小技上升为某种准治国方略莫非不正是一种“寓教于乐”的典型?

明人张岱在《王异人传》中曾说：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深恋娱乐之道的小技中竟然包括有“深情”、“真气”在，由此可见前人对“琴、棋、书、画”的推崇，不无道理。

因此，“琴、棋、书、画”四者，因为内寓“穷本极变”、“合天地之化”、“有天地址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散布之序，有风雷转变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内外之势。

世道之起落，人事之盛衰，莫不寓是”等大功能，因此才会由娱乐身心之小技一跃而上升为人一辈子创化的境遇阶梯。

如此一种体象而悟道、融妙理于常序的做法很值得咱们今天深长思之。

固然，“琴”进展为一种“琴学”，更因为她在历史的演进中已经融进了中华主流文化，才因此取得更大程度上的张扬与意义的叠加。

第二，“琴”之通“道”的核心功能。

清人汪绂在《立雪斋琴谱·小引》中曾说：

士无端不彻琴瑟，因此养性怡情。

先王之乐，惟淡以和。

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释。

“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盖以其不足于中和之致也。

“琴”能够致中和，达到一种心平德和、修身正己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琴”还具有其他手腕所代替不了的功用，如琴人祝凤喈在《与古斋琴谱》中曾说：

乐曲以音传神，犹之诗文以字明其意义也。

然字义之繁，累之万千，乐音那么止此五二（五正二变之音）罢了，该乎人事万物，而无所不备。

其为音也，出于天籁，生于人心。

凡人之情，和平、倾心、悲怨、忧愤，悉触于心，发于声，而即此五二之音也。

因音以成乐，因乐以情感，凡如政事之兴废，人身之祸福，雷风之震飒，云雨之实施，山水之巍峨洋溢，草木之幽芳荣谢，和鸟兽昆虫之飞鸣翔舞，一切情状，皆可宣之于乐，以传其神而会其意者焉。

是以听风听水，可作霓裳；鸡唱莺啼，都成曲调。

琴具十二音律之全，三预备清浊之应，抑扬高低，尤足传其事物之微妙。

故奏其曲，更能动人心而动物情也。

关于“琴”的美学意义，历史上有多种观点，要紧有两种代表性意见：

其一，是《白虎通》所谓：

“琴者，禁也。

因此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其二，是明人李贽《焚书·琴赋》中所谓：

“琴者，心也；琴者，吟也，因此吟其心也。

”

笔者以为，琴者，情也。

传情以达志，借情以言性。

“琴”不仅能够观风教，也足以正人伦，调心志，谐伦理，平阴阳，诸般个体生命的感念都可借琴来抒发，因此“琴”也就成为人一辈子艺术化的一种必需。

公共如此，知识分子也一样，因为“琴、棋、书、画”的行为实施对他们的主体价值标准将会起到必然的补充作用，从而证明如此一个命题：

审美与生活的同一。

人们常说，生活要有诗意，确实是要把某种“诗意”的人文精神移入到咱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提倡艺术与生活的统一绝不意味着泯灭或消解二者之间的界限，恰正是要从艺术的审美活动那超现实、超利害、超越官能欲望的精神意绪中汲取意义。

如此一种精神活动源于人类感性实践的生命活动，展现出一种高级的人一辈子境遇，一种高于物质利欲生活的情感世界。

“人一辈子意义”往往是一个太大的命题，人，作为一个成心识的生命个体，或许终生都难以索解到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但并非妨碍人们于日常生活中去享受和领略高雅的人生。

人们需要于生活的俗常中来体验一种富有底蕴的文化境遇，于个体的感性生命空间中追求一种“天下大同”的理想境遇。

从本质上说，文化确实是审美化人一辈子的存在。

只有如此，咱们才能更好地体验生命、感受生活、把握进程。

这绝不是什么消极的人一辈子态度，而是一种踊跃向上的人一辈子观，是一种乐观进取、认真把握和感受现时的乐观精神，一种接续了远古珍视生命的优秀文化精神传统。

也只有如此，咱们每一个体验到的刹时才可能化成生命情感的意义永久。

如此，咱们就粗略领会到一个看似玄妙事实上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为何具有如此壮大的生命力?

缘故正在于你我之间的生活艺术化处置上。

正是由于人们不甘于轻易地抛掷生命，才将自己的有限生命形式打上了更多的情感意味。

这种人一辈子的游戏是健康的，是表现了个体生命圆融的一种审美化手腕，它有着现代人类学的丰硕内涵，正像德国诗人席勒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

“游戏”，这一人类日常生活的内容就如此包容了艺术和审美的意义，于是，就从一个日常辞汇转换成为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形而上行为。

咱们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是一种审美文化，而在这一审美文化的系统中，艺术居于其中心，而在艺术中，以音乐为本体所形成的“乐舞精神”又贯通于整个中华艺术各类不同的类型当中。

既然如此，中华琴文化就于无形中塑型着中华文化传统及其中的人格特点，它整和了“器物论”、“功能论”、“演出论”、“观赏论”与“审美论”的文化特色；表现了以“和”为体，以“韵”为用，以“境”开“心”的哲学理念；强调了以人为本（“美”）、以器为用（“善”）、以物度心（“真”）的圆融意识；包纳了由自娱（“个人”）而娱他（“群体”）的“乐教”精神；顺利完成了于“他律”的进化步履中实现“自律”这一中华艺术精神之转换策略。

时至今日，了解古琴、能欣赏古琴艺术的可谓少之又少。

基于以上文化意义的分析，咱们永久都不能把古琴仅仅看成一件博物馆的藏品。

因为，琴文化参与塑型的中华文化传统及人格特点一直在咱们身上发挥作用，艺术载体变了，其精神内核却古今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