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帕托契卡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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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帕托契卡上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帕托契卡（上）
十八
假如“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为真理服务，即为真正的生活目标服务，如果这个任务必然发展为扞卫个人及其享受自由、真实生活的权利，那么下一阶段的任务，也许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阶段，便是瓦克雷夫·本达所称的平行结构的发展阶段。
决定在真理中生活的人们无法直接影响现存的社会结构，更不用说参加到这个结构之内，他们就开始创造我所说的“社会独立生活”，而这个社会独立生活就开始以某种方式自行产生自己的结构。
有些时候，我们只看得见这些结构过程的早期的迹象；而另一些时候这些结构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不同政见”现象是密不可分的，即使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通常所指的、随意性定义的“不同政见”。
那么，这些结构是什么呢？
伊凡·吉鲁斯乃是捷克斯洛伐克创造了“第二文化”这一概念，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人。
虽然起初他想到的主要是反潮流的摇滚乐，和某些感性与摇滚乐家们相近的文艺作品和演出，但“第二文化”一词却很快就用来指整个受压制的独立文化，即不仅包括艺术及其各种流派，并且也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哲学思维。
这种“第二文化”很自然地创造了自己的基本组织形式，如地下出版的书籍和杂志，秘密演出，地下音乐会，地下讨论会和展览会等。
因此，在文化领域内，我们可以看到“平行结构”最高度发展的形式。
本达当然也曾经思索过这一结构在其他领域里潜在的雏形。
从平行的信息网到平行的教育形式、平行的工会、平行的对外交往，以及平行的经济的假想，他都考虑过。
据此“平行结构”，本达发展了“平行政体”或平行国家的概念。
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这些结构中看到了这种平行政体的基本要素。
在发展的一定阶段，社会的独立生活和“不同政见者运动”无法避免一定数量的组织和机构。
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程，除非社会的独立生活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严厉镇压和取缔，否则这种倾向就会发展。
与此相呼应，平行的政治生活也必然发展，某种程度上，已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
各种各样带着政治色彩的团体将会继续作出政治上的自我界定，并且互相作用和冲突。
这些平行机构，可以说代表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最清晰明了的言行。
“不同政见”赋于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支持和发展这些结构。
它再度证实了一个事实：
即社会反抗极权制度的一切努力，归根起源于政治之前的范围。
这些平行机构，正是可以实现不同的生活，与自己的目标协调一致，并能够让结构自身与生活目标协调一致的领域。
这些社会自我组织的早期活动，正是让社会的某些部分在真实中生活，让社会摆脱后极权主义自我维持的因素，从而让社会自身从后极权制度里脱身而出。
这些人民的非暴力活动，正是为了从自己开始彻底否定后极权制度，并且在自我人格的新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生活。
这些倾向，正是对于向活生生的人性复归的原则的再度肯定。
平行机构毕竟不能先验地产生于体制改变的理论观念中，而来自生活的目标和人们活生生的、真实的需要。
实际上，制度的最终变化，均是由下而上的。
这是生活的压力使然，而并不是先于生活、指导生活，把变化强加于生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生活的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出发点都具有某种普遍性，它并非某种带有片面性的东西，只适合于有限的团体，对其他人不适用。
恰恰相反，这个出发点必须能够适合于任何人，必须能够预示某种全面性的解决方案。
因此，它不仅表达了个人对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内倾的、自我满足的责任感，而且对全世界、为全世界的责任感。
因此，如果把平行机构或平行政体理解为倒退行为、孤立的行为，只顾自己小团体利益，对大众的利益漠不关心的话，就是大错而特错了。
总之，认为平行机构只是局部利益的方案，与大局无关乃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这种观点一开始就会把它的出发点从“在真实中生活”、即关心他人的原则那儿异化，最终不过变成“在谎言中生活”的另一种复杂的形式而已。
这样一来，就当然不再是个人与团体的真正出发点，并会让人想到对“不同政见者”的误解：
他们不过是一群利益特殊的特殊集团，与权势进行特殊的对话。
总之，至少是在后极权制度内，平行结构中最发达的生活方式和最成熟的平行政体，只有在个人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在“第一位”的官方结构中生活这个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
这些联系也许不过是在国营商店里购物，用官方的货币，遵守官方法令而已。
我们当然可以想像在平行政体中相当兴旺的生活“底下”的部分，但是这种生活如果是蓄意当成一种固定程序来过的话，这岂不成了每个人必须过的、精神分裂的“在谎言中生活”的翻版吗？
如果某个出发点不是“榜样性”的，对别人不适用，对个人自身也同样是无意义的，对此我们又有了进一步的证实。
帕托契卡曾经说过，责任感最重要的特征，即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负有责任。
也就是说，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必须此时此地——在上帝赐与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里接受、承担责任；我们无法转移别处——不管是印度教寺院还是平行政体——而逃避责任。
如果说西方青年常常认识到隐退入印度教寺院并不是解决个人和团体困惑的方法，显然这充分而必要的说明了遁入教门并无普遍意义，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遁入教门。
基督教则提供了一个相反的出路：
这是我们此时此地的出发点，这是由于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走这条路。
换言之，平行政体超越了自身，只有作为加强人们对整体的责任感的一种行动，作为发现责任感的方法，而不是作为对责任的逃避，才有意义。
十九
我已经谈过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政治潜力，以及对在“真实中生活”的某一言行如何导致变化而进行预测的局限性。
我也指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预测究竟该冒多大风险，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独立的、积极主动的行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们总是一种满盘皆赢或皆输的赌博。
然而，我们起码也要大致地考虑一下“不同政见运动”能实际改变社会的一些不同途径，否则我们对这种运动的概述就不完整。
也就是想一想对整体和整体的责任感可能付诸实践的不同途径。
首先必须强调，包括社会的独立生活、“不同政见运动”的整个范围，当然不是能够影响后极权国家历史的唯一潜在因素。
在后极权制度内，潜伏的社会危机可能在任何时候不受这些运动的影响，而引起一系列深远的政治变更。
这种危机可以将权力结构肢解，导致和加速各种隐藏的冲突，从而造成一连串人事、观念、或者至少是“气候”的变化。
它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整个生活气氛，引起意想不到的社会动乱和不满情绪的爆发。
在苏联集团国家中心发生的权力转变，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对不同的国家产生影响。
当然，就像世界文明的总趋势具有重大影响力一样，经济因素也有重要影响力。
国际政治，另一超级大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国际利害关系不断变化的结构，东欧各国的立场等等，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它可能成为巨大变化和政治动乱的根源。
甚至那些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也不是没有影响力的，虽然我已经强调过不应过高估计后极权社会高层领导人物的重要性。
诸如此类的影响及其种种综合因素十分繁芜，并且只有在这种广泛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想像“不同政见运动”的最终政治影响。
这只是影响政治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
它与其他因素的区别，恐怕在于它根本上是从保卫人类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发展的。
并且要把思想直接付诸于行动。
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外部走向的主要目的，是要对社会产生影响，而不是影响权力结构，起码不是直接和立竿见影的影响。
独立的主动性涉及隐藏的领域，表明“在真实中生活”是人类和社会的另一种生活的抉择，并努力为这个生活创造更多空间，帮助提高公民的信心，打碎假象世界，揭开权力的庐山真面目。
“不同政见者”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他们不是社会的前卫和精英，先知先觉者，其使命是“提高未觉悟大众的思想觉悟”。
“不同政见者”们却不想作任何人的领袖。
他们以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工作来作出抉择。
因此，作为社会整体一部分的“不同政见运动”，总是以间接方式来影响权力结构，因为它主要关切的是社会那隐藏的领域，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在实际权力的层面与政权直接冲突。
我已经阐述了一种途径，即了解法律，恪守法制的责任感就得到间接地加强。
当然，这是更广泛影响的一个具体例子，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种间接的压力。
这个压力可由自由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言行举止”产生。
而权力结构不管是否愿意，非得不断对这种压力作出某种反应，但这种反应总是局限在压制和适应这两个范围之内。
有时候一方占上风，有时候另一方占上风。
例如：
波兰的“飞行大学”现在受到更多迫害，“飞行教师”们被警方拘捕。
但同时，官办大学里的教授们却采纳了一直被视为禁脔的课题，丰富了他们的课程，这便是“飞行大学”的间接压力造成的结果。
适应的动机可以不同，从“理想的”，到纯实用性：
当权者的生存本能迫使他们对风云诡谲的思潮，心理与社会气候加以重视，作出灵活反应。
这些动机在特定的运动中究竟哪些在起主导作用，对于最终的结果并无大影响。
适应是政权的反应的正面因素，通常可以有多种形式和不同阶段。
有些人可以试图把“平行世界”的价值或成员纳入官方的结构，利用他们，让两者之间多少有些相像，从而调整显而易见和难以相持的不平衡状态。
在60年代，开明的共产党员开始“发现”某些未受到认可的文化价值和现象。
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可是这一步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被“溶合”和“利益”的价值已经丧失了一些独立性和创造性，披上了官方和合法性的外衣，它们的信誉也因此减弱了。
在下一个阶段，这种适应可能引导官方按其最终目标和现行结构进行种种改革尝试。
这种改革通常只是些不彻底的措施，企图结合和协调为生活服务和为后极权制度“自制性”服务的目标。
但是改革只有到此为止。
它们混淆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原本一清二楚的界限，施放烟幕、迷惑社会、把水搅混，让人们迷失方向。
当然，这并没有改变改革从根本上说来是件好事这个事实，因为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
但改革的确使得划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协的界线更加困难了。
另外一种更高的适应阶段，是官方结构内部分化的过程。
因为生活真实的需要，官方结构向多多少少制度化了的多元化形式开放。
这种分化鼓励了自下而上的主动性，新的结构出现了，两者之间有了直接的关系。
新结构有的已经形成了平行组织或独立的组织，同时受到官方的尊重，或者至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认可，这些新组织不是适应生活的真正需求的、自由化的官方结构，同时也直接地表明了生活的需求，并在现今环境中要求占有一席之地。
换言之，它们真正表现了社会自我组织的大趋势。
作为后极权制度代理人的官方组织机构是按照自动性原则产生并为之服务的。
在分化的终极阶段，官方组织开始萎缩衰亡，最终被新的组织取而代之。
新组织由下而上发展而来，组成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于官方机构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像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取得普遍的组织方面的政治变革，全面削弱现政权对社会的严密控制。
在此，我只提到了普遍的组织方面的变革实际上的途径，正如我们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亲身经历的那样。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补充一下：
所有的具体例证都是特定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唯一的选择和一定能够重演的示范。
这个事实当然丝毫减弱不了其作为人们迄今仍在寻求教训的重要性。
论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有必要指出当时运动发展的一些特点。
所有的变化起初只是一种气氛，后来在概念和结构上发展，但并未受到今天那种平行结构的压力。
这种平行结构和官方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什么现在所说的“不同政见者”。
那时的变化是局部的人。
人们自发地试图争取更自由的思想方式、独立的创作和政治发言权。
通过长期自发的、不引人注目的努力，社会的独立生活渗透到现在的结构之中。
这种努力通常是从官方结构的边缘和周围开始，悄悄地建立了独立生活的机构。
也就是说，社会觉醒的过程是逐步的，在隐藏的领域逐渐开放的“缓慢”过程。
在社会觉醒后面的推动力量并不见得仅仅来源于社会的独立生活，这种独立生活构成了可确定的社会环境。
当然动力的确源于独立生活，不过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这点。
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在官方结构中供职的那些人，多多少少与官方意识形态认同。
当他们与现实本身发生了接触，潜在的社会危机和他们在官方权力机构中的痛苦亲身经历便使他们逐步认识了现实。
当时像现在“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完全站在体制外、丝毫得到不了官方认可的情形和理由并不存在，特别对于当年有限的、“自我组合”的独立运动是这样的。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后权级制度尚未像今天这样僵化和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死气沉沉，人民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建立组织。
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1968年的政权较为开放。
政权已被斯大林专制主义折腾得疲惫不堪，而不得不在绝望中摸索不痛不痒的改革道路。
但它已经无可挽回地从内部开始腐烂，再也不能拿出明智的手段，反击社会情绪的变化，反击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反击千千万万的、在政治以前的范围内扞卫生活的言行举止，这些言行举止如雨后春笋，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广阔的政治原野上脱颖而出。
从更广的角度着眼，另一种典型的情况也显得很重要：
就实际的结构上的变化而言，1968年的那场社会风暴，从来没有超越过对现结构改革、分化和替换的范围，而这些不过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而已。
那场风暴没有动摇后极权制度的本质，即政治模式和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
就连经济活动完全由政治体制控制的经济模式，也未受影响。
政权的直接工具也没有发生任何根本上的结构变化。
这一层次上的变化不过是变动一下气氛，人事安排，政治路线，归根结底是行政上的变化。
其他一切有待讨论、计划。
在这个方面，最深入、得到官方批准的两项方案，是“捷共1968年4月行动纲领”和“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
前者免不了矛盾百出，都是些半途而废的措施，不动权力实际层面的毫毛。
经济改革方案相当大刀阔斧。
接受了许多生活对经济活动真正需要，如经济利益和动机的多元性、灵活多样的经济刺激，限制指令性经济体制的权限等等，但却丝毫没有触及经济权益的基本支柱——国家经营的原则，而不是生产方式的真正社会所有制。
因此，也许除了短暂的匈牙利起义之外，后极权制度中还没有任何社会运动能够成功地填平这两者之间的鸿沟。
将来会出现什么其他的发展形式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一番纯粹的推测。
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
现行制度里潜伏的危机总是会导致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动乱。
这些动乱的背景、发展过程以及最终结果不尽相同，造成动乱的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无法预料各种偶发事件要积累到何种程度才会掀起隐藏领域里的风暴，冲破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由于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我们也无法猜测将来会发生什么：
第一种倾向是东欧集团不断加强整合，扩充实力；而另一种倾向是在非俄罗斯区域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压力之下，产生了苏联统治逐步瓦解的希望。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明白长期性的预测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
总之，既然“不同政见”毕竟不产生于纯粹的猜测，我相信，这种纯粹推测不会对这些运动有什么直接的意义。
因此，把运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意味着把自己从自己的本原异化。
就“不同政见运动”本身的前景而言，未来的发展似乎完全排除了官方政体和平行政体两者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因为这两者互相隔绝，老死不相往来。
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只要一如既往，则一定会对现制度构成威胁。
难以想像这种言行会继续与在“谎言中生活”的言并行不悖，相安无事，只要社会的独立生活坚持对整体、为整体承担责任的立场，只要后极权制度维持现状，那么这两者的关系不是处于潜伏的冲突状态，便是处于公开的冲突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两种可能：
其一，后极权制度继续得以发展，这样就难免会演变成乔治·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可怕的世界，一切都受到绝对控制和操纵，任何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都被完全取缔；其二，社会的独立生活——包括“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内——肯定会逐渐变成一种日趋重要的社会现象，人们将以越来越明确的姿态真正加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并对整个局势施加影响。
当然，这始终将是影响整个局势的众多因素之一，主要在背景上产生作用，并以与背景作用相适应的方式与其他诸因素协调合作。
关于是否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改革官方体制、鼓励体制内分化或以新的机构取而代之的问题，关于是否应该“改良”现制度，或者摧毁现制度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确实是言之有物的问题，都可以由“不同政见运动”提出，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运动面临着具体任务的时候才能提出。
换言之，只有根据真实的、生活的具体需要才能够提出这些问题。
我认为，抽象地回答这些问题、根据某种假想的未来而形成政治纲领，意味着重返传统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窠臼，就会限制和异化“不同政见”的工作，而这种工作乃是“不同政见”的本质所在，亦是未来寄托了真正希望之所在。
我已经反复强调过，“不同政见运动”的出发点并不是发明什么体制变更，而是脚踏实地，为美好生活坚持不懈地进行真正的斗争。
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活为自己发现、找到的政治组织系统一直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并会受到削弱破坏手段的干扰。
这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不要丧失信心，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由、真实、尊严的生活而坚持不懈、不图报偿、永不停止地奋斗，永不自设限制、决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决不陷入政治伎俩的圈套，不臆测自己行动的成果，也不幻想未来。
当这场斗争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真正冲突的时候，保持斗争的纯洁性，就是取得胜利的最佳保证。
二十
虽然后极权社会条件的特征是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无法预测任何意义深远的政治变化，但它却有其积极的一面：
它迫使我们根据其内在的一致性来检讨我们自己的情形，根据全球性、长远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考虑我们的未来。
人类与现制度之间最内在、最根本的冲突比传统政治层面上的冲突要深刻不知多少倍。
这个事实同时也决定了我们思考未来的走向。
因此，我们就得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最根本的问题：
整个当代技术社会的危机。
海德格把这种危机描绘为：
面对全球性的技术强权，人类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技术——现代科学之子——摆脱了人类的控制不再为人类服务，它奴役人类，迫使人类准备自己的毁灭。
人类别无出路：
我们既无理想，又无信仰，更无政治构思来帮助我们重掌对物的控制。
我们亲手制造的那台冷漠无情、轰隆作响的机器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吞噬，把我们从自然环境中强硬分离，把我们从“自在”的经验世界抛入“存在”的世界，而我们只有束手无策地坐以待毙。
对这种情形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过，而且许多个人和社会团体都曾费尽心机，企图另辟蹊径。
生态平衡的运动是唯一改变现状的社会或政治的尝试，包括某种普遍性的必要成分。
这是一个绝望的、由于世界的动荡局势而日见式微的呼声，而且它局限在以技术反抗技术专制的框框之内。
“现在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海德格说。
他还强调“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即是脱离千百年以来哲学的局限，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认识自我、世界、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
海德格知道我们别无选择，他能向我们建议的唯有“准备期望”而已。
许多不同的思想家和思潮认为不妨把这个尚未可知的出路泛称为“存在的革命”，我也这样认为。
同时我还觉得，仅靠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即外在的变革动议，或者是纯哲学、纯社会、纯技术甚至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我们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的。
在这些范围内，人们能够觉察，也应该觉察到“存在的革命”的后果；然而，只有最广义的人类存在，才是最本质的中心点。
只有在此基础上，它才能成为普遍伦理的、最终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重建。
我们所称“消费型和工业化”的社会，以及奥特迦·伊·加塞特所理解的“大众的反叛”，和当前世界知识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痛苦——这一切也许只是深刻的危机的一个方面而已。
人类在危机中被全球性技术文明的自动机拽入泥淖，也在危机中找到了自我。
后极权制度是现代人类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普遍境遇的一个特殊层面，由于它的极端性，把问题的起源就暴露得更清晰了。
后极权制度的自动性不过是全球性技术文明自动机的一个极端特例，它所反映的人类的失败，不过是现代人类普遍的失败的一种变体而已。
这种对人类地球上位置的宇宙性的挑战当然也同样在西方国家发生，区别仅在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形式。
海德格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民主的危机。
我们拿不出什么真实证据来表明西方的传统议会或民主可以提出更为深刻的解决方法。
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西方民主之中生活真正目标的活动空间越大，危机就隐蔽得更巧妙，人们卷入的程度就越深。
看来，传统的议会式民主并不能对技术文明的自动性和工业化消费社会进行有效的反抗，因为这些民主制度也无可奈何地被后者拖入了泥淖。
民主制度控制人的手段比后极权社会的残暴手段要复杂高明千万倍。
然而这个僵化的政党综合体，思想纲领杂乱无章，政治纲领实用至上，掌握在一班职业化的政客手中，它卸除了每个公民一切形式的具体、个人的职责。
资本积累的复杂网眼从事于秘密的操纵和扩张。
消费、生产、广告、商业、消费者文化，以及洪水般的信息的专制统治无所不在。
以上一切，人们都不断加以分析、描述，但却很难把它们想像为人类自我重新发现的起源。
1978年6月在哈佛，索尔尔仁尼琴谈到了没有以个人职责为基础的自己的虚幻本质，因此，传统的民主制度周而复始地面对暴力和极权无所作为。
我们对于民主社会里人们享受的许多个人自由及保障闻所未闻，但自由和保障最终并没给人们带来益处。
因为他们最后也是同样的自动化的牺牲品，不能保卫他们对自我本质的关切，避免自己流于肤浅，也不能超越对个人生存的关心而变成社会的自豪而充满责任感的成员，并为改变、创造自己的命运作出真正的贡献。
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变化的前景都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我们有义务关切这个传统民主的深刻危机。
假如能够在一些东欧国家中创造民主的条件，这可能会是一种适当的过渡性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我们恢复饱受摧残的公民意识，恢复民主的讨论，并容许基本形式的政治多元化作为生活目标的一个根本表现得以落实。
但依我之见，死抱着传统议会式民主政治理想不放，一味迷信，觉得唯有这种“久经考验”的民主才能保障人类永久的尊严及人类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至少是鼠目寸光、毫无远见的。
我以为政治重新重视实实在在的人，这远比回到西方民主的常规有更深远的意义。
1968年，我觉得只要成立一个与共产党公开竞争权力的反对党，就能解决问题，然而我长期来逐步认识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正如单凭新的选举法本身那样，单凭反对党本身，是无法保障社会免除新的暴力形式的。
没有一个“干巴巴”的组织手段本身能提供那样的保障，而且我们在这些手段里将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
上帝便可独自拯救我们。
二十一
那么，现在该问我这个问题了：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很怀疑不同的政治模式和体制改革或改造能够拯救我们。
当然，我并非怀疑所有的政治思想。
我强调应该重视活生生的人生，这也并不是说我就对结构上变化的可能性漠不关心。
相反，第一项已经说到了，第二项也应该论及。
但我只想谈几点非常一般性的看法。
归根结底，任何存在的革命都应该给人类的道德重建带来希望，也就是彻底更新我所说的“人类秩序”，即人类的相互关系。
这种关系是任何政治的秩序所无法替代的。
一种新存在的体验，一种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种崭新的、高度的责任感，一种新发现的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内部关系——这些因素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追寻的方向。
政治上的结果又如何呢？
它们会在新的机构中得到体现。
新的机构将来源于“新的精神”、人的因素，而不是来自政治关系与保证的特殊构成。
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价值重建：
信任感、坦率、责任感、团结与友爱等。
我相信这样的机构：
它们的目标不是权力行使的“技术”方面，而是权力运作在这些机构中的意义。
这些机构由对社会团体重要意义的共识维系着，而不是被向外扩张野心的共识所操纵，必须有开放的、生气勃勃的小型机构，因为个人的信任和责任感这种人际关系超过某种界线就不起作用了。
原则上一定有对新机构的产生不加限制的机构，任何权力的积累对新机构是格格不入的。
这些机构像社团，而不是官方机构的组织制度。
它们的权威当然不能依赖冗长空洞的传统，如群众性政治党派的传统，而是取决于它们具体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各种组织最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对特定的目的充满热情。
目的一旦达到，组织随之解散。
这样比把各种各样早已成形的组织进行战略整合的办法要高明。
领袖的权威应产生于他们的人格，并且在特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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