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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坚韧与反叛的呐喊
苦难的坚韧与反叛的呐喊
——试论秦地文化所孕育的人物性格
摘要：
从地域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是近十余年来，学术界颇为关注的一个话题，本文试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它对秦地小说发生的影响。
由于对三秦文化和文学独特性的认识我们将秦地文化的内涵归结为故土文化，游牧文化，儒家文化和开放的地域文化。
通过分析这些文化来论述它们对秦地作家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以及由此在作品中所形成的坚韧和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物性格。
关键词：
三秦文化；坚韧精神；反叛精神；人物性格
ThesufferingofthetenacityandtherebelyellAnalysisthecharacterswerewerenurturedinQinculture
Abstract:
Sincethelastdecade,studyontheModernandContemporaryChineseLiteraturehasbecomethekeysubjectintheacademicfiled.ThisthesisjustconcentratesonexploringtheinfluencingofregionalcultureofShanxiprovinceuponthenovelswritenbythewriterthere.OwingtotheunderstandingofcultureandliteraryuniquenessofShanxiprovince,wecandevidetheculturespritethereintofourparts:
theNativeculture,thenomadicculture,theConfuciancultureandtheopeningregionalculture.ThroughtheanalysisoftheseculturestodiscusstheirinfluenceonthecreationofQinliteratureandthustheformationintheworksoftenacityandrebelliouscharacter.
Keywords：
SANQINculture;tenacityrebelliousspirit;character;
引言
19世纪法国文学史家丹纳曾提出，种族、时代、地理环境是决定文学的三个要素。
他认为在分析评价作家作品风格时，应十分关注地理条件对它的影响。
这种观点使人们日益重视从文学地域性这一角度来考察并揭示文学某些发展规律。
但是，这种理论也使人们对文学的地域性的理解长期局限在自然条件的层面上。
其实，地域性的内涵除了地形气候等因素外，还有历史沿革、民族关系、语言乡音、生活状态、风俗民情等重要因素。
也就是说，较之于自然条件，由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给予文学的影响更为复杂深刻。
秦地文化又称三秦文化。
“三秦”称谓始于秦末，《史记·项羽本纪》载，鸿门宴之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立刘邦为汉王。
为防止刘邦东进，项羽将陕西的关中和陕北一分为三，分别封给原秦朝的三位降将：
章邯、董翳、司马欣，这三位统称“三秦王”，他们所占之地称为“三秦”。
今称陕西为三秦，是沿用了古称，但并非楚汉相争时期的概念，而是陕北、关中以及陕南的总称。
自古以来，秦地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其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秦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渭河流域和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关中千年古都长安，是周、秦、汉、隋、唐等是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陕北，则作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场所而令人瞩目。
三秦文化在公元906年以前，曾集中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成就，以汉唐为标志，如日中天的照耀着整个世界，显示着古代中国曾经具有的开放与创造的风貌及值得炎黄子孙永远自豪的文化传统。
宋元以降，三秦作为西北的军事重镇，凭借其地理文化优势，仍然在历史上有许多出色的表演，创造出及有西北风格又保持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精彩内容。
为此，在中国各个区域文化中，三秦文化向来是引人瞩目的。
”也有学者将西部分为六大文化圈层，认为秦地文化属于陕甘儒道释文化圈层。
“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也以博大的胸怀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影响，最终沉积为中国中原文化汇合西域其它文化因子融合而成的儒道释文化圈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三秦文化不仅有着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还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
同时三秦文化既具有中原农耕文化的因子，又兼容了游牧文化、草原文化，形成了浑朴、厚重、进取与反叛的特征，处于这一文化场中的小说必然会带着其独特的气质进入到当代文学，而处于小说中的人物必将通过他们或悲或喜，或苦或甜的故事在为我们演绎人生的酸甜苦来悲欢离合的同时，展现他们在这片浑厚沉重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各异形象。
下面就以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和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百灵为例来浅析在秦地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对于苦难的坚韧与绝地逢生反叛精神。
一．故土文化与游牧文化下的坚韧精神
秦地文化以中原农耕文化为其根本，农耕文化中对于故土的痴恋深深影响着秦地作家的创作气质，进而也逐步融入到他们的作品中。
秦地作家具有浓烈的“乡土情结”。
陕北的城乡交叉地之于路遥，关中平原之于陈忠实，商州之于贾平凹，正如绍兴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呼兰河之于萧红，均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空间坐标。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作家对于这样一块热土倾注着自己的汗水和热血。
而三秦文化中又兼容有游牧文化因子，这些文化因子在作家的创作中，表现为一种坚韧的苦难意识、昂扬的进取精神用于反叛的价值观。
在三秦大地上，到处都有“尚气节，先勇力”、“怀忠畏法，果敢勇往”的好儿郎，也有重情重义、敢爱敢恨的女子，这些人共同演绎出三秦大地上最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人生故事。
“任何一种文化总是和它产生的地域相结合”。
陕北的黄土高原区域主要包括延安和榆林地区，海拔900至1500米，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45%，与晋西北、内蒙、宁夏、甘肃四省区接壤，是草原与高原的过渡地带。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这里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中逐渐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主体，融汇游牧文化的文化格局。
司马迁、班固就曾经认为这里“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
同时，严酷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这里居民豁达务实的人生态度以及坦荡浪漫的地域民族精神。
在《平凡的世界》的扉页上，路遥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其中倾注的路遥对于陕北这块古老而贫瘠的黄土地的心血和汗水，也许只有作家自己最清楚。
路遥是一位脚踏黄土，从苦难中成长起来，一路艰辛、一路悲歌地走向文坛并获得成功的作家。
纵观路遥的创作，我们发现，无论是他早期所写的《人生》，还是为他后来带来巨大声誉的《平凡的世界》，黄土高原始终是他的精神故土。
他将这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写进作品中，在当代文坛吹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
赵园曾经说过：
“‘大西北风情’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学艺术创造的结果。
文学艺术不只成功地创造了这‘风情’的美感形态而且创造了陶醉于这风情的观众与读者。
”
艾青在其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深情的写下这样的诗句：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艾青赋予本无法看见，无法触摸的“灵魂”以鲜明的色彩。
“紫色”使我们联想起苦难、沉默、忧伤。
是的，在路遥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这样带着浓厚的“黄土地”情结，敢于面对苦难并超越苦难的灵魂。
“陕北自古以来就地广人稀，且多荒地，农牧业单位产出有限。
”即使如此陕北人依旧对土地有着极大的依赖性：
“物离乡贵，人离乡贱。
”他们日复一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的躬耕饲牧度年华。
在他们的财富观里，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土地是他们的命根。
正是他们对于土地的痴迷和依恋，造就了他们如土地般厚重的胸襟与沉默的坚忍。
其实，这种土地情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胜枚举。
“乡土文学”开风气之先者鲁迅先生对于故乡绍兴的描写，二十年代许钦文对故乡回望的目光，三十年代沈从文对幽美湘西的歌颂，萧红对呼兰河城的叙写。
但是，大多数作家将视觉主要集中在“乡”而非“土”。
只有在路遥的作品中，黄土地的意象才如此频繁，如此引人注目。
而且，这种处于作品人物灵魂深处的情结，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陕北黄土高原上养育的男人、女人均带着黄土地的刚气。
在这里，“乡民普遍自称为‘受苦人’，将辛勤劳动、勤俭度日视为人生的要则。
”在这样的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路遥，势必会将他的童年、少年的记忆带进小说创作，形成一种风格鲜明的“苦难意识”。
阅读路遥的小说，常常会给人一种沉重的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就认为“路遥的小说属于典型的人生炼狱体验叙事。
”路遥总是将他的主人公放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去磨练意志，彰显他们美好的品质。
别林斯基认为“……生活就意味着：
感觉和思索，饱受苦难和享受快乐；其余一切的生活都是死亡。
……我们得先有饱受苦难的能力，然后才会有享受快乐的能力，不知苦难的人，也就不知道快乐，没有哭泣过的人，也就不知道喜悦。
”在《平凡的日子里》里，路遥充满激情的描绘了孙少平面对苦难，挑战而且超越苦难的人生经历。
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首先是一个苦难的承担者，他在艰辛和饥饿中长大，一天几个高粱黑馍是他中学时代永恒的记忆。
生活带给他的不只是物质上的贫乏，更有精神上的折磨。
“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雾的大院里空无一人。
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混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
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的从脸颊上滑落下来”，为了那几个没有什么营养的用高粱做成的黑馍，他每天都要忍受着心灵上的折磨，可让他感到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带来的伤害，也正是这些不得不忍受的痛苦让他慢慢懂得活着就是随时经受磨难。
随着对于苦难的领悟伴随着他的成长，并逐渐升华成一种人生哲学。
在求学阶段，孙少平面临着吃不饱，穿不暖的困境，并且因为贫穷与郝红梅惺惺相惜，有了朦胧的初恋。
但这次初恋很快就破灭了。
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磨难并没有击垮孙少平，他以以德报怨的方式回击了苦难。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孙少平对于苦难，只是单纯的承受。
到了他在黄原作揽工汉时，孙少平开始领悟苦难并将之上升为一种哲学。
他坦然的接受田晓霞的帮助并与之相恋，他坦然地与已经是大学生的顾养明见面，并度过了一个没有任何自卑感的快乐的夜晚。
他在建筑工地上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坚持读书，充实自己。
小说通过小霞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这样让人热泪盈眶的一幕：
“孙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的看书，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青紫黑淀，伤痕累累！
”
就这样，他形成了关于“苦难的学说”：
“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他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低贵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
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
通过这一般血火的洗礼，他相信，自己经历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
”英国美学家斯马特指出：
“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
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
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包围而逃奔，即使他努力不能成功，但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
”此时，孙少平对于苦难的领悟极具悲壮美。
将这种悲壮美化为另一种生命形态，是他在铜城当了煤矿工人之后。
他将生活赋予的苦难化为一片澄澈的蓝天，一块生生不息的黄土地，他将自己与苦难融为一体。
田晓霞的死给孙少平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令他荡气回肠的爱情灰飞烟灭。
当他来到他们相约的老地方时，伊人已去，空留爱情的芬芳。
他自己在煤矿上受伤，脸上留下了难看的疤痕。
对于这样沉重的人生，孙少平挺起男子汉的胸膛承受了。
对于生活的苦难，他无需再用言语去表达，他超越了生活的苦难。
《平凡的世界》
的结尾：
“他远远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此时的孙少平，苦难在他眼里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超越了它也享受了它，苦难成为生活的一种本质。
现当代文学中描述农民苦难命运的比比皆是，但大多数作品表现的是农民在苦难面前的麻木不仁、逆来顺受。
他们的反抗，也多数表现为一种消极反抗。
只有在路遥的小说中，我们才看到这样一种酣畅淋漓的坚韧精神，它如同一道明亮的阳光，照进当代文坛，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温度和亮度。
二、正统儒家文化与开放的地域文化下的反叛的呐喊
三秦大地上的关中平原也称渭河平原或关中盆地，，主要包括宝鸡、咸阳、西安、铜川、渭南地区。
海拔320米至800米左右，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9%，西起宝鸡，东至黄河，南依秦岭，北临陕北高原。
因东有函谷关（东汉后为潼关所取代），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居四关之内，故称“关中”。
这里属麦粟文化地带，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很早便成为华夏民族的文化发祥地，传统的农业文明在这里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
司马迁说得好：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
同时，“秦中自古帝王州”（杜甫《秋兴》），古都长安共计有10多个王朝在这里建都，为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有学者指出“进入‘关中’思稳定，进入‘陕北’思革命。
”富庶的关中大地最容易植下儒学的根苗，儒家文化在这里根深蒂固，持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关中人。
“仁义”是儒家伦理观念的核心。
从《论语·里仁篇》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论语·卫灵公篇》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讲的都是仁。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集注>：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仁义”二字在小说《白鹿原》中俯拾即是。
“在关中农村的乡约族规家法民俗中，仁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重义轻利为核心的为人处事原则，二是以注重孝悌为核心的家庭道德，三是以贞洁妇道为核心的女性观念。
这三个方面是仁义意识的具体形态，集中代表和体现着关中的伦理观念。
于是，历经数千年，一整套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框架便在关中这块殷实的富于历史传统的黄土地上绵延着，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浸入乡民的血液中，最后甚至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通过遗传继承的因子，传给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们。
”而这种正统儒家思想浸透成长下的一代代关中儿女，在三秦文化开放性的内涵下发生了质变。
他们对静态的儒家文化采取严肃的关照态度，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可贵的自省精神，审视着传统文化中的注重仁义的虚伪性，注重亲情背后的亲情背离以及注重贞洁妇道背后的对妇女人性的戕害。
进而发出一声声反叛地呐喊。
在《白鹿原》中为数不多却有独特意义的女性，如田小娥、白灵、赵鹏媳妇、鹿冷氏等，她们与传统封建文化、伦理道德相对抗，或隐或显的表现出一定的反叛意识。
作者通过塑造三位反叛女性揭示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下，这些女性被当作男子的附属品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受到社会的轻蔑和歧视。
繁琐的清规戒律捆绑着妇女的身心，她们一般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更多时候拥有的要么是惨烈的实实在在的命运悲剧，要么是县志中模糊的几句“贞妇烈女”的描述。
文本中的女性没有一个人是平静地自然地死去的，每一个女性都是一个悲剧，社会、历史、性格等各种因素使她们的反叛最终以失败结束。
但其悲剧的深层意义恰恰在于她们表现出的一定的反叛性。
这里以《白鹿原》中的白灵进行分析。
白鹿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
作者曾解释“白鹿”是儒家思想所孕育出的精灵，作者选取了白灵作为白鹿精灵的化身。
如果说田小娥是出于其“弱”势，为生活和男权社会的伦理道德所迫，而不得不进行反抗的话，白灵则是以其“强”势，为传统的男权社会所不容，自觉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白灵是白家唯一的女儿，也是作者塑造的一位旧时期的完美的新女性。
她出生时“一只百灵子正在庭院的桐树上叫着，尾巴一翘一翘的。
”所以她生来就是“灵灵儿娃”。
在她身上蕴含着白鹿精灵的一切美好品性——美丽、善良、活泼大方，有很强烈的正义感。
白灵生在宗法文化之家，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受到严重的影响。
她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熏陶，在缠足被认为是“身份和品德的代名词”的封建礼教下，她毫不妥协，拒不缠足，以死相威胁，最终获得新式学堂的机会，打破了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
白灵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也是表现她女性意识觉醒最明显的一点。
她曾不顾父亲的脸面，毅然决然地用讥讽的口吻捎信给对方，拒绝了这门婚姻，也因此父亲白嘉轩将她扫地出门，断绝了父女关系。
这并不是她不孝，故意和父亲作对，而是她压根就认为拒绝一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天经地义的事。
白灵的爱情婚姻观是建立在心灵层面上的情感默契，而不是世俗的伦理道德、金钱地位可以取代的，这正是一个渐渐觉醒的新时代女性所具备的价值观。
这也是她对封建宗法礼教的一次较大的挑战。
白灵勇于追求真理和正义，身上总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她还是实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她积极勇敢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寻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爱情，与鹿兆鹏在革命的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中情投意合，并肩作战，一次又一次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使命。
然而九死一生的她，最后却因为党内的错误惨死在同志的手中。
尽管被追认为烈士，但相信她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
白灵可以说是个极具个性的女子，她从一出生就具有反叛的性格，反叛父亲，反叛包办婚姻，反叛没有共同理想的爱情，痛恨内奸叛徒……她生在封建家庭里，而且是具有浓厚封建思想的家长按照男权文化的思想标准塑造出来的后代，但她骨子里却有着抗争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
我们在她的身上似乎看到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凸现的女性主体性。
她宁可与家庭决裂，也不让封建家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
她始终勇敢地追求自身的幸福和人格的独立。
但这种叛逆举止大大触动了封建传统文化的规定。
正所谓“越是遵循这种害人制度越可长寿，越是和封建宗法制度相对越是短命。
女性在封建制度面前没有任何价值，爱情、事业、人生的追求都如同一张白纸。
”在她遇害的那天晚上，天上下起了雪，她的灵魂从活埋她的泥土中飘逸而出，幻化成了朱先生的梦，白赵氏的梦，白嘉轩的梦：
原上飘过来一只鹿，白毛白蹄，连茸角都是白的，端直直地从远处朝我飘来哩，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哩，委屈地流眼泪哩！
在我眼前没一下下，又掉头朝西飘去了，刚调头的那阵子，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哭着叫了一声“爸”。
结语
“地域产生大美”以路遥，陈忠实为代表的秦地作家，以极大的热情去拥抱他们所热爱所眷恋的三秦大地。
而秦地文化中的独特的文化特质——故土文化与游牧文化相结合、正统的儒家文化与开放的地域文化相结合，使其产生了一批批优秀的文化作品，与一个个形像鲜明的生动人物，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受游牧文化和故土文化的影响，路遥创作出了《平凡的世界》这本享誉中外的巨著，而主人公孙少平对苦难的不屈与坚韧更是点燃了关中文化之魂；受正统的儒家文化与开放的地域文化的影响，陈忠实在这片她所熟悉的土地上耕耘出了《白鹿原》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又一个里程碑，其书中百灵对于传统虚伪仁义儒家思想的反叛发出了在男权社会中的最强音。
近几年来很多学者都开始关注秦地小说与秦地文化的关系，不论是从整体出发来对秦地小说和文化进行解读还是将研究重心放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上，都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理论研究成果。
如丁帆的《20世纪中国地域小说简论》，李大建的《试论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钟建波的《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情结和苦难意识》等。
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从地域方面入手无论是进行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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