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经济低谷期如何避免保守陷阱.docx
《谈谈经济低谷期如何避免保守陷阱.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谈谈经济低谷期如何避免保守陷阱.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谈谈经济低谷期如何避免保守陷阱
谈谈经济低谷期如何避免“保守陷阱”
（知本咨询原创）
2016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的文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再一次被权威人士解读，即中国经济总体L型走势，会退一步、走两步，而且短期内不会改变。
中国经济整体经济将在低谷期运行较长时期，企业面临经济环境的巨大挑战，如何度过低谷期将成为各行业企业共同需要面临并解决的问题。
很多企业会选择相对保守的发展思路，但是否保守战略会帮助企业顺利过关呢？
正所谓没有绝对的顺境，也没有绝对的逆境。
顺境中往往会暗藏陷阱，而逆境中往往也会存在机会。
当然，面临经济低俗不能冒进，但一味的保守可能会落入“保守陷阱”。
我们看一下保守战略会带来哪些陷阱？
一是思维惯性，不动更可能会被淘汰。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互联网思绪对传统思维的颠覆、技术创新的几何级变化，无论对企业的产品、技术，还是对企业的商业模式都提出了较大的挑战，固守原有产品、原有经营思路、原有模式，都将面临无法守住一方江山的局面。
不进则退，以为不动会熬过冬天，其实不加紧增厚衣服，被淘汰的可能性会更大。
二是从众思路，不新更可能加剧竞争。
一方面，国内推行供给侧改革，大幅消除过剩产能；而另一方面，海外代购、抢购成为一时间热抄的话题。
保守战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别人做什么或什么赚钱我就做什么，较重的从重心理，以为安全，但极大可能落入产能过剩的行列。
不仅现实的竞争加剧，利润锐减，也很难得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收缩战略，不进更可能会被整合。
经济低谷期，不仅会带来很多传统行业企业的破产或倒闭，即使是有一定核心能力的企业能够维持，由于过度收缩，很可能成为其他大型企业或综合性企业的收并购对象。
由此，一味的收缩并不见得会帮助企业真正挺过冬天。
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避免“保守陷阱”？
一是创新突围，本质与形式的同步创新。
创新驱动成为新常态经济下提的较多的词语，也是真正应对经济低谷期的重要方式之一。
但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创新呢。
应该从本质和形式上双向创新。
本质方面的创新就是新技术创新，无论在什么经济环境下都是需要的，不仅应对短期的挑战，更会赢得长远的竞争力。
形式创新，也就是常说的商业模式创新，好产品一定得到好收益的商业逻辑可能不完全对，好产品+好的商业模式才能保障企业真正赢利。
二是逆周期突围，低价收并购核心技术。
众所周知，GE一直是国内外企业对标学习的对象。
GE战略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逆周期管理，即其利用GECAPITAL引导其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发展。
尤其是在经济低谷期，进行大量的逆周期收购很多高质廉价并具体核心技术实力的企业，从而在长期内保障其产业第一、第二的领先地位。
由此，经济低谷期，可能考虑的方式是逆周期管理，一时的困难或激进，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三是收放突围，坚持该坚持的，放弃该放弃的。
管理中比较高的境界是收放自从，而不完全依赖于经济环境的变化。
关键是收什么、放什么的问题？
基于中国市场大幅增长的环境已然发生改变，粗放式大而全的规模增长已经成为历史。
企业应该收紧自己真正有价值、创造利润或超额利润的业务、产品或技术，对不太擅长的、以成本控制为主要手段保障利润的业务应该及时放手。
做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始终会获得比较高的竞争力，或应对经济低谷期的能力会高一些。
经济环境本来就是波动性变化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本质永远是自身的核心能力培养或壮大，即使是经济低谷期，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任何做法都应该是正确的，无需有意保守或有意激进。
（一）深度分析中国经济进入十年最低谷的原因
来源:
和讯网时间：
2016-01
中国财经观察员金子厚在撰文中认为，从实体经济到金融行业，从传统企业到创业型公司，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近十年未遇的寒潮。
文中具体分析值得思考。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从实体经济到金融行业，从传统企业到创业型公司，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近十年未遇的寒潮。
严重的产能过剩，已经把钢铁、煤炭等行业逼到了全行业亏损的悬崖边上，僵尸企业的比例超过15%；
新一轮的破产倒闭风潮，正在向大型企业袭来，国内第二大民营钢铁企业海鑫钢铁、连续7年跻身民营企业500强的天地龙集团、可能导致银行坏账达300亿的庄吉集团等都陷入破产噩运；
金融风险开始逐步向银行端侵入，各种理财产品兑付风险接连出现，P2P平台“跑路”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四大国有银行利润增速猛然降至1%以下，一年之间悉数告别“全球最赚钱公司”的榜单；
土地财政的萎缩，让一些地方财政滑向债务危机的泥潭，个别地方已经发不出工资。
近期很多指标（包括消费、投资、货币供给）都出现了近十年以来的最低值。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这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在中国经济自身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重断裂带。
第一重是GDP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
传统的GDP锦标赛的能量级明显下降。
这一方面是源于已经高企的地方政府负债和略显紧绷的货币政策，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别是短期面上的原因，主要是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目前全力展开的反腐行动以及对楼堂馆所等新建基建项目的抑制。
地方政府历来在通过增加投资以加速经济增长上驾轻就熟，但是目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变化。
这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推动力落差，或者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刻，原来的增长模式已经明显减速，而民营经济活力暂未充分激活，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如同一辆低速行进的自行车开始摇摇晃晃，保持平衡会更加困难。
第二重则是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令人兴奋的宏大改革蓝图，打响了改革锦标赛的发令枪。
改革就意味着变化，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
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增长是一个快变量。
不仅如此，改革本身也分成比较快的变量和慢的变量，断裂处就在于改革的各个元素之间短期内未必能够形成有效配合。
几轮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不论是经济还是市场的稳定性都还差强人意。
金融变量的剧烈波动，一方面当然有利于改变原来一致的单向投赌预期，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不确定性。
而那些较慢进行的各种相配套的改革只会使得原来的风险进一步积累，例如影子银行（包括同业和中国式信托）的治理，地方融资平台的治理，这显然都是慢改革。
总量货币政策的简单紧缩式调整或者市场化决定都无法完成这些结构主导的精细化、差异化管理要求，从而使得劣币驱逐良币、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制度套利，这些难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所以，各种改革进程速度不一致，特别是金融改革的单兵突进，可能带来意外情况，而各种各样改革不配套的风险最终可能会体现为金融危机的症状。
第三重断裂则来自全球化进程的阻断，准确地说，是来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进程的逆转。
本质上讲，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拒绝上位。
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事情。
大危机之前全球化的逻辑很简单，整个世界分为三元结构，全球的三个世界的格局是由消费国（美国是典型代表，印钞票、花钱买东西）、生产国（代表是中国）、资源国（中东的石油国，还有金砖国的巴西、俄罗斯等，提供大量的大宗产品）构成，通过现有的美元为主体的储备体系相连接。
生产型和资源型经济体完成原始的资本和产能的积累，而发达经济体刺激虚拟经济体系的空前繁荣和消费主义的狂欢。
中国在这个夹心层中的难度就体现在“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
整个世界就是按照这样大循环模式运转，这种“相濡以沫”的广义G3结构最终在2008年次贷资产泡沫中轰然坍塌，然后危机一波一波不断袭来。
那么，接下来的2016年经济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
财经作家吴晓波指出，2016年面临着重重困难，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在一个下滑的通道里面，我们所谓叫做新常态通道，广大的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苦日子，远远没有到头，甚至仍然暗无天日，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了新兴中产阶级已经崛起，新的消费能力正在诞生，无论是内贸也好，无论是外贸也好，存在着种种变革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没有崩溃掉，中国的改革信心没有丧失掉，未来是理性创业，野蛮成长时代将在2016年结束。
那些讲概念、玩花样，做题材的创业者将离开中国产业的下半场。
”
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商品，有一个好的产品，有一个好的服务，你一定在中国可以找到一个好的资本和好的消费者帮助你走的很远。
吴晓波认为，我们在2016年会看到硬件革命，今年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企业在进行这方面的实验。
移动应用会大规模地丰富，可穿戴设备在2016、2017年的某一个时间点以某种方式最终改变了我们所有的商业生态。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撰文称，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有利于中国出口。
IMF于2015年十月份发表的报告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6%，比今年高0.5个百分点。
从世界经济情况看，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前景相对乐观，欧洲其他国家及日本经济也逐步趋稳。
新兴市场经济体虽然目前面临严峻挑战，但由于今年基数很低（比如IMF预计俄国和巴西今年实际GDP分别下降约4％和3％），2016年的经济增长有望复苏。
马骏表示，房地产销售回暖一般预示着房地产市场去库存速度加快，后续投资将回升。
销售端的热度向前传导到开发端一般需三个季度左右。
但考虑到上述下行压力，即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企稳回升更可能发生在2016年下半年。
“探底”，是众多预测者对2016年经济所处阶段的概括。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称2016年中国经济处于探底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也称中国经济“在一轮周期的低谷当中，2016年经济不可能恢复正常”。
“探底”一词，耐人寻味，既蕴含着经济下滑时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又有希望尽快触底反弹的意味。
在悲观者看来，下滑深不见底，而少数乐观者则预言底部就在下半年。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报告指出，在经济探底过程中，如果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乐观估计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底部有望在2016年出现，2017年、2018年经济增速会企稳并略有回升，但幅度十分有限。
“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运行整体有望趋稳，中高速增长平台将基本确立。
报告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在2015年基础上继续放缓，之后几年低位企稳。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WillemBuiter甚至警告，2016年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中国首当其冲。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称，经济缓慢下行，政策托底对冲，市场波动加剧。
供给侧改革是高层新提出的经济治理新药方。
“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
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
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2015年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
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
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
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
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
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
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
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
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
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
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
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
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
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二）中国经济靠什么走出低谷？
来源：
证券时报作者：
许岩时间：
2015-11
面对新形势，有人悲观，有人担心硬着陆的风险。
其实，寻求走出低谷的方法比低声哀叹更加有效。
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明确指出了走出低谷的方法，“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何为结构性改革？
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即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增长方式转变。
也可以说，政府关注点从管理总需求转向管理总供给。
简而言之，需求端用力，是刺激，或大或小；供给端用力，则是政府让利。
从总需求结构看，拉动增长的核心是投资，而为了保持一定增速，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性投资来改善总需求。
如果转向改善供给，则未来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从供给侧管理角度看，本质上都属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
从“三驾马车”到“供给侧改革”，这种话语变化勾勒出中国经济的演变。
而在当前的中国，“供给侧改革”根本上有两大任务：
一是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二是为提供中高端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输送更多的劳动力、资金、金融和技术，实现产业结构大变迁。
新常态下，结构调整是一种大逻辑、大格局、大趋势，是中国无法回避、必须进行的一场变革。
可以看到，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一直进行简政放权，期望通过改善制度环境来刺激民间投资，通过促进要素供给改革，进而创造需求，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
经济结构性改革，任重而道远，非一日之功。
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短期看是为了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严峻挑战，长期则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供给侧改革”或许会成为“十三五”期间经济改革的主轴，而“供给侧改革”的效果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是否能够平稳落地。
（三）战略保守要了很多企业的命
来源：
湖北活动网时间：
2015-08
美国《财富》杂志的数据显示：
在美国，大约有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只有2%的企业能存活5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5.7年,而在近20年间，我国的高科技公司有近90%被淘汰。
“战略”是分析这些失败案例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
众所周知，战略冒进所导致的战略决策失误使许多企业栽了大跟头，殊不知，战略保守也要了很多企业的命。
而且，相对于战略冒进，保守型陷阱更容易被企业家忽略，它更容易使企业如“温水中的青蛙”，在不经意间逐渐灭亡。
这是一个介于企业生命周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之间的陷阱。
那么，这种陷阱的成因是什么？
产生这种陷阱又是谁的责任？
领导者能力缺失
人们常用拿破仑的名言：
“一头狮子率领一群绵羊，可以打败一只绵羊率领一群狮子”来形容领导者对组织管理的决定性影响。
诸葛亮是蜀汉最重要的领导之一，为蜀汉政权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但为什么蜀汉在三国中率先灭亡，而诸葛亮一生的事业也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
有学者认为，诸葛亮自负专断的心态以及过于谨小慎微和保守的性格，使其后半生缺乏对蜀汉实力和环境的自知，导致蜀汉建立后没有及时调整国家战略去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从而加速了蜀汉的灭亡，是主要原因之一。
从现代企业管理领导力发展角度来看，很显然，蜀汉建立后对领导者的能力素质要求已有所转变，而诸葛亮原有的一些能力素质已不能完全满足管理的需要。
与此相类似，企业发展到成熟阶段，企业领导者的素质要求也需要同步改进和调整。
处于战略保守型的企业领导者一般会有以下特征：
1.缺乏突破性思维
●“护犊情结”。
企业创始人对自己一手创立的企业和品牌有强烈的“护犊”心理，由于在这些企业和品牌上投入了太多的心血和精力，任何的改变和调整都会触动他们的神经。
有一家广东的民营服务型企业，上世纪90年代末，其董事长根据市场特点和产品特性设计了一种比较特别的商业模式，由于其服务规范和营销手段特别，公司产品很快通过旗下的连锁院店被大中城市的中青年女性所接受，公司的营业额成倍增长，短短几年，即成为市场上的领先者。
但是随着公司产品和商业模式渐渐被其竞争对手所掌握，而且这种商业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一些加盟院店在收取了客户的订金后弃店而逃，给公司的形象和发展带来很大的阻碍。
此时，公司内部的有识之士向董事长建议改革现有的商业运作模式，改革公司存在的管理弊端，可董事长都坚持弃店而逃的责任在加盟商，他们无需做任何改进，现有模式也不需要做任何调整，结果这家公司自2002年起，营业额始终突破不了2亿元，5年内加盟店遍及全中国的愿望始终是企业领导者心中的一个梦想。
●经营惯性。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大多会产生“经验主义”现象，企业管理者寻找以前成功的路径，成为思考问题最主要的参考，公司价值观和文化逐渐僵化凝固为一成不变的教条或规则，像一层坚硬的外壳，将企业严密地封闭起来。
变革和创新逐渐成为一种不可能，而许多发展机遇因为不符合日渐僵化的价值观和流程被一一错过。
1993年郭士纳接手IBM时，IBM亏损高达160亿美元，面临被拆分的危险，被媒体描述为“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坟墓”。
郭士纳在任的9年中，在IBM领导了一场艰辛、漫长、卓有成效的变革，重新定位IBM的战略，重塑企业文化与价值观念，重新制定绩效管理制度……把这个庞然大物从内到外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终于让大象重新跳舞。
2.缺乏决断力和决策能力
●发展方向游移不定。
领导者仍然觉得壮志未酬，但在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上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结果导致公司在一段时间内事实上的不决策，这也是一种战略保守。
一家位于江苏的民营企业，企业老总在国有企业转制的过程中个人出资收购了这家面粉生产企业，由于其产品质优价廉，在华东批发市场很受欢迎。
但是由于面粉行业位于整个产业链的上游，利润获取有限，老板决定向产业链的下游进行拓展，然而在企业到底是做“饼干”还是做“挂面”或者其他产品上，老板和企业管理层举棋不定，虽然也不断请咨询公司或大学教授进行分析研究，但企业管理层始终无法决定其具体的发展方向，最终导致公司事实上在两年内也没有做出任何战略决策调整，企业经营裹足不前。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以前有过失败的案例，领导者决策缺乏胆量，裹足不前。
一家著名的跨国公司，上世纪90年代初，在珠海与中国企业合资成立了其在中国地区的第一家生产企业，但是经过5年的运营，合资企业在中国始终无法达到令股东满意的结果，1998年合资企业宣告关闭。
自此之后，这家德国公司在生产运营领域再也没有踏入中国一步，其在中国的投资也没有再增加一分钱，其中国子公司作为总部在中国的销售部门，始终无法摆脱销售额在1.5亿元左右的规模。
现在，随着其国际竞争对手在中国生产布局的完成，以及中国国内的竞争对手生产质量和研发能力的加强，这家德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可谓腹背受敌，在风雨飘摇中经营。
●缺乏渴望成功的动力。
“小富即安，小进则满”，这种思想在很多企业均有发生，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甚至很多企业在还没有发展到成熟期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
这些企业家在打拼了多年后，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成功，再加上各种机构的宣传和夸奖，觉得自己从物质和精神上都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成就，逢人就将自己的成功经历和奋斗历史对别人进行宣讲，很有“忆苦思甜、功成名就”的意气，而对企业的再发展和飞跃则失去了当初创业时的激情和动力。
战略管理系统缺失
孙子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据统计，“知”字在《孙子兵法》中出现76次，是《孙子兵法》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
“知”在企业管理中即意味着获悉企业决策所需的各类信息。
因此，在企业管理中，如何建立一个完整的战略管理系统，保证公司获得战略制定和执行上的即时信息，获取尽可能多的“知”便成为企业管理中的核心。
如果将战略管理看作一个流程，我们可以从其三个阶段即战略制定、战略执行、战略管理来分析“战略保守”企业战略管理系统上的缺失。
●缺少信息收集的渠道和系统。
这是企业在战略制定中最容易碰到的情况。
中国企业普遍在信息收集方面能力不强，没有相应的信息收集流程和渠道，经营者的经营决策大部分在“信息不充分”和“不确定的状态”中，其决策深深烙上经营者个性行为特征等主观因素的印记，使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往往错过采取变革行动的时机，而在竞争形势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个晚到的决策给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行动的迟缓，更是机遇的丧失。
事实上，在很多跨国公司，均会设置相应的情报收集部门专门负责此事。
●无战略预警体系。
这是战略执行过程中目前大多数企业最容易发生的，即公司缺乏一套当前公司战略运行的评价和控制体系。
当公司出现“黄灯”警告时，及时改进，而不要等到结果呈现后才作调整和改进，从而避免最坏结果的产生。
柯菲德在担任西门子全球总裁后，将其在西门子（美国）任职期间使用的信号灯制度引进到整个集团，而这项制度曾经帮助他将西门子（美国）从亏损迅速带到盈利。
根据信号灯的制度（红、绿、黄灯的制度），经营者可以判断出“哪些是要继续的，哪些是要改善的，哪些是有比较大的问题，需要做大的努力的”。
按照这项制度，西门子的最高管理团队基本上会在每个季度财报出来之后对不同的业务集团进行评判。
对于亮黄灯的集团，西门子运用方法进行整改，而亮红灯的部门，表示情况已经非常紧急，则需要采取非常的措施和手段，甚至要考虑战略和结构的调整。
●仅将财务目标作为战略目标。
企业在开发战略预警系统，考虑战略评价指标时不能片面地仅考虑财务状况，而不考虑企业其他的战略目标，以及企业长期发展所关注的一些目标和指标，如市场表现、客户价值定位、内部运作目标以及公司员工的技能发展状况等。
一个财务结果很好的公司并不代表它有很好的未来，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有很多一度“绩优”两年后即出现巨额亏损的上市公司，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只关注财务目标实际上是“弱化”了公司的其他战略目标，并对企业的战略改进产生误导。
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微电子（控股）有限公司在开发公司战略绩效评价体系时，利用“平衡计分卡”管理工具，开发出充分考虑公司财务和非财务指标，短期和长期目标平衡的战略执行评价指标，在原来较系统的结果性财务指标的评价与分析基础上补充了过程性的驱动指标和重点战略举措，从而可以及时地反映企业战略的执行过程中的动向和趋势，以便对执行中的问题做出及时调整，他们也正启动类似上面提及的西门子及许多跨国企业所采用的红绿灯警示管理系统。
纳入管理系统的不仅包括财务和非财务目标和指标，而且包括对结果性目标产生驱动和影响的过程性目标。
华润微电子总经理王国平先生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他在整个目标制定的过程中不但不断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