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杰出政治智慧汇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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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杰出政治智慧汇编
政治篇: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
——苏轼。
孤方兼容天下,岂仇匹夫乎!
——石勒。
《资治通鉴》
夫经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于胸中，不必待众言皆合也。
——袁乔。
《资治通鉴》
夫能顺天乘时济群生于艰难者，非上圣与英雄不能为也，自余则莫若度德量力。
——蔡谟。
《资治通鉴》
非夫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
《资治通鉴》
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
——《资治通鉴》
“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
何夺吾景略之速也！
”
“胸有惊雷而面如明湖者，方可拜上将军。
”
“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
”
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胜耳。
——朱伺。
忍人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
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
——汉光武帝刘秀。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曹操。
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陈蕃。
“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孙权。
“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
又何险之足恃乎！
”——苻坚。
“吾方收揽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杀之！
且其始来，吾已推诚纳之矣；匹夫犹不弃言，况万乘乎！
”——苻坚。
大丈夫在世，当如崇山峻岭，岂能甘为蝼蛄！
——刘渊。
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桓温。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白发从无到美人。
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可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揽古今之成败而审趋避之术。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
——乐毅。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卜以决疑，不疑何卜。
赵充国。
“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
张宾。
“博涉经史，不为章句，阔达有大节”。
“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
”
王猛。
“猛环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
桓温。
“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
面有七星。
”。
“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
”
祖逖。
逖发奋读书，博览书记，该涉古今。
萧衍。
“六艺备闲，棊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
”
李密。
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
魏征。
“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
好读书，多所通涉。
”
自身暴力=异己暴力。
即：
一个国家政权要维持既定的利益格局，必须拥有相当强大的暴力，足以抵御异己暴力的侵犯。
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别人的暴力比我们强大，别人就可以扩张利益边界，就可以称霸，就可以让我们称臣纳贡，甚至可以踩着我们坐江山。
反之亦然。
我们的帝国传统，总是儒表法里、王霸道杂，以“行诈使力”即所谓的“两杆子”为看家本领，实际决策所依据的是利害计算而不是道德信条。
即使考虑道德，按照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说法，道德里总是包含算术的。
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要顾全大局”。
比起“正确路线”和“天下苍生”来，个人的一点冤屈算得了什么？
——《帝国政界往事》。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宿命般的来自大自然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着特别重大的影响。
这两个因素——一个是裸露在北方的万里边防线，一个就是越来越粘稠混浊的黄河。
皇帝的逻辑是：
哪种老虎最安全？
死老虎最安全。
是老虎就该死。
宋朝传统的军事体制以降低效率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
帮会组织后来确实大多数都演变为危害社会欺压人民的黑恶势力，但究其产生之初，何尝不是出自一盘散沙的无助的人自我结义以寻求互保的动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所讲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贯穿了人类历史，被统治阶级由于不堪忍受而推翻统治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被异化，直到下一次被统治阶级起来再推翻它，人类历史就是这么周而复始的前进。
——《帝国政界往事》。
政治最丑陋之处就在于此：
党同伐异，所谓黑是黑，白是白，奸也好，忠也好，统统如脸谱一样一刀切。
整人的理由有的是，仁义道德全是整人的利器，原因却只有一个：
看你政治上是不是正确，屁股对的是不是地方。
在封建社会，只有两种人：
良民（顺民）和暴民。
当权力因素加进来之后，一切都失去了重量：
因为权力是绝对的重量。
在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
只有采用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
——《帝国政界往事》。
别人出于远见而给予他一种正确的劝告，他却不听，而后来证明，由于他不听从这正确的劝告而受到了损害。
此时，若是君子当然会诚心认识自己的过失，而对当初的劝告者给以相应的敬意与感谢。
但若是小人，则反而对劝告者恨之不已。
——形容崇祯、袁绍此类人也。
那些敢于踏破人类价值标准底线的人，一般都意味着走上了不归之路。
英风伟略。
非常之时，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
皇帝所要面对的人与事太具体，太缺少美感，太需要理性、谋略、钢铁般的意志和手腕。
在宋朝兵制这种制度之下，军人既是国家的捍卫者与皇家的鹰犬，也是君主无药可医的“心病”，那些优秀而杰出的军人，鲜有良好结局者。
中国历史常常围绕着最高权力人格化的综合素质发生变化，这是中国人的最大不幸。
封建专制制度的设计，对于皇家之“私”的考虑远远超过了对于皇家之“公”的顾及。
秦始皇开创的帝国制度与汉武帝时代确立的儒家思想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公开提倡不平等与不公正的。
于是，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必定会使实力加暴力加不择手段。
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会培育出强忍崇拜和心口不一的文化品格。
曹参：
在帝国制度下，最难治理的是官，而不是民。
一个好制度，必定是一个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制度，同时，又必定是一个让坏蛋不能不收敛的制度。
克罗齐：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或曰历史是面镜子，明天的历史便是今天发生的。
专制主义的最大特点是蔑视人不把人当人。
黄仁宇：
当我国国家上层组织和基层组织已经到位时，建立连接上下的一套政治、法律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这大约也是我们这一次社会大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崇高的信念和不那么崇高的贪婪常常都可以使人舍生忘死。
倘若让人完全看不到希望，则信念或者贪婪都可能失去激动人心的功效。
熊廷弼、左宗棠。
脾气火爆、刚愎自用、盛气凌人。
谋略，用人，胆识，才干，心胸，运气。
生性迟重却精明能干，沉默寡言而顽强机诈，重然诺，讲义气，而且对人慷慨大度，十分宽厚。
努尔哈赤冷静而理性。
完全没有感性和理想化的色彩。
变成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极端的现实主义者。
——《帝国政界往事》。
打量政治人物和打量商人时的道理是一样的，只要将利害得失上的算计和时机上的考虑放在第一位。
隐忍不发。
冷静、理智。
在血腥和杀戮中发育出来的制度，势必需要血腥和杀戮方能维持。
当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腐烂程度过深时，一定是因为其最高决策者出了问题。
江山如同女人，是需要细心呵护的。
权力如同老婆，是不能共享的。
当一个政权腐烂透顶时，将会是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忠贞的儿女们。
顾宪成。
东林八君子。
后期的东林党人失去是非对错的标准，缺少政治才能与胸怀，一概置国家利益、辽东大局于不顾，埋头党同伐异。
只有正视发生过的一切，才会懂得贤者也可能做错事，甚至错尽错绝，好人也可能做坏事，而且危害极大。
从而，不把前途和希望仅仅寄托在“人”的身上，而是去建立和完善一个好的制度。
政治权力的继承，全部为王族所独占，其他部族不能侵犯这种神圣的权力。
这就是以王族血统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传承制度。
这一制度的根本含义有二：
部族国家的元首只能在一个受到上天护佑的、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王族中产生；其二，元首必须在有资格的王族成员中经过推举产生。
暴政和战争一样，最先消灭的必定是一个民族中最优秀、最精华、最富于进取精神与活力、而且最健康的青壮年部分。
因人废言与因言废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两大传统。
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这种缺少意识形态支持的游牧渔猎部族的士气和忠诚，全部需要定时、定量并不断加大的赏银，方才能够维持长久。
——《帝国政界往事》。
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皇家本来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而一切制度保障偏偏又全部都倾斜到了皇家权益一边，对于民族中那些出类拔萃之才，那些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们，从来都没有在制度上、观念上予以保护的设置与设计。
刚性思维模式：
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态度越强硬，越容易被认为是忠诚的，是岳飞的战友，哪怕偏激一点都没有关系；反之，则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是秦桧的战友，哪怕纯粹出于策略性的考虑。
当一个国家由于它的领导阶层失道失德失去理性而最终失去了人心的话，那么，哪怕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制度性约束和最为严酷的非制度性惩罚都将失去作用。
“朕若废法，谁复奉法？
”——皇太极。
性格即命运。
政治上的器量格局，心胸眼光，谋略素养。
学习能力、判断能力，随机应变能力，意志力，执行力，洞察力。
历史定律：
王朝初建，社会安定——生产力得到发展——产出大量粮食——人口大规模增加——税收增加——国力强盛——统治阶层开疆扩土、兴修公建、宫殿、生活奢侈——财力枯竭——提高税率——小自耕农大批破产，变卖土地予地主——地主阶层通过特权少缴税——国家税收减少——提高税率——地主本身仍没有多缴税，农民又增加负担——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结果：
1、王朝崩溃2、调兵镇压——边防空虚——游牧民族入侵。
为臣子的到达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
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
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
对于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而要从天下大局出发。
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角度，而是要从“实用”与否角度。
人世间的所有一切，包括所谓真理，都是为他服务的。
朱元璋相信孔孟之道，是因为他认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
如果不利于他的统治，当然要改造它。
在一个政治集团中，只能有一个一号人物和许多三号人物，绝不能在中间有一个二号人物。
对于上位者来讲，维持权力平衡非常重要，不能让一种势力独大。
而对下位者来说，敌对势力的存在同样也很重要，因为有了敌对势力，自己的存在才有价值。
一个社会的政治腐败，最根本的腐败是人才选拔机制的腐败。
飞鸟尽，良弓藏”从历史上看，这一幕几乎是每个强势帝王为了巩固皇权，开创大业而必修的一课，尤其对于李隆基这种非嫡长子出身，并且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而言，这更是他亲政之初的必然之举。
“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短命的。
”
英雄何必惑于凡人邪？
徒自取其辱耳。
待大业立成之日，必有非凡女子配之尔。
——杨绍临。
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
——司马懿。
司马懿胸怀大志，但居心叵测，极善于掩饰自己，你根本猜不透他。
内敛。
冷静、很沉稳。
司马懿是一位最了不起的靠耐性、权谋、机智、残忍去夺得胜利的最大的赢家。
宋朝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
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
曹操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奸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
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
——《易中天品三国》。
这种无所谓，正是一种“大气”，一种将生死成败、进退荣辱置之度外的豁达大度，一种我行我素、笑傲江湖的英雄本色。
大气、深沉、豁达、豪爽、洒脱、风趣、机敏、随和、诡橘、狡诈、冷酷、残忍，实在是一个极为丰富、多面、极有个性又极富戏剧性的人物。
搞宫廷政变是得心狠手辣，但并不等于嗜血成性，更不等于滥杀无辜，最狠毒的打击只能施加于最凶险的政敌。
事实上，所谓政治斗争，说穿了，就是人事的变更，权力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
得到的支持越多，胜利的可能就越大，因此应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
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
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
有了正义的旗帜，就师出有名，也就能克敌制胜，这就叫“兵义者胜”。
“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
”——董昭。
在朝的逼着皇帝下诏书，在野的则谎称有皇帝的密诏，这样他们的行动才师出有名，才有正义的性质。
政治斗争和做生意一样，讲究的是抢占商机。
“权不失机，功在速捷。
”
搞政治斗争，必须正义，至少要有一面正义的旗帜。
谋士要说服东家，总是要顺着对方的心思说的。
在战略上，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必须“奉天子以令不臣”，；在策略上，在私下里，则不妨“挟天子而令诸侯”。
打了败仗检讨自己，打了胜仗感谢别人，而且感谢那些劝他不要打这一仗的人，这种胸襟和情怀，不可同日而语。
曹操真不愧为大气磅礴和襟怀坦荡的的英雄。
事实上，正是这种非凡的气度和超人的胆识，以及扬人责己的一贯作风，使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和对手，凝聚了一个又一个勇将和谋臣，也是他一次次转败为胜、化险为夷的原因之一。
但凡有志于王霸之业者，一定不会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反倒会拿我们做个榜样，向天下人表示他的宽宏大度和以德服人，此为有安全。
天下的争夺，归根结底是人心的争夺。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而要争取人心，就必须有一个宽宏大量的气度和既往不咎的政策，哪怕是装，也要装得像回事。
这就需要有一个典型，一个样板，一个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比说多少好话都管用。
曹操是在很需要有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很需要有一个典型，来证明自己的容人之量和仁爱之心。
曹操这个人的报复心是很重的。
而且，报复起来，一点都不手软。
能够忍到二十年以后再报复，也不愧为“奸雄”了。
既拉拢又防范，但装作不防范。
贾诩的聪明，明就明在他洞悉人性，总能看透对方的心思。
料事如神者，实际上是料人如神。
知人者也自知。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就应该“敌进我退”，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
战争，是一件有着极大风险的事情。
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很难说谁就有必胜的把握。
因此将帅的意志和决策，就往往是成败的关键；而最后的胜利，则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以弱胜强，更需要意志，更需要坚持，需要在坚持中抓住机遇。
胜利者总是属于那些洞悉人性的人。
把人琢摩透了。
只有精于人事，才能明于时事和兵事。
纵观古今，成败在人不在势。
诚有其才，虽弱必强。
苟非其人，虽强必弱。
荀彧。
领导素质：
气度、谋略、英武、仁德。
郭嘉。
领导人标准：
道胜、义胜、治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明胜、仁胜、武胜。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战争的胜败，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弱。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也不能只考虑实力（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更应该考虑政治上是否正确，道义上是否在理。
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理，战略上失策。
指挥上失误。
用人失当。
组织失和。
“六失”
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
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
——郭嘉。
以真心实意，以情感人；推心置腹，以诚待人；开诚布公，以理服人；言行一致，以信取人；令行禁止，以法制人；设身处地，以宽容人；扬人责己，以功归人；论功行赏，以奖励人。
用人之道的核心——洞察人性，洞悉人心。
曹操。
深沉。
外易简而内机明。
识人之准，用心之深。
表面上，曹操可以和你握手言欢，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但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你，而且入木三分。
——曹操。
既然是英雄，就一定不会心甘情愿地寄人篱下，迟早要另立山头。
腐败周期律。
第一个原因，就是官场中人的“信仰”不断丧失。
第二个原因，皇帝一代不如一代。
第三个原因，作为腐败主体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强大。
青年的性格就是时代的性格。
——恩格斯。
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义。
坚忍不拔，屡败屡战。
刘备五易其主，四失妻子。
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凌边疆，震荡宇内。
帝王之胄；帝王之志；帝王之福。
帝王之术。
“喜怒不形于色”。
“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尔。
”——刘备。
中国五千年历史，始终绕着”一治一乱”打转，主要原因之一是：
官逼民反。
郡国制最明显的弊病，诸侯权力过大，拥有兵权和财权，最终导致七国之乱。
东汉灭亡的指引起因是张角发动的黄巾大起义，但实际东汉亡于诸侯割据之手。
刘备早期逐鹿中原的失败，实际上最大的原因是败在身边没有一流的智囊团。
秦观《袁绍论》“师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强，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杀士者亡。
”
人君成事“在德不在险”，这个所谓的德，当然不仅包括君主的人品私德，更重要的在于君主会不会用人。
用人一般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人尽其才；二是管理者要学会治人，也就是用人的手腕，或曰权术。
统治者在打江山的时候，需要的是智力的汇集，而不是人品的堆积。
曹操是个聪明人，他只需要施展自己平生抱负的政治平台，何必纳虚名而处实祸，被人骂成王莽第二。
“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
”——“饥鹰理论。
”人都是利益动物，只有在没有满足人的利益的情况下，人才会尽力做事。
否则一旦吃饱，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无论是用人，还是社会发展，都离不开人的饥饿感。
人都是利益动物，只靠道德上的感召力，是收拢不了人心的，关键时刻必须用钱砸。
董卓冒天下之大不韪。
成为政治靶子。
在乱世中搞分封制是非常危险的。
——刘邦纳谏。
人都有一种惯性思维，将同类人的遭遇和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
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杀一人而沮天下人归顺之心，曹公不为。
历代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在争储的斗争中，那些过于出风头的，或者是气质文弱的，往往都竞争不过性情厚重，气质雄悍的。
乱世立储君有个特点，凡是立性格优柔的，多半不成事；而如果立性格强悍的，多半能成大事。
器量、胸怀、雄心和抱负。
“暮气深重”。
定力。
战略思想。
沉毅多筹略。
通过军事手段建立政权的，对其开创者的主要历史考核标准是军事能力。
通过政变建立政权的，其开创者往往都是权术高手，政治适应能力超强，通俗点讲就是非常能隐忍。
这些开国皇帝们在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非常会通过政治伪装来干扰最高统治者对自己政治可靠性的判断。
他们都是隐忍高手，装疯卖傻扮可怜，没他们不敢演的戏。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个“忍”和“退”，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是我们在追求结果时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权力的分配不均，往往是爆发大规模政治斗争的前兆。
历代通过“禅让”建立的新政权，在取代旧政权时都会有一个缓进的过程。
在官场上混，总是讲究一个“嫡庶有别”的潜规则。
乱世中要树立威望，首先是军功，有了军功，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大捞一把。
（司马懿、桓温、桓玄）。
形神魁壮（郭威）。
五代的几个开国皇帝除了朱温，其他的都是前朝开国皇帝的部下。
“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罢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
”
冯道。
以宰相事四姓九君。
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常埋伏着狱禁之中暗杀的动机。
“三武一宗法难”——拓跋焘。
宇文邕。
李炎。
柴荣。
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所以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
凡是新归附的地区，民心最容易出现反复。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能力强；二是纪律严明。
真正的普遍价值标准就是实力，实力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
而不是什么道德。
所谓道德标准，只能约束弱者，而强者则可以凌驾于道德标准之上。
这就是现实。
只有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才能显示出一个人或一群人震撼历史的道德力量。
恩赐丹书铁券云云，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权宜之计的权术而已。
现实中，往往是道德规范与权力法则二者不可兼而得之。
政治家的形象就是公权力的符号。
压迫式政治的精髓。
如果你压迫得法，说明你的政治是成功的。
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
纵观古往今来，凡是干出大事业享大名处高位的人，莫不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得者。
一个人如果过不了金钱与女人这两关，这个人就不值得一谈。
——《毛泽东传》。
“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同生，仁人之心安矣。
”——毛泽东。
学习对毛来说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
——《毛泽东传》。
毛的生活哲学：
越是被人视为粗俗的乡巴佬，遭人鄙视，她越是坚定了通过艰苦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强行对社会提出自己的要求的决心。
——《毛泽东传》。
首先，他费心尽力非常仔细地计划他所要干的一切事情，他是一个伟大的阴谋家，一个伟大的组织家。
第二，他能够非常精确地估计他的对手的力量。
第三，他能征服他的听众，使他们着迷。
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所打动。
政治斗争中，科班正统出身的往往都干不过业余出身的野路子。
（赵高和李斯、毛泽东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李斯的最大悲剧是他突破了一个政治家的道德底线。
—王立群。
纸上的约定永远无法约束现实中的利益。
对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识。
身处困境仍有胆识使毛泽东的风格。
当他明知不能取胜时他是从不出击的。
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一种手段。
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
斗争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它的涨落不仅和自己的力量有关，同时也取决于敌人的力量。
军队是服从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
“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非经过长久的经验，不会觉悟的。
”
历代篡弑之事，能够成功的，都在权势已成，反对自己的人诛戮殆尽。
“莫要看清了豪杰，能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有一段真挚的精神在内。
”——王阳明。
能做一番事业的人，意志必较坚定，理智必较细密，断不会轻易动于感情。
况且感情必是动于当时的，时间稍久，感情就渐渐衰退，理智就渐渐清醒了。
“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因为政治本来是社会上有了矛盾然后才有的，所以政治家所对付的，全是些贪婪、强横、狡诈的人，毫无手段是不行的。
政治家的功罪，只能问其根本上的主义如何，并不能瘁拾琐事，用简单浅短的目光去评论。
”
“做大事业的人，总是把毁誉置之度外的。
”
古代官僚机构的组织，只用刑法作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
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表演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成功。
凡成大势者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
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且久而久之已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
当国家想掩盖一段历史的时候，这段历史将极易被“集体遗忘”。
语言是规范的，所发表的都是当局认为对其统治有利的东西。
凡与当局意识形态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
平衡只是假象，甚为不利，不平衡才是最有创造性的事物的状态。
进步靠波浪式推进来实现。
“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魏征。
因为忠臣没有好结果。
当臣子的固然要对君主尽忠，但这种忠却不应该是“愚忠”，而是“巧忠”。
也就是说，进谏并不是以一味蛮干、面折廷争为美，而是要讲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乐于接受为前提，以刚柔相济、恰到好处、切实可行为美。
计行如转圆，事成如摧朽。
谋定后动，事缓则圆。
搞政治，有时候就是要缓，事缓则圆，方可成大事，而急，则只能坏大事。
审时度势，因时而异，是为政之人必须记得的重要道理。
为官者，可分三类：
最上谋事又谋人；次之谋事不谋人；最下谋人不谋事。
谋事又谋人之官，为政治老油条，国乱，能自保，国兴，有所为；谋事而不谋人之官，为忠贞耿介者，善养浩然之正气，为天生苍生鼓与呼，即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谋人而不谋事儿之官，为柔佞奸诈者，做官之目的为升官发财，即便遗臭万年，也毫不在乎。
事实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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