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五个湖北建设的几个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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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五个湖北建设的几个问题
关于推进“五个湖北”建设的几个问题
建设“五个湖北”是中共湖北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实现“中国梦”湖北篇的宏篇巨著，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这里，我从决策服务实践和感知者的角度，按照“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推进”的逻辑顺序，系统报告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作出建设“五个湖北”的重大战略决策
建设“五个湖北”的重大决策，不是决策层主观臆断、心血来潮，而是立足大背景、着眼大实际、拓展大视野，由全省人民共同缜密作出的，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一）构建战略支点亟待打造有效载体和平台
胡锦涛同志在担任10年总书记期间两次视察湖北，均对湖北提出了构建战略支点的要求。
第一次是2005年8月23日，锦涛同志带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中央政研室主任王沪宁和水利部、中财办负责同志一行，就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作调查研究。
当天上午，在东湖百花园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听取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意见和建议。
我省参加会议的有：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和罗清泉、杨永良、陈训秋、周坚卫、孙志刚同志，我因工作需要参加了座谈会。
锦涛同志在听取省委、省政府汇报之后，作了大约40分钟的讲话。
他在讲话结束时指出：
“你们提出的发展思路和政策措施，符合中央精神、符合省里实际、符合全省干部群众的愿望，一定要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抓好落实，推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跨上新台阶，真正使湖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第二次是2011年6月3日，时隔6年后锦涛同志再次来湖北考察工作。
在东湖梅岭一号听取省委、省政府汇报后，锦涛同志作了讲话。
他在讲话的导语部分指出：
“时隔6年再来，总体感到湖北各项事业得到新的发展，城乡面貌有了新的变化，希望湖北要振奋精神、凝聚力量、锐意进取、扎实奋斗，做好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把湖北打造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断迈进，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第一次是在讲话的结束语中提出“真正使湖北成为”，第二次是在讲话的导语中提出“努力把湖北打造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要求湖北构建战略支点，这是中央的嘱托、时代的呼唤、群众的期盼！
我们理解的战略支点，就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重点、支撑点、着力点，就是湖北应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快于、好于、优于其它地区，在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方面重于、强于、特别于其它地区，就是湖北应该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枢纽节点和重要增长极，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改革创新、民生改善等方面走在中部地区前列。
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足见支点的地位、力量和要求。
构建战略支点，只是一个奋斗方向、宏伟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平台和载体。
否则，只是一纸空文。
（二）审视省情亟待调整和完善发展思路
审视省情，最主要的是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湖北是老工业基地，创新和改造的任务更加艰巨。
“一五”时期，由于战备的需要，东南沿海地区一般不摆工业大项目。
地处中部的湖北成为国家的“宠儿”，摆了一批“武字头”、“军字号”（军工企业）大企业，如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都是那时国家投资建设的。
这些企业历经沧桑，技术设施老化，更新改造的工作量很大，人员包袱也非常沉重；而沿海地区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第二，湖北是科教大省，科教优势并没有形成发展强势。
我省“两院”院士、在校大学生、科研单位等数量以及获取的技术专利数，在全国均居第4位左右，而经济总量在全国只有第9位左右。
也就是说，发展的地位与科教在全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究其原因，主要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好，楚才晋用、“孔雀东南飞”的现象长期存在。
锦涛同志2011年6月3日在来湖北视察的讲话中，提出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要求，他脱稿讲了一句“我讲的不是科教大省，是科教强省”，可以说，一语中的、带有重大提醒之意。
这实际上指出了湖北的差距和潜力，要求我们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大的作为。
第三，湖北是内陆省份和革命老区，封闭意识、“等靠要”现象严重，改革开放的任务异常艰巨繁重。
内陆省份，往往导致封闭意识、“井底之蛙”、自我感觉良好；革命老区，往往背着“红色保健箱”，导致“等靠要”思想、墨守成规。
许多本来在沿海地区不成其为问题、早已推开的事，在我们往往难以施展、裹足不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比沿海地区不知要落后多少年。
第四，湖北是生态大省，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异常艰巨。
森林是地球之“肺”，湿地是地球之“肾”。
湖北地处祖国中部，神农架林区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风固沙等功能。
其保护好坏与否，将直接影响华中地区乃至全国的气候。
湖北是“千湖之省”，最大限度的保护好境内湿地，对于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至关重要。
湖北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能否保证“一江清水向京流”，直接关系到华北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湖北是三峡坝区所在地，认真做好“后三峡时期”的有关工作，将关乎长江中下游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三）时代呼唤修正、拓展发展内涵
第一，旧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
发展呼唤创新。
“缺煤、少油、乏气”是湖北的基本省情。
我们三峡库区发电量90%被“东送”，工业和生活用电主要依靠煤炭发电提供。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年靠省政府一位副省长从北方的山西、河南、新疆等省（区）“倒煤”来发电。
这种长距离的“倒煤”发电，其弊端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长距离的运输增加了工业成本，产品缺乏竞争力；二是污染严重，空气质量差；三是不时遇到“地方保护主义”，煤源紧缺。
长此以往，只有死路一条。
第二，小康温饱得以解决：
人民呼唤幸福。
30年前，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是人们的梦想。
20年前，彩电、冰箱、洗衣机是人们的时尚。
10年前，人们渴望“手里打电话、脖子挂‘傻瓜’、回家能把电脑打”。
如今，看大片、玩网购、全家出境去旅游成了新的时尚；人们要求喝洁净水、呼吸新鲜空气，追求高雅的精神文化生活，民主诉求愿望和意识更加强烈。
幸福已成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是人民群众孜孜以求的永恒主题。
第三，矛盾凸显期：
社会呼唤法治。
现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世界名著《双城记》中描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特点，“那是最美好的年代，那是最糟糕的年代；说他好，是最高级的；说他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很形象地说明“两个极端”的情况。
可以说，我们已经到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地步，即我们的发展进步、巨大成就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也前所未有。
转型、变革的社会尤其需要法治，而现在法治信仰、法治观念淡薄。
以权压法、以言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存在；老百姓，“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信闹不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社会治理的难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马克思曾经指出：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它表达着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着时代变化的风向。
我们只有坚持“问题导向”，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才是真正执政为民、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前进。
（四）专家、领导、群众聚合：
全省人民共同完善提出
2011年12月2日，省委下发了《成立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小组的通知》，决定由时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春明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省直15个相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为成员。
起草小组在省委常委会和李鸿忠书记领导下开展工作。
2012年2月，起草小组认真研究我省实际情况，在广泛调查研究、深入学习全国各地经验基础之上，提出了报告构想，报告分为过去五年的回顾、今后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建设富强湖北、建设文明湖北、建设幸福湖北和加强党的建设共6个部分。
2月27日，省委书记办公会听取起草小组的情况汇报。
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副书记张昌尔和李春明志参加了会议。
张昌尔同志认为，科技创新是湖北的优势和支撑，也是我们发展的载体，建议富强湖北这一部分“一分为二”，就是把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拿出来单独作为一块来写。
由此，党代会报告增加了“建设创新湖北”这部分。
5月12日，李鸿忠同志主持召开专家讨论会，根据吕忠梅等几位专家建议，决定增加“建设法治湖北”。
至此，报告框架结构最后确定为8个部分：
（1）砥砺奋进、蓄势勃发的五年；
（2）开启加快构建重要战略支点的新征程；（3）推进“三化”协调发展，努力建设富强湖北；（4）坚持把改革开放创新作为根本动力，努力建设创新湖北；（5）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努力建设法治湖北；（6）坚持先进文化引领，努力建设文明湖北；（7）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建设幸福湖北；（8）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锻造加快构建重要战略支点的坚强领导核心。
从启动党代会报告起草，到2012年6月中旬省第十次党代会召开，省委先后三次广泛征求全省上下和各方面的意见，李鸿忠等领导同志先后主持召开26次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报告共十二易其稿。
综上所述，建设“五个湖北”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嘱托、体现省情实际、聆听时代的呼唤、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由全省上下共同作出的。
她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时空观，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全局性、总领性、群众性、根本性，应当倍加珍视、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
二、深刻领会“五个湖北”建设的内涵和精神实质
建设“五个湖北”是一个浩瀚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内容非常繁杂。
我们应抓住要领、深刻领会，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以明确方向、把握重点、坚定推进。
（一）推进“三化”协调发展，努力建设富强湖北
经济学的“木桶原理”告诉我们：
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高的木板，而是决定于最低的木板。
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讲得更形象：
“一个人的寿命能活多少岁，不是决定于自身最好的那个器官，而是取决于最差的那个‘零部件’。
”这都说明，协调发展极为重要。
现在就全国范围而言，城市变年轻了，农村变老了。
有网民说：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对此种现状必须高度重视，着力加以改进。
第一，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努力建设工业强省。
要加快构建现代工业体系，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市场主体。
推进工业园区提质扩容，拓展“飞地经济”、一区多园等发展模式，引导产业技术发展，构建新型工业化发展平台。
第二，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努力建设农业强省。
农产品加工是“朝阳产业”、“母亲产业”。
去年，我省农产品加工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农业总产值与加工值的比例达到1:
1.9，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这里报告两组数据：
其一，农产品需求是刚性的。
据预测，人均GDP按购买力计算达到2万美元时，消费结构才能基本稳定。
我们要到2025年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此前对农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是无法降下来的。
其二，发达国家农业总产值与加工值的比例达到1:
10左右，我们的差距不小。
这些都说明，发展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大有可为、潜力大得很。
要深入实施“四个一批”工程，突破性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这是建设农业强省的关键之举。
第三，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不是要消灭农民、片面改变户籍，而是要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素质和待遇的市民化；不是都要涌向大中城市，而应就近就地转移为主。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河南作的抽样调查：
85.2%的农民向往、留恋幸福的社区生活，而不愿背井离乡定居在大中城市（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深圳等沿海大中城市，城市人口“非转农”的现象比比皆是）。
目前，我国城镇化“倒金字塔”结构特征比较明显。
李克强总理在一篇讲话中指出：
“我国约有1.6亿外出农民工，其中6成多在地级以上城市，2成多在县级城市，不到1成在小城镇。
”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导致“两个难以为继”：
一是城市发展难以为继。
专家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城镇化率将再提高15—20个百分点，达到70%左右，还有2亿多人将转移到城镇。
如果这些人都涌向大中城市，城市将人满为患、交通拥堵、用水紧缺、房价过快上涨、环境恶化、公共服务不堪重负、社会管理失序。
巴西20世纪70年代城镇化率超过80%，但由于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进城农民都窝在贫民窟，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
这就是一些社会学家所讲的“拉美陷阱”。
二是农村发展难以为继。
现在，农村“去农化”、“空巢化”、农民“老龄化”相当严重，从业人员多为“386199250”部队，不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的长远发展；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大量存在，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从我国国情和省情实际出发，应该大力发展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让农民以就近就地城镇化为主，提升发展质量。
要坚持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强省之基，继续实施“一主三化”方针，大力提升区域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加快培育全国百强县市，实现县域经济发展新跨越。
第四，提升“三化”协调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增强发展后劲。
要强化服务业的战略地位，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基地；强化投资的支撑作用，强化基础设施的承载功能，做大做强支撑长远发展的“底盘”。
（二）坚持把改革开放创新作为根本动力，努力建设创新湖北
就全国而言，经济领域自主创新率仅有10%左右；产品附加值仅为美国、日本、德国的5%左右，相当一部分钱被外国人赚走了；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经济很不安全。
湖北最大的资源是创新资源，最大的优势是创新优势，最大的潜力是创新潜力。
必须把思想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作为动力之源、发展之本，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走上创新驱动的轨道。
第一，深入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文化。
坚决破除“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牢固树立市场经济的理念，自觉运用市场机制和方法，谋求发展、破解难题；坚决破除“官本位”意识，牢固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念，打造重商、亲商、悦商的人文环境；坚决破除封闭保守意识和保守思想，牢固树立“海纳百川”的开放理念，营造开放包容、互利合作的良好氛围；坚决破除求稳守成意识，牢固树立开拓进取的创新理念，敢于担当、敢于担难、敢于担险；坚决破除坐而论道、知行不一的不良风气，牢固树立真抓实干、讲求实效的务实理念，把解放思想落实到解决问题上、落实到实际成效上。
第二，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体制机制。
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所有制改革。
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和创新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加大鼓励、支持、引导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力度，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优良环境。
要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推广鄂州、随州和黄石等地大部制、“扁平化”的改革经验，着力建设勤政廉洁、高效务实的服务型政府。
简政放权是反腐倡廉“釜底抽薪”之策，要减少中间环节，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
第三，坚持开放先导，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出口产品、引进技术、人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产生“引爆效应”、“嫁接效应”和“倒逼机制”，解决体制活力问题。
我们只有大胆开放，才能开辟发展的新天地。
要深刻把握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高水准，全方位地谋划对外开放工作。
立足于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政策，实现与国际规则有效对接。
大力引进战略投资者、国际高端人才和国内外知名品牌，大力引进先进的市场理念和管理经验。
要全面深化对外开放与合作，努力把湖北建成内陆开放的新高地。
第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教强省。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基础在教育，关键在人才，核心是产业化。
要牢固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使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成为引领湖北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大力建设科教强省，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促进科教实力转变为发展竞争力。
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需求主体、投入主体、研发主体和应用主体。
要着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树立“以用为本”的科研导向和评价标准，推进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开辟科技与金融、资本、市场深度融合的“绿色通道”，促进科技成果落地开花、就地转化，让更多的科技人、学术人敢于、乐于、善于做“经济人”、当企业家。
武汉市出台的“新黄金10条”，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应。
（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努力建设法治湖北
民主与法治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只有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小到一个单位，都是如此；也只有加强法治，才能使社会运行井然有序、和谐稳定，使改革和发展卓有成效地进行。
当前，我们的发展进入“转型期”、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
第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所谓“生命”，就是将民主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
“一个政党，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从组织构架和载体来讲，主要是三个方面：
其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具体来讲，就是“一个坚持、四项职权、三个加强”。
即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增强依法履职能力。
其二，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
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促进思想上、行动上、目标上的“三同”（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支持和保障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主动谋事、认真干事、努力成事，提高政协工作科学化水平。
要把推进协商民主作为重中之重来抓，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一个重大创新。
人民政协在发挥协商民主功能方面，具有三大独特优势：
一是体制优势。
西方协商民主更多还是一种理论上的设计，而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早已嵌入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成为实际运行的制度安排。
对于协商什么、如何协商，已经有了体制层面的规定。
也就是说，涉及到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必须通过人民政协的制度平台进行协商。
二是组织优势。
人民政协是以界别为基础组成的。
这种界别特色增强了协商的代表性、专业性和针对性，有利于提升协商的质量。
人民政协的成员来源广泛，代表了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组织的利益和诉求，有利于将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和诉求反映出来，并进行平衡。
三是能力优势。
人民政协吸收了各个党派、阶层、群体、界别甚至海内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人才集聚、精英荟萃。
这种高素质的结构，决定了在参政议政的实效方面，是任何组织都不能比拟的。
所以鄂发[2013]9号文件规定：
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在重大决策前、决策中和决策的贯彻实施阶段，都要注重听取政协的意见和建议。
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畅通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建言献策渠道，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要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活力。
其三，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法依章履行职能。
第二，加快依法治省进程。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本在于法治。
要加快实施法治湖北建设纲要，推进全省各项工作法治化。
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重点领域立法，加强民主自治地方立法工作，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每年至少要听取两次依法行政工作汇报，及时解决本地区依法行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部署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任务和措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情况，政府部门每年要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依法行政的实施情况。
要加强司法工作，维护公平正义。
强化监督约束，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第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推进全民守法。
大力弘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要带头树立公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私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观念。
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继续组织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法治单位等法治创建活动。
对各类法治创建活动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每年进行一次检查。
建立法治建设考核奖励政策，对法治建设先进单位进行奖励。
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不论职位多高、不论贡献多大，只要触犯了法律，都要受到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
要通过法治湖北建设，使以权压法、以言代法，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司法不公、不快、不廉，“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依法治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四）坚持先进文化引领，努力建设文明湖北
应当正视，从总体上来看，相对于经济建设这个硬件而言，对文化、文明建设重视不够，存在“上热下凉、效应递减”现象；对其复杂性、规律性也研究不够。
一是要深刻认识文化和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
当今世界，已进入以文化定成败的阶段。
文化具有引领社会、教育人民、促进发展、维护安全四大功能，既关乎发展，更关乎民心和未来。
一个国家物质匮乏，一打就倒；没有科技实力，一打就倒；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一打就倒；而没有文化力量作支撑，则不打自倒（文化的功能在于赢得看不见的人心；不抓文化则失去民心和凝聚力）。
同时，文化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举三例说明：
一是品牌效应。
一件汉派衬衣，两三百元买的人也很少，而如果挂上“沙驰”的商标，两三千元也有人抢购。
二是文化产品的价值。
像中南公司董事长在人民日报撰文说的：
“我们出口几吨货物，赶不上美国卖给我们的几个光碟。
”三是精神力量的威力。
如邓小平同志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1992年的南方谈话，改变了中国的走向，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因此，过去我们讲发展经济一靠政策、二靠科技，现在还应加上三靠文化。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时代”。
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发展现代文明，是富民强省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两重性、复杂性和规律性。
其一，文化建设具有两种属性。
一方面，从思想、精神来看，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从商品、存在方式来看，具有产品、产业属性。
其二，两个轮子。
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具有产品、产业属性的，是经营性的文化产业。
其三，两种模式。
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以政府主导为主；经营性的文化产业，以市场运作为主。
其四，两种效益。
作为意识形态属性，具有教育人民、引领思想的社会效益；作为产品、产业属性，具有经济效益。
如何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是文化建设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推进文明湖北建设，要明确“三大目标任务”，重点实施“十大行动”。
“三大目标任务”：
一是努力建设精神高地，不断提升精神驱动力。
要认真研究历史和现实、学习理论，从历史选择、从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伟大实践、从认识和领会“中国奇迹”的奥秘、从坚持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消除困惑中，认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正确性和伟大性，从而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这是“灵魂”，也是“旗帜”。
要坚持改革创新、敢为人先、勇于担当，构建跨越式发展的精神高地；否则，就是“桌子底下放风筝”。
二是努力建设文化强省，不断提升文化影响力。
最根本的是要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
要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使文化产业尽快成为我省的新兴支柱产业。
三是努力建设美丽湖北，提升生态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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