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福州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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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福州港
第一篇古代福州港
第一章福州港的兴起（远古～元末）
第一节地质变化
福州港的形成，是漫长的地质变化作用的结果。
远在地质年代中生代（约2.3亿年～6700万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均有火山运动。
至中更新世，由于新构造运动，闽江河谷开始下沉，周围山地上升。
进入全新世（距今250万年前），福州盆地出现600～1000米左右的高山，而盆地继续下沉，中间河谷大约在海平面下37米。
据盆地西部昙石山文化层贝冢（蛤蜊堆）推断，当时闽江入海处就在今天的甘蔗、白沙和大小箬一带。
从上述史实看，福州盆地应属海湾，在海侵时期，现在南台岛的高盖山、大顶山、妙峰山以及盆地内高程不及10米而以屿命名的村落，如前屿、后屿、横屿等都应是海湾里的洲岛，后来才连成一片。
根据地理地质考证研究，自晚更新世以来，中国东部平原区受过三次海侵，第三次海侵始于1.5万年前，至五六千年前达到高峰，以后海面趋于稳定，并稍有下降，加上河流沉积补偿，海岸线后退。
直至1800年前，海面接近于现代海面的高度，基本形成现代的海岸线。
这种世界性海面变化也影响了福州地区海岸线的变迁。
据建国后水文地质钻探的钻孔资料，福州盆地属于冲击－海积平原。
在海侵时期，海水是福州平原沉积的主要动力，当时海侵比较深入，连盆地的一些山间地带也受影响。
以后，随着世界性气候转冷，海侵结束，海面下降，再加上闽江及支流长年累月的输沙沉积，福州海湾的沙洲陆续涌现，并有大量沼泽地产生。
洲土不断向南扩大，突入海中，使福州形成半岛的地形。
第二节水上活动
福州地区现已发现的昙石山遗址、浮村遗址、闽侯庄边山遗址、闽侯溪头遗址等文化遗址，都处于濒近江海溪流的地方，近的就在近水旁边，远的也不超过1000米。
遗址中发现的古生物贝壳中，既有潮间浅滩环境中生长的牡蛎、魁蛤，也有淡水环境中生长的河蚬，可以看出上古居民已濒江临溪而居，开始了原始江海水上捕捞活动。
周朝，福建称为七闽之地。
先秦，中国南部及东南部是越族人的居住地，福建是越族中的一支-闽越族人居住的地方。
闽越族人世代生活在大海江河之滨，长期与江海接触，生产以渔猎经济为主，往来交通以舟楫为工具，积累了丰富的江海航行经验。
“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春秋末期，居住在江浙一带的越人开始由海道进入福州地区。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越王无强兴兵犯楚，兵败被杀，越王族各支向南逃散，分居江南海道，各据一隅，“或称君，或称王”
。
这是北方越人沿海岸南行至福州附近海域的一次较大规模航海活动，也是目前所知的福州与邻省最早的航海活动。
楚灭越后，南方百越纳入楚国势力范围，“楚子称霸，朝贡百越”
。
其时闽越朝贡楚国的路线，或取海上自河口溯流入楚境，或溯流而上，再翻山越岭入楚境，均离不开水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人结集于余干水（今将新信江），翻越武夷山至闽江上游，再顺流而下达东冶（今福州），入闽。
此时，具有一定规模的闽江航运已开创。
后闽越都东冶，南越都番禺（今广东），福州与番禺间货物、使节往来主要渠道为海上交通。
汉代，闽越国攻东瓯（今浙江永嘉），武帝遣大将严助浮海救东瓯，开辟福州至浙江的北路近海航线。
这个时期，为防止汉兵自赣顺江而下至东冶入闽，闽越人占据余干，并在闽北地区闽江上游的富屯溪、南浦溪沿岸建造乌坂、汉阳、临江等大小6座城堡以拒汉兵。
城堡间距离达百里左右，有水陆线路供驰达交往。
后汉军征闽越，其中一路越武夷山，顺江而下攻东冶。
足见当时福州至内地水上交通已发端。
只是自然条件十分险恶。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东越王余善“阴使南越”
击南越相吕嘉，可见当时福州至揭阳的南路海上航线已开辟，且福州至广州的海上航线也已存在。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余善杀汉三校尉而自立为武帝，横海将军韩说率水师沿着句章（今浙江宁波）至东冶的航线进袭福州。
这一时期，服务于军事、政治活动的福州与邻省南北近海航线均已开辟。
袁康：
《越绝书》卷八。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史记》卷一～四《东越列传》。
第三节古港形成
港口的形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古代港口一般都经历了自然状态、半自然半社会状态、社会人文状态三个发展阶段。
人文状态下的港口是古代港口的形成阶段，其标志应该是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对固定的具有一定数量的几种货物经常性地从港口输入或输出。
以这个尺度衡量，福州古港的形成应该在西汉初年。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势力向南推进，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由于政治、军事需要，各方竞相利用船舶运送人员、物资，促进了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发展。
在闽越国与中原王朝济南越时而结盟、时而敌对的政治活动中，福州的南北近海航线也随之开辟。
后秦亡，无诸被立为闽越王，建都东冶。
其时，福州盆地内的陆地仍很狭窄，只有东起石鼓山麓、北抵西郊的屏山一带，形成沿山边的一线港湾。
福州为临水的半岛。
《福建通志·津梁志》云：
“旧为罗城大濠（即澳桥，现铁路东站附近），相传无诸时，澳桥四面皆水”。
此处原为海岸大湾坞，水深、不冻、避风，是占有地利的良港，同时因地处石鼓山麓，故名“石鼓川”。
《葭柎草堂集》记载，汉时海船泊于还珠门外（今贤南路口）。
因此可推断，汉代福州还珠门外沿澳桥而下有一宽广的港汊，即东冶古港。
汉武帝时，海外贸易通道开辟。
由于封建统治者对海外珠宝需求与日俱增，汉元帝年间（公元前48～公元前34年）设置的交趾七郡（今广东与广西的南部及越南北部）中外商贾云集。
汉代的海上航行能力不可能做长途跋涉，而东冶“南望交广，北目空在淮浙”，地理位置适中，适合中途靠泊中转。
陆路未开辟前，贡品由交趾七郡泛海至东冶，再转运江苏沛县或山东登莱，后由陆路运往洛阳或京都。
直至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郑弘为大司农，奏开零陵（今广西全州县）、桂阳（今湖南梆州）峤道，至此，贡物北运改由陆路，东冶港渐失转运功能。
由此可见，海上交通的发展，南海贸易的推动，促使东冶港兴起。
西汉时期东冶港的主要功能是寄泊转运，尚不具备真正贸易港条件。
贡物改由陆路北运后，东冶港虽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海上交通活动仍持续不断。
而此后直至隋朝，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其功能又演变为以军事、政治活动为主。
至东汉末年，群雄割据。
吴国的航海业与造船业十分发达。
福州是其重要造船基地，设三国时期唯一专事造船工业的职官――典船校尉。
典船都尉营与一个造船工场设在今福州开元寺东直巷一带。
其间，吴国有两次庞大的海上活动――公元230年万人水军横渡海峡求澶洲及夷洲而达夷洲（今台湾岛），公元226～231年历时6年遣舰队访问南海各国。
福州是吴都南京至南海各国的必经之地。
由此可见当时
福州港口、船舰、水手的条件。
东晋末，孙恩、卢循起兵反晋，沿永嘉（今温州）至晋安（今福州）再至番禺（今广州）的海上航线攻城略地。
卢循入晋安后，在海上与刘裕军队相持3年之久。
其间，许多人从会稽经东冶航海到广州避难。
南朝“侯景之乱”导致江浙地区惨遭破坏，而“晋安（今福州）独丰”
。
闽中豪姓侯官人陈宝应趁势割据，沿福州至浙江的近海航线而上，遂霸一方。
隋文帝统一中国时，高智慧拥海舶千余艘而据越州，文帝遣杨素率兵征讨。
高智慧自海道退守福州，杨素泛海追至泉州斩杀之。
这一时期，福州的远洋航行活动也时有发生。
南朝时，中日南道航线开通，晋安郡（福州）与扶桑（日本）之间已有海上交通，这在《南史》中有多处记载。
《陈书》卷三十五《陈宝应传》。
第四节功能转型
一、唐宋元时期福州经济发展
直到中唐时期，福州经济有所发展。
随着海堤的建造，南湖、连江的东湖、福清的天宝陂、长乐的西湖、东湖、陈令津湖、横屿湖、陈唐湖等相继开发，瘠地变沃野。
入宋后，福州农田水利建设更为突出。
《三山志》称：
福州东西湖周围40余里，“弥望尽是负郭良田”。
福州以水果众多闻名。
《三山志》记载的就有荔枝、龙眼、橄榄、橙、桔、柚、香木缘、枇杷、梨、李等20余种。
种植最为普遍的要数荔枝、龙眼。
大量水果尤其荔枝的生产，为港口的出口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此外，野生杉、松开始被栽种，罗源、连江出现私人植树出售。
随着树木商品化程度提高，木材业开始海运。
同时，福州府上贡紫菜多采自平潭，尤其白水滩“石金色产紫菜，味尤佳”。
当地近海捕捞有一定规模，元时仅平潭以渔为业者就近4万人。
侯官、长乐、连江均是产盐区，大历年间（766～779年），侯官为江淮十盐监之一。
唐代福州、建州为福建茶业产地，福州侯官县方山露牙茶被列为贡品。
唐代福建的绢、蕉已列为贡品，但质量差而产量低，直到宋代，福州布生产开始兴旺，县县出产，连江、福清、永福“出麻布尤盛”。
其时，福州几个县都产纸，古田、罗源产有竹纸，连江西乡产楮纸，侯官赤岸、永福产薄藤纸。
唐宋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又不少地区都设有造船的工厂。
南宋初年，福州有面阔1.2丈以上的海船300艘以上。
还有为海商提供航海船舶的“番船主”，推动了海上交通、贸易的发展。
安定的社会环境，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产生了剩余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及市场交换需要。
货币及度量衡的统一，统治阶层的倡导，促进商品交换的实现，王审之治闽时期，奖励工商，国内、国际贸易相当活跃。
二、内地水陆交通初具规模
福建境内多山，河流湍急且多险滩，因此福州与内地的陆路交通及内河航运远不及海上交通便利。
唐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福州与内地水陆交通状况得到一定改善。
唐代闽江滩险水急，舟沉人溺时有发生。
唐宪宗时期，400余里的官道修成，弥补了水运条件的缺陷，加强了福州与中原的联系。
盛唐时期政局安定，经济发达，福建开始设置驿站，供政令公文传递、接待往来官员停宿及交通。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京都至福建的驿站是由长安至汴州，南下经扬州、杭州、睦州、衢州、江山，越仙霞岭入闽，再经浦城、建州，最后至泉州。
以福州城区为中心，出西门上至闽北，出南门口下至闽南，沿途各设马驿或水驿。
唐末黄巢起义，义军开辟了从衢州（今浙江衢州市）到建州（今福建建瓯市），经天设雄关仙霞岭的长达700里的山路，此路后来成为闽浙交通孔道，福州贡物多通过这里运往京师。
宋代，福州与内地的陆路交通又在唐代的基础上取得较大进展。
南至泉州，北抵永嘉（今浙江温州市），西达延平（今福建南平），皆有驿站。
宣和六年（1124年），福州至泉州等闽南各地的南路由原来的五虎山改为从峡北过乌龙江，航线缩短且避险就夷。
泉州至福州由原来的朋山－仙游线路改道洛阳桥后，方便商旅行客，也改善福、泉两港陆路交通。
这一时期，南宋李沈主持修筑建州至延平的道路桥梁，乾道九年至淳熙二年（1173年～1175年），史浩开仙霞岭路20里，至此，联系福州与中原的贡道也得到改善。
唐代闽江及其支流尚未得到整治，但其中游的古田、尤溪、闽清、永泰等县境内皆山，交通全靠水路。
唐代闽中官吏赴任多由闽江水道乘船。
福州几个属县都是产盐区。
宣和元年（1119年），福建转运司将所属的水口盐仓移于怀安，下游沿海各县诸盐场所产食盐都由水路运到这里，再由此经水路分配上游延、建、邵、汀4郡各县。
可见福州与以上各郡县的交通十分便捷。
宋朝地方政府颇为重视内河航运，对河道险滩曾数度整治。
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檄南剑州（今南平）通判吴逵先开建溪黯澹等四滩，随后南剑州太守上官愔又整治天柱等九滩。
于是建溪各滩都得到整治。
闽江的沙溪九龙十八滩处在宁化、清流两县的河流上，相传唐宋以前不通舟楫。
直到元末，参政陈友定凿石去障，水运汀粮，开始通船。
从闽江上游的建溪、富屯溪北上有三条出省线路：
一为杉关路，溯富屯溪北，舍水登陆，出杉关便入江西，此道多为军事服务；二为分水关路，由建溪北上，登陆崇安分水关，便到江西铅杉地界，此道至明代成为福建最重要商路，宋以来时有官宦、商贩进出；三为仙霞岭路，溯建溪，舍水登陆，越仙霞岭而入浙江，此道为贡道。
宋代，闽北的三军一府（福州府、延平府、建宁府、绍武府）中以建宁府最为发达。
所以，当时此线路对福建商品流通关系甚大。
南宋偏安江左，都杭州，这条线路更成为福建沿着闽江上溯，通往皇都杭州的交通要道。
凡福州、泉州两港进出货物、商旅往来、纲运进京、官佐出入以及兵员调动等，多经此路。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马可·波罗受元世祖忽必烈委派护送爱女阔阔真出嫁波斯（今伊朗）伊儿汗国，便是由浙入闽，经建州（今建瓯）沿闽江而下，到福州转泉州后放洋出国。
由此可见，宋元时期闽江水路已成为海港和陆道两端互相连接的重要桥梁。
三、海外及近海航运贸易带动港口性质转变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全面发展，为海外贸易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其时，福州是福建观察史治所所在地，管福、建、泉、汀、漳州。
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战役后，唐朝与西域的陆路交通被切断，唐朝开始致力于经营与海外诸国的海上交通，以海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这种形势为福州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
唐代福州对外交通和贸易迅速发展，通商地区不断扩大。
除了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诸国的传统贸易航线，还开辟了许多新航线：
1、新罗：
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与唐朝关系友好，交往频繁。
新罗人往往在福州登陆后转赴长安。
天成三年新罗僧人洪庆自福州出航将大藏经运往新罗。
新罗政府亦频频遣使向闽地统治者进献宝剑。
足见双方关系密切。
2、日本：
天宝三年（744年），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先期派人到福州置办两船并由此出洋。
说明当时福州已是对日交通的重要口岸。
中唐以后，中日民间贸易兴起，福州对日交通更趋兴盛，中日商舶往来如梭。
日本方面就有多处关于两国船舶往返于福州与日本肥前国值嘉岛的记录。
可见当时福州已经开通了对日交通的固定航线，双方往来频繁。
3、三佛齐：
三佛齐是当时东南亚的强国，领土包括了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
据于竞《王审知德政碑》记载，唐末三佛齐诸国经常派遣使团至福州，向唐朝进贡并开展贸易活动。
4、印度：
唐文宗时，中印度僧人般怛罗来福州传授佛法，天佑三年（906年），又有“西天国僧声明三藏”前来。
印度僧人屡至福州，说明福州港也是印度商舶常来之地。
5、大食：
隋唐时期西亚阿拉伯帝国崛起，中国史籍称之为“大食”。
大食帝国热衷于开拓对东方，尤其是对大唐帝国的海上贸易。
大食商人驾舟东来，活跃于中国各个贸易口岸和商业都会，福州就是其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港口之一。
当时大食商船满载阿拉伯诸国商品，运抵福州，溯闽江而上，翻越武夷山脉而进入江西，顺赣江而下将舶货贩销全国各地。
唐代海外交通和贸易发展，福州港的迅速崛起，福州商人出海经商日渐增多，从事海外贸易蔚然成风。
五代南汉主刘隐的祖父原先就是居住在福州一带的商人，后因经营南海贸易才徙居广州。
由于福州对外贸易繁荣，各国商船纷至沓来，中外商贾云集，福州成为东南闻名遐迩的商业都会。
同时，福州的地位也日趋重要。
中唐以后，已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国际贸易，受到唐朝最高统治者的关注。
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下旨要求节度观察史亲自督问广州、福州、扬州三个港口城市，以防止州官和有关管理官员专务征敛，侵犯外商利益，影响海外贸易。
可见中央政府对这三处对外贸易的重视，也说明当时这些港口的对外贸易最为发达。
至晚唐，藩镇割据。
唐后，中原鼎沸，统治者忙于篡夺王位而无暇南顾，王审知借机保境息民，发展生产，为海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清除港道巨石，杜绝覆舟之患，供海舶进出，以招徕外国商贾，开辟福建海上交通。
二是在福州设置“榷货务”（管理贸易和税收的机构），委任张睦专门管理舶货征榷事宜，促进海外交易交往。
王审知及其继承者治闽时期，“外域诸番，赊赆不绝”，新罗、占城（即占婆国，今越南南部）、三佛齐诸国与福州均有交往。
史料记载了新罗遣使献剑闽王、占城相金氏婆罗出使福州、佛齐国由闽入贡事件。
闽国曾在福州举办“万人大佛会”，引来南海三佛齐国国王及其属国的君臣前来观瞻进贡，福州港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盛况。
唐代政府的海外贸易发展推动了民间贸易发展，北宋初年福州出现了可以独自出资建造舶塔院的舶主。
宋代，福建海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宋时，泉州港设置市舶司，福州港因不是国家法定对外贸易口岸，无市舶机构，但为了阻止个别商船违禁进出罗源、福清等地寄碇，宋政府在福州闽安、罗源南湾、福清海口、松林等地设立巡检司，专管缉私、歼匪、拦截舶货等事务。
其时，福州商人也常到海外进行贸易活动。
五代时，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与福州有海船来往。
据《高丽史》统计，福建海商占中国海商首位。
福州商人还远渡日本经商，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福州客商周文裔前往日本，赠右大臣藤原实资方物多种。
同时，福州土特产也随着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的商船也开始流行于海外，或由外商长途贩运，或为中国商人购销异域。
可见宋代福州港民间贸易已经比较活跃了。
元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之一，海上交通特别发达。
根据《元史》记载，元朝政府所规定“客商自泉、福贩土产之物者，其所征亦与番货等”，可知元代福州港也进行对外贸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旅行家曾到福州。
《马可波罗游记》提及：
“福州有闽江穿城而过，制糖甚多，而珍珠、宝石之交易甚大，盖有印度船舶常载不少贵重货物而来也。
”
唐宋元时期，福州的对外交通发达，海外贸易拓展，海外各国的使者、商人、学者来来往来，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定居成为侨民之人。
据记载，中唐开元寺有印度僧人居住，讲授佛经和梵文学，日本学僧慕名而来。
《入唐五家传》引载：
865年，日本空海和尚入闽，定居福州。
中印度僧人般恒来福州传授佛法。
元代，阿拉伯人、波斯人也到福州经商传教，今福州市西北郊井边亭附近的圣山墓亭即为阿拉伯人之墓，福州清真寺也有元代阿拉伯人墓碑。
由于侨民甚多，唐政府还在福州专门设置了“都番长”一职，以管理侨民事务，可见福州当时对外贸易之繁盛。
而这一时期，不仅海外贸易兴起，福州的近海贸易也不断发展。
王审知及其继承者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常年贡献不绝，而联系福州与中原的传统仙霞岭贡道梗阻于战乱，遂开辟福州至登洲（今山东蓬莱县）、莱州（今山东掖县）的海上贡路。
此路虽海上风波艰险，常有沉溺发生，但是终闽国一代始终没有被废止，成为这一时期福州与中原交往、贸易的主要交通线。
从渤海国（位于辽东一带）宾高元固从海上来访闽国，以及王延曦遣使由海路北上访契丹的史实来看，当时福州的近海航线不仅延伸到山东半岛，且远及辽东半岛一带。
北宋时期，宋辽两国长期军事对峙，为边防大计，宋朝政府曾严令禁止乘船自海路入界河，及通往北界高丽、新罗以及登莱。
靖康元年（1127年），金灭北宋，淮河以北属金人统治，登莱州与南方各港的关系隔绝，开辟于五代的福州至登莱州贸易航线遂告中断。
但这一时期，福州与北自淮浙，南至海南民间贸易航线得到发展。
福州的土特产品，包括铁，罗源、连江的木材，闽侯的白梅、福建南北部山区的腊茶等都由福州港出口淮浙口岸。
而福州与邻近几个港口交往贸易也更加便利，东南近海的温州、莆田、泉州、漳州皆可乘船而至。
南宋建都临安，迁掌管王族的西外宗司于福州。
成为南宋政权的战略后方后，出于战备需要，福州与明州（宁波）等地海上往来频繁起来。
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逃至明州，政府遣人往福州募船千只。
福建产米有限，而广州是两广粮食集散中心，出于战时备粮需要，宋政府大举在福州等地屯粮，粮食自海道从广东押至福州。
元代，中国统一，南北对峙局面结束，为沿海海运发展创造条件。
长期被宋政府所禁止的福州至登莱州海上交通恢复。
元代的《登州府志·海运道经》详细记载福州至登州的海上航程。
元代危素在《海运志》称：
“若长乐港出福州，经崇明以北，自古未有之利也”。
元末，福建割据者陈友定自福州运粮数十万至元大都（北京）。
可见，元代福州海运在宋代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唐宋元时期，在海外贸易及近海航运贸易的推动下，福州港的国内、外航线也相继得到开辟，港口已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为军事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军运型港口，逐渐转变成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区域性的贸易港。
四、港区南移
福州城区建设随着沙洲的扩展而断续进行，城池建设也每每遇水而止，而于城池紧密相连的港区也随着城区建设的拓展而不断向南、向东南方向推移。
古代东冶港的港区在今东直巷至澳桥一带。
晋严高筑“子城”（今屏山南麓）时，并凿迎仙馆（今福州鼓楼区），起大航桥（后称到任桥）、连澳桥（今福州东大路）,浚深城河，以利船行。
他还在城河口设4个水关：
一在水部门（近今东门），引南台江潮水入城；一在西门之南，引洪塘江潮水入城；另两个分别在北门“汤门”（今温泉路），以导城外诸山之水，绕城河而流。
又在城郭浚东西二湖，溉田数万亩，其利尤大。
于是，福州城河与闽江之间，舟船均可随潮往来，进出无阻，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上连侯官，下达闽县，极大促进了闽江下游内河运输的发展。
至宋代，福州港区已迁至安泰桥一带。
其时，安泰桥既是城区运河交通总枢纽，又是城区的一个经济中心。
桥边就是一个重要的码头，商舶可随潮由大江入此卸货，城区旅客、货物也可由此上舟，待潮东出大江。
诗人曾用“百货随潮船入市”的诗句来形容此地贸易的盛况。
五代时，现台江上下杭街尚属闽江洋，仅有几家客店供人投宿。
至宋代，此江淤积很快。
皇祐年间，南台江东西始有洲（系指楞严洲与其西北另一沙洲）。
宋元时，两洲江沙颇合，港疏为二。
郡人王祖道遂相其南北，造舟为梁，北港500尺，用舟20艘，号合沙北桥。
南港2500尺，用舟100艘，号南桥。
此时南台一带已是舟楫所赴之地。
淳熙年间，陆游宦游福州时作《渡浮桥至南台》，其中“九桅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就是形容当时的情形。
至元大德七年（1303年），泉南僧王法助倡建福建石桥，奏得元成宗奖励和福建人民捐助，在福建行省都转运盐使王茂协助下，这座长170丈的石桥，经约20年兴建，终于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前后建成，定名“万寿桥”。
此后，台江一带发展很快，逐渐成为福州的闹市及重要的港区。
洪塘为怀安县所在，也是福州一个港区。
闽江上游各县货物或在此卸货，转陆路，运入福州城区，或经过这里转西水关河道运抵城区。
第二章福州古港的繁荣（明初～1839年）
第一节朝贡港形成
一、腹地经济
明清时期，福州经济进一步发展，同时经济腹地也得到开发。
闽北地区粮食生产有了大发展。
浦城、建瓯、光泽、建宁是福建省有影响的水稻产地，明代福州地区所需粮食部分由上述闽北各县供应。
浦城良田千里，素有闽北粮仓之称，其所产粮食常供应福州等闽江下游地区。
闽北各地粮食生产及外运也刺激水稻生产技术改进，建阳等地实行水稻连作、水稻育种取得成绩。
明万历年间，甘薯从吕宋引进，改变了福州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缓和水稻生产不足，至嘉庆年间，连江县粮食生产，薯米常占一半，家家有薯粉。
经济作物生产也有发展。
福州西门各乡至清末，已有100多年种蔗历史，其中以新洲为盛，年产约二三万担，马洲、官洲、甘洲次之。
福州盛产水果，明清时期，荔枝品种比宋代《荔枝谱》所记多处27种。
荔枝、龙眼“焙而干之行天下”，桂圆（龙眼干）有更大销路，每年白露节，新桂圆出口，一到宁波、上海，江浙人士争相购买。
福桔多产于闽江下游南岸闽县的阳崎、螺洲、长乐坑田一带，远销京师。
茶叶方面，明清两代福、延、建3府各县均有出产，以龙凤、武夷两山茶最有名，号绝品。
建宁的“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荐新等号”，堪称上品。
此外，“福州西南，蓝甲天下”，主要产区在闽侯县、永福县（今永泰县）。
福州菁靛曾畅销于江浙一带。
这一时期，闽北山区经济作物生产较宋元更为发展。
闽北山区盛产松杉、竹、茶、乌桕，其中杉木为最大宗。
杉木主要产地为闽西北的延、建、绍、汀及福宁诸郡，既易于生产又易于利用水运。
其次是毛竹，可为器，也可制纸。
建宁盛产毛竹，崇安建阳诸邑以此发家致富。
将乐县箬竹产量很大。
蓝靛也是山区一大特产，数量很大。
另一种染料姜黄出绍武，贩往汴梁（开封）、南京供染及作线香。
此外，笋干、香菇等产量也很大。
明清时期，福州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纺织业、造纸业均有较大发展。
明弘治年间，福州纺织工林洪发明四层织机，名改机。
其所织出的改机锦双面有花，图案富于变化，胜过江南一带同类产品。
其时，福州织绢也很发达，分布在河东、河西街一带。
至清代，福州双经绢也是名产。
明代闽江上游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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