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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研究综述

苏轼研究综述

王相红

　　“苏东坡居本世纪宋代词人研究成果排行榜第一名。

”（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2000—2001年间，有关苏轼研究的成果再创新高。

这两年有关苏轼的研究论著达200余项，仍然高居近两年宋代作家研究成果量的首位。

兹将这两年有关苏轼研究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苏轼其人的研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儒士创造出这种“穷达观”以处穷通出入，而实则难以做到无论穷达皆优游的境界。

苏轼则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为我所用，穷达不以为念，其超逸高风，千载之下，令人仰叹。

论者纷纷著文，研究苏轼思想。

何江南的《对程颐和苏轼争论的哲学分析》（《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粟品孝的《理学与非理学之间：

朱熹对苏轼学术的批评和吸收》（《社科研究》2000年第1期）两文，直接将程苏之争论、朱苏之异同统一于儒家道德分析，肯定了苏轼的儒家思想。

何文认为程苏争论之关结在对礼的观点和态度，程之理学“存天理，去人欲”之“天理”对人要求太苛，成为人性枷锁而近伪，苏觉察其作伪成分，斥程不近人情为“奸”。

粟文则由分析朱前期批苏之“杂学”，颠倒义利、文道关系等，而后期取苏之书经之学、读书之法的相反相成的态度，说明了苏学在儒家思想史上具一定地位。

于释道影响方面，邱俊鹏的《苏轼少年时期思想探微》（《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辩驳“少年苏轼不闻佛，而是在遇王彭后始闻释氏”的传统之说，认为苏轼少年时就不单深受儒家外道家思想影响，亦深受佛家思想影响。

正因为如此，少年苏轼“不欲婚宦”，而想“逃遁山林”，入世出世成为苏终其一生的思想矛盾，而苏终究未能遁入山林缘于其坚定的“有益于世”及报君恩、酬知遇的儒家思想。

而薛亚康《从苏轼赋看其人生哲学的内部构成》（《周口师范高等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则认为苏轼以追求“精神上的宁静”为轴心，融合儒释道各家思想，最终形成了荣辱得失无系于心的实用主义的忧患人生哲学。

　　在众多求思想、究人格，认为苏轼融三教于一身的著文中，有些作者认为其骨子里坚持的终究是儒，是欲济世的儒家信念。

周云龙《论苏轼迁谪期间的精神胜利法——兼探封建士大夫的文化心态》（《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杨子怡《戚戚怨嗟与安土忘志——韩愈苏轼岭表处穷及其人格意识比较谈》（《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两文，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周文认为苏被誉之“旷达”“超脱”不过就是“精神胜利法”，这一“精神胜利法”源于苏之庄禅思想，而苏思之所以契于庄禅，乃因三道本有相通处，有互补处。

文章进一步论述苏之“精神胜利法”恰好是其内心深处“奋厉有当世志”的反映，“其目的不在于‘安’，而在于‘忍’以‘待时’，在于‘从事’”。

杨文在与韩愈的比较中，得出苏轼“遵儒而不执于儒”、“轼潇散度日，以观变焉”的结论，与周文观点可互相阐发。

概言之，探讨苏轼思想人格的文章，其基本观点仍是苏一生“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

　　对古代文人思想人格乃至地位影响的确认，离不开对其生平交游的考察。

刘友竹《苏轼灌口、青城之游详考》（《成都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以苏轼兄弟忆旧之作、历代方志有关记载，详考苏轼确曾到过灌口、青城两地（青城山是道教胜地），且对两地风物十分熟悉。

杨胜宽《毕仲游与苏轼交谊考述》、《李昭与苏轼交游考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2001年第5期）两文，则从家庭环境、个性爱好、经历际遇、价值观念等方面，将毕、李二人与苏轼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二人与苏具有相似性，并由其书信交往，得出毕、李为苏门文人集团之一员的结论，对全面了解苏门文人集团不无助益。

　　二、关于苏轼词作的研究

　　苏词研究，仍是苏轼研究的重心。

其中不乏辨析其词作风格的论文。

苏轼词风究竟是“豪放”、“清旷”，抑或是其它，论者各陈己说。

持“豪放”说者有注重进一步探因辨别的，如王启鹏《苏轼豪放词为何成熟于密州？

》（《惠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张伟《试论苏轼词风与其性情的关系》（《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杨忠《气之积聚与词之豪放》（《长春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穆廷云《苏轼开创豪放旷达词风的原因初探》（《邢台师范高专学报》2001年第4期）等文，不外从苏轼个性、思想、身世际遇及词之本身发展趋势等方面探寻原因；有对苏辛豪放词风比较辨别的，如杨小青《深广的内涵与炽烈的情感——论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区别》（《重庆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苏之矛盾是自我内心之矛盾，与辛之个人与社会冲突的外部矛盾相比，超越时空，内涵深广，其词风似飘逸实厚重。

　　论者中也有不尽同意“豪放”说的。

施海勇《试论苏轼对婉约词风的刷新》（《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豪放”固然是苏轼词风的主要特色，但苏词并非尽豪放。

许黎英《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由苏轼黄州词切入论证，认为词至苏轼，完成了由“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苏词即士大夫之词。

陆业龙《试论苏轼词作的主体风格》（《孝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以诗为词”就是苏词之主体风格，而以往之所谓“豪放”、“清雄”、“韶秀”等均只能概括苏词风之一侧面。

施、许、陆三文虽观点有出入，然均离不开以“以诗为词”进行论证分析。

　　三、关于苏轼诗作的研究

　　与苏词研究相比较，苏诗研究略显冷清。

然两年来，也有几篇值得注意的论文。

如邱俊鹏《苏轼徐州诗作探析》（《天府新论》2000年第4期），认为苏诗主导风格形成于通判杭州时期，而成熟于徐州时期。

苏知徐州时期诗作具有新特点：

题材特殊，如写抗洪、采煤、题画、批评新法等，写亲身经历，抒一己感受；艺术上达到新的高度，其中尤以题画诗在章法上分合有度、跌宕跳跃，描绘形象，批评新法诗在使事用典上含蓄浑成而最有特色。

柯素莉《敏妙超脱，巧夺天工——试论妙理奇趣的苏轼山水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认为苏轼的山水诗富于理性与哲思，映现了苏轼通达的人格和人生智慧，而苏诗之所以独具妙理奇趣，是由其“天地与人一理”的山水自然观所决定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山水自然观，苏诗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情景交融的艺术成就，拓展了诗歌的表现技巧，如比喻、拟人等。

李瑞芬《论东坡诗的讽刺艺术》（《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则探讨了语涉讽刺的苏诗创作，将其讽刺艺术手段概括为用事、比喻、反语、对比，指出这些讽刺手法“互为交错或同时并用，妙趣天成”，其艺术源头在庄子。

　　王树海的《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从王维到苏轼》（《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则以王、苏为典型，探讨了由唐至宋的诗风演变，认为无论是王诗的“在有意无意之间”，还是苏诗的诉诸“才学”、“文字”、“议论”，其诗作千载之下仍令读者动心、动容，原因即在于其合乎“本心”“本体”自然和传达、表现的自然。

王诗与自然“同一”、“打成一片”，圆融浑整，成为一种范本，为后人所追攀；苏诗“用力”，从整体上转换方式，以其善喻、长于状物等手段迂回归返于王之自然性情。

作者由此进一步指出“善学”唐诗之宋诗，实乃唐人“诗心”的回归。

　　王友胜的《明人对苏诗的接受历程及其文化背景》（《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苏诗在后代的接受情况，指出明前期对苏轼评价较为公允，态度较为客观，中后期批评则或存门户之见，或凭意气用事，明显表现出两种不同倾向：

尊唐者往往贬苏，而宗宋者往往褒苏。

该文进而分析明苏学研究相对落后之内外原因，认为与其时程朱理学思想、文坛社团流派风习、文艺思潮尊唐黜宋有关。

　　苏诗研究在系年考辨方面亦有收获。

吴定球《苏轼〈和陶游斜川〉诗系年考辨》（《惠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以确凿的史料考定和陶诗是绍圣三年（1096）在惠州所作。

　　四、关于苏轼骈赋经传的研究

　　这两年来，苏轼其它文体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陈祥耀《苏轼与“宋四六”》（《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就对苏轼的骈体文作了探讨。

文章指出，骈体文至唐陆贽在形式方面既开创了骈文的散文化，又严格保持了它的谐声雕对。

苏轼四六文在形式方面深得陆文之长，因其学养经历而洒脱不羁，多独到之识与动人之情。

南宋骈体文对苏的继承则在对仗的工整，语言的流畅，气势的动荡灵活上。

该文上溯渊源，下及影响，认为苏在骈体文的创作中有承前启后之功。

王许林《论苏轼的辞赋创作》（《江淮论坛》2001年第5期），认为苏赋的题材内容构成有抒发理想及进取精神、关心国计民生、表现参悟人生和旷达襟怀、关注饮食养生等类，多写亲历之境、细微之物而见情达性；其艺术特色与其题材相应，有景、情、理相辅相成、和谐结合及小中寓大、自然物象隐喻化、心灵化，境界奇幻等特点。

　　舒大刚《苏轼〈东坡书传〉述略》（《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谢建忠《苏轼〈东坡易传〉考论》（《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二文，则涉及苏轼的经学领域。

舒文重在考述，指出《东坡书传》是苏贬官黄州时始计划作之，贬官海南时终完成之；其目的是为矫时弊，驳“新学”，即驳王安石《三经新义》之穿凿附会之习。

其见解独到，胜义迭出。

谢文重在考辨，针对或苏氏兄弟合力撰成或轼继父业撰成《东坡易传》的传统见解，以东坡解《易》之过程及三苏解《易》之差异切入论证，指出三苏解《易》过程不同。

苏解《易》始于黄州，当时其原有书稿均焚，所需材料源自黄州友人陈季常；轼解《易》思路不同于辙，且群书不见有记载“辙送其所解于轼”，即使有其事，轼难接受；轼承其父解经“多切人事”精神，然观点与其父亦有不同。

文章由此得出结论：

元丰三年苏轼在黄州独立撰写了《东坡易传》，并进一步指出“《东坡易传》是苏轼宇宙观、人生观思辩分析的心血结晶”，其中关于万物刚柔动静形理之辨证哲学思想“因而也制约和影响着他的文学观念”。

　　五、关于苏轼文艺思想的研究

　　思富才赡的苏轼虽然没有专著论述自己的文艺思想，但散见于苏轼诗文中的有关文艺思想方面的材料仍很丰富。

这两年有关苏轼文艺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王韶华《苏轼“诗画一律”的内涵》（《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由苏对“诗画一律”的释意“天工与清新”入手，由画到诗，层层深入探讨“天工”、“清新”的内涵：

“天工——对神的共同追求”，“清新——对特殊之‘神’的共同把握”，“天工与清新——对主体人格的共同要求”。

作者认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认识“深深地渗透在他的文艺思想中”，并以其“随遇而发的多层次解说为中国诗画关系的认识开启了新的思路”。

陈维平《浅论苏轼文艺思想的辨证因素》（《福建论坛》2000年第2期），认为苏之辨证文艺思想体现在以下几对关系中：

文艺与社会、形似与神似、创新与继承、纤浓与简古，两者对立又统一。

杨疾超《苏轼画论浅探》（《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从绘画的形神关系上主张形神兼备、重在传神，艺术风格上主张“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创作主客体关系上推崇“画中有诗”、贵在写意等三个方面论证了苏轼画论的主要思想。

　　王启鹏《巴金的“无技巧”和苏轼的“平淡”文学创作观》（《惠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严敏《关于苏轼、莱辛之诗画时空观的思考》（《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二文，打通古今中西，在比较中探寻苏轼的文艺思想。

王文论述了苏之“平淡”其实不是平淡，而是“绚烂之极”，是从“气象峥嵘”中化出的。

严文由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莱辛的“诗画有界限”的观点切入分析，认为莱辛的时空观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客观的、机械的，其在时空方面的迷误导致其严诗画之界限；苏轼的诗画一律的观点更多地考虑艺术与宇宙的关系，其观念基础在于苏所具有的传统的时空意识，即时空是朦胧感性的、混沌不分的、互相转化的，在于苏接受的禅意识进一步消除了时空对立，其时空观对认识来说是非逻辑的、非客观的。

作者认为，时空无差别的庄禅思想造就了中国艺术思维的灵魂；莱辛、苏轼的观点出发点不同，重点也不一样，所以，其理论并不矛盾，以语言为结合点，二者是可以整合的。

原载：

《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

苏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2011-04-301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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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在2010年首届东坡节（儋州）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主题演讲

（2010.12.19海南·儋州）

 曾枣庄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奇才，是历代研究得最多的文学家。

就时代看，南宋、清代和最近三十年，苏轼研究成果最多。

宋孝宗在《苏文忠公赠太师制》中说：

“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

”前一句概括了苏轼“生前”的遭遇，后一句概括了他“身后”历代对他的“议论”。

任何名世的文学家几乎都是悲剧人物，任何传世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悲剧作品，苏轼也不例外。

有人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我认为爱情最多只能算是文学的永恒题材，理想同现实的矛盾才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我研究苏轼，常常为他的伟大抱负及他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不屈不挠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也常常为他的理想无法实现而感叹。

他从小“奋厉有当世志”，想“致君尧舜”，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竟“致”出了宋徽宗这样的亡国之君。

在他死后二十七年，北宋就灭亡了。

苏轼“生前”虽屡遭迫害，但影响很大。

其诗文生前刊刻之多、流传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人。

所谓东坡七集，死时已有六集之多，只有《东坡续集》为明人补编。

苏轼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对邻国也影响很大，所谓“（萧）颖士声名动倭国，（白）乐天辞笔过鸡林”（秦观）。

中国历史上的苏轼研究有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南宋。

南宋王朝鉴于北宋灭亡的教训，特别推崇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

政治上为他恢复名誉，宋孝宗在《苏轼文集序》称其“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可谓一代文章之宗”。

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苏轼著述大量刊刻，其诗词文皆有人作注，各种苏轼年谱不下十种。

第二次苏轼研究高潮是清代。

清人注释苏诗成风，先后有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沈钦韩的《苏诗查注补证》等；评苏诗也成风，有查慎行《初白庵诗评》，汪师韩的《苏诗选评笺释》，赵克宜的《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纪昀《评苏文忠公诗》更几乎尽评苏诗。

清人诗文集、总集、诗话、笔记评及苏诗者也很多，其数量超过清以前的总和。

清代的苏轼生平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王文诰的《苏诗编注集成总案》，这实际上是一部极其详尽的苏轼年谱。

第三次苏轼研究高潮是最近三十年。

“议论常公于身后”是就主流说的，苏轼死后也曾遭到两次大的诋毁。

一是徽宗朝，曾诏毁苏轼文集；二是上世纪大革文化之命时，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给他加上了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派等种种恶名，苏轼研究几乎完全中断。

但最近三十年，苏轼研究全面复兴，取得了可与清人媲美的成就。

中华书局整理出了孔凡礼上先生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及其颇为详尽的《苏轼年谱》，邹同庆、王宗堂先生的《苏轼词编年校注》。

《苏轼全集校注》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也于最近出版。

1980年成立了苏轼研究学会，每两年开一次研讨会，出版一本论文集，对团结全国的苏轼研究者，推动苏轼研究的深入发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陈衍在《知稼轩诗叙》中说：

“长公之诗，自南宋风行，靡然于金、元，明中熄，清而复炽”陈衍是清末民初人，自然仅仅讲到清代为止，他不可能知道苏轼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再遭卮运，更不知道近三十年的苏轼研究热。

   但近三十年苏轼研究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一是选题重复，观点雷同，因循抄袭的文章可谓触目皆是。

发表苏轼研究文章的人何其多，读完苏轼作品，读完与苏轼有关者的作品，熟悉近千年苏轼研究史的人又何其少！

我们需要真正有开创性而不是哗众取宠的专著和论文。

近百年以苏词研究最为热闹，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多如牛毛。

这里仅以苏词研究为例，说明值得研究而又不致重复的专题仍然很多。

一是苏词编年，只需把各种苏词注本对同一首苏词的编年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多有不同，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是苏词辨伪。

南宋初曾慥辑的《东坡先生长短句》，收苏词328首；傅幹的《注坡词》收苏词272首。

这就是宋代苏词的存世情况。

经过历代的辑佚，唐珪璋《全宋词》共收苏词360首，这新增的约30首苏词是否完全可靠？

曹树铭的《东坡词》，认为确为苏词者只有319首，与曾慥相近；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认为确为苏词的只有288首，与傅幹相近；现在有人却“新发现”“40首”苏词，就不是300多首，而是400首了。

这些比南宋人见到的苏词多出的七八十首，特别是最近新冒出来的“40首”苏词，都值得逐一加以考查，考定是否确为苏词。

三是词牌研究。

苏轼所作的《西江月》、《浣溪沙》、《減字木兰花》、《菩萨蛮》、《江城子》、《南香子》、《定风波》、《水龙吟》、《水调歌头》、《蝶恋花》等都远不止一首，同一词牌的苏词有什么共同特点，与其他词人同一词牌的词有何异同，研究起来也是饶有趣味的。

四是分题材研究。

苏词题材与其诗一样，几乎无所不包，咏史、咏现实、咏物、言情、咏歌妓都有，可分别作专题研究，并与其他词人同一题材的词作对比，看看有何异同。

五是苏词注本（包括全注与选注）的比较研究，它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研究其得失，对进一步作苏词注，也不无参考价值。

苏轼诗文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很多，不再细说。

有分歧，有争论是好事，只要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地争论，就是有利于苏轼研究深入开展的。

苏轼研究综述

周斌

据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一文的结果显示“苏东坡高居本世纪宋代词人研究成果排行榜第一名”。

那么我们也就有必要进一步地对20世纪苏轼词的研究做学术史的回顾考察和定性分析。

崔海正《东坡词研究述要》《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和《近年来东坡词研究述略》《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两文对20世纪初至90年代初的东坡词研究作了全面精到的评述。

之后董希平《苏轼、周邦彦及其词研究综述》载《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武汉出版社2000年3月版一文又对1995—1996年东坡词的研究作了概括评述。

自1997年以来借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在密州山东诸城市召开的契机东坡词的研究在以前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深化。

通过检索统计获知1997—1999年3年间有关苏轼及其词的研究论文多达120余篇可谓硕果累累。

本文拟就这几年东坡词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概述如下。

一、东坡词的深层文化探寻

一定地域的民俗文化、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往往会给作家的思想及其创作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近年来不少学者将杭州、密州等地域亚文化与苏轼的思想、心态变化及其创作结合起来研究有了可喜的创获。

一般认为苏轼是在判杭期间才开始词的创作的那么为什么苏轼近50首判杭词几乎都是应歌体呢沈松勤在深入考查北宋时期杭州文化之后撰《苏轼判杭词创作的文化机制》《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地方官僚以歌妓歌舞侑酒为中介的社交方式和生活习俗是苏轼在杭涉足词坛、染指词事的一个重要机制”“而非出于自觉”。

该文进而论析苏轼这些词作与花间词以来的应歌体不尽相同即突破了以往词体普泛化的抒情模式寄寓了特定的政治情怀为后来的“东坡范式”涵指“主体意识的强化”、“感事性的加强”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71998年关于“苏轼与密州”的探讨是苏轼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张崇琛《密州的文化氛围与苏轼知密州时期思想与创作的转变》《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从古朴淳厚豪壮的密州民俗、以儒为主兼融各家的密州文化和密州的“东州乐府”氛围等三个方面对苏轼思想及其创作的影响进行了具体论证进而说明苏轼知密州时期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执着的“致君尧舜”发展到“超然”“自达”由较单纯的儒家思想进而为儒、释、道的高度融合。

梅大圣《东坡密州词文化内涵初探》《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论文集》认为以“密州三曲”为代表的20多首词是构成东坡范式最早的成熟元素之一。

指出东坡密州词文化结构的内涵是“开创了以词的形式沟通儒佛道既表现心灵内在矛盾及种种感受又展示了在逆境中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行途径”。

二、东坡词的思想内涵解读

苏轼堪称中国古代封建文人的生存典范。

他善于多方面吸收和发展传统文化对人生进取和独立自由有益的因素使之完美地体现在自我的人生实践中构建自我的文化人格悲剧性地实现了儒家思想关于人的社会价值追求。

“出世态度人世业”出世之心不是苏轼价值意义上的终极追求而是他积极进取的人生道路上的一种精神支撑。

苏轼的人生艺术无疑对其词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杨海明《从苏词看苏轼的人生感悟与处世态度》《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苏轼是一位聪明睿智的文人其聪明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成就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对人生的透彻感悟以及通达的处世态度方面。

杨文结合苏词中所表达的苏轼在各种人生阶段的种种情态探寻他“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妙”所在。

张玉璞《佛老思想与苏轼词的创作》《齐鲁学刊》1997年第3期指出佛老思想在影响了苏轼的社会行为的同时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

认为苏轼对佛老思想的接受持一种分析的态度苏轼不深究佛老义理而是“取其粗浅假说”即把握其基本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人格思想。

文章以东坡词文本程式分析其词中诸如彻悟的人生感受、随缘自适的处世态度等表现主题以及空灵澄澈的意境等都透示着佛老思想的影响和浸润。

任爽《略论“静空”观对苏轼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认为苏轼“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静空”观是受佛、老中“清静无为无为而为”的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在创作和审美上与王维“自净其心”一脉相承。

文章论析了苏轼“静空”观对其词的空灵意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饶学刚《“中秋词”——东坡超然人生的放歌》《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论文集》一文继升华说、寄托说、发泄说、表达说、比兴说之后提出新论认为苏轼“中秋词”的本意旨在对人生意义作形象而深蕴的探析“中秋词”是超然台、明月、酒即现实、理想、人性三融汇的“超然诗”是“三维观照、时空交错”的“东坡文化现象”。

三、东坡词的艺术特色透视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东坡词的评论究其涵义历代词论家见解不尽相同。

宋人陈师道、刘辰翁等论及这一问题时似乎褒中不乏贬词而清人刘熙载《艺概》卷四对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今人吴熊和认为苏轼“以诗为词”是对苏词从内容到风格、从用调到叶律全面革新的一句总结。

显然从东坡词对词的题材范围扩大、增强词的表现功能这个角度看刘熙载、吴熊和的看法是非常精到的。

但是若从诗词这两种文体在精神上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个层面上来说“以诗为词”的意义还不仅仅如此。

如郭自虎《从缘情到言志由类型化到个性化——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意义》《江汉论坛》1997年第2期提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价值还在于“词由片面缘情向诗的言志靠拢由词的类型化转向诗的个性化将士大夫文人的人格、修养融铸于词中让人的灵魂去主宰词这片芳艳的园地它改变词人戴上面具做人、脱下面具填词那种尴尬局面让词人昂首站立于诗人行列堂堂正正做人、填词人品和词合而为一”。

郭文强调苏词中始终处于第一位的是充沛的感情故而从精神实质——以抒情言志的诗法入词这一点上来看苏轼的婉约词与豪放词是相通的。

以诗咏物是古人抒情言志的传统形式而以词咏物则是宋人最为擅长的抒情言志的基本形

式。

宋人的咏物词数量很多而且艺术技巧也非常高妙。

比如在东坡词里通篇或一半篇幅描写自然风光的作品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写景词有这样大的比重居北宋词人之首位。

吴帆《论苏轼与宋人的咏物词》《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以苏轼的写景咏物词为例从审美角度将宋人的咏物词分为摹刻咏叹寄情致、物之离合不定、兴体线索抒情、朦胧寄托影射等四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