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再认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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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再认识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再认识
庞绍堂
2012-12-1814:
45:
21 来源：
《江海学刊》（南京）2005年02期第105～110页
【作者简介】庞绍堂，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经典现代化理论发端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经诸多学者努力，形成为基于—系列理论假设的理论体系。
所有这些假设，与其说是理论性的，不如说是事实（史实）性的，其成立基础客观可靠。
将经典现代化理论指斥为“西方中心论”之文化观，不仅有失偏颇，且无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企图取代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依附理论的明显缺陷及其所致的脆弱性，昭示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性内涵。
【关键词】经典现代化理论/民族文化/人类文明/依附发展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
现代化理论研究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这种划分既是时序上的，又是内容上的。
现代化理论的第一阶段名以现代化理论，即经典现代化理论。
相对于后来的发展理论（广义现代化理论），它可理解为狭义现代化理论或早期现代化理论。
其早期性不难理解，其狭义性则是相对于后来的全球性的、深入化的宽泛研究视角而言的。
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兴盛于60年代，主要奠基人为帕森斯。
他据结构—功能主义立场，认为现代化乃社会结构—功能的巨大变迁。
其源于新型经济、政治、文化要素的生成、发展及其对原结构—功能的渗透、改造、替换，可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范式的变革与适应性重组（整合）。
由此，现代社会脱离了传统社会（由传统社会跃迁而致），极化为与传统的差异性对立。
后经斯梅尔塞、穆尔、艾森斯塔德、M·列维、P·F·拉扎斯菲尔德、A·韦伯斯特、A·英格尔斯、D·麦克莱兰、E·布莱克等众多著名学者的努力，形成为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体系。
经典现代化理论并非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基于某些基本观点一致的理论流派。
这些基本观点构成其理论假设，包括：
（1）传统与现代的对立。
传统与现代是社会发展的两极。
现代化就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它可以从传统出发走向现代；亦可以在两极之间不断填充现代性（现代化因素），直至两极贯通、消失，呈现出整体的现代性（化）。
（2）趋同论。
即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是共性的，如工业化、民主化等，因此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趋同的，起码是类似的或相近的，尽管各民族国家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不一致（这既不可能一致，也没必要一致）。
（3）全球现代化是传播和扩散的。
这是全球现代化的形成机制，亦是其文化特征。
由此，后续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模仿性。
此期现代化理论偏重于分析现代化的共性，故有忽略个性之嫌。
偏重于共性必致理论表达呈较高的抽象性。
理论抽象程度较高的后果要么是脱离实际，要么必具普适性，此期理论显然具有普适性，为现代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客观的理论基础。
虽然该理论后来遭到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较普遍质疑甚至批判，但细考之，所有这些质疑与批判，其感情色彩重于理性分析，其申诉（曲解）成分多于科学精神。
但有一点是所有质疑与批判的学者均坚持的，那就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如工业化、民主化、新制度化等具有普世价值与意义。
恰恰基于此，使所有这些质疑与批判丧失学术价值，因其首先丧失的是事实价值。
经典理论假设的科学性
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对立，与其说是理论假设，不如说是客观事实。
这两极在其基本制度与核心价值（观）方面不仅对立，而且冲突。
如自然经济之自足性、封闭性与市场经济的交换性、开放性（当代，传统社会的地方保护还在盛行，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及生产社会化的进程）；政府土导、行政干预与市民社会、自由选择（在这一点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发展、整合与适应从国家主体进步、发展为社会主体）；专制与民主等等。
这些无疑是截然不同的两极。
这种两极对立与冲突，甚至表现在单纯的工业产品上。
如慈禧对火车的态度，中国第一条铁路最终被拆除废置的命运（吴淞铁路）无不表明了此。
传统社会的统治者感兴趣并爽快接纳的工业产品只有两类：
一为武器，因利于镇压民众，巩固专制。
近代中国对西方武器的最初大规模引进和使用，就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二为能使生活更加舒适、快乐、豪华及奢侈化的“洋玩意儿”。
趋同论也并非理论的假设，而是一种事实与史实。
趋同的内涵，乃现代化内容的趋同而并非现代化道路的趋同。
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尚且不一，怎么会有人臆想全世界现代化道路的一致？
实际上这种臆想是质疑与批判者自己的杜撰。
自己设置对象，然后加以批判的做法仅能满足出于事实的落后而追求的阿Q式自尊。
至于内容的趋同已是不争的事实与史实，这不仅因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具有普世性或干脆称为人类性的意义与价值，而且因为这些内容在东方传统社会中从未存在，它们的现代化是外迫的、学习的，趋同也就是必然的。
如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盛行一时，资本主义确为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制度形式，此说于是自然内含了中国传统社会不仅存在现代化因素，而且其自身可以发展甚至完成现代化的思想。
但商品—货币经济及雇工现象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萌芽，更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
只有必然导向新制度形态即非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商品—货币经济及经济组织形式才能如上谓之。
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产生之早，规模之大，曾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春秋末期齐国的市场规模即已达人潮汹涌，以致“摩肩接踵，联袂成幕，挥汗成雨”之程度。
中国雇工现象产生之早，也源自周末。
但这一切并未诱发出中国的现代化，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类似情况，东方落后国家比比皆是。
傅筑夫先生曾言，若将商品—货币经济及雇工现象等同于资本主义萌芽，则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起码始自两汉。
（注：
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根据今天新发掘史料，甚至可以说始自中国原始社会末期（考古发现了大量贝壳等货币）。
资本主义之实质，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其特征是经济权力在全社会的高度性分散，进而构建了政治权力在全社会的高度性分散。
中国周代之前，土地国有，以至于马克思说这是理解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
周代之后，两汉以降，在专制王权下亦无根本性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并无独立法律地位，因法律乃“帝王之具”，加之繁重的税赋，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马克思语）。
所以，资本主义并不相容于中国古代社会乃至东方古代社会，遑论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
现代化的另一核心因子甚至是发端因子——近代自然科学，也从未在中国乃至东方社会萌芽过。
其原因已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虽有人指称为伪问题，但其与事实对应，并不仅针对中国，而且有涵括东方社会之意义。
吴景超先生在李约瑟提出这一问题之前，已觉察到了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第一便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
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其用心的对象，并不是私人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环境的学术空气代为决定的。
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了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
在这种工作上面，我们的祖宗，也曾表现了许多难能而并不可贵的本领。
譬如背诵十三经，首尾不遗一字，有许多儒者便做到了。
我还遇到过能背诵汉书的人。
但还没有听人说过，西方有什么学者，能背诵柏拉图的《理想国》或卢梭的《民约论》。
这种耐心，这种毅力，假如改变了途径，用在自然科学方面，不见得便没有成就吧。
一个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下过功夫的民族，对于自然科学，自然没有成绩可说。
”“第二，我们的自然科学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乃是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个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
我们偏在东亚，而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大多数都在西方，我们与他们，过去因为交通不便的缘故，接触是很少的。
所以他们所产生的文明，我们不能借来作我们的文化基础。
”（注：
《独立评论》162号，1935年。
）这些论点切中了传统中国文化的要害：
读经、做官（在传统中国社会，进入公共权力私有制的官场，才能使个人利益趋于最大化）、封闭、缺乏开放与交流。
近代日本，则克服了第二点。
所谓“李约瑟问题”，吕思勉先生也触及过，他认为专制主义对思想的禁锢、统驭，科举取士对读书人的规约，以经为本、以技为用的社会文化导向终致于此。
（注：
参见吕思勉《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他们的分析，基本给出了“李约瑟问题”的社会成因。
至于“李约瑟问题”的技术成因，则是中国从未产生过严格绵密的二值逻辑（形式逻辑）体系及由此派生的公理化系统。
《墨子》虽有关于此体系的初步架构，但随其在历史上一度的湮灭，中国再无人思考过二值逻辑问题，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也从未主导过中国人。
这一文化现象的好处是中国人从此总能在多值逻辑的思考中寻得自圆其说、自我安慰，大大缓释了各种社会矛盾，但人类思维的递进性就此终结。
没有现代化的自然科学因素，当然不会有工业化的内在因子，决不会产生第一次产业革命。
没有这些，其经济活动不仅内容陈旧、落后，其组织形式亦然。
上述原因于东方社会普遍成立。
至于民主观念及其组织形式，在东方社会及古代中国绝无。
中国人祈盼到“开明专制”，已属万幸，遑敢企求其他。
况且“开明专制”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及近代史上，屈指可数。
虽有的敬言的“无君论”，邓牧、黄宗羲对专制帝王的批判，但均未指向民主、提出民主思想，且均有特定内涵。
鲍敬言否定现实君主是为了树立道教神祗的最高权威；邓牧反对的仅是元代帝王，表达的是他作为南宋遗民的心态；黄宗羲的批判虽深刻有力，但决无现代化政治发展方向的思考与吁求。
至于“民本”思想，仍为“帝王之具”，它与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并不属于同一价值体系。
民本仅仅是巩固专制之手段，而民主本身就是目的。
传统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是否蕴涵了现代化的内因呢？
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
这些矛盾与冲突并不诱发于新制度因素，其发展方向也不寻求创造新型制度。
实际上，人民只是反对坏皇帝，而盼望并喜欢好皇帝而已。
传统社会剧烈矛盾冲突之后的王朝再造就印证了此。
中国历史上取得了成功或部分取得了成功的农民起义莫不如是。
既然东方传统社会并无现代化因素的内生，而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又具有人类性的普遍价值与意义。
传统社会（不论通过何种途径）趋同于此，不仅必要，而且必然。
现代化是传播、扩散和模仿性的发展，亦非理论假设，而乃事实与史实。
虽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在文艺复兴时代在意大利地区已发生甚至发展，在16世纪的尼德兰地区有了进一步推进，但它们并未开始现代化，更谈不到实现。
只有当时的英国具备了开始并实现现代化的全部基本条件。
全世界的现代化，均是从英国发端的，英国由此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国家，其示范作用昭示全球。
这一点不仅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中国学者顾准也予以了高度关注。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先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只有英国。
后来的现代化国家，要么是学习型的，强制因素并不支配其学习进程；要么是外迫型的，强制因素支配了其学习进程。
这两种类型涵括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当然是传播、扩散和模仿性的发展。
即使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是传播、扩散和模仿的。
毛泽东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现代化初期全部照搬了传统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致使斯大林模式迄今仍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与该模式与东方社会传统存在诸多吻合因素有关）。
所以，这一指责与其说是指责理论（假设），不如说是指责事实。
既然现代化核心内容具有全人类的价值意义，而又首先产生于英国，对之的学习、模仿就是必然的。
而传播、扩散正是学习、模仿的前提与途径，对之质疑与批判恰恰成为现代化的文化阻力。
E·布莱克等学者认为，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一在于引进、学习、吸收先进科学技术；二在于对本国的传统因素和输入的现代化因素进行双向协调，使之合乎现代化要求地结合起来；三应建立有现代化意识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制定适合本国条件的发展战略，充分动员社会资源，坚定而有序地推进现代化的发展。
（注：
参见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这些学习或者模仿建议无可非议。
经典理论的普世价值
结构—功能假设尽管有较高的抽象性，但正因为此，实现了普适性。
这正是列宁一贯的方法论思想之一，也是构建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
它与“刺激—反应”、“挑战—应战”、“对话—进步”等分析框架与模式具有逻辑等价的方法论意义。
将其对应还原于现实，它其实只是对常识的归纳。
要素（系统）决定结构决定（产生）功能，新要素的导入（不论怎样导入）导致系统—结构变异（分化与重组），通过整合，导致新一轮的协调与适应，新结构及新功能由此产生。
这种理论假设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与现实是对应的，尽管其细节并非（AGIL相互之间的输入输出互动）无懈可击。
对此期现代化理论的最大最严厉指责来自于“西方中心论”文化观的指控。
持此论者，认定此期现代化理论的创立者及发展者似乎均为后殖民主义分子或文化帝国主义者（萨义德概念），他们的理论意在实现全世界的西方化，即全盘西化。
这种高度的文化警觉主义是否是阶级斗争为纲观点国际化的产物，待考。
但其发端于情感而非理性和科学精神却是毋庸置疑的。
这种指控首先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视作西方文明，而贬损了其普世性意义与价值，即混淆并等同了现代化的普世性与西方文明的特殊性。
人类发展史上，某一具有普世意义的发明、进展，总是首先发端于某一国家或地区，因其普世意义而迅速扩散，这既不代表发明地区或国家的文化入侵，更不意味所谓该地区或国家之“化”。
如古代的四大发明源于中国，均具全人类意义，在全球迅速传播、扩散后，是否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侵略性与世界的“中国化”呢？
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其核心内容具有全人类意义，就此点言，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均应学习，它与各民族各国家的本土文化并无根本矛盾。
其冲突与对立仅是文化的表层结构所致，这种冲突与对立可视作现代化的成本与代价。
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符合各民族、各国家、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因此，它虽然发端于西方，但不仅仅属于西方，如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
否则，人类的文明不仅支离破碎，而且无整体进步可言。
现代化不仅发端于西方，而且首先完成于西方，因此，现代化理论的创立者与发展者提出以西方为标准是自然的，其真实内涵就是以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为标准。
因为除此之外，尚无标准，更不用说现代化核心内容即标准具有普遍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不具普世意义的纯粹的西方价值与事实体系，如西方各民族、各国家之本土文化，确实是存在的，但在现代化理论中，并未见其鼓吹与推广之。
相反，学者们大多持价值中立立场。
因此，辨析单纯的西方文化和普遍的现代化文明，是准确把握现代化理论中所谓西方标准、西方价值体系的关键。
现代化理论并无消灭、取代各民族、各国家本土文化之意思。
它所持的是文化结合论、融合论的立场，它并不否定各国现代化的本土特色，它也未否认民族文化差异。
但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人类文明，是分属两个层次的社会文化，因此，它只是强调普遍性地推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而成功的推进则以与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结合、融合为基础，这种结合融合也不应以减损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为代价。
民族文化、本土文化是不可能被取代的，其间的差异也不可能抹平，这完全是常识。
但这种差异性与现代化无关，它既不构成拒斥现代化的理由，也不构成降低甚至歪曲现代化标准的根据，除非该民族、该国家自甘落后于人类文明的进步，甚至自甘被淘汰出世界民族之林。
民族特色文化与全人类的共同文明是人类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
人类共同文明不论发端于哪个民族，它都是人类的，民族文化则仅仅是民族的。
人类共同文明不可能取消民族文化，恰恰相反，它正是在各民族（国家）的贯彻中，实现出它的共同性。
民族文化也不可能抵御这种共同性。
取消民族文化，实质上等同于民族的消亡；拒斥共同性，实质上等同于进步的终结。
二者均非现实，仅是臆测与想像。
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明（虽然它发端于西方）与具有民族特殊意义的文化混同，是“西方中心论”、“西化论”的指控者的错误所在。
他们否认了现代化的普遍价值与意义，仅仅因为其具有西方的形式。
究其原因，是东方学者将对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东方的仇恨发泄至西方的学术，这种情感无可非议，但其所发泄的对象与无耻的入侵无关，该对象也并未鼓吹或肯定野蛮的入侵。
文化入侵、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列宁认为，东方民族改变文化落后面貌的途径是继承、学习、发展，而不是拒斥。
“其实，把现代化同‘西化’划等号是一种误解。
现代化意味着新文明的确立，它以工业生产力为基础，对传统文明形成冲击。
它不仅冲击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也冲击了西方的传统文明。
相对于西方传统而言，现代化也是一种异质，也是一种西化。
”（注：
钱乘旦等：
《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具有人类普世意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产生于西方，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西方价值观念体系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本身涵括了诸多西方核心价值观念，其传入并践行于东方，亦为西化？
东方社会主义的种种挫折与失误，也许正因为“西化”即马克思主义化得不够。
尽管有国情特色之说，但其具有人类普世意义的核心内容不可代换。
对现代化理论乃“西方文化中心论”指控的另一起因，是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辩护的努力。
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取得现代化的部分成功之前，除日本、德国的残缺现代化之外（战后日本、德国现代化的完成，也走的是西方化道路），尚无一条可行的非西方现代化道路。
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部分成功，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开始呈现，但其并未成熟，亦未完成现代化。
其必将完成甚至超越已有的现代化道路，仅仅是理论上的假定（设），以理论上的假设来否定已获成功的普世性道路是危险的，它很可能被用以减损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如民主化等。
实际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因其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与形式，掩护了传统社会、传统制度的若干基本层面（如高度集权、行政性社会等）及其落后因素（如民主严重短缺等），才未能完成现代化并最终导致解体。
而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则必然保留甚至增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才能取得成功。
现代化的人类性意义由此顽强显现。
此期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社会即前现代化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内部的因素特别是因其封闭性而缺乏现代化的动力。
这恰恰完全符合“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毛泽东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即使其面对西方的入侵屡战屡败，也应归因于其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腐朽、落后。
邓小平言，落后就要挨打。
这正是对历史教训的描述与总结。
是因落后而挨打，并非因挨打而落后，当然挨打加剧了落后。
因此，诟病该理论为发展的内因决定论实在欠妥，尽管完全排除外在因素确为该理论的不足之处，内因毕竟是决定性的主导因素。
综上辨析，可见经典现代化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乃至东方近代化（即早期现代化）之分析。
考虑到近代化的唯一可行目标乃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其适用性就更强，并且给出了近代化标准的框架。
其核心内容，包括价值层面、制度层面的涵括、构想与诉求，仍在相当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现代化之参照。
依附理论取代经典理论的非可行性
此后的现代化理论为广义的（非经典的）现代化理论，通称为发展理论，其中试图取代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为依附理论。
它以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利用所有权转移获取所创造的价值）和扩张（资本追求利润具有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冲动两重动力）的理论以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理论（帝国主义的高额利润源于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广阔的市场及不等价交换）为基础，植入了经济史及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普雷维什等人的观点而形成。
缪尔达尔在研究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发展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两极分化的加剧，创立了“循环因果累积论”来解释这种差距的扩大。
他认为，现代化先行地区即先发展地区一旦与后发展地区形成差异（这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资源（人、财、物）大量流入发达地区，从而产生有利于发达地区的连续的累积性扩张。
而随着资源的流失，会导致落后地区的连续累积性萎缩，从而致二者差距扩大。
两类地区的内在因素自发地造成了这种（恶性的）循环累积。
（注：
参见童星主编《现代社会学理论新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普雷维什为阿根廷经济学家，曾任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第一任秘书长。
他认为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体系，由少数先发国家和绝大多数后发国家构成，它们之间的地位极不平等。
少数先发国家构成了这个体系的中心，其他国家则为体系的外围。
大量初级产品由外围流向中心，而大量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则由中心流向外围。
这样的交换实际上是一种掠夺，它既源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加剧了这一秩序的不平等：
使中心地位更加凸显，而外围地位更加边缘。
（注：
张琢：
《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作为拉美学者，他回避了对于这一格局成因的探讨。
因为拉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与美国差不多同时起步，但却因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再造，架构了权贵政治加权贵经济且二者交相作用、互相加强的拉美（南美）模式，成为现代化的陷阱。
其失败与中国近代化的失败是类似的，甚至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自我内因，提供了先发国家构造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条件。
斯梅尔塞指出：
传统社会控制的实际操作，可以促进或抗拒一场正向的、有意义的变迁，同时也可能阻止或刺激一场负向的无价值的变迁，或者使两种性质不同的变迁同时交织、胶着，互相抵消。
如南美模式或称拉美模式。
（注：
张琢：
《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
依附理论构建之起点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之内因论学说的严重不满，所以其起点即打上了落后国家自卑情结和自尊追求的深刻烙印，由此形成其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根本区别——认为落后国家的发展障碍在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不平等，换言之，落实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外部而非内部。
该理论甚至认为，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之前，落后国家都发展得很好，很正常，有着自己独特的经济生产活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尽管其远离现代化。
由此构成该理论的致命缺陷：
回避或不去探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成因，对中心与外围的起源与形成无法解释，从而远离现代化之发端之推进，而只是将落后国家之落后一味归咎于之。
这反映的是民族与学术的双重封闭且不自省的心态。
依附理论本质上是对依附发展的一种申诉，它改变不了依附性发展的事实和史实。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背景下，依附性发展成为后发国家的条件与特征之一。
断言依附性发展必然失败亦是武断的，成功之例并非极少，而是较多。
但其描述了依附性发展的事实与史实，并以摆脱依附性（发展）的程度作为现代化实现程度的判定标准，确为考察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现实意义值得深思，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想再失去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次历史机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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