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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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

浅论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

　摘要：

　　关键词：

原始工业化；劳动分工；专业分工；社会分工　　　　　欧洲经济史上的原始工业化，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前欧洲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重大发展。

在门德尔斯的著作里，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典型特征是“传统组织的，而且是市场导向的，主要是乡村工业的迅速增长。

它还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

同时，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比较明晰的劳动分工、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

在原始工业化之前，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妇女包办，但是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

一个是男劳动力加入进来；另一个是手工业内部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分工。

近些年来，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与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相类似，明清时期的

在江南的清代史料中，可以发现农户家庭内部的分工有另外一种形式，即女织男贩的形式。

在明清时期，农民纺纱织布除部分自用外，主要是为了出售，以资换取自家食用或纳税偿息所需。

许多农家妇女自织自卖。

如正德《松江府志》云：

“里媪晨抱纱人市，易木棉以归。

明旦后抱纱以出，无顷刻间”。

可见，农村妇女自纺自卖，早晨来到集市，卖掉棉纱，买人棉花回家，第二天早晨又来到集市出卖棉纱，再买棉花，周而复始。

后来的史料中出现了女织男贩的记载，如崇祯年《松江府志》中记载了明代文人徐献忠《布赋》一文，其中写到：

“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匹夫怀饥，奔走长路。

持莽莽者以入市。

恐精粗之不中数。

饰纷傅脂，护持风露。

摩肩臂以援人。

腾口说而售我。

思得金之如攫。

媚买师以如父。

幸而入选如脱重负。

坐守风檐，平明返顾”。

这段描述比较生动，它记录了农妇辛苦织成的棉布，由其丈夫拿到市场上去卖。

到了市场之后，希望能卖上好价钱，极力宣扬自己的布如何质地优良。

为了能让布商买下自己的棉布，竟然像对待父亲那样恭敬。

好容易将货脱手后，才松了一口气，放心地回家去了。

万历年嘉兴《秀水县志》云：

“县西二十七里，新城镇，其民男务居贾，与时逐利；女攻纺织”。

嘉庆年湖南慈利县也有“女织男贩”的记录。

清咸丰年问，山东滨州也有“妇女皆勤于纺织，男则抱布而贸于市”的记载。

当然这些史料说明的女织男贩现象，并不一定意味着农家男人专事卖布，他们很可能是兼营者。

或者说，这种女织男贩的家庭分工可能在当时并不普遍，但也应该属于家庭内部男耕女织劳动分工变化的一种迹象。

　　　　二、行业内部的专业分工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许多学者对传统农业社会棉纺织业的分工与专业化存在一些误解。

他们认为，分工应该是大生产的产物，起码应该在手工业工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

而明清时期的棉纺织业是在小农家庭内部与农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小农家庭的分散性和落后性，不仅决定了其生产中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很低，而且不可能有继续细化的可能性。

李伯重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存在一些问题”。

因为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属于斯密型经济增长，这是学术界共同认可的一个理论范式。

而斯密型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分工与专业化，也就是在技术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主要依靠分工和专业化来推动经济增长。

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手工工场也为数极少，在经济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在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毛纺织业中，纺和织两项工作主要也是由城乡个体小生产者承担的。

如果忽视个体小生产中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就等于忽视了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马克思也曾说过：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显然，否定小农家庭生产条件下分工和专业化细化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不仅如此，明清时期棉纺织行业内部分工逐步细化的许多史料，也足以证明这种观点是缺乏经验支持的。

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曾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根据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论述，将社会分工分成两种情况：

一是生产过程中主要工序的专业化分工；二是某一手工业生产过程与农业分离。

遵循这一逻辑思路，我们可以展开对明清时期乡村棉纺织业专业化分工的分析。

　　明清时期，棉纺织业行业内部的分工逐步细化，一些主要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开始出现。

轧花、弹花、纺纱、织布、印染、踹布、工具制造等，都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手工业部门。

轧花是农家纺织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早独立出来的一个行业。

据明代崇祯年《太仓州志》记载，“九月中，南方贩客至，城市男子多轧花生业”。

在清代，许多史料中有雇工轧花的记载。

据彭泽益对清代史料的整理，广东“罗维万受雇在苏国成铺内弹棉花”，四川“刘宗文开棉花店生理，短雇何熊生在铺弹棉花”，锦州“高义雇姜起禄弹花”。

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认为这种雇工是季节性的，对生产关系变革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未作进一步的分析。

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判断是从探索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做出的，如果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看，这种现象还是值得研究的。

既然在全国各地，从南到北，均有专门的店铺经营弹花，又有专门从事弹花的劳动力，应该说轧花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出现了。

李伯重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轧花业的独立与明代后期轧车的改进有密切联系。

轧花车的改进使轧花的功效大大高于纺与织的工效，农户没有必要家家自己置车轧花。

在乡村，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一个村子里有几个农户备有轧车，在棉花收获的季节为自己和邻居轧花，当然不是义务的，可能会通过农户间日常劳动互换的方式。

或者备有轧车的季节性流动轧花人，走村串户为农家轧花。

尽管这些人可能是季节性的兼业者，但从分工的角度看，他们把棉纺织的第一道工序独立出来了，使轧花与棉纺织等其他生产环节相分离。

李伯重的这种猜测虽然缺少史料证明，但试想一下，直到近现代时期乡村仍然不乏走街串巷的轧花、弹花人，可见这种猜测是符合史实的。

　　行业分工中最重要的是纺与织的分离。

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单纯从事纺纱、卖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初。

如《松江府志》记载明人诗云：

“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

明代正德年间《金山卫志》记载：

“妇善绩麻为网，织棉布粗不及松人，故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

明万历《嘉善县志》记载，浙江嘉善的魏塘等地，“穷民无本，不能成布，日卖纱数两以给食”。

据光绪年重修的《嘉定县志》记载，嘉庆十年，嘉定水灾，“赈钱每户得钱数百文，买棉纺纱，以纱易钱，一钱可得钱半之用”。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记载，上海寡妇王张氏，“每日纺纱十二两，除一姑两孩四人食用外，尚能积蓄以还清所负之债”，“常人每日不过纺纱六七两而已”。

《木棉谱》中记载，乾隆年，上海，“有止卖纱者，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

又“棉纱成红，卷之成饼，列肆卖之，名日经团”。

《巨野县志》记载，道光年，“贫民以卖线换布为生”。

再如，乾隆中叶河南《孟县志》中的记载，“据常而论，每钱百文，买到子花，必须二人昼夜疲瘃，乃可成线，除花价外，仅可得钱三四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