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docx

1、浅论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浅论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摘要：关键词：原始工业化；劳动分工；专业分工；社会分工 欧洲经济史上的原始工业化，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前欧洲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重大发展。在门德尔斯的著作里，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典型特征是“传统组织的，而且是市场导向的，主要是乡村工业的迅速增长。它还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同时，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比较明晰的劳动分工、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原始工业化之前，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妇女包办，但是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个是男劳动力加入进来；另一个是手工业内部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分工。近些年

2、来，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与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相类似，明清时期的 在江南的清代史料中，可以发现农户家庭内部的分工有另外一种形式，即女织男贩的形式。在明清时期，农民纺纱织布除部分自用外，主要是为了出售，以资换取自家食用或纳税偿息所需。许多农家妇女自织自卖。如正德松江府志云：“里媪晨抱纱人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后抱纱以出，无顷刻间”。可见，农村妇女自纺自卖，早晨来到集市，卖掉棉纱，买人棉花回家，第二天早晨又来到集市出卖棉纱，再买棉花，周而复始。后来的史料中出现了女织男贩的记载，如崇祯年松江府志中记载了明代文人徐献忠布赋一文，其中写到：“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匹夫怀饥，奔走长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

3、之不中数。饰纷傅脂，护持风露。摩肩臂以援人。腾口说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买师以如父。幸而入选如脱重负。坐守风檐，平明返顾”。这段描述比较生动，它记录了农妇辛苦织成的棉布，由其丈夫拿到市场上去卖。到了市场之后，希望能卖上好价钱，极力宣扬自己的布如何质地优良。为了能让布商买下自己的棉布，竟然像对待父亲那样恭敬。好容易将货脱手后，才松了一口气，放心地回家去了。万历年嘉兴秀水县志云：“县西二十七里，新城镇，其民男务居贾，与时逐利；女攻纺织”。嘉庆年湖南慈利县也有“女织男贩”的记录。清咸丰年问，山东滨州也有“妇女皆勤于纺织，男则抱布而贸于市”的记载。当然这些史料说明的女织男贩现象，并不一定意味着农家男

4、人专事卖布，他们很可能是兼营者。或者说，这种女织男贩的家庭分工可能在当时并不普遍，但也应该属于家庭内部男耕女织劳动分工变化的一种迹象。 二、行业内部的专业分工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许多学者对传统农业社会棉纺织业的分工与专业化存在一些误解。他们认为，分工应该是大生产的产物，起码应该在手工业工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而明清时期的棉纺织业是在小农家庭内部与农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农家庭的分散性和落后性，不仅决定了其生产中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很低，而且不可能有继续细化的可能性。李伯重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属于斯密型经济增长，这是学术界共同认可的一个理论范式。

5、而斯密型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分工与专业化，也就是在技术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主要依靠分工和专业化来推动经济增长。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手工工场也为数极少，在经济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在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毛纺织业中，纺和织两项工作主要也是由城乡个体小生产者承担的。如果忽视个体小生产中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就等于忽视了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马克思也曾说过：“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否定小农家庭生产条件下分工和专业化细化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

6、的。 不仅如此，明清时期棉纺织行业内部分工逐步细化的许多史料，也足以证明这种观点是缺乏经验支持的。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曾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根据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论述，将社会分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生产过程中主要工序的专业化分工；二是某一手工业生产过程与农业分离。遵循这一逻辑思路，我们可以展开对明清时期乡村棉纺织业专业化分工的分析。 明清时期，棉纺织业行业内部的分工逐步细化，一些主要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开始出现。轧花、弹花、纺纱、织布、印染、踹布、工具制造等，都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轧花是农家纺织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早独立出来的一个行业。据明代崇祯年太仓州志记载，“九月中，南方贩客

7、至，城市男子多轧花生业”。在清代，许多史料中有雇工轧花的记载。据彭泽益对清代史料的整理，广东“罗维万受雇在苏国成铺内弹棉花”，四川“刘宗文开棉花店生理，短雇何熊生在铺弹棉花”，锦州“高义雇姜起禄弹花”。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认为这种雇工是季节性的，对生产关系变革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判断是从探索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做出的，如果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看，这种现象还是值得研究的。既然在全国各地，从南到北，均有专门的店铺经营弹花，又有专门从事弹花的劳动力，应该说轧花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出现了。李伯重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轧花业的独立与明代后期轧车的改进有密切联系。轧

8、花车的改进使轧花的功效大大高于纺与织的工效，农户没有必要家家自己置车轧花。在乡村，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一个村子里有几个农户备有轧车，在棉花收获的季节为自己和邻居轧花，当然不是义务的，可能会通过农户间日常劳动互换的方式。或者备有轧车的季节性流动轧花人，走村串户为农家轧花。尽管这些人可能是季节性的兼业者，但从分工的角度看，他们把棉纺织的第一道工序独立出来了，使轧花与棉纺织等其他生产环节相分离。李伯重的这种猜测虽然缺少史料证明，但试想一下，直到近现代时期乡村仍然不乏走街串巷的轧花、弹花人，可见这种猜测是符合史实的。 行业分工中最重要的是纺与织的分离。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单纯从事纺纱、卖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

9、溯到明初。如松江府志记载明人诗云：“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明代正德年间金山卫志记载：“妇善绩麻为网，织棉布粗不及松人，故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明万历嘉善县志记载，浙江嘉善的魏塘等地，“穷民无本，不能成布，日卖纱数两以给食”。据光绪年重修的嘉定县志记载，嘉庆十年，嘉定水灾，“赈钱每户得钱数百文，买棉纺纱，以纱易钱，一钱可得钱半之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记载，上海寡妇王张氏，“每日纺纱十二两，除一姑两孩四人食用外，尚能积蓄以还清所负之债”，“常人每日不过纺纱六七两而已”。木棉谱中记载，乾隆年，上海，“有止卖纱者，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又“棉纱成红，卷之成饼，列肆卖之，名日经团”。巨野县志记载，道光年，“贫民以卖线换布为生”。再如，乾隆中叶河南孟县志中的记载，“据常而论，每钱百文，买到子花，必须二人昼夜疲瘃，乃可成线，除花价外，仅可得钱三四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