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的道德危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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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的道德危机

“普世价值”的道德危机

武卉昕东北农业大学博士

“普世价值”的提出在道德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着道德历史观逆转、道德时空观越位、道德方法论退却、道德根本原则质变、道德的社会决定论丧失等一系列危险。

历史发展的方向性决定了历史的进步性和上升性，表明了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包括道德价值）的某种意向性。

以阶级性为基础的现实的道德规范中所包含的一些全人类道德因素固然存在，但试图用自己的某种普适性来掩盖并代替其现实性，臆造出一种“永恒的”道德原则，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普世价值”在伦理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抽象的道德原则，而这一原则理应是以全人类的道德认同为其内容的。

用俄罗斯伦理学家A．A．古谢伊诺夫的话来说，即“对于所有人而言，无论他属于哪一阶级，无论他持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伦理观，无论存在什么样的其他差别，某种比这种差别更为重要、更基本的共同利益正在出现——即保护生命、保护人类存在的可能性本身。

这种利益可以在最高程度上得以实现”。

当然，的确存在过任何社会文明都承认的人类相互关系的普遍道德准则，比如不许偷盗，不许撒谎；各种相关学说在伦理学领域也曾存在过：

新时期欧洲文化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宗旨、俄国的托尔斯泰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施韦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哲学、齐奥尔克夫斯基的宇宙伦理、俄罗斯以“全人类道德”为核心内容的新伦理学等等。

但这样一些宣扬全人类内容的道德准则只是作为抽象的愿望、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理想地存在过，它对历史进程的积极影响程度极低。

其中，真正能转变为实际行动的语言从而指导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解决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矛盾的成功范例极为鲜见，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

通观上述理论，会发现它们几乎同时具备一种特征：

忽视具体现实的社会生活条件，注重主观情绪愿望，因而能起到的作用也是可以想见的。

毕竟，伦理学不仅仅是精神分析的工具，而且是社会行动和思想行动的工具。

道德总体上是进步的，它反映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普世价值”的提出，至多是反映了人类道德理想的一种超越社会基本现实的良好愿望。

但如果把“普世价值”作为一种现实的而不是乌托邦的道德原则，那么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主导方面。

从具体现实的社会条件出发，以阶级性为基础的现实道德规范中所包含的一些全人类道德因素固然存在，但试图用自己的某种普适性来掩盖并代替其现实性，臆造出一种“永恒的”道德原则，显然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但转变正在发生。

“普世价值”成了目前的学术宠儿，在各个学科领域引起广泛热议，也得到相当多专家学者的推崇。

有人甚至将其视为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主要成就，并力图将其树立为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20年前，就是在与这个“普世价值”如出一辙的“全人类价值”的倡导下，苏联社会超越了自己的实际发展需要和水平，将全人类的优先权作为指导国家社会发展的绝对命令，只看到人类社会中的联系性和统一性，完全忽视其中的矛盾性和特殊性，从而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

在伦理学研究中，将普世价值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终极伦理原则的尝试正在进行。

在伦理话语内部，“正义”、“公平”、“大爱”、“大善”、“人性”日渐成为热议的焦点话题，其理论基调也呈现出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态势。

我们无意否认作为社会进步道德标志和美德的上述原则，但将失去现实条件限制的普世价值作为指导精神和道德实践的社会历史观，则是万万不能的。

在道德理论和实践领域，它面临着发生如下逆转的可能。

一、在道德历史观上从唯物史观向唯心史观堕落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产生之初，道德的全人类因素一直作为一个特殊的理论问题存在着。

从俄罗斯民粹主义思想家到西欧的改良派，所有的伦理学流派都认为，真正的道德是超阶级的，而阶级的道德是历史的“异常现象”或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口号。

从托尔斯泰对道德绝对准则的深信不疑到1914年响应普遍人道主义号召以掩盖自己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支持的活动家都持上述观点。

列宁得出了主要的结论：

在阶级斗争极为尖锐的条件下，超阶级的、貌似“全人类的”道德说教一一这是对劳动人民的精神腐化。

“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在为奴隶主帮忙”。

列宁对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加以客观的区分，一方面否认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关于“道德是纯粹的超阶级存在”的观点，一方面又否认德波林等人把道德看成不具有任何全人类性质的纯粹的阶级现象的观点。

他明确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阶级性在其中是起主导作用的。

在1905年革命和世界大战的危急时刻，列宁不止一次指出：

那些失之了清晰的社会政治导向的道德准则是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者长久全面的行动及道德动因的。

资产阶级把道德的全人类价值变成自己操纵的对象，把其中日常的或全人类的内容作为自己的阶级利益。

列宁富有成效地弄清了道德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的关系，在道德史观上开始了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迈进，确定了涉及道德本质问题的核心立场。

道德唯物史观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正确发展指引了历史的方向。

在道德史观上，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人本主义历史观，它以抽象的人性作为原则来衡量和解决社会道德生活问题。

但道德生活毕竟是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构成，而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运动性毕竟是永恒的，怎能以不变的人性来衡量并解决变动不息的道德生活呢？

抽象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在社会道德生活领域给自己设置了实践悖论。

毫无疑问，普世价值不能作为指导社会发展的历史观。

一旦把它当作历史领域的精神动力，一旦人的本质和主观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就会随之产生，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困境。

因为，“放眼全部社会发展的历史，并不是道德动机具有现实意义，而是理论观点的客观社会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历史观决定于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历史进步，而绝非思想观念层面，“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相反的，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对道德的认知态度只有从“永恒的、不变的”“真理”的重重迷雾中摆脱出来，走向人的关系的现实世界，才能将道德变成真正起作用的价值指引。

从否认社会历史性去看待社会道德生活，将“普世价值”作为全体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绝对命令”，无疑是道德史观的理论堕落。

二、在道德时空观上从实然领域向应然领域越位

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把应然解释成为人对形成于道德规范历史发展进程中现存的、对社会道德秩序不满的反映。

实然被看成是习惯、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

在实然的框架范围内，人的实际活动得以实现；而道德上的应当则是人类的道德理想。

苏联时代著名的伦理学家德罗伯尼茨基指出：

“道德要求本身所具有的应然形式表明，道德要求要通过人的存在的、更为深刻的历史决定性来论证，而不是通过习俗关系、日常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来论证的”。

道德实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日常生活的意义，而应然是未来社会的道德前景。

社会现实矛盾的存在说明道德理想和道德现实之间的距离仍然存在，这不是对崇高社会道德的否定和对道德现状的守旧式维护，而是在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之间即道德实然与应然之间实事求是地抉择。

至少在目前，道德应然是无法代替道德实然的，二者之间存在的现实差距恰好是社会矛盾在理论上的反映，这是对社会矛盾在度上的清醒把握。

历史尚未终结，价值世界本来是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道德意识又怎能弃现实而不顾，独自任性地跑向终点。

是的，世界正逐渐变得完整起来，人类也会最终渐渐地统一成一体。

但直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能够做出共同决议和行动的主体的人类尚不存在，人类暂时还只是一个相对自主的、孤立的、发展水平和尺度等方面都参差不齐的共同体。

目前，“人类”这一概念的内容依然附加了诸多条件，包括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等极为重要极为具体现实的条件。

这些条件使“全人类道德”或“普世价值”难以立足，因为一旦有这样那样具体因素的作用，它们便立刻会转变成一种特定历史镜像中的非孤立存在，因而也不可能脱离这些条件独立行使职责，因为“永恒的道德必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

以客观谨慎的态度对待道德实然与应然的现实差距是必要的，否则，这个以某种形式承诺了“未来”的“普世价值”就有可能直接葬送了现在。

三、在道德方法论上从历史领域向价值领域退却

在价值世界里，同其他行为动因相脱节的思维本身并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向导，因为它会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游移不定，很容易变成自己的敌对面。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思维听从于意志、在主体利益的日标范围内行事的情况。

苏联解体与道德价值观的嬗变就足以说明问题：

因为苏共27大报告提出了：

“历史的、全社会的进程越来越真正地要求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形成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建设性的、创造性的相互关系。

不仅仅是要求，而且要为此创造必要的政治、社会、物质前提”；所以，在全人类范围内旨在无条件的承认个人的尊严——个人生活选择和判断自由的权利——的主张一下子泛滥开来。

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引下，“全人类价值”被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价值标准超越了真理标准，历史唯物主义被抛弃，“全人类价值”葬送了苏联国家和社会自己的存在价值，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

毫无疑问，在哲学方法论上，摆脱真理基础、不顾历史现实地以价值论价值是行不通的；玩弄理论的人从古至今多得是，一些看起来很美、很有思想张力的东西在某些时候的确起到了安顿个体灵魂的作用，但是一旦把它们放到社会历史的大视野中去，就会发现它们仅仅是一种精神的慰藉，根本指导不了社会现实发展，也不能被实践所采用。

意识的觉醒不能脱离客观存在，头足倒置地“从精神里面推出自然，意思等于算账不用找掌柜的……等于从水里做出酒，等于用语言呼风唤雨，用语言移山倒海，用语言使瞎子复明”。

“普世价值”的提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观察解决道德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原则。

在价值世界里兜圈子的理论，无论他们的智慧在群星灿烂的天空中显得多么璀璨夺目，但这样的东西始终无力指导现实的道德生活，尤其是全体人的现实道德生活。

他们在自己引人入胜的思考和演说中作茧自缚，无法自圆其说，最终无法逃离自己布下的陷阱。

四、在道德原则性上从具体层面向抽象层面变幻

“普世价值”提出的大背景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速度加快，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空间差别日渐缩小，世界共同面临着生态危机、核战争危险、种族仇杀可能等全球性问题。

尤其是在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恐慌的笼罩下，更会使人产生一种道德冲动，即在最高层面上实施拯救全人类的使命。

我们暂且不管那些极力推行“普世价值”的人的初衷，就受动者而言，他们自然会觉得这个理由太有魅力了，一定会被这样一种“崇高”的理想而打动。

但是在承认了“普世价值”的同时，实际上就是把这种抽象的全人类价值作为道德行动的原则了。

当年，苏联道德哲学的旗帜性人物A．A．古谢伊诺夫就是在戈尔巴乔夫“全人类优先权”的感召下，提出了“因为对立的阶级和体系仍然存在，自然也就会存在着它们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但是目前这种斗争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与之相关的危险程度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它的伦理也应有相应的变化……这种涉及现代世界的斗争的规定性恰好指出新的、全人类的伦理学”，从而使道德原则彻底从具体走向抽象的，被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所代替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彻底从中心位置滑脱下来，道德的全人类价值占据了核心位置，其作用被论证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而导致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苏联的终结。

在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全人类道德价值转变为……人类活动的内部尺度和最高准则”、“存在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等论断成为道德本质观的理论基调。

还以苏联和俄罗斯现身说法。

社会制度的转变并未把人们对于人的自由、权利、公正的理想变为现实，而是与人们所期望的相矛盾。

实施抽象的全人类道德原则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群体精神价值的失落，道德世界混乱无序的态势不断蔓延。

苏联时期，形式上高度集中的对面是全体苏联人比较充分地享受到了社会的公平，事实上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保障体制的优越性；在后苏联时期，在形式上自由民主的对面是相当多数的俄罗斯人饱尝的社会不公。

以“人道主义”为口号的改革肢解了苏联，但纯粹的人道主义成就恰恰是在苏联时期取得的。

“有意思的是，苏维埃制度正是在那个时候崩溃的，即遵守社会公正的原则的欺骗被揭露的时候。

当一些作为基础的原则遭到贬损的时候，制度就崩溃了”。

人们感同身受的东西往往最具说服力，时代确实在向前迈进，但是，俄罗斯人也可以看到并领略到，“现在受教育和医疗保障机会不像从前那样普及和平等了。

大概，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于那个时代的、至今还不曾被人忘却的教育医疗保障体系就勾起了人们的相思病”。

任何一个有正常意识的俄罗斯公民都能比较出来，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真正的人道。

全人类价值和自由主义到头来却成为改革者们用来掩盖政策消极后果的意识形态工具。

亲历社会现实的一些人在辗转思考之后逐渐意识到了：

社会的价值危机实际上是制度危机导致的；抽离了具体内容的全人类价值既换不来面包，也换不来真正的自由。

因为，毕竟“价值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或好或坏都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其促进生产效率的现实性和对于人们现实需求的满足”。

“抽象”和“具体”可以相互统一，但永远不能代替彼此。

五、在道德认识论上从决定论向意志自由滑落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当然包括伦理生活），而绝不是相反。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决定论思想反映在道德认识领域，就是对道德发展取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承认，从而解决了伦理学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确定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必然性，这是认识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总思路。

如果把普世价值作为指导社会道德生活的根本准则，那么社会决定论思想即会遭到颠覆，从而在认识论上倒向意志自由。

强调人的道德意志绝对独立自由的观点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伦理社会主义”更是提出了“把人当作目的，而绝不是手段”的绝对命令。

他们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旗号，在工人中宣传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把道德经验表现于价值，用“道德唯心主义”代替“社会决定论”是一切所谓“普世价值”、“标准价值”、“全人类价值”的认识论基础。

实际上，道德理想的生命力和现实性并不在于理论的、超社会的人道，而在于它们与产生一定社会风俗风尚的社会条件上，正如列宁所说：

“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

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

”

与意志论呈现出理论相似性的“普世价值”的提山，使我们面临着把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抽象到难以把握的“普遍观念”当中去的危险。

历史发展的方向性决定了历史的进步性和上升性，表明了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包括道德价值）的曲折性和长远性；从一定的意义上看，人类也的确需要承担某些共同的道德义务。

但必须指出的是：

作为道德原则的价值实现过程的渐进性、价值内容的具体性和价值目标实现的真理基础应该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