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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曲线是一条倾斜的曲线
第三章《需求曲线为什么向右下倾斜》（3.0）
第三章需求曲线为什么向右下倾斜
五常自己回忆：
在洛杉矶加大求学之时，老师赫舒拉发出考题问：
为什么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
五常只答一句：
人性使然。
老师说：
看来你在基础理论上下过功夫。
是的，今天相信需求曲线可以向右上倾斜，或先右下后右上，乃至弯曲或其他奇形怪状的人，所在多是。
有些学者还用数学引证，言之凿凿，让一般人不信也难！
五常多次说过：
他的经济学只有一招，那就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之前，他曾经将自己的经济学简化为三招：
一是局限条件下利益最大化，二是交易费用，三是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后来简化为两招，局限条件下利益最大化和需求曲线。
最终归结为一招：
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从这样最简单的角度看整个经济学，学术界恐怕没有第二人。
不识者以为五常故弄玄虚，识者则无不拍案叫绝。
事实上，熟知经济思想史，尤其是熟知经济解释传统的人，应当明白五常的简化乃是追随斯密、马歇尔、费雪、弗里德曼、奈特、阿尔钦、科斯的价格理论传统。
最简单的理论往往具有最一般性的解释力。
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要找到一个简单的理论，来统一地解释复杂的世界。
这是科学的至高境界。
数学大师陈省身说：
“数学之所以美妙绝伦乃是因为它的简单。
”物理大师霍金说：
“科学的终极目标是找到一个简单的理论来描述整个宇宙。
”五常说：
“世界复杂无比，不用简单的理论，能成功地解释世界的机会是零”。
又说：
“复杂的世事是要以简单的理论来解释的。
”
然而，简单的理论并不是肤浅的理论，更不是浅薄的议论。
简单的理论一定要有深的层次，一定是从深奥、复杂的理论逐步简化、逐步一般化而来。
将价格理论乃至整个经济学简化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是经济学200多年历史的智慧结晶，是无数大师辛勤耕耘的结果。
第三章《需求曲线为什么向右下倾斜》（3.1）
第一节从弗里德曼的《马歇尔需求曲线》说起
我认为理解需求曲线为什么向右下倾斜的最佳出发点，是弗里德曼《价格理论》第二章“需求理论”和他1949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的著名论文《马歇尔需求曲线》1。
《马歇尔需求曲线》内容之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
此文是芝加哥经济学派“思想状态”之最佳典范，弗里德曼被认为是该学派最佳代言人，即从此文开始。
2001年由布坎南主编的《20世纪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之里程碑论文》，收录弗里德曼两篇文章，一篇是《货币政策的作用》，另一篇即是《马歇尔需求曲线》。
五常有言：
不相信弗里德曼为20世纪经济学顶尖人物的人，此文非读不可！
《马歇尔需求曲线》的主旨是恢复和发展马歇尔“解决具体问题，追求具体真理”的经济学传统，以对抗瓦尔拉斯“抽象、完备、优美，却无法解释现象”的数学方程式传统。
其重点则是要解决马歇尔因“吉芬反论”而无法推导出需求定律的困难。
我个人以为：
弗老文章最精彩的地方是他从经济整体或一般均衡的角度看需求定律，从局限条件（资源、供给或生产能力）角度看经济整体和一般均衡，让我们彻底明白需求定律的本质。
他又从需求定律的角度讨论货币理论、消费者剩余的量度，让我们对经济学的内在统一有深入体会。
众所周知，马歇尔的需求定律是从效用分析推导出来的。
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里，马歇尔说：
“存在一个，且只有一个约束所有需求曲线的定律：
已经售出的产品量愈大，要想找到进一步的买家，产品价格必须愈低。
但第三版之后，马歇尔的叙述口气略有变化。
“只有一个”的限定词被去掉了：
“存在一个一般性的需求定律，已经售出的产品量愈大，要想进一步找到买家，产品售价则必须更低。
换句话说，则是：
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上升，随价格上升而下降。
马歇尔之所以去掉“只有一个”这个非常强的限定词，是因为他对需求定律的绝对一般性不再那么深具信心。
所以从《经济学原理》第三版开始，“吉芬反论”成为需求定律的例外2：
“然而，存在一些例外，譬如吉芬爵士曾指出，面包价格之上升，导致英国劳动阶级家庭的收入遭受如此重大损失，以致于货币对他们的边际效用大幅上升，迫使他们缩减肉类和昂贵的淀粉类食品的消费。
相比之下，面包依然是他们所能获得的便宜食品，他们不仅不会少消费、反而会多消费面包”。
马歇尔显然对存在这些例外感到不舒服。
所以他接着说：
“但这样的例子毕竟不多见。
一旦碰到这样的案例，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分别处理。
”这位大宗师就是这样，一旦碰到他觉得矛盾、不舒服的情况，则照例认为为“不多见”或“短期内不常见”。
后来他面对规模收益递增问题，感觉到他心目中的供求分析派不上用场时，也是这样搪塞过去的。
马歇尔并没有深入思考需求定律一般性的行为基础，正如他处理规模收益递增问题时，对成本理论和供应曲线无法真正一般化一样。
他是一位不彻底的大师。
为什么马歇尔对需求定律向右下倾斜的态度在《原理》第一版和第三版之后会有重大变化？
为什么他会引入“吉芬反论”，从而颠覆自己曾经认为是“唯一”的一般性规律？
这是一桩思想史上的悬案，不便在此长篇大论。
弗里德曼认为马歇尔是受到瓦尔拉斯需求曲线的左右，却没有认识到瓦尔拉斯对需求曲线的定义和阐释，本质上与他自己的经济学是完全冲突的。
施蒂格勒认为，《经济学原理》发表第一版时，马歇尔深信效用是基数效用，可以加总，但后来他对基数效用不再那么有信心，从而动摇了他对需求定律的信心。
都是效用惹的祸。
众所周知，效用理念搞来搞去，无非就是那所谓的效用三定理。
其一，人的任何行为皆要追求效用最大化。
其二，替换定理：
每个人都愿意放弃任何物品来换取其他物品，换成数学语言就是那赫赫有名的“等优曲线”
（国内习惯称为无差异曲线）。
其三，内凸定理：
一个人拥有的某物品愈多，再用其他物品来换取该物品的意愿就愈小，即所谓“边际替代意图下降定律”也。
任何学过基础微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根据这三个定理（替换定理和内凸定理其实可以简化为一个），可以推导出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但条件是所谓“收入效应”不能大于“替代效应”，即“嘉芬反论”不能颠覆需求定律。
易言之，有了替换行为的内凸定理，本来可以推导出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条件是需求者的选择必须在同一条等优曲线上，但“嘉芬反论”半路杀出，前功尽弃，替换行为的内凸定理不能保证推出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弗里德曼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呢？
他的答案是三个紧密相连的论断，精彩之极。
第一，需求定律是刻画资源总量（即经济体系之生产能力或供给能力）一定条件下，人类面对相对价格变化时的选择行为。
既然假设资源总量一定，那么相对价格的变化并不会增加或减少经济体系的资源总量或真实收入总量，只会改变不同产品或服务的供应量，所以需求曲线上每一点的真实收入必然相等。
资源总量一定，某种商品供应量的增加或减少（随着该商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必然有另外商品的供应量减少或增加（相应地，该商品的价格上升或下降）。
所以，从经济整体或一般均衡角度看，“嘉芬反论”不可能存在。
“嘉芬反论”的实质是某种商品的价格升降会导致实质收入或财富的减增。
既然从经济整体看，“嘉芬反论”不可能存在，所以沿着需求曲线，不应当存在什么收入效应，只有替代效应。
经济整体的需求曲线必定向右下倾斜。
弗里德曼的需求曲线是经济整体对某商品的需求曲线，个人之需求曲线则为特例。
值得注意的是：
弗里德曼从经济整体或一般均衡角度否决“嘉芬反论”，虽然精彩纷呈，但具体到某个小群体或个人，价格之升降仍然有可能对他们的实质收入造成影响，“嘉芬反论”没有消灭干净。
弗里德曼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在引用马歇尔有关“嘉芬反论”的一段话后，他说：
“从社会整体看，货币购买力和实质收入保持不变，但消费模式特殊的小群体的实质收入，就可能因某个特别产品的价格上升而受到损害。
”3
这就转向了弗里德曼答案的第二个要点：
需求定律之目的既然是分析相对价格变化时，人们的选择行为，那么直截了当地说：
需求曲线原本就不应该包括什么“收入效应”，“嘉芬反论”就更不应当纳入到需求定律之中（假若真有嘉芬反论的话）。
让我还是引用弗老自己的话吧：
“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他所拥有的机会或资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他自己能够支配的全部资源，以及他用一种商品替换另一种商品的交易条件。
易言之，即消费者的实质收入和经济体系之相对价格”。
“影响个人需求量之因素只有两个：
（1）他所能支配的商品数量（范围）及其变化，即消费者实质收入的变动，或他拥用的用于购买产品或服务的一般购买力之数量及其变动；
（2）他用一种产品替换另一种产品之替换条件的变化，亦即相对价格的变化”。
4
要全面了解消费行为或一切经济行为，当然要了解这两类因素对人类选择行为的影响。
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
马歇尔说：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几乎每一个自然之谜都复杂无比。
人只能将问题分解，每次解决一点点，凭借每个人、每一步的不懈努力，最终将许多部分答案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找到整体问题的答案。
”5
所以，依照弗里德曼对马歇尔需求曲线的阐释，马歇尔需求曲线不是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忽视了收入效应”，而是“马歇尔清楚地认识到：
必须将两类效应分开处理。
为了研究相对价格变化的效果或替代效应，需求曲线必须只能包含替代效应。
马歇尔不是忽视了收入效应，他从需求曲线上直接取消了收入效应。
”6弗里德曼的这个答案，从方法论出发，我以为更加有说服力。
第三，但收入效应不能不管，且实质收入时刻都处在变化之中，怎么办？
弗里德曼的答案清晰而有力，收入水平一旦变化，就另画一条需求曲线吧。
在这条需求曲线上，每一点的真实收入必定相等，只不过对应另一个真实收入水平。
也就是说，对应不同的真实收入水平，就画出不同的需求曲线。
弗里德曼说得好：
“针对这些情况，更好的分析方法是重新画一条需求曲线，单独、直接考虑经济整体之生产能力的上升，这条需求曲线对应较高的真实收入水平。
在这条需求曲线上，每一点都对应这个较高的真实收入水平。
”
在《价格理论》第二章“需求理论”中，他将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
“总结一下，对需求行为一般的、综合的分析最好建立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旨在刻画相对价格对需求的影响，此时必须保持真实收入不变。
另一个函数旨在刻画实质收入对需求的影响，此时则应当保持相对价格不变。
后一个函数即是恩格尔曲线，它将需求量和实质收入联系起来。
人们通常所用的需求函数本来是想提供第一个函数，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原因是常用的需求函数没能将真实收入变化剔除出去。
保持真实收入不变（即货币收入除以货币之购买力），我们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需求函数。
”7
第三章《需求曲线为什么向右下倾斜》（3.2）
第二节从人类经验归纳出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学术上有重大贡献的人，可以思想相近、互相欣赏，却在治学方法上走完全不同的路，拿芝加哥学派的几位大师说说吧。
开山宗师奈特特立独行，思想怪异，既不信任经济学的彻底数学化，不相信人的行为是所谓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对实证研究深表怀疑，却有五个入门弟子获得诺奖――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布坎南、贝克尔，皆为20世纪经济学最杰出人物。
萨缪尔森获奖的理由就是完善经济学之数学结构，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则是实证经济学或经验研究的首要人物。
贝克尔呢，他将理性行为选择分析扩展到经济领域之外，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之旗手。
布坎南则将理性行为选择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开创了公共选择理论。
这真正是学术思想史上的奇异景观。
同样是到了芝加哥才名扬天下的科斯和戴维德，按普通学人的观感，就更是怪诞不经。
后者据说从不著书，很少讲话，文章绝无仅有，却是所谓芝加哥学派“思想状态”之化身，是芝加哥学派独门绝技“捆绑销售”之掌门，又是法律经济学的开山大师之一。
另一个开山大师科斯呢？
没有正规研读过经济学，大学学的是商科，算不上是科班出身。
据五常介绍，科斯毕生熟读之书，只有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威克斯蒂德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和斯密的《国富论》。
科斯既不用均衡、非均衡、不分什么宏观、微观，不知什么动态、静态，不懂什么数学、博弈，也反对效用分析、理性选择。
更值得注意的是：
他对弗里德曼大力倡导的实证经济方法论也有所保留。
弗里德曼说：
理论正确与否的试金石，不在于其假设是否真实，而在于是否能推导出可以被事实证实的含义，即推测未来事物发展或现象发生的能力和准确性。
科斯则反驳说：
“尽管经济学之假设并不要求与现实完全吻合，但也不能完全无视其真实性。
理论之价值如何，是否为学界所接受，也并不取决于其推测的能力和推测的准确性”8。
五常是学界公认的科斯学说“御用阐师”，但方法论上他却是弗里德曼的同道。
之所以讲这一段闲话，是因为在需求定律这个经济学的核心话题上，尽管上述各位大师都同意需求曲线必定向右下倾斜，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却各具特色。
从弗里德曼解决“嘉芬反论”的答案来看，他是接受效用分析的。
他和沙维治关于“风险选择之效用分析”的文章，是效用理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阿尔钦、贝克尔认为效用理念可以保留，虽然他们深知效用分析推导不出需求定律。
奈特不怎么用效用分析，但他明确指出需求曲线的基础假设，必须是真实收入不变而相对价格变化。
最突出的是科斯。
这位20世纪最具创新能力的大宗师，处理需求定律的手法干脆利落，令人耳目一新。
科斯认为整个效用分析完全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顶多有一点儿装点门面的作用，应当完全取缔9。
从大量人类行为的经验知识里，我们就可以归纳出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何必拐弯抹角、煞费心机，搞出效用分析这些对认识真实世界毫无用处的玩意儿呢？
让我们看看这位怪杰自己怎样说吧：
“经济理论刻画的人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这与我们在任何公共汽车上看到的人，毫无共同之处。
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人类之绝大多数时刻都在忙于最大化什么。
我深信：
人类的偏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乃是我们祖先千百万年漫长进化的结果（那时他们是否能被称为人类还成问题），是他们狩猎部落生活方式的结果。
在那样的条件下，那些偏好有利于生存。
因此我想：
或许最终社会生物学家（及其他们的批评者）的研究工作，能够让我们构建人类本性的详尽图案，从中我们能够梳理出一组偏好，作为经济学家研究的起点。
假若能实现这个目标，那我们就能够细化对消费者需求的分析，以及经济领域里其他行为的分析。
然而，在这个目标变为现实之前，先不管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驱使人类做出选择，我们必须认同如下的事实：
就整个人类而言，在近乎一切的情况下，物品之相对价格上升，必将导致需求量下降。
这里的价格当然不限于金钱价格，它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价格或代价。
一个人冒着被车撞的危险，跨过马路到对面酒楼，他决定这样做是否理性，我们无从知道也无需费神。
我们能肯定的是：
随着被车撞的危险增加，跨过街去的人就会减少。
我们更无需怀疑：
若架设一条较安全的人行天桥，正常而言，横跨马路的人数就会减少。
或者，横穿马路的好处一旦变得更加诱人，横穿的人数又会上升。
将这样的知识一般化，就是价格理论。
依我之见，我们根本无需假设人是什么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
再说，说人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一点儿也没有告诉我们：
人类为什么那样选择。
一个人为什么会冒着被杀的危险去夺取一片三明治？
其动机不得而知，尽管我们知道，只要被杀的风险大幅上升，他会放弃夺取三明治。
”10
每次读科斯这段话，总觉得有千钧之力。
这样的宣言，这样达到需求定律的方式，整个经济学历史上绝无仅有。
对于沉迷于效用分析之数学推演的人，是真正的当头棒喝。
原来还有这样子阐释价格理论的。
科斯认为他的方法不仅是最正确的途径，而且是斯密《国富论》开辟的伟大传统。
在《国富论》发表200年之际，科斯即以《国富论》为题发表一篇演讲。
他先引用了一段斯密的论述，然后说：
“斯密之经济分析有直探事物本质的千钧之力。
这段话就是铁证。
他的分析工具或许显得原始粗糙，但他运用分析工具的本领绝对超一流。
他没有用什么曲线，但他的分析含义清楚表明了如下论点：
只要有人愿意画出这么一条需求曲线，价格下降需求上升是必然结果。
斯密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所谓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但他的经济学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损失。
效用分析永远只是装点门面而已，从来不是经济分析有用的组成部分”11。
五常说斯密的《国富论》没有一处违背需求定律。
是的，斯密的价值观质朴，方法论简单，他直接了当向真实世追寻，注意力全部在真实世界和活生生的人。
不要忘记，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但《国富论》却没有任何经院式哲学的长篇大论，更没有空洞苍白的政策说教。
《国富论》的确没有画出一条需求曲线，但无处不含义着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科斯一样，他那几篇石破天惊的伟大文章，也没有画出一条需求曲线，连需求定律的术语也见不着，却也无处不含义着向右下倾斜的要求曲线。
这也是说，搞了上百年、热闹非凡的效用分析，原来是黄粱一梦、误人非浅，虽然今天沉迷其中的仍大有人在。
第三章《需求曲线为什么向右下倾斜》（3.3）
第三节《科学说需求》的贡献
五常说：
需求曲线必定向右下倾斜是需求定律。
不向右下倾斜，而是向东、向南、向西、向北、七弯八拐、乃至360°旋转的需求曲线也是需求曲线，但绝对不是需求定律，而是数学几何游戏，与经济科学毫无关系。
我认为阐释需求定律最全面最深入的著作，首推五常《经济解释》第一卷《科学说需求》。
弗里德曼《马歇尔需求曲线》精彩绝论，但那主要是一篇旁征博引的思想史论文，读者理解不易。
斯密、科斯的质朴传统令人神往，但没有下过他们那种追寻真实世界的功夫，也很难体会需求曲线为什么一定要向右下倾斜。
施蒂格勒《效用理论的发展》学究天人，才华盖世，但不是集中地对需求定律下笔。
阿尔钦和艾伦合著的《大学经济学》对需求定律和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有精辟分析12。
二师列举了经济学的六个公理或基础假说（postulate）：
1、每个人都渴求多样化的物品（不是需求单一物品，而是需求多样化的物品）。
2、对每个人而言，总有一些物品是多胜于少，是稀缺的（个人总要为一些物品出价或愿意出价）。
3、替代：
每个人总是愿意放弃某种物品，以便获得更多的其他物品（所谓替换定理）。
4、每个人对任何物品的价值估价大小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该物品之量。
他拥有的愈多，他对该物品的估值愈小，即所谓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5、一个人获取某物品的成本愈高，他获取该物品的意愿愈小（其实这就是需求定律）。
6、并非所有人的偏好模式都完全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偏好总是有差异）。
阿尔钦还指出另外两个基本事实：
1、经济学之分析单位只能是个人。
2、没有任何人能完全地预见未来（即不确定性永远存在）。
加在一起，阿尔钦心目中，经济学的基础假设应当（至少）是8个。
五常怎样看待经济学之基础假设呢？
初读《科学说需求》，觉得五常心中的经济学基础假设或所谓公理有五个13：
1、任何人的行为，都是由个人做出可以被推测的选择（predictablechoice）而起。
这是经济学“个人做选择”的假设，是公理，是一个基础假设。
所有经济问题都是选择问题，因此，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价格理论，被称为选择理论。
2、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
那是说，每个人在局限条件下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无论是勤奋、休息、欺骗、捐钱……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
3、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的功用数字。
功用理论发展起来之后，局限条件下的最大利益就变成最大功用数字，第三个公理与第二个相同。
4、替换定理：
每个人都愿意牺牲任何物品来换取任何其他物品。
这就是经济学上的等优曲线或无差异曲线。
5、内凸定理：
假若功用数字不变（在同一条等优曲线上），一个人拥有的物品越多，他以乙物品替换甲物品的意图就必定下降。
师徒二人所列举的经济学基础假设有非常大的不同。
让我们较为仔细地分析一下：
最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钦所列举的基础假设里，第一、没有强调选择、更没有强调理性行为选择，只是指出经济学的分析单位是个人，这一点与五常所列举的基础假设不同。
第二、没有“最大化”的理念，既没有个人追求最大利益，也没有个人追求最大的效用数字。
读过阿尔钦经典论文《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的人，会明白为什么他不把“最大化”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假设。
第三、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阿尔钦将效用、最大化两个基本概念从经济学基础假设中完全排除了。
第四、阿尔钦实际上已经将需求曲线列入到经济学基础假设之中（第五个假设）。
五常所列举的基础假设其实是四个，因为第二个与第三个完全一样，只是由功用数字替代了利益。
与阿尔钦最大的不同是：
五常所列举的基础假设里，有最大化、效用两个概念，却没有需求定律！
这怎么可能呢？
事情是这样的。
五常的五个基础假设，后面三个假设是效用理论兴起后，经济分析的三大支柱。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推导出需求定律。
然而，由于有吉芬反论的困扰，效用理论三大公理推导不出需求定律。
如果效用理论能够推导出需求定律，那么需求定律就可以代替效用分析的三大公理。
但很可惜做不到，经济学为此折腾了一百多年。
我说五常对需求定律的阐释最全面，绝不是随意恭维之辞。
因为他的阐释综合了前辈大师的意见，再加上他自己的创见。
一、否决吉芬反论有高招。
前面已经说过，若效用分析三定理能推导出需求定律，经济学之基础就显得逻辑井然，数学美观。
但“吉芬反论”拦路杀出，前功尽失。
弗里德曼否决“吉芬反论”的招数相当湛深，不易明白，且有拖泥带水之嫌。
其他大师如赫舒拉法、施蒂格勒、阿尔钦、贝克尔则是武断否决吉芬物品的存在，让人初听起来难以接受。
五常的绝招是：
吉芬物品只能存在鲁宾逊之一人世界，多人竞争之世界不可能有吉芬物品。
想想吧：
一样物品，价格越低反而没有人买，价格越高却人人争着要，换句话说，价钱越高我愈愿意买，你却愈不愿意卖，因为还可以再博高价。
这样的物品怎可以在市场成交呢？
完全没有成交的物品，与不存在无异也，无需用需求定律来解释。
从逻辑上否决了吉芬反论，效用分析三定理当然可以推导出需求定律。
这才是第一步14。
二、尽管否决“嘉芬反论”之后，效用理论可以挽救，可以推导出向右下倾斜之需求曲线，但效用分析还是不用为好，彻底抛弃算了。
理由如下；其一，效用分析三定理也好，需求定律也好，本身并非真实世界之内容，而是解释真实世界的一个出发点，一个约束行为的条件，目的是以此推导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
但需求定律的约束力比效用分析三定理强得多。
因为，尽管需求定律之需求量无法直接观察和量度，但价格或相对价格（最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却是可以观察和量度的。
效用理论之效用、等优曲线皆是海市蜃楼，根本无从观察和量度。
也就是说，运用需求定律加上真实世界的验证条件（局限条件），完全可以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合义，但运用效用分析三定理永运也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从解释行为的角度看，当然是取需求定律而舍效用理论。
其二，效用本身是虚幻无物，空中楼阁，运用效用分析极易陷入套套逻辑的陷阱。
数之不尽的经济分析。
效用函数复杂之极，数学演算神乎其技，最后结论还是那一句“追求最大的功用数字”。
只有非常谨慎之人，才会努力避开套套逻辑的陷阱，加上真实世界之内容，得到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
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脆摈弃效用理念，直接用需求定律算了15。
科斯直接将效用分析剔除出局，乍看之下似乎让人难以接受。
五常从方法论角度条分缕析，深刻论证了效用分析完全可以不用，学子们接受起来应当容易得多。
其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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