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和政策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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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和政策选择

郑永年：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和政策选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11年04月11日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

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

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

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

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也将中国和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分配结构区分开来，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即使是比起金砖四国（BRIC），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仅仅略低于巴西，而高于俄罗斯和印度。

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

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灰色收入”实际上并未计入官方统计，使得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最富阶层的收入水平。

根据王小鲁博士过去三年对灰色收入所作的系统取样和研究，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大大高于根据官方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远超过0.5这个危险临界点。

根据王小鲁的最新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家庭所占有。

近10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急剧增长。

经济学家们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惊人的估计。

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了私人财富的45％以上。

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

与很多人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

从全国范围来看，除去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差距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垄断密切相关。

例如国有能源、电信和运输行业的正式员工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补助，就构成了家庭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

社会福利体系的过度市场化，例如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过度产业化，在导致分配体系扭曲的同时，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国独特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

这就包括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扭曲的国内经济结构（内需不足），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日积月累的系统性政治风险。

在房地产市场和年轻人群体当中，这种收入不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为严重。

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网络舆论中充斥的不满情绪，更反映在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和修改最低工资条例，缓解贫富分化并减轻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

不过，这些政策目前的成效并不很大。

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发展规划》中，中央政府宣布要系统地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改革分配体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

虽然我们尚未看到这些政策细节的出台，但这些新政策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点。

经济不平等的结构性起源

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产业和所有制形式下经济效率的差别。

现在，人们日渐认识到，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

比如，工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非绝对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是地位的高下、行业垄断和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致。

这种情况在“灰色收入”主导的收入格局中就更加纷繁复杂。

灰色收入是指在正式收入之外的，未计入国民收入统计的那部分家庭收入。

对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灰色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要大于50％。

如果我们对比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国有垄断行业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来源。

各种研究均表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全国各行业都是最高的。

平均下来，一个垄断行业的正式员工的工资加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4到10倍。

对于任何一个央企而言，一般一个人的年均劳动报酬大约是12万，这比全国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4～5倍。

众所周知，这并不是因为垄断行业本身效率要比其他行业更高，员工比其他行业更勤奋，而是由于国有资源的垄断收入所致。

这些资源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本来应该是归一般国民所享有。

比起垄断行业员工，公务员系统和部分事业单位员工的灰色收入也不遑多让。

多年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级）财政的急剧扩张，再加上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寻租行为的猖獗，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已经是今非昔比，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实际收入的增幅。

而一般单位和私营企业员工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格局下，一方面要面对组织化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国家的支持，而且又没有可靠的工会组织，最后拿到的只是维持温饱的基本收入。

即使是在《劳动法》颁布这三年以来，普通劳动的实际收入增长仍然低于GDP、垄断行业与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这恰好证明妨碍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制度因素尚未革除。

中国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权钱”结合与过度市场化的“渐退”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

根据中国家庭收入统计项目1998-2002的资料，以福利市场化为标志的上一轮社会改革就严重损害了中下层的利益，大大抑制了大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据估计，如果把国有单位的住房福利这部分隐形收入算进来，那么早在2002年房价激增之前，住房补贴就导致了16％的城市收入差距。

当然，在房地产泡沫的驱动下，现在这一比例更高。

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住房补贴只是各种隐形补贴的一种。

同理，权力位置也给予公务员阶层，尤其是政府官员更多的额外获利机会，这就必然导致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恶化。

更重要的是，工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

换句话说，这反映了劳动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相反，企业利润（尤其是垄断利润）、各种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资源）和国家税收一直在加速增长，除了用于积累和投资以外，这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

正如王小鲁推测，高收入家庭绝大部分的灰色收入并非劳动收入，而很可能正是从这些渠道中获取。

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比官方数据更严重；这种差距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综上所述，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

我们必须承认，强势的国家（实际运作上是各级的“代理人”）是主宰中国“财富蛋糕”分配的关键力量。

我们可以把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工资总量（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在90年代初，税收和工资占GDP比重都从15％开始下降，而月工资的比重下降得比税收要缓慢，但90年中期来，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工资的相对停滞，已经导致财政收入达到GDP的20％，而工资总额却进一步下降到10％。

中国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就是显而易见的。

“内需不足”也自然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

收入差距的社会与经济影响

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

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

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

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

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

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

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经济机会分配问题也是近几年来边疆省份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例如2008年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事件。

当小部分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少数民族青年，不能很好地整合到现存市场经济结构之中，他们对经济意识更强、机会更多的汉族人就容易怀有敌意，误认为汉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与他们对机会垄断相关。

另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以及底层民粹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

“仇富”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分配不均和公正缺失的一种病理学反应。

近年来，围绕着“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财富和权力继承，网上讨论不断，激烈言论层出不穷。

富二代和官二代往往被视为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地位不公的标本，频繁受到中下层的激烈批判。

而事实上，这只是社会经济差距拉大的一种集中反映，在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存在于富人阶层、官员和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通过经济增长得到消解，一旦增长停顿或者物价失控，就难免爆发。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

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

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

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

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收入分配调整的远景：

体制改革和提高劳动者收入

调整收入结构的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借助劳动市场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

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当务之急。

这不仅仅涉及分配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而且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科学发展观”的方向发展。

这种方案的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利益集团之一的政府本身，不必从自身寻找初始动力，而是通过适应市场向市场借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

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高速发展。

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中国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

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

近年来，虽然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

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调整分配格局，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取经。

事实上，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

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

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

政府介入其中。

因为有民主（选票）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

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

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绝对不够的，政府能直接影响的，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

要真正改善劳动者地位，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

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继续失衡。

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

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

所以，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政府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工人只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快速地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收入的逐步提高。

当然，顺应市场力量，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够全面改革分配体制，进而引领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

这就包括：

限制国企垄断和恶性扩张、引入民间力量改革金融体制、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加强技术教育、建立官员收入申报体系以及我们现在热烈讨论中的税制改革。

通过这样的整体性改革，扭曲的经济结构能够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灰色收入（垄断和权力租金）也能从源头上得以限制和管理。

最终，中国的税收体系也将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向渐进的直接税转型，收入分配也被纳入国家力量的控制之下。

本文节选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的背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