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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述评
人口转变、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述评
摘要：
文章从人口学的视角把“人口”作为经济主体，主要建立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之上，对现有文献和研究成果的重要概念和方法进行总结，深入研究论证人口转变对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为进一步完善人口经济定量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
人口转变；经济增长；劳动力；理论述评
当今的人口转变在经济全球化大浪潮下发生，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工业革命带来科技尤其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正在全球蔓延的生育率下降也与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变化紧密联系（王丰，2010）。
也正是在社会经济制度和政府政策改革提供一定条件下，人口转变才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以往关于人口经济的综述通常从经济学的角度把人口看作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本文从人口学的视角把“人口”作为经济主体，深入分析人口转变，通过劳动力因素，如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理论（DemographicTransitionModel）的主要内容是将生育率下降归因于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关系和制度性因素。
人口转变不仅是人口的变化，更折射着社会变迁。
人口转变理论最值得借鉴之处在于将人口系统的演进放在宏大的社会经济历史大背景下考察，并将其变动归因于制度性因素。
人口年龄结构是过去和当前人口出生、死亡、迁移变动等对人口发展的综合作用，以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结果。
反过来，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又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多方面、深层次的影响。
世界上不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都是随着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逐渐演变。
人口红利就是由经济行为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具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占总人口比例较大，人口抚养比较低，为经济和社会提供了潜在发展机遇的人口局面。
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相关变量
全球视角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源泉包括：
一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要素质量的提高；三是对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四是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间的配置。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生产函数为我们分析前三种作用因素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框架。
资源在产业部门间的重新配置是另一项可能的增长源泉。
不同行业间的生产率水平通常存在着差异。
这样，如果需求结构变化使生产更偏向于高生产率的产业，资源由较低生产率的部门流向较高生产率的部门，也会导致更多的产出。
而当产业结构向生产率较快的行业转移时，这种资源再配置所导致的增长效果则更加显著。
毋庸置疑生产要素是增长的主要因素，而社会经济体制政策环境的演变正是通过对改变经济要素效率和配置实现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简称TFP），是由索洛最早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分析经济增长原动力以及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
按照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各种生产投入要素（比如资本、劳动投入、资源等）贡献以外的，由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所导致的产出增加。
如果TFP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小，说明该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
而如果TFP的贡献大，说明该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以外的技术进步以及其他因素。
该指标数据通过欧盟委员会经济和金融事务司数据库获得。
三、人口转变、劳动力与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通过劳动力的规模及其结构、劳动力质量、劳动效率以及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等作用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
1.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劳动力规模、结构及其质量。
早期研究中考虑人口变量对劳动力的影响，侧重关注人口规模与劳动力数量（Ahlburg，D.A，1985）。
Martin（1997）在后期分析经济增长的六十个变量中仅包括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力人口比例作为人口统计变量。
人口转变中更为具体的年龄结构变化以及人口迁移等是相对未开发的的研究领域，在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特别是在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是值得详细考察的。
人口规模限定了劳动力数量的上限，而经济活动的参与率是不可忽视的中间变量。
劳动参与率反映劳动年龄人口中参与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
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失业率能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都阳，2007）。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会降低总人口的生产性，加速人口红利的消失进程，从而减弱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蔡?
P和王美艳，2004）。
反之，劳动参与率的扩大能够减缓人口红利减弱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蔡?
P，2010）。
当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不变时，劳动参与率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要素投入的多少，所以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言而喻。
一些学者也对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例如，田成诗和盖美（2005）利用中国1981年～2001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使经济增长率增加0.33个百分点。
Rikiya用性别年龄别潜在劳动力（就业率+有就业意愿的人口率）与劳动参与率等指标反映了1982年～2000年日本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发展包括女性就业率的提高、延迟退休年龄等。
劳动参与率与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家庭规模、婚姻状况相关，按产业部门、地区也可划分为城市和乡村的参与率（分年龄性别）、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分年龄性别）等。
劳动人口由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人组成。
不同的人口类型有不同的劳动力质量。
劳动力质量主要与劳动者个体素质（即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关，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决定了人力资本水平。
人口年龄结构作用于劳动力市场还表现为其与工资之间的关系。
CarlMosk（1985）关注了1964年～1982年期间日本人口结构和产出增长率的变化对年龄工资曲线的影响。
不仅论证了总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尤其是劳动力老龄化对相对工资的深远影响，而且宏观经济需求方的结构性变化，尤其是产出增长的放缓，也对年龄工资曲线起到重要作用。
2.人口迁移、劳动力流动与经济结构。
全球正在历经的工业化城市化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Henderson，J.V，1985）。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乃至特大城市在应对变革中面临着各种重大挑战（Hayami，Y.，&V.W.Ruttan，1985b；Henderson，J.V，1984）。
正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引起了人口大规模的流动。
学者普遍认识到目前导致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
流动人口对经济贡献的研究也不占少数（WorldBank，1997；Cai&Wang，1999；Kuijs，2005；&Dekle，2006），通常侧重于劳动力流动伴随的经济结构变迁，如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Hertel&Zhai，2006）。
在人口转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引起了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而且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流动和集聚。
城市的经济关系，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
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是衡量、评价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西方的城市化进程发生在资本主义时代初期，即资本原始积累所推动的工场手工业时期。
产业革命之后，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人口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的数量逐渐增多，城市规模也逐渐扩大。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为打破行会制度的束缚，手工工场和工厂主要集中在新城镇或某些城市的周围，城市的发展道路一般显现为由小城镇（或集镇）扩展为小城市，进而发展为中等城市，然后逐渐发展为大城市。
高德步在英国经济史实例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城市化就是人口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区的过程。
城市化有两方面含义：
一方面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并且比数日益增加的过程。
他区分了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与劳动力转移过程内容上的不同。
劳动力转移是指劳动力的职业变动，即由农业部门转入非农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就业，它是工业化的直接结果。
而城市化是指人口居住地的变动，即由农村居民变为城市居民，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人口迁移城市，是由工业聚集引起的人口集中过程。
所以，尽管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都是工业化的结果，但是两个过程可能不完全一致，或劳动力转移速度快于城市化，或城市化超前发展，这种区别起因于工业化起步时间的早晚以及相应的不同的工业化模式。
从英国的情况看，劳动力的职业转移与人口迁移是不一致的。
由于英国的工业化始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无须同时进行人口迁移，而是就地转移。
事实上，英国劳动力转移过程，早在工业化开始以前就在缓慢地发生着，广大农民通过家庭工业生产和其他非农生产，全部或部分地脱离了农业。
例如，1700年，农村中从事农业的人口只占66%，其他34%的人口已转入非农产业。
如果从整个人口结构来看，这时的城市人口只占17%，而农村非农人口已达28%。
到1801年，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到27.5%，而农村非农人口上升到36.25%，仍高于城市人口。
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逐渐产生集中的要求，城市工业兴起。
如果当地的村镇不能发展为城镇和城市的话，工厂就得迁移。
在工业发生的这种转移和集中的结果，也要求劳动力和人口的转移和集中，这样，一部分工业村镇衰落了，而另一部分则更快地发展起来，并进而形成较大的工业中心和较大的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转移就不可能在当地实现，而必须迁移到城市。
这种变化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
这时，农村小工业已经衰落，工业集中趋势日益显著。
农村和城市的分工，即农业农村、工业城市的经济结构已经确定下来，劳动力已不可能在不进行迁移的情况下实现职业转移。
1800年，英国城市化率为33.9%，到1840年达到48.3%，提高14.4个百分点；而到1870年达到65.2%，提高16.9个百分点；1890年达到74.5%，提高9.3个百分点。
这说明英国人口向城市迁移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后，而在工业革命期间劳动力主要是就地转移。
可见，城市化不仅是工业化的结果，还是工业化的要求。
英国城市化的主要因素不仅仅是工业革命，还包括人口增长加速的因素。
在欧洲经济史上，“‘漫长的16世纪’是指一个延长的时期，大约开始于15世纪下半叶（1450年～1500年），延伸至17世纪中叶，这是一个农业生产、工业产量、贸易、地租和收入全面增长时期，同时也是伴随着持续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时期”。
人口膨胀形成的移民力量是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动力之一。
英国的早期移民来自社会各个等级，有贵族、乡绅，有属于中等阶级的约曼农、工匠、小商人，也有社会底层的劳工、学徒、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无依的流浪汉等。
大体情况可能是，贵族和乡绅占移民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来自中下等阶级，其中中等阶级移民居多。
殖民地有大量廉价土地，为了吸引移民，殖民地特许状领有人往往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给移民土地，甚至免费给予土地。
凡自费移民，一般每人均可免费获得土地。
由他人付路费的移民，为提供路费者做几年契约佣工，便可得到土地。
在土地的诱惑下，许多没有土地或土地极少的中下层阶级的人远渡重洋，到了美洲殖民地，一些乡绅和约曼农的幼子也奔殖民地的土地而去。
对我国而言，人口因素作为推动劳动力可持续流动的另一重要因素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我国地区省份之间的差异相当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距离（陈卫和宋健，2006）。
主要人口流出省份基本都是人口大省，而且人口转变较晚，生育水平相对较高，从而能够输送大量年轻劳动力。
从而人口流动使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得到缓解（郑真真，2013），但同时部分地区也因年轻人流出而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
这些地区农村老龄化后果越来越受到重视（顾宝昌，2013）。
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机制不仅是由于“年龄迁移率”上的差异，乡城人口迁移改变了农村和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对城乡老龄化程度造成影响。
而且乡―城人口迁移还引起农村迁移人口的生育水平或生育率下降。
此外，青年流动者考虑的因素已不局限于工资，城市的公共服务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等都是吸引他们的重要条件。
王金营（2010）、蔡?
P（2013）认为应当以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如劳动就业政策）等来实现农民市民化，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有利的人口规模及结构只是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
人口红利的实现更取决于社会经济政策环境，如体制制度、宏观经济管理、劳动保障立法、贸易开放度以及教育政策。
失业率会大大削弱人口对经济的正向作用。
城乡迁移模型中考虑失业文献不占少数（Fields，G.1975；Harris，R.1970）。
失业青年主要指年龄在15周岁～24周岁之间、有劳动能力和工作意愿、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工作或没有找到工作的人群。
经济学家主要从青年劳动力供给、需求两方面分析了青年失业的成因。
而劳动力的需求往往随宏观经济形势及社会总需求变化而变化。
增加社会经济对青年劳动力的需求是重要的应对措施。
3.中国的人口转变与劳动力市场改革。
中国的人口转变（死亡率先于出生率下降，生育率持续下降）之快为世人注目。
死亡率率先明显而迅速的下降，是建国之初国泰民安，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的结果。
尽管高生育率迅速向低生育率的转变始于1970年代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介入，但是研究表明在之前人口中某些阶层（比如受教育程度较高阶层）中在1950年代就开始发生生育率下降。
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生育率转变也加快了人口老龄化，但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基础作用。
社会经济发展在中国的人口转变中起着重要作用，也为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发挥了重要作用（Poston&Gu，1987；陈卫，2005）。
中国的人口转变既因国家政策干预而迅速发生，更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可见，中国花数十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历经的人口转变，不是特殊，而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
正是建国初期人口快速增长和改革开放后低生育率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定义为15岁至65岁）在总人口比例的上升――从1978年的58%到目前的70%以上。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而有利的人口规模及结构只是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人口红利的实现更取决于经济改革。
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了资本、劳动等要素边际产出率（Mao，1997），从而劳动力得到优化配置，尤其使丰富的农村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人口条件开始发生变化，则意味着经济增长源泉面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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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晶晶（1981-），女，汉族，四川省德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肖明智（1981-），男，汉族，湖南省益阳市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一般均衡模型、宏观经济分析；褚婧（1987-），女，汉族，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老年人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评估。
收稿日期：
201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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